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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全球文明的黎明
第27届「SGI日」纪念倡言(2002.1.26):
人本主义——全球文明的黎明
「自律」才是二十一世纪之枢纽嫉恶精神与对话的复权
去年作为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年,当人类挥别「战争与暴力的二十世纪」,正要迈出新的一步之际,却发生了重大的事件。
不用说,那就是称为「9.11」袭击美国的恐怖事件。
数千人的宝贵生命葬送在倒塌的摩天大楼瓦砾中,这项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无论是打着什麽旗号,都是绝对不能饶恕的。
尽管联合国提倡「不同文明间对话年」,但与这种宽容共生的对话精神极端相悖的恐怖活动震撼全球,造成一场令人痛苦莫名的悲剧。
为害如此,却没有任何人发表犯罪声明。
这种卑鄙的匿名行为,实为彻底威胁人类安危的恶魔行径,简直是对标榜「不同文明间对话」世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侮辱、与蹂躏。
另外,更不能忽视的是这次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带给人类的心理影响。
历史学家施莱辛格(ArtherSchlesinger)形容9.11之后的美国为「充满不安与苦闷的社会」。
许多有识之士也认为以这一天为分水岭,「世界完全改变」了。
在这事件中,有二十四名日本同胞遇难,但日本却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虽然舆论调查显示出社会的不安因素确实有所增加。
有人甚至把巨塔似的双子楼崩溃、炭疽细菌恐怖活动带给社会的混乱比拟成「启示录」(注1)。
不可否认,郁闷的千年纪气氛,不仅弥漫在美国,而且也不断向世界蔓延。
以美英两国为中心的军事行动,使情况看来大致有个终结。
但是这次的恐怖事件给社会留下的创伤,包括对经济的打击,实在太严重了。
尽管如此,如果因恐怖活动的影响,使时代陷入黑暗的话,反而正中恐怖主义者的下怀。
既然恐怖活动的最大企图是使人类陷入不安与混乱、煽动恐惧与不信赖,那麽,人类更应决不屈服,断然发挥出□驾于此的「精神力量」。
防止恐怖活动对策的观点
虽说「夜愈深,黎明愈近」,但新时代的大门不会自动敞开。
一切取决于人类能否从悲痛中站起,正视此危机,并将其转化为时代变革的良机。
时代诚如歌德(J.W.Goethe)所言,「人类只要有信仰与勇气,任何困难的计划都可以实现」(JohannEckermann埃克曼着《与歌德的对话》),人类要挺胸台头,沈着地面对这困难课题。
使「不同文明间对话年」陷入低潮的恶性犯罪——为了不使其导致「文明冲突」、「文明间战争」的最坏后果,重要的是要把它当作「犯罪」来处理。
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重述。
我在以前就曾主张应该及早设置「国际刑事法院」(注2),这也是因为恐怖活动原本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处罚。
当然恐怖活动不是靠处罚就能解决的问题。
为了防患于未然,消除恐怖活动的苗头,必须结合国际法、国际警察等力量,共同探讨。
在制定制度或预防措施的同时,须采行治本的方法。
有识之士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对产生恐怖活动的土壤、背景,提出种种指摘。
令人高兴的是,为支援重建阿富汗的国际合作体系也总算有了头绪。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苦恼
在此,我想先从这些问题根源的疑难(aporia)谈起,即如何面对这种不可理喻的狂热恐怖活动。
要和躲在幕后的他们,别说是进行交涉,即使是对话,或是媾和的可能性到底如何呢?
这个难题现仍烦恼着整个世界。
就此,甚至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间也产生了歧见。
由此可见,这并非是容易解决的问题。
去年12月,在挪威举行了纪念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的专题讨论会,其最大的焦点就是应否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抗恐怖活动。
与会的得奖者一致认为,仅凭军事行动无法杜绝恐怖活动。
至于对军事行动的评价,则产生很大的分歧。
这些志向崇高、为和平奋斗的得奖人之间也为此而产生了隔阂。
如果不耐心地对待和超越这难题的话,那麽真正的「和平的二十一世纪」就不会到来。
世界良知面对的重大难题
在面对冷酷无情的「恶」时,「善」能作些什麽呢?
又如何与其对抗呢?
越是深信人类良知与性善的人,越是难免对此感到困惑、无力、束手无策。
我想困难就在于难以消除这种像被黑暗所笼罩的负面想法。
例如,少年时代曾在纳粹集中营受过地狱般煎熬,而后以写作为业的埃利(EllieViesel),他通过文人的修饰言词诉说:
「精神是强大,但面对暴力则显得无力。
拿着一挺机关枪的恐怖份子比一百个诗人、一百个哲学家更强。
恐怖份子已作出了证明。
」(「朝日新闻」2001年12月5日)
「精神是强大的,但是面对暴力是无力的」——这是一种逆说。
埃利即使面对纳粹这冷酷无比的暴力,仍然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把对和平的希望寄托于笔端。
但是这次,连他也不得不赞成美国行使武力,可见他是处于何等的困惑与进退两难的窘况之中。
另外,印度出身的剑桥大学森教授(AmartiaSen,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对被指责为恐怖活动温床的第叁世界贫穷问题给予深刻的理解。
这位学者冷静地说:
「行使武力当然是不应该。
但想到9月11日所发生的事情,必须采取某种方法去对付,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如果没有惩罚,恐怖活动还会继续发生。
」(「朝日新闻」2001年11月2日)
我们应注意到他使用「采取某种方法」、「如果没有惩罚」等语句,慎重地避免使用「武力」或是「复仇」的字眼,但仍然强调必须「对付」这一点。
他带有抑制的语调,反而突显出所面临的反恐怖活动课题之庞大与艰难。
断绝「连锁报复」的难度
围绕现代的黑暗深不可测,要透过黑暗遥望晨光,需要相当的精力。
常言道:
「冤冤相报何时了」,报复决不会是次而告终,这是用大量鲜血换来的、可说是人类罪孽的经验谈。
但是,正像古今中外如《基度山恩仇记》、《忠臣藏》等复仇名着,其脍炙人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摒弃了旁观者的观点,着重描写当事人的意识,使人感同身受。
如果轻描淡写地描写,则丝毫不会引人共鸣,只会成为空洞的口号。
《圣经》中有这样的名言:
「你们一向听说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却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
」要把「报复的伦理」转为「爱的伦理」,并非一件易事。
当托尔斯泰(Tolstoy)冒昧正言「不要抗恶」时,列宁对此激烈痛斥(注3),贯彻非暴力这项艰钜任务,必须得到历经千锤百链的伦理规范所保障。
我认为人类为至少一次,必须直接或间接地试图解决这最沈重而难解的问题。
进退两难的「痛苦感觉」
如果要指责连锁邪恶的蒙昧无知,如果要超越「以牙还牙」的人之常情,那麽正如托尔斯泰,经历过灵魂深处的苦恼与纠葛、悔恨与洗心革面的人,才有告发的资格。
目睹这次无区别的恐怖事件,那些饱受折磨人士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动了我。
本来,不论是恐怖活动还是报复行为,从欺负弱小、家庭暴力等的小暴力,至战争这种大暴力,基于人性的尊严,我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但是,痛斥行使武力,只是一味强调对话的必要性,则可能在面临憎恶的深渊前束手无策,被暴力的滔滔洪流所吞噬。
人类史上的和平,经常只是战争与战争间的中场,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我们要返回原点,每个人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革(即所谓人性革命)。
这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注4)所述的,在心中构筑巩固的「和平堡垒」。
从无区别恐怖事件看「无人的心态」
这次恐怖事件的冲击极其严重,因为它向全人类要求最根本的改革。
崩溃瓦解中吞噬了几千人生命的世贸双子楼。
灰尘弥漫的背后所浮现出的一片荒凉,完全欠缺了人性、价值和尊严。
加谬(AlbertCamus)把沙俄末期的一群恐怖份子称为「心地善良的杀人凶手」(注5),说:
「在他们眼里,杀人是必须的,但也是天理难容的」(《加谬全集6》)。
「是必须的,但也是天理难容的」——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矛盾、进退两难的痛苦感觉。
在进行恐怖活动时,这种痛苦感觉带来某种正面的抑制力。
有次因暴君的马车上同乘了两个天真的孩童,恐怖份子就放弃了攻击他的马车。
这次9.11恐怖事件的犯人,会否稍微感觉到这种矛盾及心灵的苛责,是否持有自律心,而不单是自我陶醉。
无视他人的野蛮行为
刚发生恐怖事件之后,我与莫斯科大学萨多夫尼希(ViktorSadovnichy)校长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些对谈(月刊《潮》2001年11月)。
我完全赞同校长所说的「道德、伦理感觉归根到底存在于个人的心中」,我认为抹杀了这「个人」的性质,正是无区别恐怖活动的病源。
我指出,这是一种在内心抹杀了「他人」存在的病态。
他们的意识中虽有「敌人」,却没有「他人」的存在。
他们的头脑中被「敌人」这种非人的观念所占领,没有生活中千姿百态活生生的「他人」介入的馀地,甚至连平民与军人都不能区别。
即使有的话,也只是淡淡的假想存在。
因此他们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悲伤、痛楚、哀叹,所以能做出那种野蛮的行为。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无人的心态」,有的只是满腔仇恨与自我陶醉,没有丝毫人本有的感情或温暖。
人是在意识「他人」、关注「他人」之中才能成为「自我」。
通过这种「自他」的碰撞,人才开始走向成熟。
如果欠缺这个过程,那麽人类始终无法摆脱任性、自我陶醉的幼稚性,会变得发育不全。
雅斯贝斯(KarlJasper)指出「要承认对方,试从对方的立场观看事物……为了获得真理,反对者的意见比赞成者更为重要」(《问罪于战争》)。
与他这观点完全对立的自我陶醉、自以为是,是憎恨与暴力栖息、繁殖的温床。
注视9.11过后笼罩文明社会的黑暗时,我们看到的景象是:
难辨自他的「无人心态」像幽灵般泛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易取得对话的成就。
无须赘言,对话是在「自我」中存在「他人」才能成立。
这是「内在对话」成为「外在对话」不可或缺的前提。
否则,言论就成为独白,或是仅止于单方面的主张。
不仅如此,如果这种病理进展下去,言论甚至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暴力。
确立防止暴力猖獗的生命观
在苦思反恐怖活动措施时,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无人的心态」当成隔岸观火、与己无关的问题。
我丝毫没有容忍恐怖活动的意图。
如果屈服于那种卑鄙的威胁,或是妥协,其结果只是助长恐怖活动。
只有坚决对抗的态度,才是杜绝恐怖活动的大前提。
在某种情况下,也许必须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
但是,许多人指出,掌握了制空权,单向而持续地进行大规模空中轰炸,已经超过了「对抗措施」的领域,种下太大的祸根。
确实,塔利班(Taliban,注6)政权的崩溃,暴露了这个凭仗雄厚资本、超乎想像的庞大势力在控制着阿富汗的恐怖活动组织。
面临威胁时,究竟是否有完全不行使武力的其他有效措施?
这无疑是摆在人类眼前重大而不可避免的课题。
越是复杂难题,就越不存在像亚历山大大王一刀两断戈登结(Gordianknot)(注7)般的解决方案。
我想只有如我在前文中所述,要与托尔斯泰那样,通过心路历程,从正面解决。
这次令人忧心不已的是,空中轰炸的「无人心态」。
在我方人员的损伤近乎于零的前提下,予以对方最大、甚至难以估计的伤害。
这种想法,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的生死全无感觉,把心灵的层次远远抛在脑后。
更何况使用集束炸弹(clusterbomb)、燃料气化炸弹(daisycutter)等大型炸弹,只会增进、恶化这种麻痹的「无人心态」病症。
德国将军杰克特(HansvonSeeckt)的回忆
“我想起小林秀雄在太平洋战争中留下的《关于杰克特的〈一位军人的思想〉》(《小林秀雄全集第七卷》,新潮社)中的一段。
他引用了杰克特将军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登堡(PaulvonHindenburg)旗下,转战欧洲战场时写的感想文。
「一向勇猛的俄军在我们准确的榴弹炮猛烈轰击下,仓皇失措。
当我凝视着如同被恐怖侵袭的大群褐色野兽在东跑西窜时,我不由得希望他们立刻逃离这烈火般的地狱。
其实我方也不知如何防御这种猛烈的炮击。
在该为胜利高兴的时候,我反倒因为看到人类精神的惨败而不寒而栗、呆若木鸡。
」
小林秀雄评论说,杰克特看见的是「无法忍受的战争的堕落」。
正像这里所描写的俄军,塔利班与阿尔奎达组织(AlQaeda)的士兵也置身于最新式武器的猛烈攻势中,他们一定也是不知所措地到处逃窜。
我们能否通过想像力,体会几分杰克特所感的「人类精神的惨败」的痛楚、生命感觉?
这不仅局限于战斗人员。
在新年的电视节目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无国界医生(MSF)」(注8)集团的一位代表谴责政治家,说他们经常都是太远离自己造成后果的地方。
在认清战争的基础上,采取比较抑制和灵活的方法去对付恐怖活动,难道也会受到指责,说如托尔斯泰般太憨厚?
这种对生命的冷漠,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比恐怖活动、用武力以牙还牙的做法更令人难以忍受、毛骨悚然。
被核武器、生化武器等恶魔产物所支配的当代战争,完全忽视人类的气力和精神。
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人格等要素已没有介入的馀地。
若说杰克特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战争的堕落」已经走到了极点,也不为过。
这正是所谓的「无人心态」。
的确,就阿富汗国内而言,恐怖组织已大致肃清。
然而,这份胜利感与人类伦理相距甚远,只存在于报复的感情领域,绝对无法斩断报复与报复、憎恶与憎恶的连锁行为。
我不唱缺乏建设性的「恐怖活动不对,报复战争也不好」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高调。
我认为应该找出造成真正威胁而必须歼灭的敌人,它们就是贫穷、憎恨、与「无人心态」这种现代恶魔。
荣格(CarlJung)曾悲叹人类的精神病理,说:
「可悲的是,零加零一万次也得不到一。
所有一切都依靠每个人的素质。
尽管如此,我们这时代只知道肤浅地以数量的大小或组织的大小来考量事物。
」(《现代与未来》)
向贫穷、憎恨、「无人心态」挑战,可能会被认为过于迂缓,但我深感忧虑的是,假如偏离了核心,把手段当成目的,我们就会误会认为只要灭绝了恐怖组织,就解决了一切。
去年年底,阿富汗的事态告一段落时,美国《基督教箴言报》(TheChristianScienceMonitor,12月18日)评论说:
「胜利的游行还太早……只要逮捕本.拉登(BinLaddin)事情就了结的想法未免太天真。
应该递补起来埋进深坑的不是本.拉登其人,而是他所实践的理念。
」
我有同感。
如果不把此点定为核心,会促使军事对策无止境地变本加厉,从而导致「文明间冲突」。
恐怖主义不是仅以军事力量为主的「硬能」(hardpower)就能根绝的单纯事物,它必须以「软能」(softpower)来处理,即国际间的调整、对话、道德观念等因素。
复兴人本主义
驱逐「无人心态」这人类最大敌人,振兴人类复兴潮流源泉,唯有求助于人本主义哲理。
至今为止,人本主义这词语曾被频繁地、多元地解释。
例如通过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实在主义、基督教……等等范畴。
在此,我通过佛教的看法,来对「中道人本主义」进行若干的考察,希望从中找出能破除现代黑暗的方法。
多重结构的「中道人本主义」所形成的生命观,可以通过佛法的「十界论」、「十界互具论」明显地表示出来。
佛教把人类的境界、生命状态分为十个阶段。
从最低的地狱界到饿鬼界、畜生界、修罗界、人界、天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循序而上,一直到达佛界这一最高生命状态。
在此省去各项详细说明。
十界论中讲到,十界的每一界并不单独存在,每一界都潜在地又包涵十界,相互具有。
就是说,即使现在呈现地狱界,却潜伏着下一瞬间可以转变至十界中任何其他生命状态的能力。
同样,其他的各界(生命状态)也是永无止境的连续变化。
这就是十界互具论。
持有坚强的心
如果说十界论是各界(生命状态)独立的一个个静止画面,那麽十界互具论就是生命从冥伏到显现,从显现又到冥伏的、像电影一样生气蓬勃的多重构造。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不是仅限于佛教,可以说是所有东方思想的特徵。
如十界论和十界互具论,它们不把生命客体化,作为理性分析和操作的对象。
它们主张发掘出深藏于自我的主体存在,即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要「活得好」的逻辑。
故此,研磨生命就会放出光彩;不研磨、放置不管,转眼间就会失去光泽。
如果被「懈怠心」所支配,那麽就会被地狱、饿鬼、畜生、修罗这些恶能量所左右。
如果坚决保持「坚强的心」,那麽一定会显现出菩萨界或是佛界的善的能量。
以「坚强的心」为发条,为了打开停滞的僵局,人要通过内心的奋斗与自律,来发掘出善的能量。
而且要不断如此重复,养成习惯,让善的能量成为生命活动的基调。
这就是十界论、十界互具论的大意。
开展「中道主义」的社会理论
那麽这种「中道人本主义」在社会理论上是如何展开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在1973年7月的学生集会中畅谈过,在此想以其为基础进行讨论。
「一般社会的主义主张必然带有其限制性质。
例如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着与『社会化』对立、互不相容的限制性质。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呈现同样的性质。
唯物论就是排斥唯心论;而唯心论者则排斥相反的唯物论。
即便是艺术领域的主义主张,也受这限制、排斥性质的影响。
其结果是把人与社会套进自己所主张的模子里。
世上的主义主张总是带有这种「套入模子」的作用。
我们基于佛法的主张,并不重视这种定型化。
我们着重于把握时代与状况的实质,并从此观察应走之方法。
这又与顺应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
这是中道主义,它不是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束缚个人或社会,再加以锤链。
-中略-
就是说,我们能从完全相反的主义中找出各自的长处而加以发挥——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但,这又绝对不是没有原则。
」
这是当时与学生恳谈的纪录,无可否认,在说明上是有些不充分。
基于上述的观念,在此我要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事物和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
就如生命不断地反覆着其显现与潜伏一样,社会现象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相对、可变的。
诸行无常、盛者必衰——没有任何「恒常」、「不朽」的事物和现象。
如果无视这一点,拘泥于墨守成规,那麽就会像二十世纪流行的意识型态一样,显得僵硬。
超越墨守成规
社会主义的兴亡是上一世纪的最大活剧;风光一时的自由主义,最近也稍显褪色。
这是相对性、可变性的典型例子。
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把握时代与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墨守成规」上。
这不是仅限于意识型态、或是唯物论、唯心论等方面,善与恶、幸与不幸、战争与和平也基于同理。
根据十界论的洞察,像地狱界这种极恶之中也冥伏着佛界的极善可能性,祸福也会不断地接连出现。
另外,无论在多麽严酷的战争中,也定能找到和平的因素。
反之,像最近的日本一样,表面看似和平,但是如果不能区分和平与安逸,让现状持续下去的话,那麽无法保证什麽时候和平就以「昙花一现」而告终。
正因如此,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培养能看清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的洞察力,不受世间潮流左右,律己并且确立主体。
我所说的「要把重点放在把握时代与社会状况,从而观察应行之道」,这点也带有「中道人本主义」的多重结构特徵。
为了培养这种洞察力,就像十界论中涉及到的,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经常会遇见现存的语言或意识型态所掌握不到的「某种事物」——我们要不断研磨自己的心镜,来捕捉这些新鲜的变化。
换言之,通过自律来确立不动摇的主体,并以此为光源投射现象界时,事物或是现象的真正形态,才会恰如其分地映照在心镜上。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作为开拓时代的关键语句,引用了森有正(1911-76)寓意深刻的话语。
他阐述到「世界是自律的竞争。
正因如此,政治才优越于军事,而和平的真正意义也在于此。
」(《森有正散文集5》)
我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
就像人有人格一样,国家也有国体。
总之,只有「自律心」所酝酿出来的独自品格,才能受到他人尊重,和获得尊敬。
关于此点,我想介绍一段释迦牟尼的逸事。
有人问释尊:
「若说生命皆有尊严,但人类是靠牺牲其他生物来维持生存的。
什麽样的生物可以杀,什麽样的生物又不能杀呢?
」
释迦牟尼回答说:
「那就杀掉杀生之心。
」
这既不是岔开话题,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
如果从正面回答这问题,只会陷入如经院烦琐哲学般的迷宫(注9)。
我认为没有比这更正确、更正统的回答。
暴力、杀生等的错综现象带有许多形态。
哪个杀生是正确、哪个杀生是错误,无法一概而论。
因此「杀掉杀生之心」,不从外面判断是非曲直,而首先从克服内面开始。
如果确立了「自律」之心,那麽无论什麽样的迷惑、踌躇都能克服,并能作出最善的选择、决断--这正是释迦牟尼的本意。
马蒂与甘地在灵魂深处的一致
去年我与学识渊博的比铁尔(CintioVitier)博士以「古巴使者——马蒂(JoseMarti)」为主题,出版了对谈集。
(《加勒比海的太阳正义的诗歌》)
书中,我把马蒂比喻为甘地,说:
「马蒂的一生虽不一定是清一色的非暴力,但是他精神的核心,在日后却想不到,非常接近圣雄甘地所走的道路。
」
比铁尔博士回答说:
「马蒂的主张比甘地的『市民不服从』更困难。
他要在势所难免的革命暴力(从一心一意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物质、精神胜利)中,排除憎恶的本能。
他曾虔诚地写道:
『神啊,这是正当的战争,恐怕是一场重要而具决定性的、能解放民众的唯一战争——是一场对抗憎恶的战争。
』」
为从压抑中寻求解放,甘地与马蒂有时会显示出非暴力与暴力、两种完全相反的抗争方式。
虽然方式不同,但想要克服憎恶的意志,基于「杀掉杀生之心」的「自律」这点来说,两颗巨大的心灵想必有强烈的共鸣。
我与比铁尔博士都相信,当马蒂必须二者择一时,他心灵深处必有止扬合一的哲学为后盾。
「当脖子被绳子勒住,快将死去的时候,如果绳子不会自动解开,那产就只有扯断绳子」(《马蒂选集第3卷》)。
有些所谓革命家,他们把邪恶与暴力当作促使革命发生的「产婆」,因此倾向于血流满地的革命。
马蒂的革命观、战争观,完全有异于他们。
按照马蒂的方法,不论怎样反复试验和失败,几经周折,最终应该会走上和平与人类尊严的轨道。
文明的命脉在于对共存的意志
我要强调的第叁点,就是「中道人本主义」深入思考生命,进而发掘万人共通的普遍资质,所以,就像地狱界也潜伏着菩萨界、佛界一样,无论在任何状况下,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是人,都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佛典上说:
「自在无障碍」。
其精辟的无歧视、平等的生命观、人性观,不分人种、阶级、民族、国籍、宗教、意识型态、性相,也不通过外在、他律的要素而强硬地把人划分和套入模式。
我说「我们能从完全相反的主义中找出各自的长处而加以发挥——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就是因为二者择一的结果,往往是在本来没有差别的人类中形成差别,这不是人本主义、人类外交应走的道路。
基于「中道人本主义」,就会领悟到「身而为人,对他人的任何事情不认为与己无关」这种人本主义的宗旨。
在我们跟前,必定会开拓出超越差异、能与所有人毫无隔阂地交心、对话的大道。
我也是遵循这项信念而行动过来的。
1974年秋,在我初次访问苏联之前,有人问我为什麽要去敌视宗教的国家,而当时苏联的意识型态斗争风暴正烈。
我回答说:
「因为有人,所以我要去。
」
那次的访苏是我首次访中几个月后的事。
当时两国隔着乌苏里江发生武力冲突,陷入紧张状态。
但是我先后访问两国,并与两国首脑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因为我确信纠纷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结局正如所料。
以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
六年前,在我初次访问古巴的时候,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正笼罩着浓厚的乌云。
但是,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各项活动后,直奔古巴,与卡斯特罗(Ca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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