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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论文
内容简介:
这是一篇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
1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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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新制度经济学为经济学发展带来的机遇,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
1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诺斯也强调:
“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
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
”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
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
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
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
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
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
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
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
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
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
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
”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
制度至关重要。
”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
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
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
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
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
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
交易是市场的前提。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
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
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
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
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
因为:
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
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
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
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
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4.国外经济合作业务稳步发展。
服务贸易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丰硕成果。
201X年,中部各省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人员年末在外人数占全国比重达到
8.23%和
10.78%,其中最高为河南省,最低为江西省。
按旅游服务、建筑服务、商业服务、建筑服务和通信服务等大类统计的国际服务贸易额,山西、湖北、湖南服务贸易额约为
10.9亿美元、
5.98亿美元和
5.1亿美元,以山西为例计算,其在全国服务贸易额中的比重仅为0.057%,其地位微乎其微。
5.服务外包领域成绩显著,范围不断扩大。
服务外包企业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吸纳就业能力强、国际化水平高等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多元化的趋势,跨国公司把尽可能多的业务外包出去,并扩大外包的范围,把服务外包分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为中部地区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201X年批准的20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中,中部地区的武汉、合肥、南昌、长沙位列其中,占据全国的15。
武汉服务外包业务以软件分包以及相关信息技术服务为主,在空间信息技术、制造业信息化、信息安全、网络通信等领域的软件技术具有显著特色。
201X年湖南省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仍逆势增长
1.8倍;201X年前4个月,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同比增长
3.5倍,在全国排第6位。
合肥的软件、动漫、呼叫服务等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在江西,尤其是南昌市,服务外包产业已经取得不小成绩,特别是“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公共培训服务平台具有相当的前瞻眼光,它将成为紧贴市场的人才集散平台。
二、中部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策略分析。
1.树立“共赢”的战略意识,充分发挥整体优势。
中部各省必须统一认识,把发展中部经济、振兴服务业作为基本着力点,把共同构建中部地区大型的增长极作为共同利益目标,加强统一规划,形成合力。
中部地区一些中心城市的商贸、运输等行业基础较好,具有良好的服务业发展潜力,但未形成整体发展优势。
例如湖北武汉是全国第三大教育中心,第二大智力密集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分别占到全省的3
7.1%和30.3%。
资源过于集中于省会城市,这一特点在中部其它省份也同时存在,服务业基础条件优势发挥不充分。
中部地区应立足现有的农业、资源、交通、人力等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吸收外资加快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进产业升级,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依托各方资源积极开拓外包市场。
加快中部服务贸易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步伐,更多地承接国际服务和软件外包,大力促进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加快发展和升级。
一是打造龙头企业,积极培育中部地区服务外包市场主体。
要重点培育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重点发展与世界500强企业的服务外包合作,重点发展以软件和信息、设计研发为龙头的ITO和BPO业务。
二是要积极创新融资渠道,鼓励企业通过联合、并购、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尽快形成一批服务外包龙头企业。
三是依托中部地区外资企业开拓外包市场大力开展境内服务外包,并以境内外包为基础,积极向离岸外包延伸、拓展。
四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中部地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牵线搭桥”。
3.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各省要紧密围绕城市圈、城镇区域和资源中心、产业中心统筹规划服务业发展战略,优化资源配置,重点发展与制造业相适应的生产服务业,形成集约型产业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竞争力,最终实现优势互补。
积极开发具有带动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环保服务、工程总包、国际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使之成为中部地区服务业创新的亮点。
4.培养中高端人才,积极构建完善合理的人才保障体系。
服务贸易领域中的涉外业务、外派劳务与直接面对外国单位长期驻华人员的对外服务,日益需要具备不同层次国际标准专业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进一步鼓励培训机构和服务贸易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扩大实习、实训规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人才培养途径,出台服务贸易高端人才奖励政策,推动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引进高级人才,面向国内外大力引进服务贸易领域高端人才。
应重视引进国际知名服务企业,在引进资本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新型业态,促进服务业经营理念、管理体制、企业机制、组织形式和服务品种的创新,培育一批国际性的服务企业,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
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形成产业联盟。
鼓励服务外包企业在国外开办分公司或设立办事处,鼓励外包企业形成产业联盟合作共赢,扩大接包范围,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张松涛。
呼唤临时协调机制———促进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思考。
国际贸易,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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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杰主编。
走向21世纪的国际服务贸易。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
9.许晶。
吉林省服务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分析。
经济视角,201X,。
作为描述自身群体特性和群体意识的社会概念,社会认同通过社会地位、成员资格、阶层意识、个人交往等向度来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如果个人的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个人对周围社会具有信任和归属感、承认有关权威和权力的合法性,对上述自我特性具备一致性认可,那么,这个社会就具备了基本的社会认同,反之,则认为是社会认同的流失。
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指标,社会认同是社会安全和稳定及有效运转的润滑剂。
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传统的社会认同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迅速转变,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思想方式的多样化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开始滋生出诸如偏见、歧视、社会排斥、群体冲突等社会问题,进而演变成多方面的认同困境。
一、社会认同困境的表现当前,我国社会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社会整合复杂化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意识形态是高度重合的,政党的思想理论基本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他思想意识很难有成长的空间,因此执政党不需要刻意进行社会整合,群众就已经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了。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不允许其它任何经济形式存在,思想上任何有关“私”的理念一萌芽就会受到打击,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其它意识形态,依靠党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就能够较快地实现社会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非主流意识形态迅速成长。
经济结构的改变催生了利益的多样化,利益多样化又导致阶层分化,而阶层分化必然产生多样化的阶层意识,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意识形态多样化。
现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主要方面,但无法对社会领域实现全覆盖,这就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成员无法在现有主流意识形态中找到归属感,对执政党履行改革和治理形成功能障碍。
这就要求突破、发展并创新经典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
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
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的难度加大了。
”这就要求必须把握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包容性问题。
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纯洁,就会使核心成员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丧失忠诚;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足,新社会阶层成员对意识形态的支持率就必然下降。
只有灵活地调整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才能争取更多的受众。
新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主流意识形态对自己是否认同,这是观察一个阶层政治上是否有地位的标志。
社会整合是否顺利,主要看执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得到全体社会阶层的广泛认同。
我们所进行的社会整合,当然不是把全体社会群体整合进同一所有制以及同一分配方式当中,而是在保持各利益群体的相对独立性、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多元化的社会整合,创造出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普适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再通过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反映这种关系。
经厉这个过程,不可能向改革开放前那样通过强制手段和行政力量来实现,只能通过规制的办法依赖制度建设来塑造权威,这个要求使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变得异常复杂。
司法权威虚弱化虽然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司法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号召式立法、应付式普法、运动式执法、选择式司法”现象,立法为部门争利,普法走过场,执法有弹性、司法看对象,这种状况大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
运动式执法已是多年难治的顽疾,老百姓对“集中整治、赶鸭子”等运动式执法反映强烈,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说,运动过后就反弹,法律法规就像一块橡皮,刚性不足,弹性有余。
城管执法即是各方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拆除违法建筑、非法营运、乱摆卖等领域,在某个特定的敏感时期,经常要“加大执法力度”。
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一些执法部门却一直未真正形成有效的经常性管理,凡不投诉的即不处理,或仅仅在“整治周”、“整顿月”开展突击执法。
由于缺乏日常的监管,所以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和权威性,使违法者产生了不应有的侥幸心理、学会了打游击。
一些执法部门为完成隐性执法指标而选择了执法难度低、不易引发矛盾的案子进行办理或处罚。
对于各种禁令,民众有选择地失明或者失聪,这和选择性执法有关。
法律既然颁布,任何人都应该严格遵守,法不在严而在必行。
当法律白纸黑字必然发生实际效力时,人们才会尊重法律,并且养成守法习惯,法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因此形成。
以打运动战的方式来实施法律,意味着法律不能常态地发挥作用,这种偶尔发作一下的法律,会导致法律逐渐失去社会规范的作用。
当法律经常被闲置,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被制止或者处罚,人们就不会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尽管国家下大力气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与侵权人对簿公堂,惧怕与司法机构发生联系。
他们所顾虑的是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举证难的问题,因为当事人往往被这种事情弄得精疲力尽、劳民伤财。
实践中,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并不少见,合法权利的真正实现往往遥遥无期,以至于“官了民未了、案结事不结”成了常态。
这种消极放任行为也反映出司法公信力的逐渐流失。
社会关系紧张化社会诚信资源匮乏,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缺失,以邻为壑,这是当前社会关系紧张的突出表现。
互不信任是最具传染性的社会心态,患者置疑医生的仁心,消费者怀疑经营者的商德,群众不把干部的承诺当真,官员往往疑虑百姓的理智,穷人只信为富不仁,富人担忧穷必生乱,施援者时刻提防讹诈,受助者也怕误入陷阱。
互不信任,使得社会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屈指可数。
互信不存,必生冷漠。
如果说工业化过程破坏了自然的植被,那么,市场化的过程则破坏了社会的植被。
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程度可谓触目惊心。
其实,这种代价不一定是市场化过程必然要经历的,倘若我们在市场化过程中能够完善制度,建立规则,则情况不会象现在这么糟糕。
由于罔顾规则、藐视制度,不仅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而且损害社会公正,妨碍社会进步。
社会领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等现象屡禁不止,人们对“假鞋”、“假药”、“假唱”、“假文物”等现象深恶痛绝。
这些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关系紧张化,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劣币驱逐良币,使诚实的人放弃诚实;今天是受害者,明天是加害者;为了少承受风险,自己就要成为第一个出手的人;道德逸出到社会现实之外,社会关系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
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尤以干群关系、警民关系、医患关系的互信破裂为甚。
三公领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如果不能公正的履行职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
以干群关系为例,基层群众对干部的形式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群众对干部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干群关系出现裂痕,干部不是真心维护群众利益,群众不认可干部的工作作风。
“农民对基层干部特别是组织的不信任,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家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下降。
”长此下去,会伤及社会认同的基础,进一步损害干群关系,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安全。
今天的群众工作,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群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权利诉求不断增加。
能否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取决于干部是否能调整自己的立场,真心实意地“对人民负责”。
城市化的窄空间、信息化的快节奏为社会关系的紧张化提供了外部环境。
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城市化,中国不也例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
21世纪,中国城市化不仅仅决定着
6.6亿城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
因为城市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1200万农民转化为城市人口。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新移入城市居民和原城市居民共享城市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关系紧张的问题。
工作压力加大致使家庭关系紧张,融入过程的生存竞争致使就业关系紧张,强资本弱劳动致使劳资关系紧张,富裕阶层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致使贫富关系紧张,市场规则不彰、特权阶层嚣张则共同促成人际关系的全面紧张化,当前的“仇富”、“仇官”、“仇垄断”现象即是社会关系紧张化的直接反映。
社会关系紧张,就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使简单社会问题复杂化,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人人受损。
社会焦虑普遍化我国社会正在步入焦虑状态:
富人焦虑,穷人也焦虑;城镇居民焦虑,农民工也焦虑;失业的焦虑,已经就业的也焦虑;民众焦虑,大学生焦虑,官员更焦虑。
焦虑迅速蔓延到各个社会阶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每个人的抗压能力和情绪自我控制能力不同,任何社会都会有焦虑的个体。
焦虑作为一个个体状态,本来并不值得恐慌,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焦虑,则不可忽视。
因为,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不安。
社会的不安全感和生存压力持续地考验着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情绪不断积累加深,最终酿成为全社会性的问题,导致社会冷漠无情,抑郁症频发。
国人的经济生活在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例如,人们工作和生存压力加大,生活消费水平无止境上升,许多家庭的最基本需求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腰包的鼓起而相应地提升。
引发全民焦虑的,不仅仅在于收入赶不上GDP,更在于收入不均、分配不公、腐败盛行、道德滑坡、社会无序。
按规矩出牌的人赶不上不按规矩出牌的人,好人赶不上坏人,循规蹈矩的人赶不上投机倒把的人,遵纪守法的人赶不上违法犯罪的人。
于是,一些人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进行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的违法行为。
社会进入了一种可怕的怪圈:
即大家都在埋怨社会无规则,而一有机会自己则又去破坏规则;大家都在埋怨道德滑坡,而一有机会自己则成为道德滑坡的推手;这些人既是焦虑的受害者,又是焦虑的制造者。
叔本华曾经说过: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
传统社会是自然经济、自我调节,社会个体的欲望在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的调节下,人们只能压抑。
进入工业化过程后,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各种欲望也比较容易满足。
殊不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最容易膨胀,而经济发展则不可能永远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进入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原本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可能无法满足了。
这时候,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巨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情绪。
焦虑与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是密切相关的。
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工业文明社会“单向度的人”在中国主要表现为焦虑的个体,焦虑伴随着不安,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色调。
在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多少人梦想着一夜成名或者一夜暴富,希望用极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下面,其实掩藏了人们对自身处境的不安以及对现实的不满。
以四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了心理测试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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