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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资料12
文学评论资料12
报》、《人人》、《伍人报》、《台湾文艺》、《台湾文学》、《台湾新文学》等。
(二)五十——七十年代,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国民党当局迁台以后,文学发展出现新变。
1、五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大力提倡“战斗文学”“反共文学”,一时间有陈纪莹的《荻村传》、姜贵的《旋风》、潘人木的《涟漪表妹》、王蓝的《蓝与黑》等反共小说,孙陵的《保卫大台湾歌》、葛贤宁的《常住峰的春天》等战斗诗出现。
“军中作家”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被称为“军中三剑客”,朱西宁有《铁桨》《狼》、《猫》等长短篇,司马中原有《荒原》《乡野传闻》、《狂风沙》、《刀兵家》、《狼烟》等,段彩华有《花雕宴》《狂妄的大尉》《龙袍劫》《幕后》等作品。
其中有一些呈现不同的反共意识,但是他们还有相当一些作品写自己的大陆乡土情怀,写乡土大地上的“血性汉”,有其可观之处。
2、五十年代初期随国民党迁台的二百万军民,离乡背井来到台湾,一部分作家及其家眷,以写作遣兴抒怀,表达了对大陆故土的深切怀念。
“怀乡文学”特别是散文与诗风行一时,代表作品有林海音《城南旧事》、琦君的《琴心》、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张秀亚的《三色 》等。
3、现代派文学在五十年代兴起,至六十年代几乎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两个领域:
五十年代前期,纪弦、郑愁予等成立“现代诗社”,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罗门等成立“蓝星诗社”,洛夫、痖弦、张默组织“创世纪诗社”。
虽诗论主张有所不同,或鼓吹“横的移植”,或强调“知性”,或标举“六大原则”,或倡导“超现实”、“现代化的中国诗”,但都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则是一致的,如纪弦的《阿富罗底之死》、郑愁予的《梦土上》、余光中的《钟乳石》、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痖弦的《深渊》等。
小说方面,在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围绕在台大外文系夏济安周围的一批大学生作家,以《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二刊为阵地,掀起了一股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潮,并写出了一批具明显现代派色彩的作品,如白先勇《游园惊梦》、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丛 的《盲猎》、水晶的《爱的凌迟》王文兴《家变》、七等生《我爱黑眼珠》、欧阳子《魔女》等,现代主义浪潮在六十年代遂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
4、与此同时,对于“反共文学”的摒弃,又向另一种审美方向寻找出路,这就是以娱乐消遣为追求的通俗文学。
言情小说自五十年代起,从金杏枝、禹其民经郭良蕙,至六十年初琼瑶以《窗外》一作,打开了言情小说的一片天地,另外还有华严、姬小苔、玄小佛等作者;在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面,古龙、卧龙生、独孤红、柳残阳、上官鼎、萧逸等百余人大写武侠小说,此后又有其他种类的通俗文学(包括三毛作品),以“流行天下”之势,席卷而来,形成奇异景观。
5、二战后乡土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未有稍减,在五十——六十年代钟理和、钟肇政等一批承前启后作家的努力下,本省藉作家克服了语言转换的困难,继续勉力笔耕。
除“二钟”外,乡土散文家张腾蛟、王鼎钧、肖白、陈冠学、许达然等人的创作使乡土文学有了新的拓展。
随着岛内外政经形势的变化、社会上民族意识的抬头和反美反日情绪的滋长,乡土文学进入了极盛阶段,成为七十年代文学主潮。
其要者有三端:
一是“唐文标事件”,以唐文标、关杰明为代表的海外学人,全面批判5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出现的恶性西化、盲目现代的倾向,为乡土文学在下阶段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二是“乡土文学大论战”(1977-1978),陈映真、尉天聪等高标“乡土文学”大旗,与彭歌、王文兴等展开激烈论战,清理了自1949年来台湾文学发展的脉络。
三是乡土文学他作大繁荣,涌现了大批卓有成就的乡土文学作家和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品,给乡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
陈遇真的《夜行货车》、《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锣》、《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小林来台北》、《美人图》、李乔的《寒夜三部曲》、洪醒夫的《黑面庆仔》等都是一时之选。
6、这一时期在台湾完成大学学业的学子,西渡新大陆,形成留学潮。
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引发了留学生文学的崛起并延伸至八、九十年代,空间上也扩展至欧陆,留学生文学也于此有了更新的垦拓。
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白先勇、丛 、马森、杨牧、张系国、赵淑侠等人贡献出了一大批留学生题材的作品,在大洋彼岸亮出了一道华文文学的独特风景线。
代表性作品有《纽约客》(白先勇)、《傅家的儿女们》(於梨华)、《昨日之怒》(张系国)、《中国人》(丛)、《向着太平洋彼岸》(陈若曦)、《我们的歌》、《塞纳河畔》(赵淑侠)、《西江月》(李黎)等。
(三)、八十——九十年代,因台湾政局在七十年代末发生变动(蒋介石去世,蒋经国继位),推行民主化改革,又开放了“党禁”、“报禁”,解除了“戒严法”。
意识形态加大自由度与经济高速发展,现代乃至后现代社会形态初露端倪,也都为文学发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自八十年代起,台湾文学呈现出一派无主流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现象:
1、 女性主义文学潮流。
五十——六十年代,台湾曾出现过数量不少的一批女作家,大多以家庭婚恋为题材,格调轻柔、文笔妙曼,继承了“五四”时期冰心等人的路数,有过骄人的成绩。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逐渐解冻,一群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去西方留过学、接受过现代派文艺思潮洗礼的年青女作家,挟带着反叛传统、肯定自我的英气,以迥异于前辈的写作姿态和意识观念,写出了一批高扬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作品。
其中包括廖辉英的《油麻菜籽》、《不归路》、《盲点》,曾心仪的《彩凤的心愿》,袁琼琼的《女强人》,萧飒的《唯良的爱》、《小镇医生的爱情》,杨小云的《等待春天》等等,昭示着台湾女性主义文学的高涨。
2、 政治文学潮流。
台湾当局为“二•二八”事件平反,开入“党禁”、“报禁”以后,作家们对台湾近现代史上一些敏感的话题做了多方面的表现。
一些曾饱尝铁窗风味的作家尖锐揭露了暗无天日的牢狱内幕。
施明正的《渴死者》、《喝尿者》首开“牢狱小说”先河。
此后,有陈映真的《山路》、《赵南栋》、《铃铛花》、李乔的《告密者》、陈烨《泥河》等政治小说的出现。
3、 都市文学与后现代派潮流风行,多媒体创作浮出水面。
既有李乔的《蓝彩霞的春天》、吴淡如的《邪窗月》、黄子音《CICI小姐》等表现女性都市生存困境的小说,也有黄凡的《财阀》、林佩芬的《都市丛林股票族》这类表现工商社会现世相的作品,还有杜十三、林耀德、简政珍等人的颇具后现代意味的都市诗,乃至富实践性的多媒体文学创作。
4、 原住民文学在八十年代开始起步。
国民党政府在台经营多年的山地政策,开始见效。
一批爱好文学的原住民青年作家步入文坛。
他们以得天独厚的出身和生活经历,开拓出社会弱势族群的文学天地。
其中最先出现的有田雅各(布农族)、莫那能(排湾族)、柳翱(泰雅族)、瓦利斯•诺干(布农族)、波尔尼林(雅美族)等人。
汉族作家(如钟肇政、林耀德、王幼华、吴锦发等)也对“山地文学”有所关注。
5、 “探亲文学”形成一时热潮。
台湾当局于1988年开放大陆探亲,很多作家在阔别大陆故乡几十年后,重返故土,留下了不少动人的篇章。
如《四十年来家国》(多人合著)、琼瑶《剪不断的乡愁》、余光中的《还乡》等。
一些本省藉作家也得以到大陆旅游观光,写下记游大陆见闻的诗文,如粟耘《丝路漫漫,漫漫思路》等,与此类探关文学有某种相通之处,表达了对中华文化和民族传统的认同。
6、 环保文学的兴盛。
在工业文明发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凸显出其重要意义。
“环境保护”成为作家“现实关怀”的具体表现之一,环保文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八十年瓦以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亮点。
心岱的《大地反扑》、韩韩、马以工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刘克襄的“鸟文学”以及洪素丽、陈煌、陈秀喜、郑俊清等人的其他作品,都显示出作家们在乡土文学与政治文学等现实关怀的作品之间,又开辟出了新的创作境域。
7、“新人类作家”与世纪末文学思潮。
一些出生于六十——七十年代的“新人类作家”在世纪末的当下,以更恣肆更凌厉的姿态,着意建构自己的价值与话语体系,表现出惊世骇俗的世纪末情怀(其中有的被称为“新都市言情小说”),年青女作家在其中占据着醒目的位置。
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张曼娟的《我的男人是爬虫类》、《俨然记》,成英姝的《公主彻夜未眠》、《人类不宜飞行》、邱妙津的《鬼的狂欢》、叶姿麟的《陆上的鱼》、赖香吟的《翻译者》、《虚构一九八七》、黄子音的《桃花游戏》、《夜祭》、《爱情罐头》、吴淡如的《鸡尾酒婚姻》、林裕翼的《在山上演奏的星星们》、纪大伟的《膜》、陈雪的《恶女书》等等,可谓色彩缤纷、各呈异相。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案41949-1976诗歌创作讲授汤哲声教授 教学要点:
1、 对该时期诗歌创作的概况和发展演变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2、 把握该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
3、 重点诗人及其作品的论述。
课时:
三课时教学活动:
课堂讨论。
本章知识点:
政治抒情诗。
本时期诗歌发展的特色。
郭小川、贺敬之。
本章必读作品与文献:
郭小川《望星空》、《向困难进军》。
贺敬之《回延安》。
流沙河《草木篇》。
本章思考题:
1、1949-1976年诗歌创作发展简述及其主要特征评述。
2、 《向困难进军》看郭小川“战士诗人”的品格。
3、 分析贺敬之《桂林山水歌》中的艺术手法。
4、 分析闻捷爱情诗的特色。
5、 为什么说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作品。
一、 概述在建国初的几年中,诗人们尚在调整适应期,创作不多,比较重要的作品有:
何其芳:
《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郭沫若:
《新华颂》胡风:
《时间开始了》这些作品都是歌颂新中国的成立,充满激情,憧憬未来。
1953年至1957年上半年,诗歌创作开始热闹。
特别是1956年诗坛在比较宽松的气氛下,以及1957年上半年“双百”方针鼓舞下,诗坛涌现出一批勇于触及时弊、勇于表现生活矛盾的诗歌,主要作品有:
流沙河:
《草木篇》艾青:
《养花人的梦》郭小川:
《望星空》中国诗坛上两份重要的期刊《诗刊》、《星星》也于1957年创刊。
但是刚刚繁盛的诗坛受到了重创,原因有二。
一是“反右派斗争”中艾青、公木、吕剑、穆旦、唐祈、唐 苏金伞、李白凤、陈梦家、吴兴华、青勃、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陈静轩、林希等一大批诗人被迫离开了诗坛。
二是1958年开展的“新民歌运动”。
作为一场文艺思潮是无可厚非的,可惜的是,它被许多人看作是与“五四”新诗传统相对立的诗歌的新通路,同时加以提倡的,这就超出了文学的问题了。
从1963年开始,诗歌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折,政治抒情诗成为占据诗诗歌的主导地位的潮流。
政治抒情诗有很多优秀作品,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等但大多数作品是激昂的情绪、大批判式的诵吟、口号式的语词,如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中的部分段落。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扼杀了一切歌唱的可能,凡是文化的、文明的都遭到了摒弃,中国诗歌因为这场大灾难而陷于绝境。
构成此时中国诗支的诗人的主要是三类:
一类是诗坛主力郭小川、贺敬之、闻捷、蔡其矫、严辰等,他们来自解放区,五、六十年代进入各自创作生涯的旺盛状态。
二类是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
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李季等。
他们总体特点是调整诗风,以适应新的时期。
三类是一些青年诗人登上文坛,如李瑛、雁翼、顾工、公刘、白桦、梁上泉、张永枚、 周良沛等。
综观本时期诗歌发展的嬗变情况,我们可以作如下概括:
(一)、缺乏丰富多彩的诗歌流派,个性化严重衰退。
诗歌创作完全是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几乎是一个声音一个范式。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变革,诗人应该为这新生事物进行歌颂。
1953年至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编选了两本颇具规模的《诗选》,所收作品绝大多数是对党、对领袖、对新生祖国和工农兵的歌颂。
尽管其中有些写得充满豪情,不乏精美的结构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诗歌中,无论任何阅历的诗人,也无论任何题材,几乎很难看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大家都在统一的模式中唱着“欢乐颂”。
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深入的观照,进而挖掘出生活中独特的东西加以艺术个性的抒发,而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
1958年“新民歌运动”又催生了一股伪浪漫主义思潮出现。
收在《红旗歌谣》中的作品有不少作品是不错的,但决不像主编郭沫若、周扬所说,在它的面前“连诗三百篇也要逊色”。
特别是其中不少作品是失去了民歌单纯、清新的命题之作。
但是在这样诗风的影响下,一些缺乏社会真实和生活实际的“民歌体”却又整齐划一地出现在中国诗坛上。
60年代初的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阵风式的,如前所说有不少佳作,但总体上表现得刚强有余,内涵不足。
(二)、就本时期的诗歌形式而言,虽然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了“楼梯式”和“阶梯式”,但总的趋势是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
“民歌体”被认为是新诗发展方向,接受“民歌体”被认为是新时期诗人的新姿态的表现,特别是在“反右”斗争中,这种倾向就更加地明显了。
(三)、诗美内涵的极端化诗美内涵的极端化是指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和善推向其反面,变成了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和善。
1、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提出关于写英雄人物的主张,诗歌方面则追求崇高美,也出现了一些洋溢着阳刚之美的好作品,如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等。
但总的来说审美意象贫乏单一,太阳、红旗、战鼓、井冈山、天安门、延安等庄严神圣的意象成了出现频率最高、被用作抒情写意甚至是惟一的审美意象,其结果是诗美蕴涵出崇高沦为虚妄。
2、由于极端追求诗歌的社会功能,使诗美沦丧,诗歌成为了政治工具。
工具的二律背反性在此时表现得尤其突出。
一方面它被“四人帮”所利用,成为了政治阴谋的工具;另一方面1976年清明的“天安门诗歌”,成为了人民批判“四人帮”的匕首和投枪。
二、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流沙河1、 郭小川和他的《向困难进军》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河北丰宁县人。
郭小川三十年代就开始创作诗歌,大多散失,少数作品收在解放后出版的《平原老人》《投入火热的战斗》等诗集。
1937年参加八路军,主要从事政治工作。
1954年7月调作协党组副书记,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他成为著名诗人是自他1955年发展政治抒情诗《致青年公民》开始的。
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大致上分三个时期:
一、 50年代。
解放初期他一方面与陈笑雨、张铁夫合作,以“马铁丁”的笔名发表了数百篇“思想杂谈”式的
杂文。
此时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的他另一方面满怀激情地写了了《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致大海》,和叙事长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望星空》以及访问苏联、“反右”和歌颂“大跃进”的诗歌,主要收在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月下集》中。
二、60年代前期,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诗人根据自己对不同工作岗位的人民斗争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写下了《林区三唱》(包括《祝酒歌》、《青松歌》、《大风雪影》)、《西出阳关》、《昆仑行》以及《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等脍灸人口的诗歌。
此时,诗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十年动乱时期。
在失去写作自由的情况正是,他继续创作了《万里长江横渡》、《长征组歌》、《江南林区三唱》。
尤其是《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一大批展现了“战士诗人”的独特风采。
郭小川诗歌最大成就是政治抒情诗,即形象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直抒胸臆,从内心和世界和精神状态多方面去思考一个战士、一个革命者的生活态度、人生道路。
他自己说过“诗人首先是战士”。
《向困难进军》就是号召青年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战歌,是他50年代诗风的体现。
见作品。
有必要说的是到50年代中期开始,他开始对人生、人性进行了探索。
代表作《望星空》。
见作品。
开始探索个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人的内心世界。
个人渺小、宇宙永恒。
郭小川诗歌形式是多方面的。
50年代主要采用俄罗斯“未来派”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楼梯式”。
见作品。
注意长句折行时的节奏,尽可能做到大体整齐和押韵。
很快转向学习民歌。
如《祝酒歌》。
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融古代歌谣、新民歌为一体。
《将军三部曲》则用类似元明散曲的“自由体”。
60年代《青纱帐——甘蔗林》、《厦门风姿》等作品是“新辞赋体”,也就是一些长句子,有的长达二三十个字,组成几个短句。
既适合于抒情,也有气势,排列整齐。
2、 贺敬之和他的《桂林山水歌》贺敬之(1924- ),山东枣庄人。
1940年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
1945年与丁毅等人集体创作歌剧《白毛女》。
贺敬之诗歌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以《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为代表的作品,篇幅短小,主题并不重大,形式上与民歌、古典诗歌有一脉相承之处;另一类以《放声歌唱》《雷峰之歌》为代表的作品重大题材,属于政治抒情诗。
诗歌形式常用“马体”。
见作品《放声歌唱》。
《回延安》采用信天游,《桂林山水歌》则用广西民歌、山歌体,情真意切,音律生动。
见作品。
运用比兴、蝉联、夸张、复迭的手法,委婉自然。
3、 闻捷(1923-1971)原名赵文节,江苏丹徒县人。
1937年流亡武汉,1940年到延安,1944年开始文学创作。
1949年随军到新疆。
当过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
此时他写了大量的少数民族生活的诗歌。
1955年调北京《文艺报》记者,《人民日报》编辑。
1957年成为专业作家。
1971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
闻捷主要的作品是1951年到1955年间写作的《博斯腾湖滨》、《吐鲁番情歌》、《果子沟山谣》、《天山牧歌》等组诗。
这些作品与《哈萨克人夜送“千里驹”》以及一些散歌结集为《天山牧歌》于1958年出版。
50年代末的重要作品有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有“诗体小说”的美称。
(1)、他的诗歌将时代性、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强烈的地方色彩、个人情感相融在一起。
见作品。
(2)、他善于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一个细节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心态,通过一处自然景观达到一种艺术境界,见《舞会结束以后》、《苹果树下》。
4、 流沙河和他的《草木篇》流沙河(1931- )四川金堂人。
1948年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
50年初在《川西时报》副刊任编辑,从事诗歌创作。
1956年《农村夜曲》。
1957年因参加编辑诗刊《星星》和发表散文诗《草木篇》成为诗坛瞩目人物。
打成右派。
复出后的作品有《流沙河诗集》(1982,收50年代到80年代的诗作)、《故园别》(1983)、《游踪》(1983),另外还致力于诗歌理论评介。
《草木篇》曾被认为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向党和新社会的挑战书”受到了批判。
这是政治迫害。
《草木篇》是一组托物言志的散文诗。
诗人通过对5种植物的描绘,借以隐喻一些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立身处世之道。
歌颂孤直不屈、刚正不阿、忠贞不二的美好品格;揭露了损人利己、善于伪装,暗中害人的丑恶行为。
表达了作者“善恶之心,坦诚态度和刚直人格。
”艺术构思以小见大,手法上托物喻人,感情上爱憎分明,语言上刚柔并济。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案5中国现代小说之父:
鲁迅讲授 刘祥安教授 教学要点:
1. 了解鲁迅生平、思想,2. 深刻认识鲁迅小说小说创作思想、艺术,3. 认识鲁迅创作的成就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贡献 课时:
12课时教学活动:
1、观摩《阿Q正传》《祝福》(VCD)2、讨论:
关于阿Q形象的不同观点;对于演出版艺术处理的评价。
北大版《中国古代文学》笔记
先秦文学
概 说
从体裁上看,先秦文学的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散文。
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周代的《诗三百》以及战国时期楚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诸如《离骚》、《天问》、《九章》、《九歌》、《招魂》等)。
散文的主要成就通常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叙事文,包括《尚书》、《春秋》、《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一是说理文,包括儒家著作《论语》、《孟子》、《荀子》,道家著作《老子》、《庄子》,墨家著作《墨子》,法家著作《韩非子》等。
先秦文学凸现了中国文学史上数座巍然屹立的高峰,富有现实主义品格的《诗经》,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屈原的诗,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渊薮的诸子说理文,与作为古代史家记事文远源的《左传》等,对古代文学乃至文化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章 《尚书》和《周易》
第一节 《尚书》尚书》是中国今存最早的收集史家记事文的集子。
古往今来,人们对这本书的编定、流传、文本形态等争论甚多,有些问题迄今还没有定论。
一般认为,汉初传授、用当时通行文字即隶书书写的《尚书》,即通常所说的《今文尚书》,凡二十九篇;东晋时由豫章内使梅赜(一作梅颐或枚赜、枚颐)所献的《尚书》,凡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本析分而成,实多二十五篇,据称是汉代以古文字写定的另一个本子,实际上只是伪托,通常称之为“伪《古文尚书》”。
清人《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则是这两种本子的合编本。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是代表清代乾嘉时期《尚书》学研究水平的总结性著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尚书》分《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
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
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
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
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第二节 《易经》
汉人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
六十四卦之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被称为《易经》。
《易经》作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学术界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它有非常古老的渊源。
《易经》本是卜筮之书。
它包含一些固定的格式化的条文,常常通过占筮人员的权威解释,来指示、规定求卜者的行为选择。
其中,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套符号。
爻是组成卦的基本符号,分阳爻和阴爻,二者配合就成了卦。
由三个爻组成的“八卦”《周礼》谓之经卦。
朱熹《周易本义》有八卦取象歌,可帮助我们记忆八卦的样子,即: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盌。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由经卦两两相合为六十四卦(各有六爻构成),《周礼》谓之别卦。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由六个阴爻或阳爻组成,卦辞解释整卦的意义,一般比较简单,爻辞解释每一爻的意义。
《易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一般不重视,这种偏向应当得到纠正。
思考题:
一、《尚书》天命观念的基本内涵和特色是什么?
二、《易经》在以象达意方面有什么特征?
第二章《诗三百》和屈原的诗
第一节 《诗三百》
《诗三百》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简称为《诗》,习称为《诗经》。
它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首诗歌,按音乐之不同,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乐曲,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曲,包括大雅、小雅。
颂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曲,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三百零五首诗歌产生的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波及长江、汉水、汝水一带。
其作者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从诗篇自身或者先秦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说明。
其实三百零五篇以外还有六篇,只有题目而没有正文。
这就是《小雅》里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和《由仪》,通常称之为“笙诗”。
有的学者认为,笙诗的正文是由于战国、秦世的混乱而亡佚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本来就没有正文。
从孔子开始,《诗三百》被一代代学者张扬为儒家经典,汉初它更被朝廷立为官学。
作为一部经学典籍,它对古代中国发挥了巨大、持久的影响作用。
而从文学发展方面看,它的成就和意义也是极为卓著的:
(一)《诗三百》中的诗歌或者表现多姿多彩的爱情生活,或者表现色彩秾丽的婚姻生活(幸福抑或不幸),或者表现战争、徭役给广大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或者表现劳动生产以及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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