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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神策军
说神策军
2011-0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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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勇锋
安史之乱后的新建禁军——神策军,是一支以宦官为统帅、由其完全控制的军队。
它具有不同于其它军队的一系列特征,在中晚唐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旧唐书无志记载兵制,新书虽增写了兵志,却语焉不详,舛误甚多。
唐长孺先生著《唐书兵志笺正》,对《新唐书·兵志》的错误一一疏理纠谬,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神策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笺正》的主要任务是诠释纠误,而不是补葺疏漏,对整个唐代兵制作系统的考述。
因而,神策军的全貌仍然不清。
现行的通史教材和某些隋唐史专著在谈及神策军时,多因其力宦官所掌而大加贬责。
木文缀辑神策军的有关资料,试就某些传统的看法提出商榷,希望对于进一步研究唐代兵制和中晚唐政治史,有所裨益。
一
神策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武装力量,它的基本成份是安史乱后唐中央内调中原的原西北和东北边军的一部分,以及收编的某些藩镇军队。
这从神策军的起源和发展可以清楚的看出。
《唐会要》卷78,《节度使》:
“天宝十三载七月十七日,哥舒翰以前年收黄河九曲,请分其地置洮阳郡,内置军焉,以成如璆为太守,充神策军使。
”神策军之名即起于此。
但这只是唐王朝为防遏吐蕃而设置的戍边军队,还不是本文所要考察的作为中央禁军的神策军。
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一部千余人由卫伯玉率领,赴中原参加平叛。
乾元二年九节度兵败相州后,退驻陕州,作为防备安史的二线部队,“以殿东夏”。
(《旧唐书·鱼朝恩传》)不久,卫伯玉和继任神策军节度使的郭英乂先后调离,神策军权为宦官鱼朝恩所掌握。
广德元年,吐蕃攻入长安,“禁军不集,征召离散”(同上),代宗仓皇奔陕,“朝恩率神策军以迎,兼护车驾,幸其营焉。
京师克平,朝恩以所统军归于禁中。
”(《唐会要》卷72,《神策军》)正式成为禁军。
不过,这时的神策军已不是最初卫伯玉所统领的千把人马,而是大大扩编后的万人大军。
《新唐书·兵志》说:
“广德元年,代宗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
”指明当时驻防陕州的军队已全部为鱼朝恩兼并,编入神策军了。
当时在陕州还有哪些部队呢?
由上文可知,除卫伯玉的神策军外,还有郭英乂的陕州节镇军。
陕州节度之前身为陕虢华节度,置于乾元二年,其首任节帅为来瑱,郭氏为第二任节帅。
来瑱在战乱前长期从军河西,官至“河西节度副使”。
(《旧唐书·肃宗纪》)英乂为陇右名将郭知运之子,亦“策名河陇间”,安史乱后,迁任“陇右节度使”。
(同书,本传)按当时的军事制度和中原地区的军事形势,陕州节度之军不可能是临时召募的乌合之众,而应是河西、陇右边军的一部分。
又据《通鉴》卷221,肃宗乾元二年:
“十一月甲子……发安西、北庭兵屯陕,以备史思明。
”同书卷222,肃宗上元二年:
鱼朝恩与卫伯玉、李光弼等会攻洛阳,败于邙山,“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则相继有两批部队增援陕州,其中第一批为安西、北庭内调中原的军队。
由此可见,第一,神策军直接由戍守临洮的陇右边军发展而来;第二,神策军在陕州收编的一部分河西、陇右军和安西、北庭军也是与自身性质相同的戍边部队。
因此,虽然不能否认神策军在“归于禁中”时的大军中可能有召募的士兵,其主要成分无疑是训练有素,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原西北边军。
神策军成为禁军后,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扩编,一次是在代宗大历初年,一次是在德宗贞元年间。
先看大历初年的扩编。
安史之乱和此后唐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尖锐矛盾,迫使统治者建立一支由中央直接掌握的、有战斗力的军事武装。
因而,神策军入归禁中后,由鱼朝恩专掌,再次进行扩编。
这次扩编仍以大量吸收和收编其它方镇军队为主。
如邢君牙为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反,随平卢节度使侯希逸过海,至青徐间……领防秋兵入镇好畤。
属吐蕃陵犯,代宗幸陕,君牙隶属禁军扈从。
”(《旧唐书》本传)阳惠元,初从军平卢,“后与田神功、李忠臣等相继泛海至青齐间,忠勇多权谋,称为名将。
又以兵隶神策,充神策京西兵马使。
”(同上书,本传)尚可孤,本为安史降将,后“充神策大将……以禁兵三千镇于扶风县,后移武功。
”(同书,本传)郝廷玉,原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帐中爱将,光弼薨,代宗用为神策将军。
”(同书,本传)侯仲庄,“为光弼先锋……封为上谷郡王,为神策京西将。
”(《新唐书·李光弼传附侯仲庄传》)李晟,“代居陇右为裨将”,号“万人敌”,后事泾原节度使马璘,“璘忌晟威名,遇之不以礼,令朝京师,代宗留居宿卫,为右神策都将。
”(《旧唐书》,本传)神策军这次收编的平卢军邢君牙部、阳惠元部,安史降将尚可孤部,朔方军郝廷玉部、侯仲壮部等,都是久经沙场,惯于作战的方镇军。
经过这次扩编,神策军的势力大增,开始在政治午台上充分发挥作用。
它不仅几次出征河朔叛镇,更重要的是在建中四年“泾师之变”的危难岁月里,孤军奋战,剪灭朱泚,收复京城,使唐王朝转危为安,再次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之劳。
神策军将领李晟、邢君牙、尚可孤等,两面受敌,粮草不继,而能相互激励,密切配合,表现了很高的组织才能。
这也就加强了唐王朝对神策军的信赖,于是在贞元年间对神策军进行第二次扩编。
在建中四年的动乱中,有两股力量为唐王朝立下了殊劳。
一是神策军,一是宦官集团。
在泾原乱兵占据京城,德宗出奔奉天,再逃兴元的艰难时期,文臣武将逃亡、投敌者甚多,侍从宦官却无一人叛变,忠心耿耿,随驾扈从。
德宗由此深信,只有神策军最为亲信,宦官最为可靠。
于是,决定把神策军交由宦官执掌。
“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旧唐书·窦文场、霍仙鸣传》),确立了宦官统率神策军的制度。
同时对神策军再次进行扩编。
这次扩编与以前稍有不同,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继续收编其它方镇军队。
如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自华(州)引军戍良原,元光卒,军入神策。
”(《新唐书·高郢传》)朔方节度使浑?
{“遣兵马使李朝采将兵戍定平,瑊薨,朝采请以其军隶神策军,诏许之。
”(《通鉴》卷236,德宗贞元十七年)符璘,原为魏博镇田悦部将,后率三百骑降于河东节度使马燧。
贞元三年,“从马入觐,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
”?
(《金石萃编》卷133,《符璘碑》)第二,以“神策行营”的名义,将京畿和关内诸军强行兼并,隶于神策麾下。
如贞元十四年,以邢君牙为“右神策节度、凤翔陇右观察使。
”(《旧唐书·德宗下》)君牙卒,继之“以右神策将军张昌为凤翔尹、右神策行营节度、凤翔陇右节度使。
”(同上)凤翔镇为神策军兼并,成为其行营的一部分。
贞元十六年,“以左神策行营、银夏节度韩全义为蔡州行营招讨使。
”(同上)则银夏镇亦有“神策行营”之号。
故《新唐书·兵志》说:
“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于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
”第三,召募新兵。
见于记载的有两次,一是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阻,进围襄城,德宗令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召募使……志贞请令节度、观察、团练等使并尝为是官者,令家出子弟甲马从军。
”(《旧唐书》,本传)得三千人,号“子弟军”,使神策将刘德信将之救襄城;一是贞元初,为节省政府开支,李泌把天宝末年以来因陇右失陷而留居京师的西域朝贡酋长,安西、北庭校吏及其子孙四千余人,“尽以隶神策军,以酋长署牙将,岁省五十万缗。
”(《新唐书·王锷传》)显然,前两种方式所收入的都是有较强战斗力的方镇军队,是这次扩编的主要方式。
后一种方式,即以召募所增加的兵力不多,在这次扩编中居于次要地位。
经过上述几次扩编,神策军的兵力达十五万人,可为它的全盘时期。
此后,其编制大体稳定,但仍然收编其它部队。
如元和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神策军。
”(《新唐书·兵志》)长庆二年,收编成德镇精锐傅良弼部和李环部(同书,《牛元翼传》)。
因此我认为,神策军的主要成分,不是如史学界流行的说法,是“不堪一击”的“市井无赖、豪强、奸滑之徒”,而是有较强作战能力的边军和方镇军。
这样说,并不是要绝对否认神策军中包含有挂名军籍,不能作战的富家子弟,而是说这些人在神策军中只占少数,不居于主导地位。
二
一般认为神策军是中央禁军,实际它具有双重性质,既是禁军,也是一支中央直属的作战部队。
下面从神策军的布防、职能和兵力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神策军的布防格局,早在它建置之初,即代宗大历年间已基本确定。
这一时期神策军驻地可考者,除京城长安外,还有奉天(《旧唐书·阳惠元传》)、武功、扶风(同书,《尚可孤传》)、好畤、麟游、普润(《新唐书·兵志》)、兴平、天兴(同书,《鱼朝思传》)、户县(同书,《程元振传》)、陕州(《通鉴》卷224,代宗大历五年)十地。
故《新唐书·兵志》说:
“其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
军司之人,散处甸内。
”兵志虽舛误甚多,此言尚不为虚。
此后神策军的防地虽有变易,但大体恪守此制,即不超出京畿和关内一带。
《通鉴》卷237,宪宗元和二年胡注:
“按宋白《续通典》:
‘左神策,京西北八镇,普润镇、崇信镇、定平镇、□□□、归化镇、定远城、永安城、郃阳县也。
右神策五镇,奉天镇、麟游镇、良原镇、庆州镇、怀远城也’。
”同书卷241,宪宗元和十五年胡注:
“左右神策军分屯近畿,凡八镇,长武、兴平、好畤、普润、郃阳、良原、定平、奉天也。
宋白所记与此稍异。
”《唐大诏令集》卷2,《穆宗即位赦文》:
“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下神策一十二镇将士等共一十八万六干七百余人,都赐物一百八万一千八百余匹。
”这里有十三镇、八镇、十二镇三说。
据《旧唐书·穆宗纪》:
“吐蕃寇泾州,命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四千人及八镇兵赴援。
”《新唐书·百官四上》:
“左右神策军……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
”则八镇似为德宗以后神策军比较稳定之驻地,其它两说与八镇有出入者,当是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神策军临时或短期之出镇地点。
由神策军的驻防可以看出它的职能。
除担负警备京师的任务之外,还负有下列三项职责:
1)与防秋诸军犄角相应,防遏吐蕃。
吐蕃在安史之乱期间,乘机攻占河西、陇右地,势大增。
安史乱后,又乘唐国力衰微,连年入犯。
广德二年,一度攻陷长安。
迫使唐加强京西北防务,以保京师安全,对此,唐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其中之一就是以神策军出镇京西北地区,“使与节度使犄角相应”,“以备御吐蕃”。
(《通鉴》卷239,宪宗元和七年)如贞元五年夏,“吐蕃三万寇宁州”,神策将高崇文“率甲士三千救之,战于佛堂原,大破之,死者过半。
”(《旧唐书》,本传)八年,“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
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通鉴》卷234,德宗贞元八年)总之,在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张仪潮起兵驱逐吐蕃,收复河陇的近百年间,防遏吐蕃始终是神策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2)随时应命出征,讨伐藩镇的叛乱。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大历八年李承昭率神策、射生军讨伐魏博田承嗣;建中元年神策将张巨济将神策军二千人会朱泚、李怀光讨平泾州刘文喜之乱;四年,李晟、阳惠元等率神策军东击魏博田悦;同年,哥舒曜、刘德信等统神策及凤翔、邠宁等军征讨淮西李希烈;元和元年,高崇文、李元奕以神策军近万人分两路出征,平定西川刘辟;四年,左军中尉吐突承璀统左右神策及河中、河阳等道兵会攻成德王承宗。
甚至与南诏发生磨擦,也以神策军出战,如懿宗咸通五年四月,“南蛮寇邕管,以秦州经略使高骈率禁军五千,会诸道之师御之。
”(《旧唐书·懿宗纪》)所以《新唐书·兵志》说:
“是时神策军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
”可见,随时应命出征,讨平藩镇的叛乱,是神策军的主要任务之一。
3)监临关内诸军。
如前所述,代宗以后,由于吐蕃连年入犯,唐不得不在京西北驻守重兵,但这里是京畿腹地,近邻长安,能否有效地控制防秋诸军,直接关系到李唐政权的存亡。
因此,最高统治者对京西北防务作了周密的安排,其主要措施之一,就是以神策军出镇京西北地区,在防遏吐蕃的同时,监临诸军。
由于神策军出镇京西北是打着“与节度使犄角相应,以备御吐蕃”的旗号,这种任务一般又不登诸统治者的诏敕实录,因而诸史均无此说。
但我们从下面的分析中,可以证之。
首先,从布防格局看,神策军的驻地与诸节度犬牙交错,有些甚至同在一地,而不是象其它节镇军队那样,出屯京西北的某一地区;其次从史实看,神策军京西北驻军往往在消弥兵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试举一例:
“盐夏节度判官崔文先权知盐州,为政苛刻。
冬十月,庚戌,部将李庭俊作乱,杀而脔食之,左神策兵马使李兴干戍盐州,杀庭俊以闻。
”(《通鉴》卷236,德宗贞元十九年)再次,从后果看。
自贞元年间神策军全面控制了京畿和关内地区后,就结束了这一地区自从安史之乱以来的动荡形势,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局面。
由此可见,监临关内防秋诸军,也是神策军的一项重要任务。
最后,神策军的兵力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它的双重性质。
唐初禁军“三万人”(依《兵志》说)。
天宝七载,左右羽林飞骑以“一万五千人为定额”(《唐会要》卷72,《羽林军》)。
神策军的兵力则多达十八万人。
这当然是由于它在警卫京师之外,还担负着上述三项任务,需要有与此相应的兵力。
其实,象神策军这样性质的军队,在中国古代军制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从来就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禁军,一种是专职警卫京城和宫廷的禁军,如西汉的南北军,西晋的领、护、左右二卫、骁骑、游击六军,隋代的羽林,佽飞,唐代的飞骑、左右龙武、左右羽林军等;另一种则兼备禁卫和出征双重身分,如曹魏的虎豹骑,魏晋的中军,北魏的中兵,宋代的禁军等。
神策军即属于后一种。
这种性质的禁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大都是在中央集权不振,地方割据势力跋扈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是适应封建中央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
关于曹魏的虎豹骑、魏晋的中军和北魏的中兵,何兹全先生有专文研究。
宋代禁军实行“更戍法”,驻地几遍全国,其性质一目了然。
唯独唐代神策军因是由宦官统辖,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单纯宿卫的禁军。
三
与同时代其它类型的军队相比较,神策军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一)神策军以宦官为最高统帅,受其绝对控制。
这是神策军基本的、主要的特征。
神策军上设护军中尉、中护军各两员,由宦官充任,为全军最高统帅。
无论是京城诸军,还是畿内八镇兵,都由中尉直接指挥。
(《李相国论事集》卷6,《论京西京北两神策镇遏军事》)凡神策将吏,多由忠于宦官者充任。
中尉代表宦官集团牢牢地控制着神策军。
有一条材料,很能说明这个情况。
顺宗时,二王刘柳试图夺取神策军权,“乃以故将范希朝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韩泰副之。
初,中人尚未悟,会边上诸将各以状辞中尉,且言方属希朝,中人始悟兵柄为叔文所夺,中尉乃止诸将无以兵马入。
希朝、韩泰已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
”(《旧唐书·王叔文传》)范希朝和韩泰出任京西北行营,当然是通过顺宗任命的。
但当神策诸将意识到这是王叔文等人企图夺取宦官兵柄的行动时,竟然置天子之命而不顾,“各以状辞中尉”,中尉则“止诸将无以兵马入”。
以至希朝、韩泰虽“至奉天,诸将不至,乃还”。
可见中尉对神策军控制之严密,神策诸将对宦官之忠诚。
宦官对神策军的统辖不仅体现在宦官担任着神策军的最高统帅,而且还表现为宦官往往直接统兵,出任神策将领。
如代宗时宦官鱼朝恩“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新唐书·兵志》)。
骆奉先为神策军容使,“掌畿内兵”(同书,《程元振传》)。
这在其它军队中是不多见的。
(二)神策军的编制兼有禁军和方镇军二者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一套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组织和指挥体系。
神策全军分为左右两军,置“大将军各一人,正二品;统军各二人,正三品;将军各四人,从三品。
掌卫兵及内外八镇兵。
护军中尉各一人,中护军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句判官各二人,勾复官各一人,表奏官各一人,支计官各一人,孔目官各二人,驱使官各二人,自长史以下,员数如龙武军。
”(《新唐书·百官四上》)上述编制中,大将军、统军、将军和长史以下的员数和职称略同于龙武、羽林、神武六军;判官、奏记官、孔目官等则与地方节度使的下属相当。
神策军的编制兼备禁军和方镇军二者特征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披露出它的双重性质。
不过,神策军的编制并非禁军和方镇军的简单总和,而是在兼备二者特征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神策军的组织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京城驻军和畿内八镇兵是它的主要成分;神策行营,即关内隶属于神策军的方镇兵则是它的外围组织。
前者始终由宦官统领,后者则时有分合,不十分稳定。
如《旧唐书·李?
{传》云:
“拜检校礼部尚书、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是镇承前命帅,多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号。
初受命,必诣军修谒。
鄘既受命,表陈其不可,诏遂去‘神策行营’字,但为凤翔陇右节度。
”两护军中尉下设左右神策行营,分统畿内八镇?
和所在地区隶属于神策的方镇兵。
如前述邢君牙任右神策行营节度,韩全义任左神策行营节度使。
畿内八镇亦可直达于中尉。
这样,就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确保皇帝通过宦官对这支军队的绝对控制。
(三)神策军的兵源采取召募和收编两种方式,而以后者为主,已如前述。
神策军之所以能够大量收编其它军队,是由于其作为天子亲军的特殊地位。
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政权,总是力图加强这支武装,因而经常以诏敕的强制手段将某些方镇军队编入神策军;同时,神策军在各方面享有的特权又吸引着其它军队,使之乐意隶属于神策麾下。
神策军采取召募和收编两种补充兵源的方式,与其双重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是禁军,地位较高,因而多召募官家富豪子弟。
这些人不能打仗,主要留京宿卫;又由于是作战部队,因而大量收编方镇军,作为其主力,分屯京畿和关内要塞,担负出征作战和其它职责。
看起来十分矛盾的现象,只有在神策军与众不同的双重性质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四)神策军在生活、法律和将吏的升迁三个方面享有特权。
神策军的待遇十分优厚,其给养三倍于其它军队(《陆宣公奏议》卷8,《论缘边事宜状》)。
还经常得到一些额外收入。
大致自代宗以后,每次大赦,都要厚赐神策六军,其中神策将士所得,又要高出羽林、龙武、神武六军。
宪宗以后,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握于宦官之手,神策军又往往在其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故每个新皇帝即位,都要首先犒赏神策,以示优劳。
如穆宗即位,“赐左右神策军士钱人五十缗,六军、威远人三十缗,左右金吾人十五缗。
”(《通鉴》卷241,宪宗元和十五年)敬宗即位,“诏赏神策军士人绢十匹,钱十千,畿内诸镇绢十匹,钱五千,其余军镇颁给有差。
”(《旧唐书·敬宗纪》)
神策军在法律上也享有特权。
《新唐书·兵志》:
“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
(贞元)十九年,监察御史崔远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远四十,流崖州。
”崔远按制度去神策军巡按,反倒有罪,不仅丢了乌纱帽,而且被重罚远流。
可见神策军在法律上的特权地位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法,为统治者所默认。
神策军的特权地位,还表观在其将吏有优先迁转升任的权利。
《通鉴》卷246,文宗开成三年:
“开成以来,神策将吏迁官,多不闻奏,直牒中书令覆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
”《唐会要》卷72,《神策军》:
“会昌元年二月敕,左右神策军,先有奏正员官大将请授官事,起今以后,宜依资改转。
”说明神策将吏优先迁升,超资拔擢已成为制度在实际执行了。
神策将吏还能够由于其主帅中尉在中央的显要地位,通过某些非法途径取得高位。
《旧唐书·高瑀传》:
“自大历以来,节制之除拜,多出禁军中尉。
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尝之。
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
‘韦公作相,债帅鲜矣!
’”高瑀以公议除拜,被视力特例,以至“搢绅相庆”,可见神策将吏以贿赂中尉的非法手段而升官的观象是很普遍的。
神策军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特权地位导致了两个不同的后果。
一方面,它使神策将吏感恩于上,死心踏地为统治者所驱使。
安史乱后,各地杀将逐帅的事件层出不穷,但神策军几乎从未发生过动乱,十分稳定(僖宗以前),其主要原因,当在于此;另一方面则使神策军日益腐化,逐渐失去作战能力。
穆宗以后,神策军很少出镇征战,京城驻军久无战事,多习“角抵、杂戏”,陪同皇帝游乐,或淘池造楼,营建宫阙(《旧唐书·穆、敬本纪》)。
其军纪亦日渐败坏,像李晟、邢君牙、阳惠元、高崇文那样一批治军有方,号令严明,军纪整肃的优秀将领不复再现。
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增援潼关的神策军士一遇黄巢军便四散溃逃。
统治者给予神策军以种种特权,目的是要保持它的稳定,使之为维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发挥更大作用,但却适得其反,促使神策军走向腐化,最终丧失了战斗力。
这是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四
由于神策军是宦官代表皇帝所统率的一支军队,因而,它在政治午台上处于何种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如果皇帝能够驾驭宦官,二者之间保持比较正常的君臣关系,则宦官必然执行皇帝的旨意,使神策军在维护封建皇权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失调,皇帝不能驾驭宦官,反而为其所控制,则神策军往往成为宦官擅权的工具。
穆宗以前,尽管宦官已十分骄横,但尚能为皇帝控御,如肃、代两朝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人,培植私党,擅权不法,为代宗所疾,不久就一一被除。
因而这一时期神策军在抑制藩镇,维护皇权,稳定唐王朝的集权统治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第一,神策军十余万大军驻于京城和京畿关内各交通要塞,不仅有效地保障了京师安全,而且稳定了唐中央政权在京畿和关内地区的统治。
贞元以前,京畿和关内地区几次出现动乱,其中,广德元年吐蕃攻入长安和建中四年的“泾师之变”,都使唐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危机。
大历初年周智光割据同华和建中元年刘文喜泾州之叛,也对唐中央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然而,自贞元年间神策军全面控制了京畿和关内地区之后迄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之前,这一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上述现象,形成了近百年之久的稳定局面。
诚然,我们不能把功劳全部归于神策军,但对于它在其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则应给予足够的估计。
第二,神策军作为一支机动的打击力量经常被派遣出征,或阻遏吐蕃的侵扰,或讨伐藩镇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唐政府对全国的统治。
这方面的史实已见前文。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
神策军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于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维持一百多年的全国性政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策军的产生及其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唐中央的军事实力。
这就使京畿和关内相对稳定,使唐中央获得稳固的立足点,从而实施对全国的统治。
不仅一般方镇不敢过于睥睨朝廷,就是河北藩镇也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敢公然割断与中央的政治联系而割据称王。
文宗朝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曾说:
“左右神策军,天子护军也,每年有十万军。
自古君王,频有臣叛之难,唯置此军以来,无人敢夺国宝。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圆仁上述评断是符合实情的。
因此,如果说唐王朝在安史乱后一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得以继续维持,经济上主要得力于江南八道财赋的支撑,那么,军事上则主要由于神策军的存在。
这一时期,神策军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亦表现出若干消极因素。
前面说过,神策军布防于京西北一带,本来负有“与节度使犄角相应,以备御吐蕃”之责,但神策军往往以“入京远取中尉处分”(《李相国论事集》卷6,《论京西京北两神策镇遏军事》)为辞,保存实力,不肯出战,以至吐蕃常常进扰,俘掠人畜。
同时,神策军在各方面的特权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也引起关内诸军的不满,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某些藩帅发动叛乱的借口。
如元和十五年十月,吐蕃入犯泾原,穆宗令那宁节度使李光颜率兵赴援,“邠师喧然曰:
‘人给五千而不识战阵,彼何人也!
常额衣资不得而前陷白刃,此何人也!
’愤声凶凶不可遏。
光颜素得士心,曲为陈说大义,言发涕流,三军感之,亦泣下,乃欣然即路,击贼退之。
”(《旧唐书·李光颜传》)建中四年,李怀光谋叛,亦以神策与诸军待遇不平为辞,曰:
“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
今神策独厚,诸将皆以为言,臣无以止之,唯陛下裁处。
”(《旧唐书·李晟传》)
穆宗以后,皇权长期为宦官集团控制,因而,神策军在继续对唐中央政权起支持和稳定作用的同时,还在宦官废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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