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ocx
- 文档编号:994362
- 上传时间:2022-10-15
- 格式:DOCX
- 页数:8
- 大小:24.24KB
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ocx
《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市场出清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X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程度逐渐缩小,资源配置基本由市场决定,宏观调控框架也能够保证宏观经济基本稳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虽有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但随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转趋扩张,多年来政府与市场关系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被逆转。
在危机后一个时期,凯恩斯主义危机应对政策的常态化倾向,演变为系统性偏松偏软的宏观政策:
实体经济调控中强调总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管理中刚性兑付和市场救助倒逼货币发行,结构性矛盾日趋严重,结构性改革一再拖延。
到中央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时,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杠杆率已在短期内迅速抬升,宏观经济效率也已大幅下降。
从经济学史看,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结构因素凸显,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促增长和防风险(控杠杆)中松紧两难,实际上是危机应对式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长期实施所带来的后果。
而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反思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恶果,在管住货币总量的同时,坚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出清,实现结构调整。
市场出清和需求管理:
宏观经济学的恒久争论
市场能否自主出清以及政府应在其间发挥何种作用,是几个世纪以来贯穿整个经济思想史的核心论题。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基于对市场自发力量的不同信仰和对相关制度的不同假设,不同的经济学流派给出不同的答案,不同时代背景下出现过计划与市场之争、凯恩斯(Keynes)与哈耶克(Hayek)之争等。
现代经济学中“市场能否自主出清”常常成为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政策讨论的关键假设。
从分析技术看,“市场出清”主要是指价格能否灵活地调整以使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从深层次机制看,“市场出清”实际上是指相关生产力(厂商生产活动包括技术设备等)、消费行为甚至相关制度能否比较灵活地进行调整;从体制改革看,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改革以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从而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是“市场出清”的制度条件和改革涵义。
按照是否相信市场能够依赖自发力量充分调整最终实现市场出清,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说史大致包含三类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流派:
一是基于自由主义和市场信仰的古典和新古典不干预主张;二是基于动物精神和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主张;三是专注结构改革的西方供给学派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主张。
基于自由主义思潮的一派坚持市场可以自主出清从而反对政府干预。
自由主义思潮及建基于此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在市场受到冲击时,短期内工资和价格能够灵活调整以使市场自我出清,长期中工资和价格将引导资源配置进行重置以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从而政府作为市场(制度)的“守夜人”总体上不应干预市场运行。
以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衣钵,进一步强调市场具有内在的自动稳定性,指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就是说政府政策是造成非合意扰动的根本原因。
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更极端地认为,在经济主体“理性预期”下,任何政府干预政策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从而任何性质的政府干预政策都将是无效的,要保持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
与自由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思潮,认为短期内由于价格和工资调整具有不同程度的粘性,以及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等因素,市场往往无法仅靠自发力量达致出清,政府需要在总需求不振情况下积极进行干预才能最大化社会福利。
凯恩斯在分析大萧条期间持续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时指出,市场供求不会自动平衡,且经常存在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应积极干预,通过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
以萨缪尔森(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延续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主张宏观政策“逆风向而行”,通过赤字财政降低失业率。
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微观层面的菜单成本、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角度,为凯恩斯主义干预思想提供了基础。
从学术起源来说,凯恩斯(1936)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新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的货币数量论(Pigou,1917)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主要源于与奥地利学派有着密切联系的瑞典学派的开创者维克塞尔(Wicksell,1898)的自然利率理论。
在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84)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维克塞尔认为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偏离是经济波动的根源,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偏离均衡的投资将被迫面临损失而最终被市场出清。
在维克塞尔的基础上,缪尔达尔(Myrdal,1939)给出了有关自然利率的完整定义:
一是自然利率是与实物资本收益率或生产率相符的利率;二是自然利率是能够使资本供给与需求(储蓄与投资)相符的利率;三是自然利率是使物价保持中性(即不上涨也不下跌)的利率。
凯恩斯(19X)指出,由于作为均衡条件的储蓄与投资(事后)必然相等,古典经济学中可贷资金理论没有区分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凯恩斯(1936)提出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将自然利率的理解转向第一层含义。
当收入增加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增长将快于消费增加,但当投资预期恶化时(储蓄导致的投资增加引发资本边际效率下降),由于投机性货币需求和流动性偏好的作用市场利率无法充分下跌,因而投资无法完全弥补储蓄缺口,储蓄无法全部转化投资,从而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因而需要政府降低利率刺激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
虽然都源于维克塞尔(1898),但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得到了与凯恩斯截然相反的理论和政策建议。
与维克赛尔有着密切学术渊源的米塞斯(Mises,1912)在门格尔—庞巴维克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开拓性地将边际效用主观价值分析的奥地利学派扩展至货币问题,使货币同微观理论结合起来,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主要是因为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配。
哈耶克(1935)进一步扩展了米塞斯对经济周期循环的分析,在迂回生产方式下将生产分为最终消费品和各种中间品的生产,中间品生产越多(迂回生产越复杂)对资本和货币的需求也越多,时间偏好与市场利率越容易发生偏离而引发经济波动。
如果不存在人为的货币信用扩张和利率变动,时间偏好率的变动将使利率自发变动,迂回生产过程将自发调整以保证经济均衡,经济也不会出现波动。
从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关经济波动和周期循环的理论可以发现,时间偏好决定储蓄(即资本)的供给,迂回生产过程决定资本需求,借贷资本供求一致(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利率也就是经济的均衡利率。
只要是货币利率等于均衡利率,利率对物价的影响也就是中性的,而这与维克赛尔自然利率的第二层含义是一致的。
奥地利学派基于主观效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对古典经济学的信念,认为经济是一个自发过程,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的偏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因而应避免人为货币和信用扩张来压低市场利率,否则资源将被进一步错配,阻碍经济向均衡状态的重新调整。
19X年代哈耶克和凯恩斯的著名论战以凯恩斯(1936)和“二战”后主张政府干预需求管理的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全面胜利暂时告终。
战后西方国家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宏观经济实现了较长时期的平稳持续增长,但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受到普遍忽视的结构性矛盾。
直到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滞涨的出现,终使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以供给经济学兴起为背景,里根和撒切尔推行了包括减税、私有化、削减福利等旨在限制政府干预、恢复市场活力的经济改革政策。
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改弦更张最终使西方世界走出滞涨泥淖,重新实现经济增长。
供给经济学及其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基于对市场自发调整以及市场自行出清的坚定信念,着眼于旨在去除妨碍市场有效运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行政干预和政府性经济活动,为私人经济腾挪空间,为市场机制和市场微观主体更好运行创造条件。
这虽与我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义不同,但着眼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却是其共同特点,也是其区别于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特征。
三大流派
主要思想
理论依据
政策取向
中国实践
古典和新古典主义
基于自由主义和市场信仰主张不干预
坚持市场可以自主出清,工资和价格将引导资源配置重置,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
“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现象”(政府政策是造成非合意扰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主体“理性预期”下,任何政府干预政策都会被公众的合理预期所抵消而无效。
经济是一个自发过程,市场利率与均衡利率的偏离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因而应避免人为货币和信用扩张来压低市场利率,否则资源将被进一步错配,阻碍经济向均衡状态的重新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从无到有培育市场机制
凯恩斯主义
主张政府干预
由于动物精神、价格粘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原因,市场无法自我出清
当投资预期恶化时,需要政府降低利率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主张政府政策逆周期调控,通过赤字财政等降低失业率。
2008年以来,实施较积极的宏观调控来刺激增长,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
供给学派
专注结构改革
相信市场自发调整以及市场自行出清,调整政府行为
去除妨碍市场有效运行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行政干预和政府性经济活动,为私人经济腾挪空间,为市场机制和市场微观主体更好运行创造条件
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后,启动供給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反思凯恩斯主义:
我国当前情况并不“特殊”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率高企等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这些现象并非我国经济发展特有,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长期实施的一般后果,源于对凯恩斯主义的过度迷信:
寄希望于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刺激增长,通过增量扩张来消化存量矛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台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
刺激政策的反复使用、非常规政策常规化虽有利于短期经济稳定,但不仅不能解决反而可能恶化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
长期过度依赖总需求管理维护宏观稳定,不仅破坏了市场机制在传递信息、形成激励、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领域的基础性功能,也导致在弥补市场失灵、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等需要更好发挥发挥政府作用的方面,体制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结构性矛盾积小成大,直至逼近“增量改革”逻辑成立的极限,才被迫正视拖延已久的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杠杆率高企是过度刺激激化结构矛盾的综合反映。
一是整体杠杆率不高,但上升速度较快,而实际上杠杆率水平跟危机关系并不大,杠杆率上升速度与危机紧密关联。
二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突出,风险集中。
三是金融业的杠杆率攀升,存在风险隐患。
从货币政策看,由于我国以银行信贷间接融资为主,货币扩张首先以债务扩张的形式表现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刺激增长必然以杠杆率攀升为代价。
从财政政策看,以投资为主的政府支出扩张直接表现为公共部门高储蓄,并通过债务为主的融资体系形成对其他部门债务,推升杠杆率(徐忠等,2010),因此财政刺激也必然存在杠杆率上升的副作用。
其次,“僵尸企业”是监管宽松和宏观调控软弱的必然结果。
“僵尸企业”一词源于对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研究。
近年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对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研究分析。
僵尸企业僵而不死、退而不出是产能持续过剩、市场难以出清的直接原因。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此指出,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僵尸企业”形成并维持生存的重要条件。
在低利率的条件下,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利率优惠条件,使得高负债企业能够较轻松地支付利息。
银行掩盖坏账损失的不良动机是僵尸企业存在的直接原因。
金融监管宽松纵容银行从事“僵尸借贷”是“僵尸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市场 出清 供给 结构性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