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首词大约是宋神宗元佑四年（公元1081年）春，苏轼谪居黄州时所作。次韵：用原作之韵，并按照原作用韵次序进行创作，称为次韵。章质夫：名楶，浦城（今福建蒲城县）人。当时正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经常和苏轼诗词酬唱。他的水龙吟咏杨花原文如下：“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毬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三、赏析苏轼这首和作与章质夫的原作都是咏物名作，关于二词孰高孰低，说法不一。晁叔用以为：“东坡如王嫱、西施，净
2、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哉？”张炎亦以为“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古今！”（词源）王国维也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人间词话）以上诸条，说苏词高于章词。宋人魏庆之在引用了晁叔用话后，反驳说：“余以为质夫词中所谓：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亦可谓曲尽杨花妙处。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廿一）我们认为，两都是咏物高手，二词都状物工巧，章法缜密，语言清丽。然而在倾注情感或云情感的投射上，两人并未站在同一高度，咏物同工，胸境殊异，章词难与苏词方驾。先看章质
3、夫词：“燕忙莺懒芳残，有盈盈泪。”（见教材注）章词在刻划杨花“轻飞乱舞”的姿态方面，曲尽其妙，写得逼真可人：正当暮春时节，这些四处飘荡的小家伙，它们满不在乎，乱飞乱舞，飞到青林，和树梢上飘着的游丝耍弄了一番，然后静悄悄地溜进人家的深院。谁说它们全无才思呢？一个“闲趁”二字，写出了它们悠闲自在的情形。然后它们又爬到人家的闺房门边，东西散漫，躲躲闪闪，偷窥帘子里的动静。打算钻进去，冷不防一阵微风吹来，把这些偷看人家隐私的小家伙撵走了。这里承“谁道全无才思”句，把杨花“垂垂欲下”，依恋故枝的情态维妙维肖地写了出来。这些被风吹起的俏皮的小花终于钻进了“玉人”的闺房，一个个粘在人家的衣服上面赖着不走。“
4、雪沾琼缀”，写出杨花之多之白。这里以人衬花，以花衬人，交相辉映，更显杨花之美。“锈床渐满”三句，还有一些小家伙缀满了人家的绣床，你拉我推，滚成一团团的香球，一会儿滚成一团，一会儿又分开。还有的纷纷扬扬，沾满了蜂身，还有的飘进池水，与游鱼作伴。这里点缀游蜂戏蝶，吞水池鱼，更增添画面的美感。最后作者由纷纷扬扬的杨花，而想起闺中少妇的“盈盈泪”。闺 少妇看不见夫婿游荡的章台路，独居寂寞，好不伤心。这里把杨花比作少妇盈盈泪，传出了作者淡淡的身世飘落之感。在章法上，章词十分缜密，首以“芳残”、“堤上”点明时间、地点。然后下一“轻”字和“乱”字。写得情态悠然，栩栩如生，杨花形态和神态，可以说“形容尽矣”。
5、（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怪不得许昂霄说章词与苏词“不容妄为轩轻”（词综偶评）。和作难写，前人已有论及，如张炎就说：“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词源卷下）这如闻一多先生诗的格律一文中所引Bliss Perry 教授的话云：是“戴着脚镣跳舞”。而诗人们总是“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戴别个诗人的脚镣”。即和诗和词不但要遵守一般诗、词的格律、谱式，还要依照原唱的韵脚，多了一重限制，是戴着双重“脚镣”来“跳舞”的。苏轼这首和作，就是戴着双重脚镣来跳舞的。同时，在写法上章词已“曲尽杨花妙处”，要超越它，非另辟蹊径不可。如再反以工巧踵之于后，势必拾人才慧
6、，“徒费苦思，未见有 昌妥溜者”（词源）。刘永济先生在词论中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就是说，既要把握事物形象之特征；而又不被对象所束缚，专咏一物；须于咏物之外，再喻之以人，托之以情，这样，亦物、亦人、亦情，三者合而为一，以达水乳交融境界，方是上乘之作。苏轼正是在这个方面着力的。下面看苏的和作。上片，劈头一句“似花还似非花”，入手擒题，首先捕捉住了杨花的特点。杨花与桃李等一般的花相同，因春风吹拂而开放，亦随春谢而零落；但又不同于桃李花，无芬芳气息，无艳丽色彩，无诱人姿态，只有在离树飘坠之后方被人注意。这里，词人遗貌取神，跳出物象之外，所以张炎说“（章词）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从外表上说它“似
7、花”，从气质上说则又非花，正因它“非花”，故无人对它的坠落产生怜惜，任之“抛家傍路”。前两句是赋物，是正面写杨花。人皆“惜”花，却不“惜”杨花，“惜”是词眼，一篇从此生发。说它“非花”，却又不全“似非花”，因为它在“抛家傍路”时，“无情有思”，亦即它在无家可归时，亦有自己的情思。这里用杜甫“落絮游丝亦有情”（白丝行）诗意，也反用韩愈的“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晚春），突出地强调了“有思”二字。这儿已不停留于客观物象的描绘，开始赋予杨花以人格和感情了。从开头至这里，写尽杨花无家可归、无人怜惜的情态。“无人惜”，正见出诗人惜之。据人考证（见东坡词论丛一书中邱俊鹏苏轼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
8、词琐谈一文），该词作于元丰四年黄州任所。元丰四年，苏轼给章质夫的词中说：（您的）柳花词绝妙，使来者何以措辞。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 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以示人也。元丰四年四月，章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这正与信中“正柳花飞时出巡按”云云吻合，可见写于黄州贬所无疑，作为元 二年之说不可为据。苏往过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生无由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东坡集卷十三），生活竟致于“岁晚何以黔我突？”同时尝尽了世态炎凉之苦：“我谪黄州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东坡集卷十四）为了防止言多必失，尽量与人少往来，尽
9、量少作诗文：“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恐“生出无穷事也”（东坡续集卷五答濠州陈章朝清）。因而在信中，告诫章勿以和作示人也。因此，联系作者黄州处境和信中所云“写其意”语，作者借杨花来咏叹章质夫别妻离子的愁肠及其家人“闭门愁断”的思念之情，表现了对章质夫飘泊他乡的同情，同时亦寄寓了自己飘泊沉沦的感慨。可见词中亦物、亦人、亦情，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这三句写杨花坠落时的情态，更进一步跳出物象，把杨花写成一个刻骨相思而娇慵厌厌的思妇。在暮春天气，她因思念远人而柔肠萦结，因天气倦人而娇眼欲开还闭。这里以杨花喻闺 妇，杨花之思即少妇之情。杨花与少妇是二是一？是一还
10、是二？不即不离，物人难辨，扑朔迷离，正关合了首句“似花还似非花”。这几句，作者想象极丰富，把柔软的柳枝当作思妇的“柔肠”，把翻动的柳叶当作杨花思妇的“欲开还闭”的“娇眼”，极写其相思对她的折磨，并为下面写“梦”作铺垫。接着诗人又顺着这想象，继写杨花飘落又吹起的情态：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这里紧承“困眼”，再以杨花之神魂，进一步申说“有思”：杨花这一思妇一往情深，朝思暮想，因思成梦，梦中历尽苦辛，万里寻夫，竟被无情的黄莺惊醒，使她连梦幻中的希望也被毁灭。这里本自唐人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但这里更曲折、更细腻、更动人地写出了她的刻骨相思
11、和寻郎不见的哀怨。而就物象上言之，把柳絮随风飘荡，乍去还回，欲坠仍起的动态美，写得逼真宜人。可见作者既没脱离物象，亦没为物所物，是物是人，是人是物。杨花有思，思妇有情，其实都倾注了作者飘泊异乡思归之情。上片，着重正面写杨花，其妙处是物人我三者结合。难怪刘熙载说：“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即似写花又似非写花，似写物而又似非写物，咏物写人抒情，浑然一体，传神入化。如果说上片着重写杨花“抛家傍路”之情态；那么，下片则着重写杨花之归宿，更加涂上了诗人的感情色彩。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这过片承“也无人惜从教坠”，从“不恨”和“恨”相对立意，一收一拓，引出春残不可收拾的怨恨，进一步
12、深化了词意，杨花非花，所以无人怨恨，但此花飞尽，却说明春光已逝，却是可惜的。这里又以落红衬杨花，更见花无人顾惜。以上惜春事已了。紧接着作者写出杨花之归宿：“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三句惜杨花沾泥落水也。因为杨花与春并存，杨花飞尽就意味着春已归去，因而杨花与“春色”混而为一，并直称“春色”而不言杨花。旨在告诉我们，前面伤杨花之消失，实即伤春之消失。这三句仍在回答“遗踪何在”，深入一层“恨”杨花之“飞尽”。它们三分之二变成尘土，三分之一随流水而逝。春色也就在它们的或沾泥或落水中而谢去。看起来是追踪杨花遗踪，实质上是在探寻“春归何处”；看起来是慨叹杨花遗踪杳然，实质上是在伤感“春无踪迹”。可见
13、字里行间倾注了诗人无限痛惜、无限怅惋之情！这种感情差可与辛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惜春之惜相比并。这几句伤春，但也借咏杨花飘坠而叹春残无迹，寄寓了词人对时事不可为的幽怨、怅惘。我们知道，苏子虽达观，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曾一度使他雄心壮志消磨殆尽：“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不过作者毕竟是注目现实的人，在赴贬所黄州路上，看见“满地鞭捶痕”，而“悲歌为黎元”。到黄州后，写的五禽言、鱼蛮子等诗中，又一再发出了“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的浩叹。因此，时事不可为的怅惘，年华虚掷、青春虚度的伤感交织在一起，这也许是“故
14、写其意”的内容之一吧！结尾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系由唐人诗“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点化而来。近承“流水”，遥应“寻郎”，把思妇伤春之情推到了顶点。这时的杨花这思妇，梦想、希望、寻觅，都不复存在了，一切语言都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意绪，只有凭着点点滴滴的泪珠来倾泻无穷的愁思。杨花与“离人泪”合写，起到了画龙点睛作用。这“离人泪”字面上写思妇伤春，而仔细寻味，却既反映了章质夫及其家人离别、思念之意，也包含了作者自己飘泊、沉沦的感慨以及作为被弃置之人的“惜春”而杨又无可奈何的幽怨。结得干净、周到且余味无穷。自“晓来”以下，一气连贯，文笔空灵。比较两词，在咏物的工巧，语言的清
15、丽，章法的绵密等方面，彼此锦心绣口，难于轩轻。但在写法上仍各有千秋，章词重在用铺排手法，多从客观上描写，停留在咏物上，满足于“曲尽杨花妙处”的境界。而苏轼不仅紧紧抓住杨花特点，运用正面描写，侧面烘托和他物反衬等技巧，进行细致的、贴切的、传神的描绘；而且融注前人诗句，且又多主观染色。物物而不滞于物。借咏杨花以咏思妇，借咏杨花以抒感情，较之章词，含义更丰富，韵味更深长。比如说章词，全篇未离眼前景物，纯是咏物，没把花、人、情有机结合起来，末尾虽也以“盈盈泪”状少妇之情，其境界仅止于古诗词中常见的文人伤春之情罢了。而苏虽亦咏花，其意却不止于杨花。情洋溢着全篇，支配着咏物、写人。如沈谦填词杂说里所说：“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也就是说，通篇为一种迷茫思怨情绪所笼罩。在婉转幽深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