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提要】 户籍制度是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安排，它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社会分层和流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中国的户口还起不起作用，以及起着怎样的作用？通过对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分层具有城乡户口差别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存的特点，户口转变和迁移的开放性程度与个人社会流动机会获得有正相关关系。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鉴于户籍制度的强粘附性生成了社会差别，改革这一制度的基本方向是推行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 【关 键 词】户口/户籍制度/社会分层/流动 以户口登记和管理为中心的
2、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户口标准。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将公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身份制；同时根据户口辖地管理原则，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对身份转换和自主迁徙的控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以及城市等级差别现象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户籍制度已经历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如1980年代中期的小城镇自理口粮户口及当地有效城镇户口改革、居民身份证制度试行、1990年代交钱办“农转非”的变相卖户口，以及进入21世纪后的
3、户口一元化改革试点等。尤其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及城镇人口开始流向大中城市，他们在那里以临时工、合同工及农民工身份务工或从事着个体经营活动，其不正式迁移户口也可在城市照常生活的事实，让人们似乎感觉户口在今天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另一方面，户口有时又显得格外重要，小到孩子入学，大到个人仕途发展，本地户口是获得这些体制内资源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了本地户口并不觉得享有优势，但反之则会遇到重重障碍。所以，目前户口或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重新被提起，说明户口在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淡出，户口可能还在起作用。那么户口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的进程中，这些作用是否还能归属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从立法者到管理者、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已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及建议，可谓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通过更为精确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做一阶段性总结和前瞻性展望。就户籍制度的理论研究而言，以往研究基本在二元结构论的框架下，讨论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或是探讨户口管理体制改革的技术性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建立在常识性认知和一般性推理之上，在分析户籍制度的整体社会影响以及呼吁改革方面，已取得一些积极效应。但是，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有何联系？如何从户籍制度变迁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哪些已经变化了，哪些还没有，以及变迁是如何发生
5、的，变迁的效应又怎样？对这些重要的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回答，以往的户籍制度研究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已有的研究中，经验研究尤其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细化的实证研究更为少见。因此，从社会分层与流动以及社会转型的理论视角、立足于经验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户籍制度造成了怎样的社会差别，以及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基于经验研究的发现和理论认识，将会增加人们改造这一制度的决心和信心，并提供改造这一制度的策略、路径和方法。理论和假设在关于户籍制度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以及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理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论。如蔡昉提出，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劳
6、动力市场，其形成与相关体制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相反，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还有一些经验研究提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市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30%左右。而肖文韬则在其研究中指出，户籍制度实际上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事实就是证据，因此户籍制度并未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起保护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分析，肖文韬提出必要工业化人口与年度工业化人口的差异比率过高，就业形势严峻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因素。此外，关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社会影响问题，美国一些学者在文献研究
7、的基础上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现象。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现。如果仅仅有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不一定造成社会差别，因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迁移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劣势地位，从而可以平衡和消解部分社会差别。但是，如果异地迁移权被剥夺，区域发展不均衡就变成了社会空间差别，因为户口在发展较滞后地区的人，难以在较发达地区获得发展机会。在关于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机制的社会学理论中，无论是单位再分配论、市场转型论还是权力维续论，所依据的经验数据要么只来自农村，要么就只来自于城市，忽视
8、了城乡之间、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以及宏观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这就相当于忽略了对组间误差的估计。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制度性影响所造成的组间误差通常可以解释阶层地位和机会获得差异的更大一部分。吴晓刚和特雷曼（D. J. Treiman）在对同期群获得城镇户口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发现虽然教育和政治条件（党员身份）会增加“农转非”的机会，但是农村户口则明显地减少了受教育和政治地位获得的机会。由此，他们对先前基于中国城市社会高代际流动率和亲子间职业地位低相关的研究结果而得出“中国是开放社会”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这种判断以来自城市的数据为依据，而忽略了农村和城市户口间的差别以及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因此
9、造成有偏向的结论。吴晓刚等虽验证了城乡户口对阶层和流动机会差异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城市间的户口等级差别。他们注意到城市户口的难获得性，而没有关注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以及由城市资源相对封闭性而产生的城市户口的等级差别现象。虽然程铁军和萨尔顿（Cheng Tiejun & M. Selden）提出的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制”现象，其实质就是由城市行政区划级别而延伸出的城市户口等级差别现象，但他们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政策和文献分析而概括出来的一般结论，并没有用经验数据加以检验。基于上述理论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本文试图通过对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检验户口与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关系的两个理
10、论假设：假设1：在户籍制度基本规则即城乡二元户口和城市间户口迁移限制未改革的前提下，户口因素仍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产生较显著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表现为城乡分割和城市户口等级差别并行的格局，个人户口级别即户口所在城市的行政区划级别越高，获得较高阶层地位的机会越多，城镇与乡村居民的阶层地位存在显著差距。假设2：中国社会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机制虽可能发生相应变化，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不同时期人们因为政策或制度的安排，获得流动的机会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基本社会政策和制度安排，一直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流动。尽管影响个人社会流动的因素很复杂，但户口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
11、影响较为突出，表现为个人和家庭的户口性质、户口迁移和转变的经历对个人上升流动机会存在较显著的影响。越是城市户口、越是能迁移和转变户口者，上升流动的概率越大。数据、变量和方法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实施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CGSS）。此次调查采用了人口普查抽样框，首先在全国（不包括新疆、西藏、青海）城镇地区随机抽取相应居委会，再由抽样调查员根据居委会住户登记册采用等距抽样法抽取户样本，入户后由调查员采用入户随机抽样表抽选被访者并进行问卷访谈，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94份。被访者居住城市的分布情况如下（见表1）：关于阶层地位，韦伯（M. Weber）和伦斯基（G.
12、 Lenski）曾提出可以从权力、市场机会和社会声望三维度来加以考察。因此，本文将党员身份、收入水平、职业地位作为测量个人阶层地位获得的三个因变量，其中收入变量是根据受访者上年年收入计算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的定距变量。测量向上流动机会获得的因变量主要有：受访者职业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管理级别是否向上流动、受访者主管单位级别是否向上流动三个变量，同时考虑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时期影响。因此引入了三个时期变量：1976年以前、1977-1992年、1993年以后。1976年之前反映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1977-1992年这一时期既是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也是“农转非”及迁移等户口指标政策推行时期；1
13、993年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入深化时期，粮食流通体制、城镇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拓展。流动机会获得变量是根据被访者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否有过向上变动的事件史测算出来的二分变量。自变量主要包括：本人户口等级、本人出生时户口等级、本人户口性质、本人户口所在地、本人户口迁移经历和性别，父亲和母亲的户口性质、出生户口、户口所在地、户口迁移经历。自变量的测量及含义见表2。为比较户口因素和非户口因素的影响，在自变量中还引入了受访者性别。考虑到户口与个人的教育、职业有着密切关联，因而未将个人人力资本因素列入自变量。在分析多种户口因素对社会阶层地位获得和晋升流动机会获得的影响时，本文采用线性概率回归模
14、型：方程（1）中y为二分因变量，x为自变量，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常数项，是误差项。对其进行logit转换，即可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关于户口因素对收入的关系，用来估计的回归模型是：采用明塞（Mincer）收益率模型：式（4）表达的意义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口因素每变化一个单位，对收入影响的百分比。对户口收入率系数采用OLS估计法。由于数据不能提供个人分阶段阶层地位和流动机会获得时的其他人力资本方面的信息，因而不能控制其他变量来分析户口因素的净影响，只能将各种户口因素纳入模型之中来分析总的影响。户口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在伦斯基的“分配动力学”中，权力、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三方
15、面因素决定着个人的阶层地位。因此，在测量个人阶层地位方面，本文运用党员身份、收入和最后职业阶层三个变量作为观测变量，以户口等级和其他户口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假设1提出的关于户口或社会空间等级的分层现象是否存在。在对“是否党员”这一问题作答的5778人中，党员为1077人，占18.6%。表3是对党员身份获得的回归分析，模型1以个人户口级别、个人及父母的户口所在地、出生时户口以及迁移经历作为自变量，模型2引入了个人和父母户口性质及个人性别作为共变量，从结果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在党员身份获得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城乡户口差别，城镇户口者比农村户口者更容易获得党员身份。第二，党员身份获得不存在城
16、市户口等级现象，个人的户口级别对党员身份获得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在小城镇和直辖市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党员身份获得机会差别。第三，非制度性即不迁移户口的流动者获得党员身份的机会较少。流动人口虽然可以不迁移户口而在异地城市工作居住，但在流入地入党的机会减少，这表明流动者获得政治资源的机会要少于本地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户口仍是获得政治资源的重要依据。第四，个人及其家庭越是能够获得制度性即正式户口迁移，表明其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因而获得政治资源的机会越多。由此说明，户口与权力资本之间有着较显著的相关。最后，个人性别虽然对党员身份获得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男性比女性的入党机会要多。但是，模型2在引入性别因
17、素后，结果表明党员身份获得仍存在较显著的城乡差别，以及制度性迁移与非制度迁移之间的差别。通过对户口因素与个人月收入水平之间关系OLS估计，从中可以发现：1.在经济地位或市场机会获得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户口等级制或社会空间等级现象。个人户口级别对月收入水平增长的贡献率为13.7%，意味着个人户口从农村户口到直辖市户口，每提升一个级别，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13.7%。这一结果虽然包含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他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但是户口层面的差异也表明与户口相关的制度安排对收入的城市等级差别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把城市间资源配置的差别转化为个体间的社会差别。此外，这一结果也表明收入水平的
18、城市等级差别现象是通过经济资源和市场机会在不同级别城市之间不均衡配置与城市间户口的难迁移性相互作用而产生的。2.家庭背景对个人经济地位获得有一定影响。个人出生时的户口级别对收入的影响为4.9%，表明个人出生户口每提升一级，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4.9%，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户口等级还通过家庭代际传递发挥作用，户籍制度规定个人出生户口身份随母或随父而定，意味着户口具有先赋性和代际传递性。因此，出生时占据较高等级的城市户口，在获得相应资源时也就占据了先赋的优势。3.个人户口迁移次数越多，收入水平越高。个人户口迁移次数的影响水平为20.5%，表示个人迁移户口的次数每增加一次，月收入水平就可能提高20.5
19、%，表明户口迁移的开放性对个人收入水平提高有正面作用。户口迁移次数包括农转非、同等级和不同等级城市间的正式户口迁移次数。在户籍制度安排中，由于正式户口迁移具有难获得性，能够获得较多次数迁移者，一定是自己或家庭拥有更多的超越制度壁垒的资本，这些资本无形中也能帮助他们获得更高收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对个人迁移户口的制度性约束越少，或者户口流动性越大，个人选择更高收入水平地区居住、生活和工作的机会越多，因而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这一发现的现实意义是，无论从消除差别角度，还是从个人发展角度来看，降低乃至取消户口的难迁移性，提高户口迁移的开放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诚然，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和艰巨的
20、过程，但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正视这一制度所粘附的社会差别与不和谐，用改革的方法去消解那些可以避免的差别，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与稳定。注释：参见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参见陆益龙：超越户口：解读中国户籍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参见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参见姚先国、普赖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参见肖文韬：户籍制度保护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吗？，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3期。在农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之间，存在着资源配置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等级性社会差别。
21、 Cheng Tiejun & Mark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39（Sept. 1994）,pp.645-668.参见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83-460页。Wu Xiaogang & Donald J. Treima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vol.41,no.2,2004,pp.363-384.在户籍制度操作实践中，城市间户口迁移包括平行、向上和向下迁移，都需要有招工录用、招生录取、工作调动、家属随迁等制度性理由，否则就不能获得正式户口迁移的行政许可。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维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第431页。（11）参见魏昂德：职业流动与政治秩序，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第134-137页。（12）参见陆益龙：粘附与剥离：基层户籍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人口研究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