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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俄罗斯与中国过渡经验之比较
[美]戴维·科兹文 倪刚、常辉译 朱贵昌校
【作者简介】戴维·科兹(DavidM·Kotz),麻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著有《苏维埃制度的灭亡》,《积累的社会结构:
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本文是作者为2004年11月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题为“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经作者同意用中文发表。
【译校者简介】倪刚(ChristopherM·Needs),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生;常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贵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5)03-0003-12
一、引言
目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政策及其思想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极为有限。
依据这一观点,若政府能够很大程度地退出经济生活,那么效率、收入分配和科技进步将达到最佳。
作为经济角色,政府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腐败、资源配置低效、财富再分配的专横和阻碍经济进步的一个根源[1]。
新自由主义极为勇敢地声称它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转型提供了最好的和唯一真正有效的指导。
这里的经济转型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即欠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科技熟练程度方面走向世界前列[2]。
二是经济过渡,即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新自由主义已称雄25年之久,这不合常理,因为它似乎与历史经验、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经验存在尖锐冲突。
先说经济发展。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甚至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国和英国的历史也打它们自己的嘴巴。
一般认为,通过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英国在18~19世纪初实现了工业霸权。
然而Ha-JoonChang却表明,在工业革命期间超越欧洲其他竞争者的一段关键时期里,为促进英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对国内与国际贸易实行了积极干预政策(Chang,2002,pp19-24)。
19世纪美国政府建立起了高关税壁垒,并加大了对国内运输系统的投资进而推动美国在19世纪末实现了由农业国向世界领先的工业国的转变。
只是在经济上较之竞争对手已占明显优势以至于政府作用的减弱有利于本国在经济上长期称雄,英美才倡导自由贸易,倡导新自由主义。
后发工业国家的经验让人印象更加深刻。
通过实质上是冒犯新自由主义教规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日本、苏联、韩国都很快从欠发达国家上升到了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中没有一例是依靠新自由主义方法迅速实现国家的发展式的过渡的。
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没准能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提供丰厚的素材。
然而,本文认为,就经济过渡和经济发展来说,政府主导型战略优于新自由主义战略。
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确同时是国家全面经营经济的逆向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种过渡的最佳方式要靠非政府行为体来实施。
在这样的转型中政府的角色必须转变,这一事实使得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复杂化。
不过,我将证明,经济转型只能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才能有效实行。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或转型的成功。
政府的错误的积极政策既不能实现经济发展,也不能实现经济转型。
政府会成为一个寄生于社会之上、阻碍社会进步的机构。
但如果政府只是袖手旁观,等待个人行为和非政府力量——诸如企业家能力、比较优势和跨境资金流入带来经济发展和转型,那么结果必定失败。
较之经济发展的失败,经济转型可能失败得更惨。
经济发展的失败会导致生产停滞,使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会陷于不利地位。
而对于经济转型,完全坚持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后果将是社会快速后退,最坏时甚至会发生经济和社会崩溃。
本文将探讨俄罗斯和中国的过渡经验,以便从新自由主义的和国家主导的转型战略的成效比较中得出教训。
文章第二部分探讨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转型。
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始于1978年的经济转型的经验,它是以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路径为基础的。
第四部分思考为什么在成功实行了政府主导的转型战略的国家,比如中国,要求转向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压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
文章第五部分将作出结论性的解释。
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
新独立的俄罗斯政府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政府内部主要经济顾问的建议(KotzwithWeir1997,第九章),从一开始就直接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
俄罗斯经济转型战略的全部核心是政府迅速退出对经济生活的管理。
这一转型战略的主要特征如下:
1)立即取消对国内价格的控制;2)企业的迅速私有化;3)快速消除尚存的政府左右企业决策的因素;4)急剧削减公共支出;5)紧缩银根;6)迅速拆除商品和资本跨境自由流通的壁垒。
俄罗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奔向这些目标。
其中,唯一偏离新自由主义战略的重大政策是继续控制着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价格,并继续执行影响出口的法规。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的倡导者辩解说,短期的转型成本投入之后,它会带来有效的、科技进步的、繁荣的市场体系。
价格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消除政府对企业行为的指导被认为可以迅速地以有效地市场体系代替中央计划经济。
取消价格控制是求得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旨在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认为,这些措施不妨碍经济重建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将使俄罗斯以其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特殊利益,同时也能带来外资以帮助俄罗斯实现工业现代化。
尽管1999年底俄罗斯由普京总统取代了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还经历了多次总理换马(除了1998~1999年普里马科夫管理国家时期),但它还是坚定地奉行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
结果众所周知。
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这是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和平年代里从未见过的。
那些年里,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6%,总投资下降了81%。
与1990年相比,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已经下降了51%,总投资下降了84%[3]。
自1999年始,俄罗斯经济每年都有增长。
1999年,俄罗斯经济从萎缩变为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俄罗斯在不得不拖欠国内外的债务之时于1998年8月爆发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这使得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名义上贬值高达71%,实际贬值高达64%[4]。
结果,俄罗斯工业由于国内消费者买不起进口产品而获得了推动,同时俄罗斯出口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第二,1998年9月财政危机之后,新组建的国家杜马以其魄力强迫暂处弱势的叶利钦总统任命了中左人士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另外还有几名共产党人担任经济要职。
普里马科夫在位直到1999年4月,但叶利钦罢黜了这位民望日隆的总理。
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期间,俄罗斯暂时偏离新自由主义战略,包括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
上述两个因素——卢布急剧贬值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了俄罗斯的国内需求,终于使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由长期的萎缩转为扩张[5]。
从1998年到2003年,俄罗斯的GDP平均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为止达到了1990年GDP水平的67%。
以这个增长速度,到2009年俄罗斯才能恢复到1990年的GDP水平[6]。
如果这一增长速度在2009年之后确实还能持续的话,那么,俄罗斯要经过19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新自由主义战略造成的困境。
然而,这样的预测未免过于乐观。
1998年的卢布贬值和普里马科夫的短期扩张性政策的刺激性作用一过,俄罗斯经济的持续扩张便一直靠世界石油市场来驱动。
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在2000年飞涨,并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上。
俄罗斯原油出口价从1999年每吨111美元的正常价上升到2000年的每吨180美元,到2003则一直保持在每吨156美元到182美元之间[7]。
对于1999年以来有利的石油市场为俄罗斯GDP的增长带来的份额,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估计。
1999~2003年间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长6·75%。
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估计,这期间石油价格的变化使俄罗斯的GDP每年增长1·94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占4·8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2004,第11页)。
如此说来,约有29%的GDP增长来自石油部门。
俄罗斯工业部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作了更广泛的估计:
考虑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及产量变化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就会发现,2003年7·3%的GDP增长中大约有4·2~4·6个百分点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另外的2·7~3·1个百分点来自其他部门[8]。
以这个估计,GDP的增长中约有58%~63%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
俄罗斯的出口主要由原油和天然气及其他原材料和半加工的原材料如金属等构成。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矿产品在俄罗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占到了40~60%。
再加上金属、宝石及其他相关产品的出口,从1995年起这些产品的出口总额占俄罗斯每年出口总额的70%~80%。
2003年的石油高价使俄罗斯仅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就占出口总额的55%(世界银行,2004,第8页)。
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规模与GDP增长之比率可参见表一。
1995~1997年间,也就是俄罗斯经济萎缩的最后三年中,产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占GDP的3%~4%,这是一个数值较大的出超,但对于一个原料丰富的大国来说这是正常的。
虽有1998年的国内经济萎缩,但是由于卢布贬值刺激了出口,减少了进口,使俄外贸出超上升到GDP的6·8%。
表—1俄罗斯净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3.4%
4.1%
2.9%
6.8%
17.0%
20.1%
12.6%
10.7%
11.5%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1第152页和2004第158页。
正如表—1所示,1999~2003年俄罗斯的净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已相当高,大约在10·7%~20·1%之间。
这表明了自1999年以来的出口为俄罗斯带来的GDP增长幅度。
这些醒目的数字也表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相比要慢得多。
国内总支出,即国内总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支出之和,1998~2003年的年均增长仅为3·7%,而GDP的增长速度为6·7%[9]。
两者之差意味着,从1998年起俄罗斯GDP增长中的45%流失国外,而没有以促进消费、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形式使国内经济受益。
对于一个从1990年以来国内经济滑坡如此之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结果。
这样看来,如果石油的高价不能持续,俄罗斯近来的增长将无以为继。
石油价格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经济几乎一定会急剧下降,经济可能再次开始萎缩。
俄罗斯国内市场非常有限。
除了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花费。
小的超级富豪阶层以及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较之国产品,他们对进口货有着更强烈的偏好。
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实物化继续阻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
1992年1月几乎对所有价格的突然放开,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一路狂奔,然而货币紧缩政策使货币的增长无法满足经济的需要。
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复杂的实物交换司空见惯,伴生的是私营和公营单位干脆长期不付货款或工资的交易信用模式。
1994到2001年,M2与正常的GDP比率在9%~16%之间。
同期相比,美国的比率稳定地表现为50%[10]。
2002~2003年,由于俄罗斯数额巨大的往来账户余额所产生的货币效用,推动了M2与正常GDP的比率有所上升,终于2003年达到了19·7%。
然而,货币在俄罗斯仍然十分短缺。
俄罗斯不仅受经济实物化之苦,还一直遭受严重的非现代化之痛。
俄罗斯从1990年曾经有过的多元的、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回到了向世界市场出口原料及粗加工原料的经济。
表—2显示的是俄罗斯工业各部门的恢复情况。
到2003年,天然气产量和石油开采量分别恢复到1990年的97%和94%。
铁和非铁冶金业已局部恢复,达到1990年的79%~80%。
相比之下,以1990年为100%,食品工业恢复到67%,机械制造为54%,建筑材料为42%,轻工业为15%。
表—22003年俄罗斯工业部分部门与1990年水平对比(1990年为100)
全部工业
66
电力
77
化学和石化工业
67
天然气
97
机械制造
54
石油开采
94
木材和造纸
48
炼油
70
建筑材料
42
冶铁
79
轻工业
15
非铁冶金
80
食品
67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2004,表14·3·
俄罗斯官方国民损益账户显示,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占GDP的8%。
但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转移价格诡计的猖獗,因而这里的比例大大低于实际水平。
就是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象征性地将产品卖给串通一气的国内外贸易公司,然后这些贸易公司再以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
这些诡计旨在逃避税收,逃避强制性的硬通货返还制,便于非法资金出逃以及方便内部人窃取公司财产。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了国内价格转移诡计的影响(仅从它们已合法化并能从记录中看到起)。
该报告发现,如果把与化学贸易公司的岁入归属合伙的生产公司,那么,来自石油天然气产品的收入在GDP中的实际份额将从8%上升到20%。
这样,尽管仅有1%的俄罗斯劳动力就业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但如果适当考虑到价格转移的影响,那么,GDP中至少有20%来自这一行业[11]。
大部分俄罗斯人被甩到后面,被迫以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方式为生。
199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约55%的俄罗斯家庭近乎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消费只能依赖自家庭院的收获(RFE/RLNewline,1999,v·3·n·28,2月10日,第一部分)。
没有比绝望的人们大肆偷窃铜线电缆更让俄罗斯感到悲哀,很多偷盗者为此致残或触电而亡,这些电缆在苏联工业化时期曾连接着广阔的俄罗斯。
俄罗斯经济之无望,快速私有化的罪责更大。
俄罗斯没有真正买得起国有企业的合法的富人阶级,因此,事实上最有价值的企业由国家廉价卖给企业内部人或被无所顾忌的管理者所攫取,而这些人通常与犯罪团伙串通[12]。
企业把持者们只对短期收益和掠夺财富感兴趣。
正如前面引用的总投资崩溃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数字所证明的,私有化不但没有使俄罗斯工业现代化,反而导致对一切可以快速获利的家当的变卖。
例如,根据克列勃尼科夫(klebnikov2000)报道,具有收益潜力的阿沃塔瓦兹是托格列泰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在1990年被其内部高层管理者伙同多年与叶利钦家族关系甚密的著名寡头borisberezovsky侵吞掉[13]。
这些石油、天然气和苏联其他有价值遗产的持有者们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为了保险他们将很多财产转到国外。
与经济影响同样严重的是俄罗斯社会受到的影响。
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政府退出了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由于政府费用急剧减少,政府职员的实际工资明显降低甚至不能按时发放,导致政府工作无法正常运转。
正如敏锐的观察者所料,犯罪分子步步侵入政府撤出后所产生的权力真空。
20世纪90年代初期,犯罪团伙很快出现并为争夺莫斯科及俄罗斯的控制权与政府进行了公开的战争。
许多正直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当作争夺控制权的分赃者被暗杀。
在20世纪90年代,一小撮超级富豪寡头控制了包括原材料、生产性公司及媒体帝国在内的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
这些人的出现使得犯罪集团由原始的“相互竞争”阶段发展到“寡头垄断”阶段。
对于负责处置新私有化企业的高官,寡头们则软硬兼施。
每个寡头集团内部都配置了由精干的前苏联军事和情报人员组成的安全力量。
即使在俄罗斯犯罪集团处于寡头垄断的时期,俄罗斯犯罪系统一直充斥暴力。
2004年7月美国新闻记者Panklebnikov尸横莫斯科街头,他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俄寡头聚敛财富方法的权威。
在俄罗斯发生的众多暗杀商人和记者的事件中,犯罪分子大多逃之夭夭。
自俄罗斯的权柄由叶利钦转给普京,对寡头们的打击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不过,这可能造成错觉。
普京上台后便与顶级寡头们举行了众人瞩目的会谈。
会谈中普京保证不会对资产进行重新分配,但条件是寡头们不得问政,不得挑战他的政策。
对于那些在媒体上公开挑战,或为普京的政敌提供资金以及像米·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谈论个人竞选总统问题的寡头们,普京有选择地对其进行了坚决打击。
对于那些守规矩者,普京则不加理会。
有人可能已经忘记,就是叶利钦也曾经多次打击一些触怒他的寡头[14]。
强化政府成为普京执政时期的一个主题。
这或许暗示着新自由主义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战略。
但仅从过去来看还无法下此定论。
普京政权的方向似乎是,一手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强制的、非民主的政府,一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
没有迹象表明政府要实行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战略。
苏联分裂后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和社会混乱可以直接追溯到1992年起施行的新自由主义战略。
迅速取消价格控制使通货膨胀蔓延,通货膨胀又使广大俄罗斯人穷困潦倒,也削弱了政府。
通货膨胀的泛滥和政府对企业行为直接干预的突然取消所引起的混乱,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回笼,使人失去生产性投资的动力。
随着消费和投资需求的下降,政府支出的急剧削减使总需求又失去了其第三大部分,结果是长期和极度的萧条。
迅速地开放经济保证了进口产品涌入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同时也为暴富阶层向国外转移非法所得提供了便利[15]。
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致使权力强大的犯罪暴力集团不断兴起,而他们更倾向于从企业中牟取短期暴利而不是长期发展。
尽管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但俄罗斯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任何大笔投资。
1992~1995年间,俄罗斯的国外直接投资只占GDP的0·3%,1996~1999年则只占0·7%(世界银行,2002,第7页)。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的基本主题——在转型中政府的不作为——存在根本缺陷。
它的始作俑者似乎相信,只要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有效的市场经济就能够自发地蓬勃发展起来。
然而事实相反,这种方法产生了短期牟利的混乱局势。
在这种条件下利益追求不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只能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包括土地买卖和有价证券的投机,掠夺企业财产,花样翻新的诈骗,盗用公共基金和庇护非法牟利。
在俄罗斯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其“比较优势”就是确保其沦为原料出口国,随着俄罗斯工业的萎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非常高兴购买它的原材料,而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都是有害的。
而对于俄罗斯这样有着众多城市化和高水平教育的人民的国家,它的灾难要远远大于像科威特那样的小国。
由于俄罗斯已经“科威特化”,俄罗斯一小撮通过出口原材料攫取利润的人而暴富,其他的大部分人对俄罗斯的新经济无所适从。
从1991年起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和出生率的下降,俄罗斯人口不断减少,这可以看作是大部分俄罗斯人没有经济保障这一事实的反映[16]。
三、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从1978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前并没有长期停滞。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一年的1952年到向开始市场经济过渡的197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6·1%。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5·9%。
在1978年前五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5·6%。
尽管这些增长率不如1978年之后的那么高,但仍然可圈可点[17]。
70年代末中国刚开始转变时,西方专家向中国推荐了后来在俄罗斯和其他欧洲、中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中国领导人没接受西方的建议,而是经过一段长时间,探索自己的由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
中国的过渡战略有以下特点:
1)逐步地放开价格;2)长时间推迟国营企业的私有化;3)在一段时期里保持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4)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投资于国有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5)一般扩张性货币政策;6)保持国家控制的银行体制;7)保持国家对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控制。
中国不期望从旧的国营企业直接生长出市场经济,而是鼓励发展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
中国的过渡战略几乎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
在一切关键的政策领域,中国所遵循的战略基本上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相反。
中国不是立即放开价格,而是逐渐地进行。
在中国转型开始13年后的1991年,还有四分之一多的零售价格由国家控制和指导,在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即中国经过了23年的改革后,政府才不得不放开128种商品的价格管理(英国广播新闻,2001年)。
仅仅3年的过渡,在1994年底,俄罗斯私有化了的前国营企业的产量已占工业总产量的78·5%(统计年鉴1995年,第41页)。
比较之下,中国经过了18年的过渡,1996年才开始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地私有化。
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最近才开始。
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指导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当它们获得了在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经验之后,国家才逐渐放松对它们的管理。
1978年,中国大型国营企业产量占工业总产量的41·5%,由于保持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指导和管理,1991年仍然达40·7%(瑙特恩,1994,第478页)。
公共开支与公共投资继续扩大,而不像俄罗斯那样在减少[18]。
较之俄罗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回笼,1978年后中国M2对GDP的比例稳步地增长,由1978年的24%到1990年的70%再到2001年的152%(世界银行,2003)。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将国家银行私营化,而是保持了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控制。
中国不是迅速消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壁垒,而是保持相当大的控制。
中国经济过渡的方法是插手的,而不是放手。
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被允许在中央计划体制外运行的新兴非国营企业的发展。
这个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增长,并与国营部门形成了共生关系。
表3显示了国营、集体与私营企业中工业总产量的比重在前20年过渡期的变化。
国有企业的比率逐渐下降,到第一个10年末占工业总产量的约50%,到1998年降得更快,只占工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强。
10年的改革使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增加了,然后稳定于工业总产量的34%~36%之间。
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间,私营企业的工业产量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零发展不到10%。
只是在第二个10年,私营企业的份额才开始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达工业总产量的37·5%。
尽管1978至1998年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量的比重一直下降,但它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6·9%(中国国家统计局,1999年年度报告,第37页)。
表-31978~1998年某些年份中国的国营、集体与私营企业工业总产量的比率
年
国营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
私营企业
1978
77.6
22.4
0.0
1983
73.4
25.7
0.9
1988
56.8
36.1
7.1
1993
47.0
34.0
19.0
1998
26.5
36.0
37.5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中国的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的结果体现在GDP的增长上。
不像所有其他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国家,中国开始改革之后没有经历初期的经济萧条,相反,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从未下滑过,最差的1990年的GDP增长率为3·8%。
1978至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比所有其他大国的速度快得多。
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9倍多。
与俄罗斯的投资滑坡相反,1978年以来中国的投资迅速扩大。
1978至2003年间,总资本形成平均高达GDP的37·3%(国家统计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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