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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阅读指导
一、傅雷介绍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
1908年生于上海南汇,现代翻译家、学者。
翻译外国文学名著33部。
六十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与夫人朱梅馥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在上海寓所双双自缢。
拒绝从国家领取工薪,从来都是靠稿费生活。
傅雷遗书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
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
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
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
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
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见,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
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
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XXX,但恐怕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
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便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感谢一位素不相识的、热爱傅雷译文却至今拒绝披露姓名的文学女青年,冒充是傅家的亲戚,同时也真的找到了一位傅雷的亲戚,一起去认领和安放了无人敢认领的傅雷夫妇的骨灰。
又有一位善心的守墓人将其做了记号,最后才使沉寂的傅雷不至于消失。
二、傅聪介绍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五一年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1959年,其父傅雷被划为右派。
女友偷偷写信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傅聪,并告诫他不要回来,否则他的艺术就完了!
正是这封信,促使傅聪出走,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1958年12月傅聪离开波兰,移居英国伦敦后,在六、七十年代的二十年间,举行了约2,400场独奏音乐会;与包括梅纽因、托塔里、巴伦鲍伊姆、郑京和等等在内的许许多多国际著名演奏家合作过;录制了约50张唱片;担任过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音乐比赛评委;他以辛勤的劳动赢得了“有分量的巨匠”的评价。
时代周刊亦曾誉其为“当今最伟大的中国音乐家”。
三、《傅雷家书》的内容
“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该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
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北京市英语特级教师),教育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是孩子培养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傅雷夫妇也成为是中国父母的典范。
信中首先强调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的问题。
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以及自身的人生经验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同时,傅雷也对儿子的生活进行了有益的引导,还以相当多的篇幅谈美术,谈音乐作品,谈表现技巧,艺术修养等。
对日常生活中如何劳逸结合、正确理财,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都像良师益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
拳拳爱子之心,溢于言表。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
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1.前往波兰学习时,父亲傅雷临别赠言说:
“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
”
2.往波兰深造他正处初恋之中。
离别,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思念。
他回首往事时,曾用这样一句话,表达自己对于初恋的感情:
“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
”青梅竹马,那种纯真的爱,永远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
傅雷知道儿子在波兰刻苦练琴之余,陷入了感情的痛苦之中。
确实,知子莫若父。
而傅雷正是以自己在爱情上的深刻教训,为儿子指点迷津。
傅雷如此告诫儿子:
“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
”“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
3.就在傅聪的耳边响着一片赞扬声的时候,傅雷在家书中为儿子敲响了警钟:
“遇到极盛的事,必定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格外郑重危惧、戒备的感觉。
”
4.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
“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
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后来经过上海市有关领导的批准,傅雷父子中断了10个月的通信联系终于又恢复了。
傅雷的一封又一封长信,飞往伦敦。
“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
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
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
父亲在信中写道:
“聪,亲爱的孩子,每次接读来信,总是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喜悦,感慨,惆怅……我看了在屋内屋外尽兜圈子,多少的感触使我定不下心来。
”“最近三个月,你每个月都有一封长信,使我们好像和你对面谈天一样,这是你所能给我和你妈妈的最大安慰。
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
唯有万里外的游子归鸿使我们生活中还有一些光彩和生气。
”最使傅聪感动不已的是,父亲竟然“每天抄录一段,最后将近一个月方始抄完”,专为他“特意抄出丹纳《艺术哲学》中第四编‘希腊雕塑’译稿六万余字,钉成一本”,远渡关山,寄到儿子手中。
1.傅聪在写给父母的回信中,也诉说了自己对祖国的深情:
我在波兰,波兰人爱我爱得那么深,那么热;我也爱波兰,爱得一样深,一样热。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波兰化的中国人,中国籍的波兰人,但我究竟还是属于我最亲爱的祖国的。
我想念祖国,想它的美丽的山河……
2.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
不入英国籍;不去台湾;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他决心靠自己的艺术立足、谋生。
3.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
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
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
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
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
“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
傅聪出走后的思念
1.1965年5月,傅聪路过香港,终于打通了离家后的第一个长途电话。
那天,是妈妈接的电话。
傅聪只喊一声“妈妈”,喉头便哽住了,双方都激动万分。
傅雷在家书中这么写道:
香港的长途电话给我们的兴奋,简直没法形容。
5月4日整整一天我和你妈妈魂不守舍,吃饭做事都有些飘飘然,好像在做梦;我也根本定不下心来工作。
尤其4日清晨妈妈告诉我说她梦见你还是小娃娃模样,喂了你奶,你睡着了,她把你放在床上。
她这话说过以后半个小时,就来了电话!
怪不得好些人要迷信梦!
2.6月5日,傅聪又路过香港,两度打长途电话给父亲,他的心情还是那样激动,以致忘了喊“爸爸”。
傅雷觉得这是极大的憾事,他在家书中十分郑重地对儿子说:
“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
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
”
3.他们做着骨肉团聚的美梦。
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
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
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
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
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
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傅敏介绍
傅敏初中毕业的时候,跟父亲傅雷大吵了一场。
原因很简单:
傅敏要求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而傅雷则坚决不同意。
大概从小耳濡哥哥那黑白键弹奏出的音乐之声,傅敏也酷爱音乐。
当傅敏主动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时,万万没有料到,傅雷摇头!
傅敏实在想不通,他跟傅聪是亲兄弟,父亲为什么厚此薄彼?
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哪!
大哭,大吵,大闹,无济于事。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阿敏作了如下说明:
“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
”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
“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胳膊拧不过大腿。
傅敏从华东师大一附中初中毕业之后,直升该校高中,打消了半途投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念头。
傅雷一家他真是教书的料 当他的音乐之梦破灭以后,他决定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文学翻译家。
组织上格外看重他,要保送他到北京外交学院。
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之中,傅敏步入北京外交学院大门。
1958年4月30日,父亲傅雷被错划为“右派”。
1959年秋天,北京外交学院忽然把傅敏作为“代培生”,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插入英语系三年级学习。
外交家之梦,从此彻底破灭了。
傅敏强忍着内心的隐痛,在冷漠的目光之中,终于在1962年暑假毕业。
他,一个有着“可怕的”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竟然没有一个单位敢要他!
北京女一中老校长挺身而出,说:
“这么个高才生,你们不要,我要!
”尽管父亲曾说过他“是块教书的料”,而他一直不以为然。
万万没有想到,竟给父亲在十年前言中了!
傅雷给他打气,校长扶他上马,学生是一团火。
一接触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学生,傅敏心中的冰块立即融化了。
傅敏勤勤恳恳做事,认认真真教书,有板有眼,从不马虎。
他曾受教于父,他向父亲提问,父亲从不正面答复,总是反过来向他提问,旁敲侧击,一直到他自己说出答案。
如今,他把傅雷的那套教学方法搬了出来,他也着力于开动学生的脑筋,让学生独立思考,搞“启发式”……
没多久,校长就让傅敏开试验班,上观摩课,把他作为教学骨干使用。
许多外校的老师都前来观摩,称赞这位上海小伙子有两下子。
渐渐的,傅敏在英语教学上小有名气了。
两次自杀 1966年9月3日晚8点,“父母亡故”。
一夜之间,失去双亲,傅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尽管当时他不知道父母双亡的详情,但是他百分之百地断定:
死于非命!
不幸连着不幸。
就在傅敏最为不幸的时刻,他失去了他的心上人……他们早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时便开始相爱。
傅敏分配到北京女一中,小蓉常常来看他。
料想不到,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成了对傅敏与小蓉之间爱情的“暴风骤雨的考验”:
9月3日,从上海传来了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噩耗。
北京外国语学院贴出大字报“批判”小蓉,醒目的标题便是“大右派傅雷的儿媳妇”!
这年年底,小蓉参加“大串连”,回到了上海。
翌年初,当小蓉重返北京,几乎不来看望傅敏了。
正在傅敏感到纳闷之际,小蓉写来一封信……
傅敏顿时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几乎不能自制。
他深深地爱着小蓉。
这深深的爱,使他的理智渐渐清醒。
他明白,由于父母“畏罪自杀”,他已属于“杀、关、管”的后代,已经打入“另册”,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是不幸的,何必使一个清白的姑娘受他牵连?
他给小蓉写了回信。
信寄走了。
从此以后,虽然两人都在北京,傅敏再也没有去找过小蓉,再也没有给她写过一封信。
家破人亡,恋人分手。
本来,他家书、情书频频,如今孑然一身,形影孤单,家书不再有,情书不再来。
傅敏因在写给一位插队东北的学生的信中,讲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那封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傅敏的“三反罪证”。
他,成了囚徒,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腥风血雨,笼罩着女一中。
傅敏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
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拿人不当人,皮鞭棍子响。
傅敏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心走上绝路,跳河自尽……
傅敏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
这时,他被红卫兵发现了。
他拼命地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顿时涌了出来……
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
由于他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医生在给他缝头皮的时候,连麻醉针都不打。
傅敏忍着剧痛,被缝了十几针,一声也没吭!
他左边的头皮,从此留下碗口大疤。
傅敏被红卫兵拖回学校。
“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
”好家伙,又加了新罪名,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手摸电门,再度自杀。
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
欲生不得,欲死不能。
人生的咸、酸、苦、辣,傅敏算是尝够了。
他仿佛成了一个麻木的人,不知道时间怎样从身边过。
傅敏的要求
1979年,傅敏去英国探望惟一的亲人———兄长傅聪。
同事们挥泪相送,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
然而,1980年8月,傅敏从英国途经香港、上海,乘火车回到北京。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凤梧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他。
寒暄完毕,傅敏直接向刘校长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不当任何“长”(出国前他是该校外语教研组组长),以集中精力钻研教学;第二,要办离婚手续(1974年傅敏结婚,其妻后去美国,留居异乡)。
离婚了,没房子,请求在学校里住宿。
刘校长一口答应下来。
从此,傅敏真的不当任何“长”,迄今他仍是一名普通的中学英语教师。
我感到奇怪:
1962年,当他分配到中学教书,曾经大哭一场。
如今,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从中学里调走,他为什么深深扎根在中学里,与老师、同学情投意合,永远不愿离开中学教学岗位?
他笑了,答道: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对中学教师工作平凡而伟大的意义毫无认识。
当时,《世界文学》的主编陈冰夷找我爸爸,想把我调走,结果爸爸说:
‘他现在工作得很好,也很安心,不要去干扰他,引起思想上的波动。
’就这样,我一直在中学教英语。
”
“如今,我是有20多年教龄的中学教师了。
我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职业。
中学教师是很光荣的,是灵魂的工程师,是神圣的职业。
在英国,他们的中学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教材也编得好,可惜教师缺乏事业心,缺乏高尚的献身精神。
他们教书是为了赚钱,上课时学生听不听他不管,一看手表,到了时间,课没讲完也马上下讲台回去。
这一点与我们中国很不一样。
出去一年,我真感到我们中国的中学教师是最好的教师。
我们中国有些中学教师为了培养学生,不计时间,不讲报酬,工资虽然低,可是命都舍得豁出去……我为做一个中学教师而感到自豪。
在外国人面前,我总是很响亮地说,我是中国的一个中学教师!
”
每年“九·三”我都会大哭一场
相比傅聪的偶像光环,弟弟傅敏则显得默默无闻。
如果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编《傅雷家书》,他的名字几乎不太会被大众所提及。
但是在小时候,傅敏也和傅聪一起学习、调皮、挨父亲打、受母亲疼……现在的傅敏已经从中学退休在家养老,年轻时,他继承了傅雷一半的事业——做一名英语老师,一辈子为中学的英语教育播撒种子。
虽然长期生活在北京,但是傅敏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出口便是家乡话,真可谓乡音未改鬓毛衰。
傅聪1948年起在昆明读中学期间,傅敏随父母回到上海,居住在江苏路。
“父亲这一生从不求人,但他很愿意帮助别人。
不过,对自己的子女,他就不这么慷慨了。
我这一生就靠过一次父亲的关系。
当时我考进了光华附中(现华师大一附中),成绩不是最好,所以进不了优等生班,于是我母亲出面与杨滨校长求情,条件是我必须好好学习。
打这以后我不再游手好闲了,开始认真读书,在班级里一直是名列前茅。
”
傅聪在离开祖国前,一家子都去火车站月台送,傅敏是哭得最伤心的,“因为哥俩感情好得很,我少了一个玩伴,能不伤心吗。
”傅敏说,“傅聪比我大三岁,从小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就不同。
他对傅聪花大部分精力,要他学这个学那个,而我呢,更多的是受学校的教育。
在我中学毕业之后,父亲对我说:
‘你不可能和你哥哥一样,你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个教师吧。
’我学小提琴老是不长进。
”因为从小与傅聪一起长大,所以傅敏也没有失宠的感觉,但直到今天傅敏仍想不通父亲为何看人如此准确。
傅敏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和兄长一样与父母离别。
“俗话说:
父母在,不远游。
但是父亲好像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受住更多的锻炼。
他在那时期每次来信,都会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并且鼓励我克服当地的困难。
”尽管每年寒暑假,傅敏都会回家一次,但毕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了。
在1962年底,傅敏被分配进了一所中学教英语。
“这所中学的条件很差,《傅雷家书》中父亲在写给傅聪的信里也有提到。
为什么会分配进这所中学?
一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当时没有人敢要我;二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也没有托他,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的档案从市里面调了进来,然后把四个俄语班全部改成英语班,教材我自己写。
当时我和父亲的通信都在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这是父亲和我讨论最多的问题。
”
与父母见的最后一面是发生在1965年,傅敏回家探亲。
1966年,身为教师的傅敏隐约预感到自己的身份总会出事儿,有一天晚上,他含着泪默默地将与父亲、哥哥的所有书信,扔进火炉烧了。
“这就是为什么《傅雷家书》中只有我和父亲的三封通信,这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藏起来的。
傅敏记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封家信:
有一次,刚刚上岗的傅敏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加进一段自己翻译的作品。
没想到他接到父亲的来信扎扎实实的十一页纸,其中不仅有对傅敏的鼓励,还详细地指出傅敏翻译中的诸多错误,分为语法、词汇和理解能力等几部分,洋洋洒洒让傅敏惊讶父亲的博学和热心。
“他身前对事不对人,在以前三联版的《傅雷家书》中,有许多XXX,这表示一些著名人士的名字。
父亲说话不长心眼,得罪了人也不知道。
钱钟书、老舍、矛盾都被他写进过批评名单中。
”傅敏说道,其实傅雷对知心朋友非常好。
“他对人都很好,从不对朋友说假话,但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最后告发他,而且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诬蔑,让他非常痛心。
昨晚上还在家里一起吃饭,第二天就去检举,实在是太要不得了。
”傅敏说到这里,深恶痛绝。
“‘文革’开始的第一天,红卫兵就来我家查信,一封也查不出。
”傅敏说,他是在9月4日接到舅舅的电报方得知父母的去世。
“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如刀割啊。
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回去,我在北京正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呢。
”
“文革”结束后,傅敏开始收集父母的家信,“这其中主要是傅聪从英国回来带回来的。
其实,就算我当时没有把信烧掉,父亲和傅聪的来信相对来说还是精彩一些。
毕竟,他和傅聪有更多共同的语言,音乐是最主要的。
当然,他对我们两兄弟的生活、婚姻、财政等问题也是抓得很牢的。
我奉劝所有的青年人,都去看一下父亲在我恋爱时候写给我的信——该如何把握感情问题。
”
傅敏老老实实地在一所中学里教课,退休前的职称是“特级英语教师”。
他时常回忆着父亲身前的点点滴滴,找到机会就会与朋友们分享。
“我时常在梦里回忆小时候与父母的快乐时光。
每年到了‘九·三’左右,我都会独自一人大哭一场,把积压在心里的怨气都发出来。
这连我太太也不知道。
他教诲我做人的基本原则,终身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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