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研究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研究摘要：明清两代，保定府地处京畿重地，统领直隶、拱卫京师，因其独特的地缘因素，故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颇为发达。及第登科者层出不穷，为明清两代提供了大量的人才。这种现象的出现自有其原由，既有省会治所迁移的政治因素，亦有地近京师的地理因素，还有文化底蕴深厚、开立书院的人文因素以及行政首长大力支持的政治因素的作用。关键词：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后人誉之为“国家抡才大典”，不但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亦对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至明清时期，我国对于科举的推崇已趋于无可复加的地
2、步，明代甚至出现了“非科举勿得与官”的局面。而在科举制度上，清明两朝渊源颇深。盖因清朝多承明制，施行分省取士（从顺治九年（1652）开始，会试中额也有地域差异，分为南、北、中卷，并规定当年定额）。由于政府的格外重视，致使社会也逐渐形成了崇尚科举的风气。因此，明清两代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趋于鼎盛，科举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保定府密迩京师，为天下百八一十郡之冠，志书中有“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都，雄冠中州”之描述。作为河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一府，保定府在科举方面的成绩可谓突出。本文将从进士的数量及分布、进士的生成原因以及进士的功绩与影响等方面综合论述明清时期保定府进士的地域分布。一、 进士数量及
3、其分布考量保定府进士之情况，先要简要分析保定府所在的河北地区的整体情形。纵观明清两代的进士数量全貌，明朝26866名中进士，河北凡2289人，占全国总数的9.2；有清一代，录取进士凡26391人，其中河北进士2666人，占全国总数的10.2，于全国诸省之中，河北仅次于江浙两科举大省，在较为明显的南强北弱的明清两代科举格局中，河北执淮河以北地区科举之牛耳，同时也为北方赢得了尊重。由此，整个河北地区的教育水平之高，也可以窥见大貌。（以上数据引自刘虹教授所著论文河北科举于状元，教育评论，2005，4.）作为明代直隶于中书省的京师门户、清代的省府第一衙，直隶省的首府保定府在整个地区的举业里发挥着重要的
4、作用。（一）从时间来看，分析对比保定府不同年间的中举名额，可以看出保定府在不同时期的科举情况。表1：明清时期保定进士表 明代保定府进士表年号洪武建文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总计开科次数61835238651521627保定进士5011251011332517585431016河北进士44243246856982612542185387339751162清朝保定府进士表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总计开科次数8215保定进士578421482525102235327河北进士435499159484276309941362742666从表一可得知，明清两朝，
5、保定府进士凡578人。其中，明代保定府进士人数为251人，约占河北总数的11；清代保定府进士人数为327人，约占河北总数的12。保定清代进士要比明代进士所占河北进士比例要高，这个百分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明清时期保定地区政治、教育、文化发展变化。明朝保定进士分布的时间规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洪武到正统，这一期间进士最少，洪武开6科，保定考中进士5人。建文帝开一科，保定府无人中举。永乐开科8次，保定考取11人，宣德开科3次，考中2人，正统年间开5科，5人中举。这一阶段是保定进士的低潮时期，平均每科中举1人。，宣德前南北没有分榜，“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南方，所以不
6、利于北方士子的科场角逐。再加上保定府在明朝时不是直隶省首府，没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特别有利的条件，因此科举事业不是特别发达。二是景泰到嘉靖时期，为科举受益时期。这一时期共开科39次，进士人数为154人，平均每科录取保定进士4人。这是南北分卷的结果，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提高河北的进士及第率有利于稳定京城局势，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第三阶段是隆庆到明朝末年，共开科27次，保定进士及第人数为74，平均每科3.1人。这一时期为科举下降阶段，整个明王朝的统治也在衰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皇帝在其最后六年开科三次可见崇祯十分重视科举，希望利用科举来选拔人才力挽狂澜，摆脱统治困境。清代保定进士分布的时间规律大
7、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顺治时考中比例为13.1%,康熙时为16.83%，雍正时为13.2%，考取比重在整个清代都比较高。清朝开科取士之初，由于在整体上北方地域距离统治中心更近，受其辐射以及影响更为强烈，而且政治环境更为稳定，故而得益较大，尤其保定府距离京城咫尺之遥，在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尽快收服畿辅地区的人心，赢得士阶层的支持，大幅度提高河北的进士数量。作为直隶省首府的保定，进士数量自然大大增加。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真定移治保定，始定保定为直隶省省会，政治地位达到中国地方封建城市的最高点。省会为一省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升级之后，保定府集中了全省的优势资源，在
8、科举等方面的表现自然会有所不同。第二阶段为乾隆到道光年间，这一阶段呈下降趋势，乾隆时期保定进士人数占河北进士的9.92%，嘉庆时比例为9.06%，道光时为8.09%。这时统治稳定，河北不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地区，统治者也从全国范围内较为公平的选拔人才，以维护统治。清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已十分稳定，入关时给南人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需要抬升其政治地位以加以弥补，先破而后立，出于笼络南方知识分子之目的、朝廷考虑科举名额的地域分配以及南方本已具有的文化优势，举业的天平遂向南方倾斜。此时保定府的进士比例下降，还有一个原因是天津府的进士人数激增。随着天津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教育水平随之提高，进士人数也大大地
9、增加，保定的进士人数比例自然随之下降。第三个阶段是咸丰到科举废除，这一阶段保定进士人数没有增加，但是所占河北进士人数的比例却增加。主要原因与晚清政局有关。在太平天国北伐时主要战场在河北，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辛酉政变事件，接着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样使本来在举业上一家独大的顺天府乡试无法正常举行，这就不难理解这一阶段保定进士数额虽无增加，但进士比率却增加了的原因。（二）从空间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明清时期保定府境内各县的进士数量差别较大：表2明清时期保定府各县进士与户数统计表府县进士数量总数所占河北进士比例（）户数所占河北总户数比例（%）明清保定府清苑348211620.0726406.33高
10、阳22426411.0715403.69蠡县2127488.3029707.12安肃2618467.9617604.22定兴2416406.9223105.54安州1425396.8424205.80雄县1617335.7118704.49新城1510254.3339609.49束鹿1410244.1518704.49祁州317203.4615403.39博野136193.2923103.54新安613193.2912102.91满城712193.2912102.01完县116172.9419804.75唐县105152.6024205.80容城113142.426601.58大宁卫2791.
11、5630207.24保定0771.2123705.60庆都2240.698802.11望都0220.3512102.90资料来源：户数依据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P282、283结合地理实际分析保定府科举成绩的情况，可得出下述结论：东部地区强于西部地区，如排在前七位的清苑、高阳、安肃、蠡县、定兴、安州、雄县，其地理位置都处在保定府的东部地区。造成分布格局差异巨大的原因，自与地理因素干系莫大。保定府境内的地形西高东低，西部为太行山脉而东部为冀中平原。相比于崎岖难行、消息闭塞的山地地区，生于平原或是丘陵地带的士子的求学条件以及科考条件更为便易，而且平原士子因交通之利，受省会文化以及学
12、术氛围的辐射更为强烈，并且，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折射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而导致了一府之内地域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地域性聚集的现象。从上表还可看出，明清两代，清苑县进士数量一枝独秀，总数超出位列第二的高阳县几乎两倍，属于进士特别发达县。蠡县、安肃、定兴、安州等几个县属于进士发达县，但进士数量与清苑、高阳的进士人数相差很多。而庆都、望都等小县距离治所稍远，进士数量偏少，落差巨大、层次分明，显示出了以府治为中心向外渐渐扩散、势弱的特点。由此可见各县分布是极不平衡的，由府治所在的中心县城向周边各县辐射的网络结构。另外人口数量是影响一个地区教育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研究进士的一个重要方面。
13、一个地区的进士绝对数量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人均进士及第率就高，因此还应该从进士相对数量这个角度来分析明清时期保定进士的分布。 从表2中可以看出，进士比例与户数比例不匹配，并且差距较大。清苑、高阳、蠡县、安肃四县户数占保定府的20.36%，而进士数却占保定府进士的47.4%，几乎有一半之多。而完县、唐县、保定、庆都、望都、大宁卫户数占保定总户数的28.7%，进士数只有8.5%。其它县户数比例基本与进士比例持平。由此可以得出，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保定府的进士都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特点。总而言之，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各县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差距较大，造成进士人数分布明显不均衡。这与地区的文化积累
14、有关，又与该县的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文化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越繁荣，交通越便利，该县的士人考取进士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大。二、保定进士的盛产之由保定府盛产进士，究其原由，具体分析如下：1、区位交通便利为盛产进士提供了必要条件金、元时代，保定成为京师门户。至元世祖元十二年（1276年）始定今名，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明洪武初，保定路改为保定府。自明成祖迁都北平，河北地区便承担了拱卫京师的重要职责。永乐初内徙大宁都司于保定府，驻军逾万，负责京畿附近安全。保定府因扼于入京要道、南北主交通线之上，位置重要，区位交通十分便利。及至清代，保定府升格为直隶总督府治，作为河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地
15、位日益凸显出来，此间官衙林立、红顶云集，尽得全国风气之先，并且心理的趋向性也给广大邑人造成了积极入仕的浓厚氛围，故令士人学子无不心向往之。保定作为京师的南大门，保定的士子参加科举离京距离近，无论在时间、精力上都极有优势。正如保定府志所云：“士生其间何幸，密迩辇毂之下，洆泳道化之中，无间关负笈之劳，而取科名者属武也。”【1】保定占尽了地利，这就为多进士提供了有利的地域条件。保定府清苑、安肃、高阳、定兴等县都分布于保定府的东部。东部是冀中平原，平原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而且这些地区的信息传播速度也要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因此这几个县都是进士发达县。尤其是清苑县，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区中心地位。地处冀中平
16、原，位置险要，地域辽阔，西倚太行山，东临白洋淀。清代时直隶巡抚由真定移治保定时，治所就在清苑境内，清苑县治所成为了府治所在地，亦是全府的政治、文化中心，各项资源均为全省之冠，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到省内最高学府莲池书院学习或按时应考者总是“以清苑为最”，属“首沐教泽者”，这一优势其他各县万难相比，所以清苑县的人才出产机会也相应增高。这也解释了清苑进士数量从明代的34名到清代激增至82名的原因。相比之下，庆都、望都等县距离治所较远，经济文化落后，人口数量少，信息不畅，因此所出进士寥寥无几。2、厚重的文化底蕴为盛产进士提供了必要的人文条件由于历朝历代的不断积淀，保定府的人文气息可谓厚重非常，这也
17、为明清两朝保定进士的层出不穷埋下了伏笔。保定建城数千年，为尧帝故乡，历史悠久、文化绚烂，史上名人辈出，灿若星河。保定府教育事业源远流长，宋代设州学，明代有府学，清代建有书院，学风厚重，历朝不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选拔制度发展至封建社会的顶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前代定调成为了明清两代从显贵到黎庶的统一价值观，“学而优则仕”的得以思想深入人心。良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可以提升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进而对科举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保定是状元盛产区，这是保定文化发达的表现。状元的产生，尤其是文状元，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严格、良好的学校教育，必须有较高的知识背景和较深的知识积累。由河北的科举与状元
18、可得知，自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282年中，河北状元可考者凡38人（包括武状元3人），其中保定地区有13人（包括武状元1人），总量占全省状元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为我国北方地区之最。其中唐代定州人崔元翰、辽代高碑店人王裳以及元代徐水人王宗哲三人更是“三元及第”（集解元、会元、状元于一身）的传奇学子。需知，在中国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上，“三元及第”者仅有13人，说是百年一遇，亦不为过。由此足见保定府一府之内，人才代出不穷、举业长盛不衰，这些前辈楷模大有为后世垂范的积极效。除了浓重的文化气氛还有良好的民风也为保定进士层出不穷提供了有利条件。定兴县“四民足而多富室，
19、又多中贵人，缮宅治产甲诸邑，久之皆邑人有也，邑是以无耗云”【2】，博野县“地势广阔，民物蕃庶，男务耕作，女专织纺，力于衣食之本，是以生计不詘，而粮差不累，亦以西不近山，东不近水，沃土之民而又继之以勤力，是以公私无不可失业也。”【3】高阳县“风土深厚，民性质朴，赋税无愆期，邑僻易治，保定河间两郡界往来经焉。”【4】明清时期定兴的进士为24、26名，博野为13、6名，高阳为22、42名。而完县“地瘠民贫，里胥欺诡不明而豪猾侵没，莫之诘也，嗟乎！流俗不变，负何时而绝乎。”【5】唐县“其地多山，而瘠节年钱粮拖欠不完，解马多不及式，且后期虽良吏莫能振也。”【6】庆都“邑据要冲，桑麻万井而赋税加重，视他邑
20、倍，无乃兼并之家。”【7】明清时期完县的进士数量为11、6名，唐县为10、5名，庆都为2、2名。很明显这三个县的民风比前面三个县的风气要差一些，所以科举及第数量也相差很大。3、教育机构以及书院的作用一个地区的科举数额与其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学校的设立和光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学校之设，王政首务，人才盛衰，教化隆替，风俗纯驳，胥于此焉”（明高燿重修保定郡学泮池记），但不可回避的是，书院设立的终极目的带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是为使广大士子“由学宫而登天府”（明蔡肇庆保定府学进士科贡题名记），科举功名还是置于首位的，因为数字为王的进士总数是考量一地科举发达与否的唯一量化标准。明清时期，
21、保定府府学、各县县学、书院、社学、义学皆备，而且多有恒产，比如学田的设置，可以满足日常的开支运转，各教育机构的建制也相当完备。行遍保定全境，处处可闻琅琅读书声，这些为数众多的教育机构，每年为保定府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府学作为明代保定府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其规模之宏大，从保定府志所载的府学宫图可以清楚看出。明嘉靖六年（1527）时保定府修建尊经阁，“此一郡之盛概，学宫之伟观也”（明冯兰保定府儒学尊经阁记），已然成为了保定府的地标性建筑。而行政级别略低的清苑县县学也不遑多让，明代重修时“广得七丈余，深得四十余丈”、建筑物“饰以琉璃，金碧炫目”，且“屹然雄峙”（明高燿重修清苑县庙学碑略），气势不凡。保定
22、府明清两代的众多书院之中，以莲池书院名声最大、地位最高，故下文详细论述其作用。莲池书院作为清代直隶省最高文化教育中心，存在时间长达175年之久，乃是清代直隶官办书院的唯一代表。自宋代以降，民间兴办书院的热潮不可遏制，至清代时，此风大炽，雍正十一年（173年），下诏名令各省省会创办书院，并赐银资助，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奉谕而建，由于其背后深厚的官方背景，故而莲池书院甫一落成，即由强大的国家力量决定其成为全省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心。清廷对于莲池书院亦极为重视，乾隆皇帝六次巡行保定府，三度视察莲池书院，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以历史的眼光回看，保定府科举成绩突出，与莲池书院的作用十分密切。作为广大学子心向往之
23、的求学圣地，莲池书院始终保有强大的吸引力，甚至外地学子也不远千里负笈而来。莲池书院的历任院长均是名儒硕学，可考且著名者如张叙、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何秋涛、李嘉端、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这也保证了书院的教育质量。同治八年（1869年）院长一席出缺，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亲自过问此事，并与候选继任者信札往来，足见官方对于书院院长一职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晚清直隶文化的一大贡献即是在莲池书院诞生，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设局于莲池书院编修畿辅通志，延聘黄彭年为总纂，历时十五年乃成，内容宏富、考据翔实，为清代省志之巨擘。书院自开立之日起，延聘海内鸿儒巨匠掌学施教，虽然以科考得第为终极目的，但
24、是务实不务虚，并不是专事制造八股机器的刻板学堂，而是大胆吸纳时代前沿气息、初具现代大学雏形的高等学校，开立百余年间，成就十分辉煌。值得一提的是，当科举制的弊端凸显出来的时候，末任院长吴汝纶未曾抱旧死守，而是通达时变，革新进取，先后在书院开办了西文学堂和东文学堂，引进外教，培养宏济时变的人才。在戊戌变法废除八股文的时候，还主张“直应废去科举，不复以文章取士，举世大兴西学，专用西人为师，即由学校考取高材，举而用之，庶不致鱼龙混杂”。（邢赞亭莲花书院回忆录见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4、行政长官、地方士绅的鼎力支持科举制是为巩固统治服务的，清朝入关定鼎之初，统治阶层急需笼络知识分子为其政权服务，一旦江
25、山稳固、天下同风，开科取士的积极性便会有所消减：自顺治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46-1661）的8科取士3064人，平均每科录取进士383人；自康熙三年至康熙六十年（1664-1721）的21科取士4088人，平均每科录取进士194.7人，录取比例霄壤之差，由此也可略窥清初时期统治者急欲巩固政权的迫切心理。科举成绩的取得，必然与政府的助推密不可分。地方行政长官多数为科举出身，从一种体制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作为一台国家机器的齿轮，必定会竭力维护该体制的稳定和发展，从而以使其自身价值得到承认。基于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大力扶持辖区之内的举业发展。即便是他途入仕的高官，考虑到维护国家统治的稳定，也会认识到这
26、一点的重要性。尤其是唐宋以后以来最高统治者把科举及第人数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地方官员更加重视地方的科举事业。据光绪保定府志学校一记载，保定府以及各县的历任行政长官下车伊始，无不率先视察府学以及县学，或“下车诣学”（明刘行素重修保定郡庠记略、）、或“下车谒庙”（明董复亨保定府重修儒学记略、清麻典重修儒学记略），所谓“百务具举，而于学校尤拳拳注意焉”（明高燿保定府重修庙学记）。见其不尽人意，便立即启动重修计划，前后相继，“后先守是郡者留意学校，累加缘饰”（明董复亨保定府重修儒学记略），说明历任官长在兴学方面的一体同功。另外，在重修抑或扩建学校、文庙之时，官员捐俸兴学乃是常态，修学
27、经费往往由官员“捐俸足之”（明刘铉重修清苑县庙学记略），或“郡邑诸公处足之”（明刘恩重修清苑县学记略）。更有甚者，清苑县庙学重修后规模空前，但“不伤于财，不烦于民，皆沈君（即清苑县知县沈应乾）力也”（明高燿重修清苑县庙学碑略）。总之，官员对于保定府境内学校修建的重视，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历朝经营，代不乏人。书院方面，知县们也贡献颇多，营造时或捐或建，如安肃县志记载，乾隆二十四年知县谢昌言创建古遂书院，四十三年时知县张钝捐建凤山书院；定兴县志记载，道光二十四年知县梁宝书捐建河阳书院。类似的例子之多，不胜枚举。在地方父母官的号召下，地方士绅也积极主动支持举业的发展，他们积极参与县学的修复等。例如定兴
28、县“河阳书院在北门内路面，道光二十四年知县梁书宝同邑人鹿传珦等创建，奎文书院“在西关文昌庙，举人张浩募捐倡置”。“紫封书院，在固城店大街，同治十年邑人刘灼等重修。”由捐纳而步入政界、督建莲池书院的直隶总督李卫， “不甚识字，而遇文人甚敬”。正是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尊重，才会使身为“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折节下士、礼敬文人，从而抬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使得更多的门外人想要跨入文人的行列，应举者相望于路，进而推动科举教育的兴盛发展。另外莲池书院的兴建也体现了统治者的重视。历任总督常到莲池书院巡视，仅乾隆皇帝就三次到书院视察学生的课业，并且题诗：“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
29、，风开首善为倡率，文运方当春午时。”乾隆帝还写诗嘉勉院中的师生：“兹来阅诸生，颇觉知趋向。所期正学敦，讵夸词藻畅。处为传道器，出作济时匠。朴方在此，勖之毋或忘。”封建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实则不止上文几例，论及保定府的文教发展，则不得不提直隶总督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直隶总督作为清代各省总督之首，国家头号的封疆大吏，自来都是由朝廷委以重臣担任。其中多位直隶总督都对保定府乃至直隶全省的教育事业贡献良多：那彦成擅书，因家学渊源之故，收藏历代书法精品甚多，且对每贴皆有评识，“为前贤发其幽光，即为后来导以先路，按其时代嵌于莲池书院南楼壁间，地邻讲学，多士咸可观摩，亦艺林一翰墨佳话也”（王壮
30、弘历代从帖）。自那氏之后，莲池书院师生大多工书，以至名家辈出，其对保定乃至直隶的文化贡献，已然超出了科举的范畴。曾国藩于1869年抵达保定就职，同年即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弘扬学风、褒扬先贤，并亲自主持课业考试，关怀之情，足见殷切。另外，方观承、李鸿章等为莲池书院拨款购书，以备士子之需，也体现了保定所在的直隶省最高行政长官对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这都表明保定士绅积极响应政府倡导并参与兴学中，为保定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三、 著名进士的历史功绩与影响 明清两代保定府在河北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与进士这一社会精英群体的努力自然密不可分。进士本身作为杰出的人才，他们或是入仕从政，或是专研学问，都会在各更擅胜场的领域之内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其所做之贡献、产生之影响，反过来也为其本籍增光不少。下表对保定府进士的政治生涯进行分析：【表一】明代保定进士担任职务数量比例（）知县114.38知府（州）207.97巡抚、布政使187.17尚书、员外郎等中央各部任职9437.45 【表二】清代保定进士担任职务数量比例（）知县922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