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进入二十世纪，城市化成为全世界的一种最为普遍的社会变迁态势。“20世纪是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全球大量的人口出生和这些人口的居住状况。1950年以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25亿增加到60亿，60%的增长人口都来到了城市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50年中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6倍。” 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是发达国家主导城市化的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晚期则是发展中国家主导城市化的时代；如果说20世纪是发达国家完成城市化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城市化的世纪。“世界正处于高
2、速的最大城市化中，欧洲和北美、南美洲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因此今后大部分人口增长都将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吸收，到2030年新增人口将增加一倍。” 那么，在世界城市化坐标中，中国的城市化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等全面的、综合的变迁过程，自然引起包括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生态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关注和研究，由此也出现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界定，乃至迄今为止还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没有获得最大多数人认可的界定。在人口学看来，城市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因此城市人口在一个社会中的比重代表城市化水平。
3、经济学则认为，城市化是指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出现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农业生产活动比重逐渐下降、非农活动比重逐步提升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学看来，农村人口之所以向城市迁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非农活动比重加大才是城市化的本质所在。地理学把城市化看作是人类居住形式在空间上的变化过程，认为在城市化时代，城市成了人类各种活动的中枢，人类的居住形式从农村居住点向城市居住点转变。人类学趋向于认为城市化是指人类从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主向以城市生活方式为主的转变过程。社会学则把城市化看作是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以乡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的变化过程。以上看法从不同角度或层面去理解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化的复杂多
4、样性。从这些不同看法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共性或相似性：首先，所有学科都看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其次，这种转移与工业化等非农化发展直接有关，人们从乡村向城市转移，是因为非农活动向城市集中带来的；最后，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会带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政治、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同学科都是依照自己的理论对城市化的这些不同层面进行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更偏重于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角度去看待城市化过程，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转移，不只是一种人口空间布局的变化，更是一种社会关系、阶层结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5、社会学之所以重视城市化的研究，是因为一个社会通过城市化发展，就会改变原来的社会结构形态，实现了从农业社会、乡村社会、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和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学看来，城市化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从这样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以及中国城市化在世界城市化中的位置，就会认识到，当前中国城市化实践正是中国追赶世界现代化的表现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联合国人居署编著，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于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5页。 同上，第3页。家，中国的城市化实践如何，不仅对中国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会严
6、重地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联合国人居署编著，贫民窟的挑战全球人类住区报告2003，于静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 王春光、孙晖，中国城市化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45页。 国家统计局对人口统计口径作了这样的说明：“1982年以前的数据以户籍统计数；19821989年数据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有所调整；19902000年数据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20012004年和2006年数据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数；2005年数据根据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陈映芳，“城市化”质疑，development/index.htm,2008。
7、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新肯定了城市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化特别是中国城市化战略、城市化布局、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体系、城市规划等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比较而言，城市化实践远比学者所想象的更复杂和多样，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具体的城市化实践进行有深度的调查和研究，才能突破目前重宏观轻微观、重经济轻社会、重政策轻实证的研究格局，才能在理论上有更多的创新，才能有助于更好地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本文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顾、分析和讨论
8、。一、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迄今为止，国内外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最普遍的指标就是城市人口比重，统称为城市化率。这实际上是一个纯人口学指标，这一指标并不是说对衡量城市化水平没有意义，但是至少并不能全面地体现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化水平高，像在拉美一些国家虽然城市人口比重高达80%以上，但是，却面临着严重的城市问题，比如贫民窟以及相关的贫困、犯罪、环境恶劣等问题。 当然，城市人口比重低，确实也不能表明城市化水平高，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是很低的，城市人口高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或特征。从这一点上看，城市人口比重又对城市化水平具有一定的指标意义。因此通常用
9、城市人口比重来划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10%以下，属于城市化史前阶段；10%到20%为城市化起步阶段；20%到50%为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50%到60%为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60%到80%为城市高度发达阶段；80%以上为城市化自我完善阶段和城乡完全一体化阶段。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以上的指标机械地去评价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城市化，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水平。首先，中国对城市人口的界定与许多国家很不一致，因为中国有着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用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来区分城乡人口，这一做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因此也就影响到人们对当前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和城市化的看法，甚至引起了相当的混乱
10、。至少目前有不同的城市人口统计口径：城市户籍人口；城市常住人口；城镇人口等等。 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采用城市常住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化率指标，而城市常住人口指在城市居住生活半年以上的各类人口。但是，是否所有城市常住人口都具有城市化特征？仅仅用人口指标是否准确反映城市化？有人已经对此提出质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关城市化的概念注释、观念主张甚至政策导向，却多朝着人口、经济方面明显倾斜。城市化被简单地解释为人口学的过程，被等同于产业化，或者被解释为城市的扩展和再开发。人、社会以及生活、意识等方面的内容被忽略了。” 许多农村流动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11、如果将他们视为城市人口，是否会高估中国城市化水平？ 闻哲，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其次，城市人口比重间隔距离不等，怎么可以作为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标准？为什么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跨度达30个百分点，而其他的阶段跨度或为20个百分点或10个百分点？最后，对每个城市化阶段的质的规定并不是很明确和具体。但是，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以上的划分还是被人们广泛认可和引用。如果先不谈上文指出过的种种问题，二是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城市化进程，就会看到，中国城市化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年前中国还处于城市化史前阶段，到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刚达到10.64%，近90%的中国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从1949年到1979
12、年，中国处于城市化起飞阶段，到197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仅仅达到19.96%，还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从198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一阶段，步入更高的阶段（见图1）。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城市总数达661个，城镇人口即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5.7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3.9%，低于20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47%），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与此同时，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现象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和不平衡：2006年中国东、中、西部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4.6%、40.4%和35.7%；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为北
13、京和天津，分别为84.3%和75.7%。 由此看来，东部地区已经进入城市化基本实现阶段，而西部地区则刚刚步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总体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9年的时间；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地区已经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阶段。图1 1978年到2006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变化图0510*年份百分比(%)年 份 城镇人口比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确实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改革之前，特别是从1957年到1978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0.49个百分点，即从1959年的18.41%下降到1978年的17.92%。从1979年开始中国城市人口比重才逐渐提高。从197
14、8年到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以0.93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远超过日本上世纪20年代的速度（年均0.6个百分点），接近苏联1926年到1937年的城市化速度（年均0.95个百分点）。就1980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来看，中国城市化还有逐渐提速的发展趋势：从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净增7.02个百分点，年均0.7个百分点，而从1990年到2000年，净增了9.81个百分点，年均0.98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06年净增7.68个百分点，超过了80年代的10年增长水平。城市人口比重增速，只是体现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的一个方面。在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最近
15、十年中，中国城市发展扩张之快，前所未见。1990年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12856平方公里，2000年末达到22439公里，十年中扩大了9583公里，是1990年面积的1.75倍， 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网站的学术期刊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2006年末扩大到33660平方公里，比1990年扩大了20804平方公里，是1990年的2.6倍，翻了一番多，比2000年扩大了11221平方公里，相当于1990年全国建成区的面积，是2000年的1.5倍。与此同时，城市实有道路长度大幅增长，从1990年的9.5万公里，到2000年的16万公里，再到2006年的24万
16、公里，在短短的16年时间中城市道路净增1.5倍，翻了一番多，从2000年到2006年的短短6年时间内净增了8万公里，接近1990年全国城市道路总数。当然，基础设施的快速改善是以大量投入为前提的，1995年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56212.4亿元，2000年达到了91641.7亿元，快接近翻番，2006年扩大到299682.1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27倍，比1995年增加了4.3倍，翻了两番多。城市其他方面的变化也确实日新月异，体现了城市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有了质的飞跃。在中国，不仅单个城市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城市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和交流，已经出现了已初具形态的十大城市
17、群：以上海为龙头，涵盖南京和杭州等几十个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和深圳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厦门和福州为主的海峡西岸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的辽宁中南部城市群；以青岛和济南为中心的胶东城市群；以郑州为龙头的中原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中心的中南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川渝城市群；以西安为龙头的西北城市群。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最高体现形态不是所谓的“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并非始于70年代，而是20世纪初城市人口到总人口一半以上时就开始出现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类社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具有必然意义的
18、理性选择，与仅限于70年代的逆城市化有本质区别。”显然，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期，并在孕育着更高阶段的城市化发展，特别是城市群的出现，以及沿海城市化先行发展，突出地昭示了这一点。当然，要从更开放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城市化，也不应局限于城市自身或某些城市范围去讨论中国城市化。从宏观上简单地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后，更有必要从更具体、更微观的层面并多角度地去透视中国城市化实践。二、中国城市化主体和城市化模式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当前对城市化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宏观的战略层面，而在宏观的城市化进程下面涌动着非常复杂、多样和具体的城市化实践活动，透过对这些活动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调查研究，会
19、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城市化的理解和把握。社会学对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城市化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影响。在社会学看来，各种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和重组。在谈论社会关系的时候，必然会涉及作为关系载体的社会行动者。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各种角色的社会行动者，自然也会引起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将这样的行动者称为城市化主体。在城市化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者担当着城市化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体层面的行动主体，主要是作为城市化行动者的个人，包括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市民等；二是组织层面的行动主体，包括企业、社区组织、政府、民间组织、城市等等。不同层面的行动主体在城
20、市化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行动、处境以及发生不同的互动关系，这反过来影响乃至型塑着中国城市化模式、特性以及社会关系结构。从中国城市化实践来看，个体层面的行动主体由于在行动表现上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动城市化者，另一类是被动城市化者。而组织层面上的行动主体由于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力不同，也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导性城市化主体，另一类是从属性城市化主体。这不同层面的行动主体在实践中相互影响和作用，造就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一些独特性。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所谓主导性城市化者，是指那些自愿、主动地去拥抱和加入城市化的人们。在过去30年中最大
21、的主动城市化者群体就是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进城，接受城市化，是出于他们的自愿，是他们主动做出的选择，而不是出于他人或某种组织的强制，因而不是被动的。当然，如果按推拉理论来看，确实有强大的力量将他们推向城市，比如因农村劳动力过剩而出现就业不足、农村收入低而城市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等等；但是，从决策上看，他们仍然是自己主动做出进城抉择，因此，我们将他们称为主动城市化者，而不是被动城市化者。与之相对应的是被动城市化者，他们在进入城市化的决策上可以说没有主动权的，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城市化浪潮都会将他们裹进来，毫无商量余地。当然，这些人并非都不愿意城市化，只是他们的城市化是不
22、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都发生的。最典型的人群就是城郊结合部的农民，他们因城市向外快速扩张而被卷入城市化过程，他们自己对此基本上没有选择余地。这两类城市化主体在实践中从个体层面使中国城市化表现出两种模式，即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个体层面的这两类行动主体在不同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行为、处境和问题。主动城市化者对城市化没有什么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城市化不仅是他们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而且也是一种生活追求，他们大多数人渴望城市化，更加积极地接受城市化。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的积极行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他们要实现城市化既离不开其他城市化主体的接纳，也受到他们是否具备让其他城市化主体接纳他们的能力的影
23、响。他们虽然在城市化上有着一定的主动抉择的行动能力，对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建构性影响，但是他们毕竟还属于个体层面的行动，不可能不受制于组织层面的城市化主体的影响，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化主体的制约。由于城市社会对进入城市设定的制度门槛以及主动城市化者的能力差异，他们在城市化中的表现也很不相同，城市化水平很不一致。因此，在作为最大的主动城市化人群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少数人在过去几十年里获得了彻底的城市化，而绝大多数人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维持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他们虽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却没有在制度、社会地位乃至某些生活和文化层面实现城市化。因此，
24、仅仅强调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转移过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体现城市化的实质，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全面的城市化。中国政府在统计中已经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的农村流动人口归类为城市化人口，但是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社会地位显示他们没有彻底城市化。他们的数量至少达到1.2亿人，如果扣除这部分人口，那么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可能就不是43.9%，而是33%。然而，他们确实已经进入城市，显然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通过教育等机制实现城市化的那些人也属于主动城市化者。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人口只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城市化：考学、参军和城市少量的招工。由于当时国家给的考学、参
25、军和招工指标非常少，因此，只有非常少的农村人口有幸获得城市化机会。在这种状况下，获得进城机会的农村人口仍然不是主动城市化者，而属于被动城市化者。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国家扩大高考录取名额，特别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扩大高校招生人数，使得农村青年学子有了更多的上大学机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城市化机会。他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行动做出选择：要么好好努力，争取考上大学，要么在完成义务教育后就寻找就业机会。当然，大多数农村青年还是希望通过升学考取大学赖获得城市化门票，因为相比外出进城务工经商的方式，考学是一种更稳定、更体面、更有可能融入城市社会的城市化渠道。2004年，
26、全国高校（本专科生）招收447.34万学生，其中农村青年考入大学的达230万人，占51.41%。虽然并非全部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都会留在城市，但其中的多数人是会成为城市居民的。他们的城市化路径是：大学毕业，在城市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然后成家立业，由于现行制度对他们的城市化没有什么障碍，而他们又有较强的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 蓝玉蕴，都市里的村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页。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
27、，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页。学习能力，因此他们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容易彻底城市化。不过，现在由于大学生数量大增，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跟不上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因此，大学生在城市的就业面临不少困难，从农村进城的大学毕业生尤其如此。于是，中国就出现了大学生“民工化”问题，即他们在城市跟民工一样从事着不稳定、低收入、无户口的工作。当然，正如上面指出过的，主动城市化者的“主动”是相对的，只是就他们选择进城这一点而言，或者说他们如果不选择进城，还可以在农村居住生活，至于他们是否能真正彻底城市化，这却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也不是他们能够“主动”实现的。从这一点看，他们也有许多被动的问题。至于被动的城市化者，
28、他们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他们于农村流动人口不同，没有其他农村地方供他们选择，因此，只有城市化这一条道可走，否则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城郊结合部的许多农民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命运。在过去30年中国城市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原本是近郊的农村村落，或者成建制地被城市肢解而消失，或者被城市包围，成为没有耕地的“城中村” 或“都市里的村庄”。从1985年到2006年，中国的村民委员会数量从94.06万个下降到64.01万个，净减30.05万个，平均每年有14309个村委会消失。当然，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究竟有多少个村委会因为城市化而消失，或被吞并，或被肢解，但是，显然有不少“村落的终结”是城市化的直接结果
29、。2001年，我们去广州调查“城中村”时，被告知该市有139个“城中村”， 还有不少村落已经消失在广州过去的城市扩张中。广州的“城中村”现象固然非常突出，但是全国各大城市也都存在不同数量、不同形态的“城中村”。被卷入到被动城市化中的农村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据称全国有多达6000多万失地无地农民，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由于城市不断扩张而致的，属于被动城市化者。相对于大量主动城市化的农村流动人口，被动城市化者有着一定的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第一，他们可以利用城市扩张的商机，充分发挥其所在的区位优势，对他们现有的房屋和其他固定资产资源进行经营，获得更多的收入。广州某“城中村”“利用5亿多元土地征用的集体补
30、偿金，征地盖起一栋栋酒楼、宾馆、商场，形成20多万平方米的集体物业，为村里带来丰厚的租金”。 温州市的一些“城中村”兴办五星级酒店，年收入在千万元以上。一些“城中村”的农民也充分利用自己原有的房屋（甚至将房屋加高变大），出租给流动人口，一些住户的年房屋租金收收入在20万元以上，少的也有几万元。第二，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对来说还享受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享受养老保险，村集体可以保留一些资产和耕地用于经营，早期还有些村民被安排到国有企业或单位，成为城市职工，等等。但是，被动城市化者也面临不少问题。首先，有不少人在从事灰色的地下经济活动，随时有可能会受到行政管理影响而失去原有收入来源。其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没有强有力的城市生存和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弱，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不少人被安排到国有企业工作，后来国有企业改制，他们成了下岗工人，就再也找不到工作，同时也没有了原来的村集体福利和收入，真正陷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