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儒眼看世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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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儒眼看世说

余东海：

儒眼看“世说”

余东海：

儒眼看“世说”

　　前言

　　刘强兄浸淫《世说新语》十余载，自称有《世说》癖，欲建立“世说学”。

今读其《世说新语-有竹居新评》一书，不少评点灵心独运，推陈出新，颇为独到，可以说代表了该书评点研究的最高水平，得到了骆玉明、唐翼明、鲍鹏山诸位学者名家的肯定和赞许。

　　然而，儒眼相看，优点固然很多，问题亦复不少，主要有二：

首先，就整体而言，对魏晋玄学、魏晋名士和清谈抬举过度；其次，对一些名士的具体言论和行为褒贬失当，主要是褒扬过度。

两个问题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过誉。

　　这是个“历史性”的问题，存在于《世说新语》历代评点研究者笔下，更存在于《世说》本身，还存在于魏晋名士群体之间---由于标准和眼光出了问题，他们相互间往往褒贬和吹捧过度。

下面分别剖析、批判之。

　　一、清谈误国

　　魏晋清谈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创始，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

其后郭象《庄子注》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

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和玄言清谈的《世说新语》，被鲁迅称为名士教科书。

鲁迅说：

　　“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

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

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

　　说清谈从清议而来，纯属混扯。

清议的道德根源是儒学，清谈的文化基础是玄学，以老庄为宗。

《世说-文学18》记载：

　　阮宣子有令闻。

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

“老庄与圣教同异？

”对曰：

“将无同？

”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

世谓“三语掾”。

卫玠嘲之曰：

“一言可辟，何假于三！

”宣子曰：

“苟是天下人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于一！

”遂相与为友。

　　老庄与圣教之别，即道学与儒学之别。

两者有同有异，大同大异。

两家都强调道德，但对道德的认知大不同。

“将无同？

”之说，含含混混，全不着调，却受到王夷甫高度称赞，可见阮宣子和王夷甫的糊涂。

魏晋名士认理不明、悟道不透，于此可见。

刘强评曰：

　　“阮修实是王衍肚中蛔虫，将无同三字，正解开王衍辈心中之千千结矣！

有此理论根据，则尽可遗落世事而虚谈废务，端居庙堂而祖述虚无，致使王纲解钮，五胡乱华，神州倾覆，万里丘墟，在所不惜也。

清谈误国之说，推本溯源，实在此三字！

然究其实，清谈未必定误国，误国者无他，在以王衍辈治国也。

故近人章太炎云：

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

”

　　前半甚是，后半有误。

王衍辈误国，就是清谈误国、玄学误国和老庄误国。

　　王衍字夷甫，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从兄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王衍亦以谈老庄为事。

他妙善玄言，又居高位，历任中领军、中书令、尚书令，位至三公，后进仿效，成为当时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誉满天下，还常常自比子贡。

《晋书o乐广传》：

“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

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

”

　　其实这个王衍，风流谈不上，下流免不了。

他被石勒俘虏后，推脱西晋灭亡与自己无关，石勒怒道：

“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

　　王衍又劝石勒建国称帝，但还是被石勒活埋了，临死叹息：

“呜呼！

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后来桓温北伐，眺望中原慨叹：

“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

　　一味祖尚浮虚，不肯戮力以匡天下，正是清谈派的问题所在。

清谈派者，苟安派也。

清谈派诸名士，初到江南，曾作新亭对泣的可怜状，但形势稍定，就丧失了恢复之志，唯图苟且偷安和门第尊荣。

正如钱穆所说：

“当时诸族拥戴晋室，正如曹操迎汉献帝，挟天子以临诸侯，把南方的财富，来支撑北方的门第。

”（《国史大纲》）

　　关于名士，王恭有一句名言：

“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孰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任诞53》）其实，真正孰读《离骚》，就不可能无所事事玩世不恭。

像众多魏晋名士那样，或轻薄，或浅薄，或刻薄，对世事民瘼漠不关心，却“身为物质权位所役，飞来飞去宰相家”，或为相为将，与《离骚》精神格格不入矣。

　　晋室东迁，衣冠南渡，南渡人物本有文化缺陷，历久弥彰，每况愈下。

而北方诸胡，反而越来越汉化儒化，颇能尊孔尊儒。

此消彼长，北方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渐渐胜于南方，最后超越和统一南方。

《北史·儒林传序》曰：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此说不当。

北学粗糙，固未穷其枝叶；南人虚浮，何尝得其英华。

《世说-文学25》：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答曰：

“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支道林闻之，曰：

“圣贤故所忘言。

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

　　褚季野和支道林对南人学问都过誉了。

南学立足于老庄，清而不通，简而不要，不是牖中窥日，而是坐井观天。

　　魏晋清谈和南人学问，孔融祢衡有以启之。

钱穆指出：

　　“路粹奏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此等狂论，皆下开魏晋风气。

惟孔融尚未正式弃孔孟归庄老，正式主张庄老者，为王弼、何晏。

然何晏尚务实干，以庄老为玄虚者，乃阮籍、嵇康。

然阮、嵇皆别具苦心。

此下则又自玄虚转成放诞矣。

”（《国史大纲》）

　　“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

这段极端非礼背义话，出自路粹的告状书。

据《后汉书孔融传》：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云。

枉状，诬告也。

孔融到底是否说过这种话，未能确定。

　　按其为人似不会这么说。

《孔融传》：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三国志》：

“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县社”。

让梨，与兄争入狱，都说明他很重视孝悌，能付诸实践。

但他又是狂士，好酒放浪，言行疏狂，“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酒后狂言戏语亦非不可能。

　　这类观点下开魏晋风气，流弊无穷，而清谈派又每况愈下，放诞狂浪，蔑弃礼法，排斥六经，名望越高，影响越坏，对政治和社会的误导越严重。

　　刘强认为，魏晋之际“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交互影响，磨合激荡，遂形成中华文明史上一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

”东海看去，黑暗有余而光彩不足，根源就在于老庄玄学和魏晋风度。

　　所谓的魏晋风度，才情有余而性情不足，花叶有余而根蒂不足，外观有余而内存不足。

《品藻66》记载蔡叔子云：

“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

”余嘉锡云：

“此言其虽无骨干，而其见于外者亦足自立也。

”清谈派上流，亦仅能“肤立”而已，其中下流人物，则肤立亦不能够，烂肉一堆耳。

魏晋风流，不乏清风更有歪风，也有上流更多下流。

　　魏晋清谈始于正始年间，有“正始之音”之称，受到刘强和《世说》爱好者的高度称赞，殊不知“正始之音”一开始就大不正。

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

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

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

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

自此以后，竞相祖述。

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

“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

”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

”《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

”王微《与何偃书》曰：

“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

”《南齐书》言袁粲言于帝曰：

“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

”《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

其为后人企羡如此。

　　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

“摒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

”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

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

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顾炎武又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

”（《与友人论学书》）其然，岂其然乎？

大量《世说》的爱好者评点者，欣赏有加、赞美有加呢。

　　魏晋清谈的文化根基是道家学说。

道家若作为辅统，自有裨益，若凌驾于儒家之上成为主体文化和主导思想，则其蔽不可胜言。

换言之，道家可以锦上添花，为正人君子和文明世界增加文化芬芳，但不能雪中送炭，不能为缺德的人物和世道提供必要的道德营养。

　　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东海说，老子蔽于静而不知动，老庄都一样蔽于体而不知用，蔽于道而不知器，蔽于德而不知政，其学说有严重的纰漏，不能对政治、社会和家庭生活做出正确的指导。

儒家如主食，道家如药。

药最好也不能当饭吃。

魏晋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把主食当成了药，又把药当成了主食。

　　《易·系》说：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不能“通天下之志”，何以“成天下之务”。

魏晋国运愈趋愈下，东晋不能恢复中原，文化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

从汉末到魏晋，主导性文化从儒家转而为法家，又转而为道家，世道人心也随之越来越坏，直到南朝，终于不可收拾，终于被北方所“收拾”。

　　二、祸世败家

　　作为魏晋风度的重要理念和特出表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宣言，大错特错，误人非浅。

汤武周孔，中道仁本，一脉相承。

非汤武就是反中道，薄周礼就是薄仁义。

汤武不可非也，周孔不可薄也。

除了方外人士，名教不可越也；未抵圣人境界，自然不可任也。

　　“任自然”的结果就是“善人少，恶人多”。

对此《世说》中殷浩不小心说破了。

《世说-文学46》：

　　殷中军问：

“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

”诸人莫有言者。

刘尹答曰：

“譬如泄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

”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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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