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的主要变化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
2、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题应当思考。 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开发一片的道路（
3、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 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
4、数都是前代开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著发展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改变为清代的11 。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
5、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 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
6、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都在原有的粮食生产之外，发展了新的优势产品。例如在清代四川，蚕桑的发展，使它成为全国几大产区之一，每岁获利不下数百万金；棉花棉布，在与湖北输入品竞争的同时，可以销往云南、贵州，或千里以外；隆昌、容昌麻布，贩至京师，遍及各省；红花则远销江南，烟草可销售湖广、河南，它们的收益都远远超过了粮食种植。四川就这样提高了它的生产阶梯，能够在长时间内养
7、育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 四川盆地的发展已显示出一种新的模式，但是它还不够典型。最典型的例子也许还属广东。 古云“东粤自来多谷”，一向作为中国稻谷主产区的广东，到了清代，却变成了稻谷的大量输入地区。据说康熙雍正年间，广东一岁所产米石，仅支半年有余，即丰收而乞粜于广西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民国年间，每年输入粮食平均为一千二百多万担。 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遂走上了一条主要致力于蚕桑、塘鱼、果品、甘蔗等生产以至“民富而米少”的道路。 例如，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力农本务无几。其乡地如棋盘，周回三十里，黑脉者堤，方格者池塘，池塘养鱼，堤以树桑。
8、所产鱼苗，贩往两粤郡邑以至豫章、楚、闽，并从外地购回米谷。据称九江利赖多藉鱼苗，次蚕桑，次禾稻，次园眼，次芋。粮食生产只能位于鱼、桑之后，占据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这样一个地位也不能长久保持。乾嘉以后，民多改业桑鱼，无田可植，几乎全部地土都改为基塘，不再生产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余石。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说明其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输入。综计一年所需，可达7080万石之多！ 与九江为邻的顺德县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以田入歉薄，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民舍外皆塘。每岁鱼价以数万计；而蚕凡八熟，所售丝价，每一墟期辄以万计。龙山人口，嘉庆初年通计不下十余
9、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乡。咸、同之时，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与之相邻的顺德县龙江乡，道光年间也是旧有稻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 全部依赖外来谷米。 与九江隔江相望的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亦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而鱼利最饶，常舟载而鬻诸省会。 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区人口，在道光年间当不下5060万人，每年需输入的米谷，约为200万石。这当是一个很大的数值。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九江四周不过是桑基鱼塘区的一小部分，在清代，这一区域还包括西起西江西岸，高明、鹤山的沿江地带，东经南海，以至顺德整个南部地区，南到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根据现代卫星象片等量测，在19
10、80年左右，珠江三角洲上桑基鱼塘的总面积为1172平方公里， 约占三角洲总面积的10，总耕地面积的22。应当指出，这一数字与清代所达到的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我国著名的传统产品蚕丝生产中，粤丝从清末以来便占有三分之一的产量，其绝大部分即为三角洲所产。珠江三角洲以小得多的面积能与长江三角洲的蚕丝产量相抗衡，足以说明其产量之丰富与产区之集中。 在鱼、桑之外，还存在大片的果品种植和果基鱼塘，象顺德陈村周围四十里及从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又至增城沙贝“蔽亏百里”的荔枝、龙眼产区，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动以千顷计”的甘蔗产区，以及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和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也是不
11、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在顺德县，据光绪年间估计，已是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1）粮食生产在珠江三角洲已不占主业的地位，而只是农村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不少地方已经不种或很少种植粮食作物；2）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养蚕、饲鱼以及各种果木和经济作物栽培，已成为该地的主业和经济的重心，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农业的唯一出产。这里我们尚未计入农村经济中传统工业的部分。 广东珠江三角洲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转变，它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我们应从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来作考察。 在宋代，广东及其毗邻地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都是盛产稻米的地方，并有不少剩余可以运销其他省区。如广西生齿不蕃，
12、需谷不多，故谷贱莫甚，只得销往广东等地。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将如何发展？看来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米谷销路，从而扩大其生产；另一个就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明清时期广东经济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在历史上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粤、桂、湘、赣诸地的米谷就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各自生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这可能也是我国中南地区很长时期发展迟滞的一个原因。不过，他们现在面对的已不仅是如何扩大产品销路，而是如何使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梯的问题了。不错，无论是江西、湖南还是广西，在米谷这一主产作物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获利的生产，我们往往在各地都能看到这类记载，他们势
13、必也曾程度不等地开展过这样一些经营，或说在较低的水平上调整了自己的生产结构。但是，他们谁也没有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优势突出，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并像历史事实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当面临上述各方面压力时，广东珠江三角洲既拥有较高的机会成本和广阔的发展可能，自然就要放弃米谷，而去从事收益较高的其他经营。大量将稻田改为鱼塘、蚕桑、果木、甘蔗、蒲葵等现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珠江三角洲从粮食开始，逐步退出若干生产经营，使农业逐步向较高层次，向经济上更能获益和几乎独具优势的品类发展，从而实现了农业结构的转变，并终于使它成为一个“繁盛甲于中国”的省份。 这，就是近几百年广东
14、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研究地区经济，不能不把它放在一个较大的区域环境和较长的历史背景之中，否则就难以充分了解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确切含义。 清代广东的上述转变，是否由于本省生产能力不足以应付本地的需求，从而“被迫”做出的一个反应？这种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事实上，追求本省粮食自给，在广东并不是不能做到，但这样就会丧失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一些地方粮食的自给，也未必能始终保证。 在人地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珠江三角洲农业的这一发展，不仅对其自身，也给周围地区带来益处。它扩大了对粮食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广西等地的生产优势得以发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15、。如广西从历代统计人口不到200万人，昔日“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态，到清代发展到近千万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汲汲于谋求米谷输出的扩大。 另一方面，在从广西输入米谷、木、牛等产品的同时，广东也供给广西果品、糖、盐、铁器、陶瓷和各种纺织品。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区域间各自发挥优势的经济交流关系。 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发展，已具有不仅局限于小区域内的更大意义。当时实现了经济较高发展的地区，除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外，还有江南长江三角洲，以及华东、华北、华中棉区中心地带等一些地方。地方虽然不多，但意义十分重大。 三 如果说清代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可以作为新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那么，另一种模式的典型就非江南长江三
16、角洲莫属了。 在清代中国，一方面，以农家手工为主的传统工业走上了一条广泛而分散的发展道路，以满足当时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工业需求；另一方面，在江南长江三角洲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产值为主要收入的“传统工业区”。可惜，这一事实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多把眼光集中到了江南地区的其他问题，而忽略了它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基本含义。 从地区发展的角度观察，近几千年，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先是在西部关中一带，然后逐渐向东、向南移动。这样一些地区被称为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它们大体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即粮产丰富，经济繁荣，人口稠密，并能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在很长时期里中央政府都设立在这种区域之内，古代史
17、上那些国都东迁、西迁的故事，可以说都与基本经济区的演变密切相关。 但在宋代以后，中央政府与基本经济区开始分立，南方的经济地位也开始超过北方，并逐渐取得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在这中间处于关键位置的，恰是江南长江三角洲。到明代以后，处于全盛期的江南开始显现出与旧有基本经济区的不同发展形式，并导致出一系列的后果。 丰富的粮产，曾是江南成为基本经济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北宋以后，据称京师漕粟多出东南，而江浙居其大半，南宋时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从此江南就成为中国稻谷的主产区之一。但江南的经济发展是否就依靠着粮食生产呢？不，并不是的，因为正在明清时期江南发展到全盛之时，其粮食生产的地位开始下降，
18、并从外地成百成千万石地输入粮食。因此可以肯定，在早期的一个发展阶段之后，粮食生产并没有在江南的发展中起到带动的作用。在江南经济中起到这种带动作用的，不是粮食，而是其他产业，特别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地区性的，而是引发了全国经济面貌和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棉花生产，早期只存在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离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相当辽远，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也不发生影响。以后棉花在中国广泛传布，直至今日成为世界第一大棉产国，大约是自宋代开始，“关、陕、闽、广，首得其利”； 到宋代末年，开始传入江南松江一带。从此，江南棉花种植就与棉纺织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能“兢相作为，转货他郡”， 带有较
19、强的商品性质。这种商品性是棉业从始即具有的一大特点，它贯穿和影响了棉业的整个历史。 到明代，夙以“佳禾一穰江淮为之康”著称的松江地区的粮食生产，就逐步为棉作所取代。棉花种植不但在长江南岸（如嘉定县、太仓州等地）大为扩展，也伸展到北岸。明代末年，今日中国的三大棉区（华东、华中和华北棉区）的雏形，已初步形成。 其中江南棉区更是“鹤立鸡群”，独居首位。 这样江南就成为首屈一指的棉布产区，销路几乎遍及各省。如嘉定棉布，贩至杭、歙、清、济，远及蓟、辽、山、陕；上海标布，俱走秦、晋、京、边，另一部分中机布，则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松江府更以俗务纺织，“为天下第一”，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当时，华北、
20、华中以及西南的棉纺织业还比较落后，华南闽、广等地虽善纺织，但多局限于本地市场，因此唯有江南一枝独秀，面对各地的巨大需求，颇有应接不暇之势。 明代江南棉业的特殊地位，显示出明代中国棉业的发展尚不充分，以及当时的经济重心太过偏于东南。这种局面迟早要发生改变。明清鼎革之后，中国棉业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由于本地纺织业的发展，已不像过去那样依赖江南的棉织品，江北山东等地的棉花也不再输往江南；除山东外，江南棉业丢掉的还有湖广、江西、两广等市场； 并形成了棉纺织品山东销东北、湖北销西南，以及广东销广西的新局面。但不久之后，江南的贸易之手又伸到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以至东北等地。由于其后中国人口的
21、大幅度增长，江南棉业仍保有极广大的市场，其地位虽不及明代，但仍居全国第一的位置。 为满足各地的需要，清代江苏棉区扩展到包括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和常州二府沿江地带，以及通州和海门大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在南起金山，西至江阴，北到如皋，东濒大海的地区之内，据记载，大约十分之七的耕地都种植了棉花。如果考虑到当地棉稻轮作，“七分棉花三分稻”的习惯， 这就可以说是一个几近于单一种植的棉产区。其面积，据民国初年测算约为九百万亩，约占全国棉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 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据估计每年大约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如果以一匹土布值银二钱计算，江南棉布的总收入将达到二千万两白银。这样一
22、种地区的存在，在当时中国还只独此一家。 在整个江南地区，同等面积棉花与稻谷的收益相比，是相差不多的。如果我们只看农田生产的收入，就难以理解农民何以会改粮为棉，也会因广东珠江三角洲具有土地利用的较高水平，而产生江南较之不如之感。但是若注意到江南农作只是一种原料生产，是为当地的农家手工业生产服务的，江南经济的重心是在“工”而不在“农”，便会得出不同的想法和结论。而这一点，正是江南与以往各“基本经济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可以说，如若没有棉业的发展，江南的先进地位也许早就难以保持。 为什么说江南经济的重心在“工”而不在“农”？又为什么说江南地区已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这不仅是因为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实
23、现形式，主要是卖布所得（即工业产品价值）；如果将其收入中农业部分与工业部分加以区别和比较，也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据纪载，明末动乱以前棉花每担值银一两六七钱，每斤约合一分七厘；棉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至二钱以下，再以三斤棉花织一匹布计，就可得出每匹布中工业和农业收入的比重它们在明末分别为一钱二分和五分左右，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农业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前者约为后者的二点四倍。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花价布价趋于稳定。是年上白好花每担值银一两三四钱，棉布恢复到每匹一钱四分到二钱上下的水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大约达到农业的三倍。乾隆三十年，常熟县沙头里大布细者每匹二百六十文左右，同一时期邻邑昭
24、文棉价每担不出三千， 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为农业的一点九倍。 再从农民整体经济生活来看，江南许多诸如“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费”，“寒暑不辍，纱布为务”，“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其衣食全赖女红”的纪载， 都可表明，江南棉区农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纺织等手工业劳动所得；如上所述，其工业收入约为农业部分的二倍以上。 棉作区以外，在江南地区的西南部即苏州、常州地区还有大面积的稻作地带，那里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他们在“地利”之外，也是要依靠“力作之利”的。 例如其中大部分州县都程度不等地纺棉织布，最著名的有无锡、金匮和苏州附郭三县；其丝织业更是历史悠久，名声
25、素著，主要集中在苏州、吴江、震泽等地；太仓、镇洋、靖江、金坛等地则是著名的麻织品产地。 在纺织业以外，江南传统工业还包括很多的内容。江苏地方志中，“物产”之内往往列有“工作之属”一项，这在其他省区是相当罕见的。例如，常州府酒作以无锡最擅名，窑作则属宜兴，无锡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金匮铁器最佳。苏州府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精工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纫刺绣，工巧百出。 此外较著名的还有酿酒、织席、土木、营建、造船、造纸及刻书等等，不胜枚举。 江南传统工业的这一发展，在过去也并非无人察觉。如明末徐光启曾指出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
26、松也，苏（苏州）、杭（杭州）、常（常州）、镇（镇江）之币帛枲苎，嘉（嘉兴）、湖（湖州府）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人也指出，太湖沿岸，人浮于田，“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大江以南，民习耕种，“且能手艺营生”；今人口众多，东南地窄，“则弃农，业工商”；农人皆不专仰食于田，“谋生之方不出一途”；所出百货非地产，“以其出于力也”。 都对江南传统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指陈。 综上所述，清代十八世纪中叶，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部分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里，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
27、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贴切。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我们称这一地区为“传统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区等同看待。它的出现，在地域上不能离开江南长江三角洲，在时间上也离不开清代。换句话说，如果忽略了清代江南，就可能“失去”了这样一个发展的类型，从而无法完整地刻画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整个序列。 另一方面，到明代中叶，“苏湖熟天下足”已逐渐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江南由原来的稻米输出区，一变而为输入地区。 这成为江南与以前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重大不同。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 到清代，在江南大量输出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同时，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
28、等地将大量粮食及其他初级产品输往江南。仅以长江水路而言，十八世纪初叶每年运往东南沿海的食米，据估计约在16002700万石之间；十九世纪中叶，按时人冯桂芬的观察，每年数达30004000万石之多。 这样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就能以其产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同时或稍后，相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珠江流域（通过珠江水系），以及华北与华南之间（通过运河和沿海航运等）。 到十八世纪，这种跨区域比较优势互换的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历朝都没有过的。它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收入。这是
29、在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成就。 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复兴。 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 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注释： 1.与许倬云教授的谈话，1987年9月，美国匹兹堡；另见许倬云汉代的农业。 2.见张瀚松窗梦语卷1、卷4，谢肇浙五杂俎卷4，于慎行毂山笔麈卷11、12。 3.以上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和“明清时期的中国
30、人口”，清史研究19923、1994 3。 4.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1985。 5.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见雍正5年2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朱批谕旨，雍正8年4月20日鄂尔泰奏；广东经济概况，1935年；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等。 6.广东新语卷22，顺治九江乡志卷2，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7.嘉庆龙山乡志卷4，民国龙山乡志；道光龙江志略卷1。 8.道光鹤山县志卷2。 9.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年修订版，页256。 10.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11.著名者如粤纱，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大良麻布，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新会麻布远销江、浙、汉
31、口、四川等地，见广东新语卷15，罗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会县志卷2等。 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叶适水心文集卷1。 13.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页472。 14.例如到光绪年间，新会“匀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入岁以谷三百斤为率，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新会县乡土志卷9。 15.清史稿韩良辅传；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82、86等；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16.以上参见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清史研究19933。 17.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绍熙吴郡志卷第50杂志。 1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治国平天下之要治国用贡赋之常。 19.陶宗仪辍耕录卷24。 20.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21.万历嘉定县志卷6物产；叶梦珠阅世编卷7；正德松江府志卷4风俗。 22.褚华木棉谱；叶梦珠阅世编卷7。 23.光绪罗店镇志卷1风俗。 24.参见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棉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