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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创作分析
从《阿Q正传》看鲁迅先生对农民苦难生活和精神上遭受戕害的描写
鲁迅是我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无人企及的“精神界之战士”。
他毕生对国人乃至地球人精神世界的多层面的苦苦探索、追问,使其思想达到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极其深邃独特的境界。
他是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从走上文创作道路的那一天起,就有着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特点,不描摹生活也不追求华章美文以留名青史,而是为改造人的精神,营造“精神典型”,画出人的灵魂,来体现他对人的关注和作为一个深入探索人类精神现象的伟大思想家的本色的。
所以,在其创作中,鲁迅本着振兴中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思索“立人”的问题,即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
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他正面召唤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与解放,另一方面就要扎扎实实地进行“国民性的改造”。
对于这两个方面来说,鲁迅认为,由于在中国传统奴性文化和封建主义专制政体长期的奴役和压制下,整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和思想面貌已被扭曲,因此形成了不少的国民性的缺陷——即国民的劣根性,如果不先行对此进行揭露和批判的话,那就很难完成“人”的主观精神的觉醒和解放这个启蒙任务。
于是鲁迅就把“改造国民性”作为“立人”的一种手段,一生孜孜不倦的予以澄清和批判,力求国民性的彻底改善。
那么,这一点表现在作品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一、阿Q的人物形象
在《阿Q正传》中,这部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
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鲁迅在其作品主要就刻画了这一人物。
(放视频,观看《阿Q正传片段》)
通过刚才的观看,我们大致了解了其中的故事情节和所刻画的人物阿Q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未庄,这是一个典型的病态社会文化环境,是阿Q精神产生的温床或摇篮。
在未庄存在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这里住着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地保、吴妈、王胡、阿Q、小尼姑等居民。
赵太爷是未庄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而地保是帮凶,阿Q是被压迫者,小尼姑是地位最低的未庄居民。
统治未庄的意识形态是封建伦理道德,赵太爷是其执行者与维护者。
阿Q生活在未庄,深受这种封建意识形态的毒害,所以,他一直都是国民人性丑陋的化身。
首先,从阿Q的外貌、性格来看,几乎都是丑陋的化身。
一顶破毡帽;几寸黄辫子;数点癞疮疤;懒洋洋的瘦伶仃的身子裹着缀满虱子的破夹袄;土谷祠里寄宿;小酒店中赊帐;尼姑庵里觅食,无不丑怪、肮脏、委琐。
一个一生挨打受辱、磕头赔罪以至糊涂被戕而始终不觉的可怜虫。
学者陈非在《广西社会科学》这个杂志上,把阿Q形象,总结为以下几个“小”。
小地痞:
斗王胡、打小D、辱尼姑、戏吴妈,一切全凭心血来潮,想入非非。
小无赖:
偷人萝卜,当场被捉,不仅矢口否认,而且还倒打一耙:
:
“这是你的?
你能叫得他答应你吆?
”
小赌棍:
有点小钱便塞在“一堆人”中“押牌宝”,“汗流满面”地呼喝。
然而却输了又输,赢了也被抢。
小酒鬼:
时常“醉醺醺“地在未庄来去招摇。
挨打受辱后,要喝酒;自我”快意“后要喝酒;“革命造反后”要喝酒;囊空如洗,赊来喝。
小色魔:
不仅六年前看戏时乘黑乘乱偷摸女人大腿,而且现而今在众目睽睽之下横街伸手“去摩”尼姑头皮,一边戏谑: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一边在尼姑的“面颊”上又“扭”又“拧”;更有甚者,他竟不顾廉耻向吴妈下跪求爱。
小窃贼:
生计无着,铤而走险,入伙为盗。
在城里得手,回乡下销赃。
在这一连串的“小”里,鲁迅把阿Q的丑陋性格揭露无遗:
他愚昧、自私、贪婪、嫉妒、鲁莽、轻狂、健忘、奴性;他妄自尊大、粉饰自欺、排斥异端、欺凌弱小、狭隘保守、懦弱卑怯、幸灾乐祸、自甘堕落、以丑为荣,阿Q几乎把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囊括殆尽。
他一生中仅有一次得人“赞赏”:
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
阿Q真能做,然而谁也不清楚,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
所以,一直以来,研究者一直把阿Q看成是国民的代表,老中国的结晶。
解读阿Q这个形象也就等于解读中国的历史与国人的灵魂。
民族的衰退、时代的破败、文化的落后、政治的糜烂,,似乎都与阿Q紧密相连,都可在阿Q这里找到解释和印证。
以至于到了21世纪的今天,民族已经强盛,但阿Q的诸种症候并未随民族的现代化而在人们身上渐次消失,与民族苦难一同成为愈合的疤痕,相反,这个丑陋的幽灵依然深藏在每个个体生命之中。
那么,在阿Q身上,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性格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性格核心,但并不是他的全部,此外,他还具有投机心理。
二、阿Q的核心性格分析
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研究者李何林认为阿Q“精神胜利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夸耀先前的阔,设想儿子的阔。
第二,忌讳头上的癞疮疤,又说别人还不配。
第三,被人打了,不能反抗,说是“儿子打老子”。
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
“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
第四,把个人自轻自贱的行为认为是天下第一,自比状元。
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
“打虫豸,好不好?
”但他立刻又想:
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
第五,痛打自己的嘴巴,认为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人,结果仍是自己胜利了。
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
第六,把对自己的欺侮很快忘却,也算胜利。
第七,画圈时,一心想画圆,画不圆了,立刻想到孙子才画的圆,他是爷爷不是孙子,又胜利了。
以上这些表现是仅是阿Q的性格核心,但是并没有全面地揭示其性格。
因为“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在任何情况下的一贯表现,而仅仅是处于受挫、不利、失败境地时才使用的麻醉自己以图解脱的方法,是希望免受失败的痛苦而永处精神胜利的优越之举。
这样,就把“精神胜利法”这一性格表现,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即失败的时候。
我们知道,把握人物性格是不能孤立地仅抓其某一个侧面,而必须做到全面考察。
鲁迅在作品中是从多个角度来塑造阿Q的,作品中的阿Q并非总是仅仅以高度的精神胜利法去消除实际失败的痛苦的。
作品中大量表现了阿Q平常的非失败时的状态。
所以,阿Q的性格,还有其另一面,那就是投机心理。
首先,在第一章“序”里,鲁迅在介绍阿Q姓氏的时候,告诉我们“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但接着就讲了这样的事: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鼓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
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
后来阿Q就因为自称姓赵而挨了赵太爷的嘴巴。
关于这一段,不管阿Q姓赵是不是真,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一段的意义不在于介绍阿Q地位,重要的是在表现他的性格。
即阿Q一贯的虚张声势、吹牛自诩的习气。
也揭示了阿Q的投机意识和无赖手段。
也就是说,万一他自称姓赵,而别人又信以为真,那么他不就长气焰了吗。
其次,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阿Q的确满脑子的封建道德意识,作者曾说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
而且,他看不起女人,根据阿Q的理论,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块不会有好事情。
当阿Q得不到的时候,阿Q便说女人坏。
然而“男女之大防”并没有约束住阿Q,他层经在“戏台下的人群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在众目睽睽之下拧过小尼姑的脸?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传统道德并没有约束住阿Q的流氓行为,其所作所为也明显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
第三,在阿Q与辛亥革命的描写中,也重点揭示了其投机心理。
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
他土谷祠那绝妙的幻想就是他革命内容的生动图解。
阿Q革命的方式是“来了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拿着板刀钢叉招呼阿Q一同去”,对未庄欺负过他的人的处置态度是一概杀掉,“王胡本来还可以留,但也不要了……”对于财物金钱的态度,大把大把地拿元宝、洋纱衫、洋钱,连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钱家的桌椅也一同占为己有。
对于女人的处理,他充分选择,认真推敲:
什么“赵司晨的妹子真丑。
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
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
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
……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
惜脚太大”。
总之,阿Q的革命是想获得个人欲望的满足,作威作福,压迫奴役别人,由“人下人”而变为“人上人”。
借时机来达到个人的私利,这是投机心理,是必须加以否定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精神胜利法,阿Q身上最突出的性格,就是他那不断变化以使自己处于优势得到利益的投机心理。
离开了这两个心理来谈阿Q,是不能准确把握他的性格的。
鲁迅小说《祝福》的主题再探
鲁迅先生脍炙人口的小说代表作之一《祝福》,自1924年发表以来,备受人们普遍的推崇,对它的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学者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其中对作品主题的观察与理解,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新见叠出,这些不同角度不同表述的观察,使这篇小说丰富的主题被不断揭示。
本文试图在对历来人们关于《祝福》的主题认识进行梳理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以期加深对鲁迅先生这篇心血之作的理解。
二
对一部作品的主题认识,与对作品的主要人物之形象的理解密切相关。
《祝福》的中心人物与事件,是祥林嫂和她的命运。
于是对它的主题,自然只能通过对祥林嫂及其悲剧人生的认真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
在以上数种关于《祝福》的主题理解中,祥林嫂的形象,要么是被压迫者与被奴役者的形象,要么是反抗者甚至是荒诞的反抗者形象,要么是倾诉者与绝望者的形象。
这些理解固然见仁见智,各有道理,但是,却惟一没有触及到祥林嫂的另一个形象能指:
怀疑者与觉醒者形象!
只有从“怀疑者”与“觉醒者”的角度来理解祥林嫂的形象,才能帮助我们最终理解鲁迅先生这篇小说深刻的主题。
也就是说,由于她的形象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者的先知形象,由于她具备且承受了所有先知的命运:
最先感到痛苦,最多地承受了痛苦———因为要解决痛苦而最多地思考了痛苦最后也为此痛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以,《祝福》的主题,应该是鲁迅先生对所有那些先知先觉者(也包括他自己)的深深祝福———这正好也是鲁迅先生这篇小说篇名“祝福”二字的真义。
要深入理解祥林嫂的形象,必须首先突破作者给我们布下的两重叙事表象。
第一重表象,是祥林嫂的痛苦身世;第二重表象,是她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折磨。
祥林嫂一生先是丧夫,继而被卖,接着再嫁,后来子亡,确实是遭遇了人生的莫大悲哀,体会了人世的莫大悲凉,同时,像祥林嫂一样身世悲惨的人在我们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对他们,可以“同情”可以“帮助”甚至可以去“拯救”,但是,鲁迅先生却偏偏选用了“祝福”二字来作为小说的篇名,其间大有深意。
鲁迅把这篇小说命名为《祝福》,绝不是随随便便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生命才有资质得到鲁迅的祝福呢?
笔者认为绝非仅仅只有身世之悲者,也绝不仅仅是那些精神上的“被侮辱与被欺凌者”,他的祝福———包括我们的祝福———应该献给那些在悲惨的身世与痛苦的精神生活中为数并不多见的觉醒者与怀疑者!
祥林嫂在精神上确实也受到了人们的侮辱与摧残。
比如,她逃离婆家第一次来到鲁镇,虽然负担着沉重的劳动,但却“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说明她并不怕工作的苦,可是,当她再醮再寡,再次来到鲁镇时,一切劳动的负担和生活的条件和过去一样,可是她却感觉大不一样了。
究其原因,在于鲁四老爷把她看做是“败坏风俗的”,这就让她感受到了失去“人”的尊严的苦恼和困惑。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祥林嫂并不在意这些对自己的不重用呢?
如果她甚至觉得只要给我吃、给我喝,自己乐得袖手旁观不劳而获呢?
如果这样,则她和成千上万麻木的让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人一样还会感到痛苦么?
还会让鲁迅为之“祝福”么?
祥林嫂却因此而感到了痛苦!
笔者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这种痛苦固然发生在祥林嫂这个小人物身上,但它仍然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痛苦和高贵的痛苦。
理解了祥林嫂高贵的觉醒者形象,就可以进而理解祥林嫂的赎罪者形象———当她满心想以捐门槛来赎清自己的罪孽,想借此而重获一个正常人的权利时,她其实就成了一个超越了一般苦难者的赎罪者形象———甚至也可以把她理解为一个牺牲者的形象。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有一段被人们广泛引用的话:
《祝福》“描写一个旧社会中的女牺牲者,极其深刻,使知人世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礼教吃祥林嫂”。
他话中的“牺牲者”三字大体触摸到了鲁迅先生倾心描写的祥林嫂形象的真正内涵。
有人说:
“找遍中国,作为精神世界的战士究竟在哪里?
有谁能发出真诚的声音,把我们引向美好刚健的境地吗?
⋯不是产生不出来这样的人,即使产生出来也被群众所扼杀。
”[6](P239)这位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关于先知者与愚昧群众的关系,关于觉醒者与愚昧者的关系,鲁迅先生确实是“忧愤深广”的。
准备救助群众的人反而“被群众所扼杀”,这确乎是鲁迅小说一个重要的悲剧内容。
在《祝福》中,鲁迅先生为了表现他寄托在祥林嫂形象中的这样一种对于先知者的悲情认识,在小说里特别描写了那些几乎和祥林嫂一样的劳动者———他们给祥林嫂造成了并非十分恶意的伤害。
比如逼她再嫁将她卖入深山墺的婆婆、她再寡又失子后前来收屋的大伯、那个使她看到地狱的柳妈、那些不再听她倾诉的鲁镇人。
他们也是劳动者,是鲁迅对中国人民族性深刻认识之后的形象体现,他们其实比所谓鲁四老爷这样的力量更强大,更无边无际,更无法逃脱。
对他们的理解,其实是理解鲁迅小说———包括《祝福》———的关键,因为只有他们的麻木者身份的确立,也才是祥林嫂觉醒者身份确立的前提。
觉醒者从来不是相对于所谓的压迫者而言的,因为相对于压迫者的,是反抗者。
相对于觉醒者的,恰恰就是那些沉睡者与麻木者。
所以,关于祥林嫂的形象,如果一如既往地说她“愚昧与不觉醒”,是不准确的———尽管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
祥林嫂的形象,不仅不是所谓的“愚昧与不觉醒”者的形象,恰恰是一个觉醒者的形象。
鲁迅有一句名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7],如果在祥林嫂的身上只有身世之悲与精神之苦,则她的人生还不足以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要肯定祥林嫂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则我们必须找到她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鲁迅说过: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8],而祥林嫂就是一位“梦醒了”的人,从丝毫意识不到自己是人,到有了人的觉醒意识,这就是祥林嫂的人生价值,就是祥林嫂以自己的微弱之躯给我们这个人世的伟大祭献与庄严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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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理解《祝福》的主题,还有一个人物形象不能不对其进行分析,那就是小说里的“我”。
鲁迅在小说里把祥林嫂与“我”这个“知识分子”进行的对照性描写,一如他对小说的命名,也绝不是没有用意的。
鲁迅的小说无疑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他自己曾经说他做小说时抱的是“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9]然则他要改良的人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支克坚先生认为:
“所谓人生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怎样对待生活,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生活。
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的长期统治,使得中国人对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生活采取了极端麻木的态度。
启蒙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就是力图在这个问题上,唤起他们作为人的自觉,对人的自觉,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的自觉。
”[4](P3)显然,这样的人生,就是“愚弱的国民性”之人生,是病态社会中的不幸人生,是深受科举之毒害的孔乙己,是愚昧麻木的华老栓,是屈服于命运的闰土,是“精神胜利法”的阿Q等等。
他们身受惨重的压迫而不觉悟,不思为改变命运而抗争,反而苟活着,甚至庆幸暂时做稳了奴隶⋯一句话,他们是被启蒙者,是被“为”者,是被“唤起”者,然则谁是启蒙者呢?
天降启蒙的大任于是谁呢?
那就是当时的———以及今后的———知识分子。
所以,与鲁迅笔下那些农村的下层“最痛苦的人生”相对照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极其重要的人物群体。
只有把鲁迅笔下的这两种人生进行对照理解,才能把握鲁迅小说创作的深刻动机,那就是鲁迅的思考,绝不仅仅是只面对着那些被启蒙者的,他的深刻思考随时也面对着那些启蒙者自身。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受科举制度毒害而一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文人,如孔乙己、陈士成等;二是灵魂完全腐朽的文人渣滓与封建制度的追随者,如四铭、高尔础等;三是具有进步要求和变革愿望的现代知识分子,如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也是鲁迅笔下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形象。
还有一种,应该是初具思想启蒙之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形象,比如《祝福》中的“我”。
但是,《祝福》中的“我”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其实,“我”是一个在鲁迅的小说里大有深意的人物形象,只有深刻理解了“我”作为一个启蒙者自身的形象,才能深刻地理解《祝福》之整体的主题意蕴。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小说中有很多相应的情感表现,如对鲁镇那个沉闷的人际关系感到十分不满;对那个闭塞的环境感到厌烦;和鲁四老爷谈话很不投机,关系也不融洽,而对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却非常同情;后来对祥林嫂的死感到“惊惶”:
“心突然紧缩”,“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负疚”;“我”作为一个被人们寄予了厚望的知识分子,却不能为祥林嫂解答迫切需要解答的灵魂有无问题,却用含糊其辞的“说不清”三个字做了搪塞⋯应该说鲁迅先生对“我”的描写,是对当时知识分子形象与性格的真实把握。
基于这些描写,人们一般认为作品中的“我”是个具有进步倾向,但又有着明哲保身的中庸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样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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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不止一处地暗示出“我”是一个“新党”,新党,就是当时负有对旧的社会伦理与道德规范进行批判的新的“知识分子”。
而知识分子,在鲁迅的时代,几乎就是民族精英与时代先锋的同义语。
当他们高扬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帜而奔走呼吁时,他们的形象,就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形象。
然而有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十分知识分子化的“我”,竟然不能回答一个社会下层妇女祥林嫂一个看上去十分简易的问题:
“人到底有没有灵魂?
”而且从小说隐隐约约的暗示上看,他竟然负有祥林嫂之死的责任。
当衣衫褴褛的祥林嫂与俨然知识分子的那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的“我”对话时,我们分明地感到,执着而有力的,不是“我”而是祥林嫂,吞吞吐吐而嚅嚅其苍白之词的,不是祥林嫂而是“我”。
最后,“我”苟活着而祥林嫂却死掉了。
于是我们要问:
在鲁迅先生反讽意味强烈的叙述中,到底谁是觉醒者?
谁是沉睡者?
是祥林嫂,还是“我”?
我们必须思考并且回答这个问题。
甚至我们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
谁是致祥林嫂于死地的责任人?
“我”是不是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共谋者?
当“我”以救助者的身份反而害死了需要救助者时,这个悲剧,究竟是祥林嫂的悲剧还是“我”的悲剧?
最应该牺牲的“我”这样的“时代先锋”苟活着,而最应该被救助的祥林嫂却死去了。
弱小的祥林嫂活捐门槛死捐躯,然而让她寄予了厚望的“我”之流却捐出了什么呢?
生活竟然是如此颠倒!
动机与效果竟然如此大相径庭!
中国知识分子竟然如此无能无为!
这不正是鲁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深刻的反省与严肃的批判么?
北京作家王朔说:
“鲁迅对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得都对,若说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拉下了。
”这显然是对鲁迅的了解不够深入的狂妄之语。
所以,“我”的形象,就是一个在祥林嫂面前黯然失色的甚至是虚假的对不起天地使命的启蒙者形象。
而旧中国的最大悲哀,不仅在于那些遍地的麻木者与愚昧者,而是还在于那些遍地的不称职的启蒙者。
启蒙者还有一个“自我启蒙”的问题,这才是鲁迅先生在《祝福》中使用祥林嫂与“我”这种对照描写手法的深义。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鲁迅小说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
无疑,鲁迅的小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种大无畏的直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鲁迅悲哀地看到:
最先觉醒的革命者竟然在寂寞中死去了,自己的精神与热血却做了愚昧群众维护肉体生命的药。
鲁迅对知识分子悲剧性格的深深体味,也是鲁迅心灵深处一个大大的悲哀。
所以,鲁迅格外地敬重那些能够对自己的人生产生怀疑的人,格外地敬重那些能够在人生的痛苦中觉醒的人。
对那些在沉默中死亡的人,他固然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而对那些在沉默中爆发的人,他则表示出了无比的敬意。
总之,他必得献出给这些先知先觉者的祝福,一颗伟大的同时也寂寞的心也才可得到少许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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