1、中美俄三角关系一种超越建构主义的文化分析中美俄三角关系：一种超越建构主义的文化分析马风书(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济南250100)【摘要】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中美俄三角关系是由中美俄三国共同建构的，是三国的观念使然。由于三个国家对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以及各国在体系中的身份、地位等的认识既相同又相异，由此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非敌非友、相互借重、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然而，建构主义对体系中每个个体内部的文化显然重视不够，因此影响了对中美俄三角关系成因、性质和未来趋势的深人分析。本文意在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中美俄三国内部文化的视角对三角关系进行探讨。【关健词】中美俄关系;战略三角
2、;建构主义;文化【作者简介】马风书，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俄罗斯文化与外交。【中图分类号】D1; D61 【文献标识码】I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4-0013-18自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和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在西方兴起以来，从文化视角研究国际关系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它为人们重新审视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更深刻地探讨当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极具说服力的分析范式。然而，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文化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因突出强调整 体主义而对国别文化重视不够。在对中美俄三角关
3、系进行文化分析时，这一缺陷异常明显。中美俄不仅是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的国家(分别从人口数量、综合国力和领土面积来看)和国际体系的重要角色，而且代表了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类型。除了体系层面上三国的“共有知识”外，其个体层面的“私有知识”对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趋势亦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国际关系的文化视角及其意义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变量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其影响却迅速扩大，并形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学派文化学派。它着重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背景、文化变迁、身份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分析其之所 以如此决策和行为的深层根源，并根据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文化分配方式判断
4、其性质及趋势。在这里，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受到了普遍关注，文化本身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理论界长期占居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把国际关系确定为冷冰冰的物质关系，一种由不同国家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的多少、大小、分配方式、结构特点和目标指向所确定的关系。在这里，各国决策者和人民被设想为完全相同，对任何事物拥有完全一样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并且用同一种逻辑去思考、决策和行动。这一学派曾以其严谨的学理分析和大量实证说明为自己赢得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然而，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局，特别是冷战的结束，现实主义理论日益暴露出其在现实解释和前景预测上的苍白无力。作为对现实主义理
5、论的反思和批判，从不同视角研析国际关系的理论流派开始纷纷涌现。其中，发展势头最猛、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建构主义”的一派。建构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它认为，拥有物质内涵的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并发挥作用，首先是观念使然。物质是无意识的，它不会自动产生任何社会结构，只有运用物质力量并在某种观念支配下的行为主体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1(p1)。其次，它从国际关系体系整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认为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建构主义等文化学派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
6、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将国际关系从一种简单僵硬的物理关系变成了活生生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它对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也正是 十几年来它之所以在国际关系理论界获得突飞猛进的主要原因。建构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它将文化、理念等主观因素引人国际关系领域，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和社会特征，也使世人对世界的未来产生了更多的希望。然而，建构主义也有其理论不足，从而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它的实际意义。其中最明显的是，它对国家行为体内部的文化重视不够。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行为体的不同观念建构了不同的国际体系，“如果国家以相互敌对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
7、霍布斯世界;如果国家以相互竞争的方式思维，就会创造洛克世界”1(p41)。而不同的国际体系文化(共有知识)则建构了不同的国家身份和利益，也影响了国家的决策和行为。霍布斯体系文化建构了绝对自私(“不顾他人型的自私”)的国家身份和征服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目标;洛克体系文化建构了“自我控制型自私”的国家身份和在保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上允许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利益目标;康德体系文化则建构了作为统一整体有机组成部分的“利他型”的国家身份和追求“集体安全与福利”的利益目标。然而，建构主义却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同一体系文化中的不同国家对体系规则为何会有完全不同 的态度?不同国家何以会有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8、一种体系文化何以会转变为另一种体系文化?国家的属性(自私与否)何以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答，就无法对国际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在国家内部寻找。另外，在任何一种国际体系中，不同国家对别国的认识和态度显然是不同的。例如，当前美国对许多国家的认识和政策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再比如，目前的国际体系被普遍看作属于洛克体系文化，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有生存的权利，但某些组织和国家却仍将消灭以色列作为自己的目标。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内部因素，尤 其是文化因素。鉴于这种情况，在运用整体理念主义理论框架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借鉴个体理念主义的分析方法，
9、更深人地探讨影响国家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国内文化因素。二、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建构主义分析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中美俄三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势力和影响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拥有无与伦比的霸主地位。而随着苏联解体急剧衰落的俄罗斯则基本上丧失了对世界重大事务的影响力，变成了一个地区大国。有学者甚至认为，它的 利益和势力范围目前仅限于其疆界以内。2(p34、p83)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势力和影响已突破地区范围，对全球性事务尤其是全球经济事务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三国的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0、。美国确立了确保世界领导地位、防止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挑战其霸主权威的国际战略，对被认为有潜力和可能向其发起挑战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了遏制。中国则在努力向国际社会宣示其和平发展目标的同时加强了反遏制的力度。俄罗斯也从最初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转向以“双头鹰政策”为核心的全方位、多极化对外战略，加强了对欧美的防范。主客观因素的变化事实上已将中美俄置于一种新的战略框架中，形成了新的战略三角。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逻辑，中美俄三角结构的形成主要是三国的观念使然，是由三国的世界观、目标理念、国家利益、战略决策和行为实践建构的。三方在国际体系层面的观念和行为既不完全对立，也不完全吻合，而是在分歧和矛盾
11、的同时又有某些交叉和重合，既竞争又合作，由此形成了三角架构。一方面，三国都确信它们彼此之间既非敌人亦非盟友，是一种“竟争+合作”的关系;三方都认同彼此的大国身份和大国地位，理解彼此在某些方面的大国诉求;都认为，在维护全球与地区的和平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扩散、保障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繁荣、通过合作解决国际危机和冲突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这构成了三方在国际关系体系层面的“共有知识”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与前提。但另一方面，中美俄三国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基本规则、彼此在国际新秩序中的身份、权力和利益等问题上观点不同，对某些重大国际问题的是非判断相异。由此，各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中出现了重
12、大分歧甚至某种程度的冲突。美国认为，西方世界燕得冷战的事实表明，以其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系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制度体系，是唯一能使人类彻底摆脱战争、暴政、迫害、不公和贫穷的先进文化，因此必须推广到世界各地，使其成为国际社会新的道德、法律基础和普遍遵行的准则。美国是光明世界的灯塔和旗手，实现这一目标是美国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伟大使命。由于世界上还存在某些“邪恶国家”、“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还有众多拒绝甚至反对西方文化的“异质”国家以及日益猖撅的国际恐怖主义，因此美国必须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和手段，迫使并引领世界走向“和平、繁荣、民主和自由”，为此甚至不惜一战，而且不惜单独行动。在这一
13、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唯一领袖的地位必须保持，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对其发起挑战。在美国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是需要改造而又有潜力且试图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异质文化”国家(多极化主张被认为是向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和不负责任的想法)，所以对中俄两国必须在战略上加以遏止，压缩其战略空间，同时改造两国的社会制度，并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最终使两国融人“西方文明世界”2(pp14、29、36、39、80、107-111)。这种思想构成了冷战后美国对中俄两国“遏制十接触”政策的理念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美国对中俄两国的认知和政策实际上是有所区别的。美国决策者认为，沙皇俄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14、表明，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侵略、扩张是其文化的固有特性。俄罗斯在历史上是一个善于乱中求胜、败中求胜的国家，在面临巨大的外部军事威胁和人侵时往往能迅速崛起，并大规模向外扩张。因此对这一民族必须“坚定防范”，并维持其“大而不强、弱而不乱”的状态。而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已成为美国各界的共识，对中国的担忧主要源于对这个大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担心它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把中国进一步束缚在现有的准则、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中”，“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不仅仅是一名成员，而且应该与我
15、们共同努力维护这个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3。同时要采取措施，特别是军事措施，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确保其“强而不斗”。此外，美国领导层有一个共识，即在未来夺取和巩固欧亚大陆控制权(这被认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的斗争中，必须防止中俄两国形成抗衡美国的“同盟关系”或“准 同盟关系”;否则，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将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美国利用自身的实力和战略优势，在中俄之间居中制衡，打拉结合，交替使用“冷俄热中”和“冷中热俄”两手。4中俄两国则认为，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16、促进人类和谐发展，必须加强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反对建立单极世界和独霸国际事务的企图。双方主张，世界各民族及不同文化都有生存的权利，各种文化应 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反对以任何名义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认为主权原则依然是国际社会的最高原则，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主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以多边集体为基础通过对话和协商决定”，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和“从外部强加社会政治制度模式”。双方倡导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集体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反对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
17、;主张尊重和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权威，反对单边主义。这种广泛的国际共识促进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然而，在涉及中美俄三角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中俄两国在观念和政策上亦有明显分歧。首先，尽管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顺利，但两国均不构成对方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双方都把对美关系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在政策定位上明显优于彼此间的关系。两国都把美国视为决定整个国际格局(包括地区格局)和影响自身利益的决定性力量，看作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中俄关系无论怎样密切也无法解决包括台湾、朝鲜、中日关系等在内的热点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的作用是至关重 要的;另一方面，无
18、论俄中怎样合作也无法完全弥补俄罗斯被美国排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在俄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和加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等问题上，美国的作用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在中美俄大三角中，中俄都希望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有俄罗斯学者认为，正因为如此，俄中在对美关系上很难保持一致，一旦问题触及自身的重大利益便各行其是。这种状况恰恰为美国离间中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决定了中俄战略协作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其次，对中国国力的快速发展俄罗斯人心态复杂，看法不一，在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有着不同主张。总体上，俄官方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给予了积极评价，并希望搭上中国
19、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也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然而，俄国内某些媒体、机构和官员对此却忧心仲忡，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要求政府修改对华政策，甚至主张联美制华。俄罗斯政治与军事研究所的一份文件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威胁从长远来看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10(p17)俄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实用政治学系主任.更把中国和伊斯兰激进势力及国际 恐怖主义并列，作为俄罗斯重点防范的“潜在敌人”。他在当代俄罗斯:挑战与应对一书中写道:“中国一直凯靓俄罗斯远东的领土。目前，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地区生活着约800万俄罗斯人，而对面大约是3亿人。而且在这800万俄罗斯人中混合家庭(父亲是中国人，母
20、亲是俄罗斯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与纯俄罗斯家庭不同，这些家庭大都是多子女家庭。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把关心世界各地华人的命运作为自己的使命。”“尽管中国对俄远东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野心大大弱化，但它同所谓战略范围和生存空间的思想以及中国人口对俄东部地区日益增长的压力一起，仍使人对北京的意图 产生怀疑。”而且，目前“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大约只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未来某个时间俄罗斯很可能与“共产党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在战争中，对手将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它在我们后方还有一支第五纵队(华侨和共产主义追随者)”。作者建议，作为应对措施，俄罗斯必须首先增加军费，“中国因素的存在意味着，
21、在解决大炮还是黄油这一两难选择时决不应偏向后者”;其次，与美欧建立欧洲大西洋军事同盟;最后，期望“在中国内部发生彻底的政治变动，从而引起它 的动荡。比如，中共丧失政权”5(pp17-20)。2003年秋，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也提出了与美国结盟的主张。6此外，在俄罗斯还出现了不作中国能源附庸和原材料基地、不向中国出售尖端军事技术和武器的言论。俄媒体上经常出现的类似议论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罗斯民众的思想和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与政策制定。再次，中俄战略协作实践的几次挫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互信。2000年7月，中俄元首曾针对美国执意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单方面发展和部署国家导弹
22、防御系统问题签署了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将 加强合作“坚决反对”美国的计划。然而，当2001年12月美国宣布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后，尽管俄杜马反应强烈，但总统普京只一般性地批评美国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表示这“不会对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主张俄美“应保持当前双边关系的水平”。这不仅使中俄在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稳定方面的努力付诸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退让及其与北约合作的加强(二十国机制)也使中俄两国关于反对北约扩大的共同原则受到损害，增加了中国对中俄战略协作可靠性及稳定性的疑虑。7石油管道问题上的一波三折也使俄罗斯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诚信
23、度大大下降，必然会引起中国对俄罗斯的重新认识。而中美关系最近的改善同样引起了俄罗斯对中国战略走向的猜疑。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研究员王宪举指出，一些俄罗斯人指责中国过去与美国联手整垮了苏联，担心中国目前再次利用中俄美三角关系谋取私利。2006年3月22日，俄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声称“在俄罗斯眼里，在目前公开反美的活动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同盟者，而是一个中立国”阁。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某些中国学者对中俄关系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担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的王义桅在战略机遇期考验中俄“伙伴”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在与中国交往中推崇不固定、不套住、留一手的做法，原因可能是俄罗斯对中国能否持续
24、崛起及崛起后果的担忧。而中国则出于对俄罗斯稳定的担心，也在积极推进能源多元化的战略，使石油进口、武器来源多元化，以分散战略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俄罗斯的需求减少，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自然会降低。”“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国际格局进人大调整时期，一旦调整期结束，中俄关系战略机遇期也就告一段落。”9关于“日本是近忧，俄罗斯是远虑”的议论也不时见诸中国媒体。最后，中俄战略协作的社会基础尚未巩固。中俄关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推动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民众对俄罗斯及发展中俄关系也表现得非常友善和积极。相比之下，俄罗斯中下层领导和普通民众以及新闻媒体对发展中俄关系要
25、消极得多，对中国的看法要负面得多。这也是“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一直很有市场的重要社会环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三:(l)二十多年的相互敌视在两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信任情绪依然存在。(2)俄国内尚未形成对华友善的舆论环境，新闻媒体经常发表丑化和敌视中国的言论，有些甚至充当了传播“中国威胁 论”的工具。(s)两国人民彼此缺乏应有的了解，相互间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10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行为体互动(包括话语和行为的互动)的产物，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基于上述观念，中美俄三国都从自身利益出发设计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自三个方向的预言和实践相互影
26、响、相互交织，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中美俄三角”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就会被不断再生产出来，除非它们的观念、话语、政策和实践发生根本转变。三、中美俄文化析论建构主义从体系层面为分析中美俄三角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但要进一步理解这一体系形成和存续的深层原因及未来趋势，就必须超越建构主义，分析体系内各行为体自身的文化，即所谓“私有知识”，因为任何民族和国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策都不可避免地受其文化的影响。历史上，美国曾被视为西方文化的边缘，就像一座孤岛高悬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独立战争后美国迅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更将其推上了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和无可置疑的引领者。中国作为四大
27、文明古国之一，历来是东方文化的发祥地和核心，无可争议地占居着东亚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领导者的地位。而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既受过西方文化的长期洗礼，也曾被东方文化强烈影响，由此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方因素在其中相互斗争和交融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社会态度和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形成了三国不同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并深刻影响着各自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东晋以后逐步形成了以儒、道、佛为支柱，墨、法、兵等多家学说兼而有之的传统框架。尽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经受了西方的强烈冲击，在富国强兵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口号下也经历了重大的自我
28、改造，但其基本架构和核心内容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下来。第一，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而非宗教型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土生土长的文化均是世俗文化，儒、墨、道、法、兵、阴阳、纵横、名、杂、农诸学说莫不如此。而宗教是从外部传人中国的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和最持久的当属佛教。由于它关于通过心性修持以求解脱烦恼和痛苦的思想脉络与儒、道两家的理论机理基本吻合，因而自东晋传人中国后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即便如此，宗教也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取得过支配性地位，从未发生过教权与皇权之争。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11(p151)第二，中国文
29、化是一种内倾文化，内敛自修、遵从自然、重教化而轻处罚是其关于社会治理和实现大同的基本途经。儒家理论的基点是“性善论”，强调人性本善和后天教化。在此基础上，所有政治行为也被伦理化、道德化了。“以德治国”正是这种伦理政治的反映。道家强调“勿位自然”、“天人合一”，亦重在人的自制、内敛。佛教则通过种种戒律教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此，“心性修养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12与此相应，除法家之外的各家学说都十分轻视处罚的作用，认为这是治身而非治心，治外而非治内，治标而非治本。第三，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性和宽容性极强的文化，主张各种文化“和而不同”，反对“文明冲突”。与西方国家追求单一文化信仰，
30、强迫别国接受自身文化甚至为消灭异质文化不惜一战(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传统不同，中国对外来文化来者不拒，各种文化和宗教在中国都可以生存和发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的传播也是藉其人性化的道德观念和富有哲理的社会思想，不强人所难，也不以武力为后盾。甚至，中国疆域的扩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依靠这种“软权力”取得的:在与外敌的战争中中国往往是战场上的失败者，但无论域外的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在战场上是否取胜，最终都归于统一的大中华文化之中，也就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第四，中国文化强调等级、稳定和中庸。在中国文化三大支柱中，儒家是直接关注社会治理问题的，因此被称为治世哲学、人世哲学
31、。儒家既肯定人内在的善性，也主张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等级和尊卑，所谓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认为不同阶层的人应各安其位，各守其礼，不乱纲常。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并达臻大同。此 外，儒家还极力推崇中庸之道，强调中和、和谐，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于偏。历史表明，这套理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极其显著和惊人的。第五，君主专制和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与等级思想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君权的无限性和神圣不可侵犯，强调“独制四海”和“受命于天”。但与此同时，君主也要受道德的约束，他应当是无与伦比的道德楷模、“德化天下”的圣王。同时，孔子还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孟子更提出了“
32、民为贵，社极次之，君为轻”的主张。都淦先生认为，这种君主专制下的民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的基本特征之一。13在这一思想支配下，中国人世世代代对政治的最高期盼是清官和明主，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严重缺失。第六，“和为贵”和推己及人是中国文化关于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要求。儒家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协和万邦”;道家倡导“不争”，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为三宝;佛教则提倡自利利他、上敬下和;墨家也主张“非攻”、“兼相爱，交相利”。罗素据此指出:“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它“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 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11(pp3-4、6、153-154)。为达至普遍和平与和谐，必须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原则。这是中国思想家在总结国内战乱纷争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第七，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在中国人的普遍意识里，家庭和家族的价值高于国家的价值，孝道利家成为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格守的道德准则，家族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皇帝称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