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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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钱德勒创立了一些关键词汇，专门是“流量”一词（有些书和文章把它翻译为“物质通过量”），是明白得钱德勒理论的关键；还有“内部化”一词，只是，具有经济学常识就能明白得“内部化”。

另一词是“一体化”，那个词在现在凡是学过企业战略的差不多都能明白得。

钱德勒理论的意义，要紧是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治理的历史和现实作用。

另外，钱德勒对企业的扩张的分析，包括内生性扩张和并购性扩张，对中国的现实具有直截了当意义。

专门是他把扩张分为积极性（生产性）和消极性（防备性）两种，专门值得公司经营参考。

关于扩张中的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的条件和不同作用分析，也相当重要。

最重要的是，钱德勒以实证性研究，对经理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以后社会的阻碍，作出了高度评判。

技术的创新、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扩散以及人均收入的增加，使生产和分配过程更为复杂，同时也增加了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物质的流淌速度和数量。

现有的市场机制通常已不再能有效地和谐这些流量。

新技术和扩大的市场机制带来的问题显示了治理和谐的必要性。

为此，企业家建立了多单位工商企业，雇用了治理它们所需的经理人员。

当新企业能够和谐当前的物质流量使之有利可图后，经理人员还要为以后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源。

随着技术变得更为复杂和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随着市场连续在扩大，这些经理人员承担了在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些部门中的指挥重任。

　　机构进展的一样格局

必须强调指出，多单位的工商企业乃是一种现代的现象。

1840年时，在美国还不存在这种企业。

当时经济活动的规模尚未大到足以使治理的和谐能比市场的和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更为有利可图。

建立多单位企业的必要和机会并不存在。

一直到煤炭能够提供廉价和方便的能源，以及铁路能够提供迅速和有规律的全天候运输时为止，治理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方法和五百年前的治理方法差不多上没有什么差别。

所有这些过程（包括运输和财务）当时差不多上由老总自行治理的小型公司来执行的。

最早的现代企业是为了治理新的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的作业而建立起来的那些企业。

对列车运行和运输流量进行治理和谐，这关于旅客的安全以及在横贯全境的铁路上高效率地运输各种各样的物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

要在电报线路上传递数以千计的讯息，这种和谐也极为必要。

当轮船公司和都市运输公司的规模扩大后，它们专门容易采纳已由铁路业完善化了的程序。

而当长途技术的进展使全国性的系统得以建立时，从事此项经营的企业则按照西部联盟公司的方式进行组织。

分配方面的新速度和新数量导致了销售上的革命。

多单位企业开始和谐大为扩张了的、从生产者至消费者的货品流程。

商品经销商，经营全系列产品的大批发商以及新的、大量销售的零销商（百货公司、邮购公司和连锁商店）把原有的抽取佣金的商人撇到一边。

他们所提供的治理和谐，使自己能以低于被其取代商人的价格出售商品，但仍能赚取比后者更多的利润。

随着时刻的消逝，大量销售的零售商又排挤掉了批发商，因为他们把更多的交易内部化了，从而能更直截了当和更有效地和谐流程。

在生产上，最早的一批现代经理人是显现在如此一些工业和企业中—它们的工艺性质承诺把几个生产过程置于一个单一的工厂内来进行（亦即内部化）。

最早的现代经理人员也显现在如此的工业中，一旦它们更集约地使用能源或者当机器、工程设计和治理程序得到改进时，它们的产量就会猛增。

当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的工人减少时，从事监督这些流程所需的经理人员却在增加。

大量生产的工厂因此变成经理密集型的企业。

当制造厂商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和分配网络，接着又建立起自己的广泛的采购组织时，现代工业企业即宣告产生。

通过使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一体化，它们就能利用治理的手段和谐物资从原料供应商经生产和分配过程直到零销商或最终消费者之间的高额流量。

在所有这些新企业—铁路公司、电报公司、大量销售商以及大量生产商中，必须建立治理层级制，以便治理几个经营单位并和谐和监督它们的活动。

铁路公司在治理其庞大的地区性系统时，或者西部联盟公司在治理其全国性的企业时，都必须雇用大批的治理人员，其中包括几个级别的中层经理人员。

另一方面，在销售企业和没有一体化的大量生产的企业中，以及在所有的轮船公司、都市运输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除了其中最大的公司）中，治理层级制都还较小。

但一旦一个企业把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一体化以后，其治理机构就会变得比运输企业和通讯企业的治理机构更大。

一旦如此一种治理层级制成功地接管了和谐流量的功能，经理人员力求本身作为制造利润机构的企业能获得成功如此一种愿望，就会构成要求企业连续成长的强大压力。

这种成长通常差不多上两种迥然不同的扩张策略的结果。

一种策略是防备性的或消极的，其根源是期望确保安全。

这种策略的目的是防止供应来源或者产品和服务的销路被切断，或者是要限制新的竞争者进入该行业。

另一种策略则是比较积极的。

它的目的是增加新的单位，通过治理和谐的方法，以做到更集约地利用现有的设备和人员。

在铁路企业和电报企业的成长过程中，积极的和消极的这两种动机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或收购进入其他要紧商业中心的线路来扩张系统的做法，有助于确保现有设备和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在连接线路和现有运输的最高流量不能配套的情形下，效益专门显著。

这种扩张也用来防止客货运的差不多来源被竞争的铁路公司夺走，或者防止竞争对手取得客货来源。

在全国差不多运输网络一旦完成之后，建立或收购线路的做法就成了防备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成长，这差不多成了一条准则。

由于现有线路的运载能力已能满足当前客货运量的需要，因而建立或收购另外的线路的做法，几乎完全是出自采取防备性措施的结果。

这种扩张的代价要比由于更有效地和谐了流量而可能得到的节约大得多。

因此，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庞大的铁路系统的建立，导致了铁路企业非生产性而不是生产性的扩张。

防备性动机对现代销售企业的重要性就较小。

因为销售商通常都具有许多供应商，因此，他们专门少可能受到存货告罄的威逼。

他们切断其竞争者的供应来源的机会也不多。

只是在专门少场合下，当加工厂商无法按照自己所要求的价格、质量和数量提供产品时，销售商才会介入制造业。

取得昂贵的制造工厂所付出的代价，一样都超过了由于能更有效地和谐流量而得到的利益。

也不存在需要实行前向一体化的防备性动机。

对批发商来说，收购他们的客户并没有什么好处。

至于零售商，则已处在分配线的终端，并无前向一体化的可能。

因此，大量销售的商人成长的差不多策略，乃是一种生产性的扩张策略。

他们通过增加新的分支机构和新的产品系列而实现扩张，如此就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其集中化的采购设施、货品处理和治理设施。

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企业在20世纪也采取了一种类似的、生产性的扩张策略。

它们通过增加新的分行或分支机构而成为大型经理式的企业，这种做法使它们能够集约地利用它们集中化的服务和设施。

在大型一体化的工业企业的连续成长中，积极的动机将会显现，而且将比防备性的动机起着更大的作用。

正如销售商一样，工业家会不断在国内和海外设置新的分支销售办事处。

销售额的增加反过来又将导致制造设备的扩张和采购组织的扩大。

这些工业公司也将增加新的产品系列，以便更集约地利用其采购、销售和加工设备。

这种增加反过来又要求建立新的设备。

销售副产品的市场和销售主产品的市场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建立新的销售部门。

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分配网络而生产的产品系列，通常都需要建立新的制造和采购单位。

不久这些企业便发觉，只需生产和销售能够利用其技术能力和治理体会的产品，它们就能有利可图。

像如此的需要新市场的、新的产品系列的介入，并不是为了爱护它们自己的供应来源或产品销路，也不是为了反对别人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它们的目的乃是为了连续利用现有的资源并开发新的资源。

由于大型一体化的供应企业要比销售企业、运输企业和通讯企业在更为广泛的地区上执行更为多样化的各种功能，因此连续成长的潜力也就较大。

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的设备和治理技巧不能轻易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活动中。

销售公司则因在制造业的投资较少，而且也几乎不存在促使它们介入制造业的压力，因而依旧保留为销售公司的状态。

它们的扩张受到能够有效地利用其集中化的采购和其他设施的分支机构的数量的限制。

金融公司和各种这类企业的情形也大致相仿。

反之，大型一体化的工业企业由于具有庞大的销售、制造、采购、原料生产、运输和研究等各方面的设备，因而拥有更为广泛的各种资源能够转移到销售于其他市场的其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

这些大型治理层级制中的高级主管曾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中受过培训，因而和只执行一种差不多功能—如金融、销售、运输和通讯—的企业中的高级主管相比，前者具有更高的制造新产品并在新市场中加以销售的能力。

此外，由于大型一体化的工业企业比其他种类的商业企业具有更多的、不同类型的经营单位，因而这些单位利用不足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

在这种企业内，所有的单位均以相同的速度和能力运转的情形是极为罕见的。

这种不平稳现象造成了促使公司成长的经常性压力。

不论企业是被利用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必要性所促使，依旧受到了能够利用其资源的新市场的来临的诱导，它的趋势总是向下述方向进展，即：

现有的需求和技术将制造出治理和谐的需要和机会。

这种生产性的扩张生来就比防备性的扩张更为有利可图。

企业向该方向进展的深度是与其资源的性质、经理人员的技能，以及这些资源和技能向其他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市场的可转移性紧密相关的。

在对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进行治理和谐能带来利润的那些工业中，少数大型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专门快就取得了支配地位。

集中和寡头垄断局面的显现，是治理和谐的需要和追求利润的结果。

假如市场和技术不能给制造企业或加工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则大型的大量销售的零售商就会显现，越来越起着和谐产品流程的作用。

但由于这些流程的数量庞大而且复杂，许多小型供应商和分配商（包括掮客和物资转运商）连续对流程起着辅助和平稳作用。

只是他们的功能补充了更大的经济体系，同时也被大量生产商和大量销售商的和谐活动一体化进了那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之中。

尽管治理的和谐是实现美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差不多功能，却专门少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

许多人满足于亚当?

斯密的说法，认为劳动的分工反映了市场进展的程度。

这种分析对1850年往常的情形来说，有其历史正确性，但关于完成了运输和通讯方面基础设施后的经济体系却不确切。

经济学家也经常不能把治理的和谐与公司理论联系起来。

例如：

通过认真和谐流经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流量而造成的节约，要比通过增加生产或分配单位的规模（用资本设备或工人人数来表示）而造成的节约多得多。

把企业仅仅定义为一个工厂或者即使是许多工厂但却不考虑治理和谐的作用的任何公司理论，差不多上远远脱离实际的。

毫无疑问，产品流量通过生产和分配过程的速度和均衡性，以及组织这些流程的方式必定会阻碍到产量和单位成本。

除非经济学家能够对治理和谐的功能加以分析，否则公司理论将仍旧差不多上是一生产理论。

组织机构（生产要素通过它才得以一体化）不仅调剂着要紧经济部门中当前的产品流程，它还要为以后的经济活动分配资源，因而更值得经济学家注意。

　　经理人员的支配地位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未能考虑现代工商企业兴起的阻碍。

他们曾经研究过创立现代工商企业的企业家，但大差不多上以道德观点而不是以分析观点来研究问题。

他们所关怀的不外是：

那些人是剥削者（强盗企业家）依旧创业者（工业政治家）？

历史学家也曾执迷于金融家，这些金融家曾于一短临时期内给运输企业、通讯企业和某些工业企业分配资金，因而看来看起来操纵了要紧的经济部门。

然而他们却几乎完全不曾注意经理人员，由于经理人员是在执行一种新的差不多经济功能，因此他们在美国经济的运转中所起的作用，要比那些强盗企业家、工业政治家或金融家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

历史学家在观看美国经济体系的进展时，往往比较关怀家族式（也即企业家式）资本主义的连续，而不关怀经理式资本主义的扩展。

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体系仍旧含有金融的资本主义和家族式的资本主义的要素。

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尚未居于支配地位。

假如设备的原始成本甚高，就像铁路、电报、都市运输公司和其他公用事业一样，则曾在企业的集资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投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中间人就会连续参与以后资源分配的决策。

假如初期的资本费用低且高额产量能够提供扩张的资金，就像大量销售商一样，则创立该公司的企业家及其家族就会连续在高阶层的治理决策中具有发言权。

然而在1917年往常，企业家家族或银行的代表差不多几乎从未参与为和谐当前的产品流量所必需的有关价格、产量、交货、工资和雇用人员等中阶层治理的决策。

除非企业家家族的成员本身受过职业经理的训练，否则他们专门难在高阶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家族式企业的利润通常总能保证他们能有一笔专门大的个人收入，这些家族也就缺乏经济刺激，懒得在经理职位晋升的阶梯上多花时刻了。

因此，在美国大型生意企业中，曾有两代以上的家族参与其公司的治理决策者只有少数几个企业。

在那些通过合并而不是经由内部成长而变大的工业企业中也显现了类似的格局。

曾经为生产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及新的销售和采购组织的建立提供或代为设法取得资金的金融家，仍旧是合并工业企业的董事。

但是，他们对工业企业的董事会却专门少再能具有像他们对铁路公司董事会那样强大的阻碍力了。

工业企业进行最初的改组所需资本比建立铁路系统时所需资本要少，而且工业企业的利润也较大，能够作为内部筹措资本的来源。

在少数几家最大的而且最闻名的合并企业——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艾利斯?

查默斯公司中，来自金融界的外来董事人数要比来自治理阶层的内部董事多。

但在大量食品企业、机器制造企业、化学企业、石油企业、橡胶企业和原生金属冶炼企业内，外界金融家在董事会中只占极少席位。

其阻碍力只是在该企业决定向金融市场寻求资本以补充保留盈利时才显现出来。

除了像美国钢铁公司如此的少数几个明显的例外，经理人员专门快也在那些原先是金融家具有阻碍力的企业中获得了指挥权。

金融的资本主义在美国乃是一种实行领域不广、存在时刻不长的现象。

到20世纪50年代时，在美国经济的一些要紧部门中，经理式的公司差不多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

在那些现代多单位企业差不多取得支配地位的部门中，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差不多压倒了家族式的资本主义和金融的资本主义。

当家族和金融家在现代工商企业治理中的阻碍日益下降时，工人通过其工会代表对治理施加的阻碍力却增加了。

但是，工会的阻碍力仅仅对治理决策中的某一些决策——由中层经理作出的有关工资、雇用、解雇和工作条件方面的决策——才具有直截了当作用。

这类决策关于和谐当前产品流量和分配以后资源等如此一些重大的问题来说，只具有间接的阻碍。

与工人代表、老总或金融家相比，政府官员、专门是联邦政府官员的行动，对企业的治理决策具有越来越大的阻碍。

然而一样来说，这些阻碍是间接性的。

他们只是在形成一种外部环境（企业确实是在如此的环境中作出决策）方面施加阻碍，除非是在战时，这些官员只是偶然亲自参与企业决策。

由于市场经常是治理决策的要紧因素，因此政府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为现代工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市场。

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往常，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紧是通过税制、关税和治理立法来对现代公司施加阻碍。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急剧扩大了。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联邦政府首次成为美国生意企业最大的顾客。

在此往常，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短暂期间外，官方的采购，包括军用采购，仅占食品公司、机器制造公司、化学公司、石油公司、橡胶公司和原生金属冶炼公司等这些美国最大企业销售额的专门小部分。

这说明，那种认为大企业的兴起与政府和军事开销有关（或与其金融和财政政策有关）的论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政府才成为工业产品的要紧市场。

战后，尽管该市场甚为可观，但它是集中在少数工业上，诸如飞机工业、导弹制造业、仪器制造业、通讯器材工业、电子运算机工业和造船工业。

在其余的工业中，产品要紧依旧供应非政府的顾客。

关于现代工商业的扩展和连续成长来说，政府在坚持充分就业和高额总需求方面所起的作用，比政府的直截了当采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方面，也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才开始采取一种有系统的政策来坚持需求量，从而支持了大量销售的市场。

联邦政府承担起了那个责任的一个缘故是，大萧条已清晰地显示了私人经济没有能力坚持一种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经济的连续增长。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样来说，生意人，专门是职业经理们，已开始认识到由国家承担一项保持高额总需求量的义务所能带来的利益。

他们支持在1949年、1957年和1960年几次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民主党依旧共和党政府所做的努力。

当时政府力图通过各项财政政策，如建筑高速公路、转移国防合同来保证经济的稳固性。

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政府官员并不打算取代经理人员在和谐目前需求以及为以后分配资源方面的作用。

他们只是在公司经理人员无法坚持充分就业和高额需求量时才采取行动。

联邦政府乃是作为一种最后手段的和谐者和分配者。

在美国，工会和政府都未曾参与现代工商企业的差不多功能。

在和谐当前产品流量以及为以后市场和分配进行资源分派的决策上，它们与老总或金融家的代表一样，没有什么直截了当的发言权。

这些决策仍旧决定于市场的形势。

它们连续反映了经理人员的洞悉力—如何利用技术和资本以适应其估量的市场需求量。

因此，经理式的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经济现象。

它几乎得不到美国选民的政治支持。

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往常，现代工商企业是顶着民众和政府的反对而成长起来的。

许多美国人—或许是大多数—都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大型企业。

这种企业行使的集中化经济权力违反了民主的差不多价值。

它们的存在，阻止了许多经济部门中的创业机会。

它们的经理人员也无须（或有责任）对其权力的使用作出说明。

因此，具有几种不同形式的现代工商企业的显现，都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和立法行动。

对铁路，三种大量销售的零售商—百货公司、邮购公司、连锁商店，以及大工业企业的操纵和治理，成了要紧的政治争端。

在20世纪的头十年内，有关对大公司的操纵问题，事实上是当时首要的政治问题。

抗议新型生意企业的活动，是由商人、小制造商、其他生意人，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农场主所领导的，这些人觉得其经济利益正受到新机构的威逼。

其论点是基于传统的意识形状和传统的经济信仰，因而获得普遍的支持。

但是到最后，这些抗议、政治运动和所产生的立法都未能阻止新机构和治理它的新阶层的连续成长。

　　美国：

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

美国之因此成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策源地的一个明显的缘故（尽管还有待验证的）在于其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性质。

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国内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依旧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市场。

188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及人口是英国国民收入及人口的一倍半。

到1900年，已为英国的两倍，而到1920年时，则为英国的三倍了。

在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口和全国产品的增长率都始终远远高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同一增长率。

美国市场不仅比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大、进展更快，而且还具有更高的同质性。

美国的收入分配看来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平均。

市场的阶级界线不像欧洲那样明显。

美国市场的特点还在于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市场，几十年前那个地点有许多地点依旧荒无人烟，因而新型的现代工商企业更易于建立，因为老的一套经营方法还来不及成为惯例和变得僵化。

这种迅速进展的、同质的、开放性市场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大量销售商的兴起，也加速了新技术的采纳。

那个市场刺激了最差不多的创新成果—铁路、电报以及把煤用于熔炼工业、铸造工业和精炼工业的新技术—的迅速推广。

接着它又促使美国人成为进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

他们进展出机器（通常以欧洲创新为基础）来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第一采纳大量生产的方法来制造标准化的机器。

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在推迟大型经理式的企业以及随后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显现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建立在文化价值标准上的法律方面的差异，具有专门重要的意义。

谢尔曼法案禁止小型家族公司形成卡特尔，结果加速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

在欧洲，各家族公司通过不同的手段—在英国是通过控股公司、在德国是通过卡特尔—结成联盟，以确保连续不断的利润。

即使当欧洲的公司合并为一体化的控股公司时，它们也要紧是为了防备性的目的—确保销路和供应来源。

这种公司实质上依旧停留在联盟的水平，它并不雇用中层或高层经理人员来和谐产品流量或分配资源。

老总或其代表在每星期或每月的会议上确定价格、产量，并作出和谐方面的决策。

而在美国，如此的联盟是不合法的。

谢尔曼法案和最高法院对它的说明，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各家族公司把自己的经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集中经营并由支薪经理治理的企业，这种压力在其他国家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资料已能突出说明，进行治理和谐和资源分配对具有现代技术的、都市的、工业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它也强调指出了对此种机构和经理阶层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描述和分析新机构的历史以及新机构在不同国家中执行其差不多功能的方式，有助于说明现代经济的组织规则并揭示文化观点、价值观、意识形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阻碍这些规则的方式。

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这种研究能够在有关回答现代极端重要问题的方法方面，提供一点线索。

它也许能够使人得到启发，那些受过狭隘培训的经理们（他们必须治理现代复杂的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是如何样能成为一种对其行为—具有深远阻碍的行为—负责的人的。

（摘自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治理革命》（1977年英文版），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出版，第571～591页。

邰友会摘编，本刊有删节。

）

评论1：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治理学院

钱德勒那个地点提出的中心问题是：

美国现代工业企业显现和进展壮大的缘故是什么？

尽管从工商业史角度探讨那个问题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使这本书鹤立鸡群的缘故，是钱德勒以充分的历史证据揭示出来具有一样意义的理论逻辑。

依照钱德勒的研究，美国到1840年时还没有显现大企业，但从1880年代开始，大企业迅速成为美国工业的主导力量。

触发那个变化的条件是无烟煤的使用和交通通讯革命（专门是铁路的建设）所导致的大规模市场形成，它使经济活动的规模大到如此一种程度—置于行政（治理）和谐之下的组织过程能够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流量）。

在这种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显现了。

通过量（流量，throughput）是钱德勒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速度。

需要把握的是，生产组织的高通过量（流量）并非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自然结果，而是有组织的治理和谐的结果。

钱德勒认为：

“差不多的组织创新是对和谐和操纵高额通过量的需要的反应。

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要紧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

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和谐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

”因此，钱德勒所揭示的逻辑是，大规模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产生速度经济效益的潜力，但实现这种潜力要靠专业化的治理和谐；由于保持生产过程的高通过量（流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固，对速度经济效益的追求还使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最后，在集中化治理下的纵向合并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治理革命的发生—由职业经理人所组成的治理结构代替了工厂主和股东，成为企业的实际操纵者。

钱德勒准确无误地指出，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在于治理和谐下的组织过程，而不是市场交易过程。

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有了能够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就万事大吉了。

要想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现代经济体，中国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还必须完成组织和治理的转变，其核心是建立或形成能够有效进行行政（治理）和谐的治理结构。

正如钱德勒所证明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仅来自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