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做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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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做法
国外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做法与启示
姜跃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尊敬的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一讲的题目是国外政党处理党群关系的做法与启示。
今天主要讲一下国外政党在面对社会变化的时候,它们怎么样来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第二个问题,主要讲一下国外政党在面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政党政治时代,所谓政党政治时代,一个是说政党的存在和发展是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另外,现在各国都是依靠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治理国家的。
在政党政治时代,一个政党能不能成为执政党,它不是依赖于这个党自身说我的组织有多强大,我的人员有多多或者我说得怎么样,而是依赖于民众对它的支持和信任。
现代政党上台执政无非是通过两种途径:
一种,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是通过什么上台执政的呢?
它要经历三年、五年或四年一次的大选,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的期限是不一样的。
一个政党能不能上台执政取决于它在大选中能否赢得足够多的选票,如果能够赢得足够多的选票的话,它就能上台执政。
它要延续它的执政地位取决于它在下一次的大选里边能不能够继续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如果能够赢得足够多的选票的话,它就可以继续执政;如果不能的话,它就要上台成为在野党。
另一种情况,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所谓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虽然有普选存在,但一党长期独霸政权这样的政党体制下,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民众对一个政党信任不信任、支持不支持,跟一个政党的执政寿命的延续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不像在选举制度下政党和选票对政党能不能执政的命运联系得这么紧密。
但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如果一个政党它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同样会遭遇亡党亡国的一个厄运。
如苏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苏共是一个有93年历史,一党单独连续执政74年的这样一个大党老党,但是它在1990年不仅仅是失去了执政地位,而且遭遇了亡党亡国的厄运。
所以不管是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下,还是在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下,一个政党要想执政或延续执政寿命,它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都是一致的,这个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
是如何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话说回来了,哪个政党不想有越多的人支持自己越好,越多的人信任自己越好,自己上台执政以后都想使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执政寿命能越长越好,但是为什么有的政党会做得好一些,有的政党就没有那么好,有的政党上台执政,然后能够连续执政很长的时间,有的政党下台以后过一个阶段又上台执政,有的政党可以连续执政很长很长的时间,有的政党就昙花一现,如二战时期的德国的法西斯政党,祸国殃民,最后就遭遇灭亡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哪个政党从主观上都想,但为什么有的政党做得到,有的做得好一些,有的就做不到,甚至做得很差呢?
这说明现代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要执政,要赢得民众的话,它还需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管你这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也不管你的组织状况如何,你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下运作,都要面对的问题。
一、面对社会变化,努力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首先一个问题,如何面对社会变化努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争取更广泛的支持,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各国党的应对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那些成功的政党基本上大致有一个取向,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的时候,争取更广泛支持上面,它们是有共同地方的,我们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二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的分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取向,这个新的取向的表现是什么?
一个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地扩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两大阶级,是工业文明时期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队伍都在不断地减少,工人阶级在减少,主要是蓝领工人在减少,这样的一种状况就使得传统政党,他们要执政,他们面对的社会基础就越来越窄,越来越不确定了。
因为中产阶级不光是一个队伍在不断扩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恩的一句话: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所以在工业文明时代,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方式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而中产阶级是社会方方面面的精英,他又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他既希望社会是向善的,沿着公平公正这样的方向不断地去完善地向前走的,同时他又希望社会的变革是温和的,改良性的。
因为方方面面的精英这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得来的,如果这个社会的变革总是激进的,革命性的话,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自己辛辛苦苦挣得的地位。
所以他们一方面有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又希望这种参与是温和的、改良性的。
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的政党,因为现在在世界各国舞台上活跃着的这些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大部分还都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代表无产阶级的左翼政党(工人阶级政党),这些政党面对中产阶级在不断地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的自己执政基础,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他们都采取一些应对。
这个应对总得来看是两条途径,一个是政党政策的调整,另一个是政党自身的转型。
(一)政党政策调整
所谓政党政策的调整,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他们都在向中间靠拢。
所以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的这些主流国家里边都建立了一系列调解劳资矛盾的制度,如在英国有集体谈判制度、在法国有社会伙伴关系、在德国有共同决定权、在意大利出现了历史性妥协。
这样一来在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阶级合作、阶级妥协、共识政治、左右共治这样一个局面。
如果在二战以前进行党争,左右翼政党带领各自所代表的那个阶级进行党争的话,这个斗争的焦点是集中在制度层面,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集中在这个上面,但在二战以后,在西方主要国家里边的党争矛头不再是在制度层面了,而是回到了政策层面,关系到民生的这些政策,不同的政党会给出不同的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教育问题、医疗、就业、税收等等一些问题,左右翼政党的政策是不同的,但他们不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了,而是达成了一种共识,这个共识是在承认现行制度的条件下,对它进行的社会改造。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内部采取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原则,如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福利政策的实现和建设,在这里边,福利政策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像西方的这些左翼政党,工党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社会党也好,他们在战后在这些主要国家里边就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也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采取这样的一些政策。
就像法国社会党明确提出的那样,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在经济里边采用市场的原则,而在社会领域里边,不是采取赢者通吃或弱肉强食的政策,而是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政府要出面通过二次分配、三次社会分配的调节,使得社会的弱势群体、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党政策的调整。
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二战以后,在西方国家没有再出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马克思的时候就提出“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到了列宁时期又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到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呢?
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具有那么大的生命力,而是恰恰是因为工人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以后,他们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政策,这样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劳资之间的矛盾。
同时,右翼政党也认识到如果再仅仅是代表资本的利益,不顾劳动者的利益的话,他们的统治也会遇到挑战、危机,所以他们也在进行政策的调整,这样左右翼政党就向中间靠拢以后,就出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局面,虽然还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是出现像金融海啸这样大的金融危机,但没有再出现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运动,然后要推翻社会主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左右翼政党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政策调整,向中间靠拢,调整政策以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人说西方国家二战以后看起来左翼不左,右翼不右,两党政策的调整使得社会矛盾慢慢地缓和下来了,使大家都能够在现行制度的框架里边能够往前走,这是政党政策的调整。
(二)政党自身转型
再有,政党自身的转型。
所谓政党自身的转型是在说什么呢?
政党由阶级政党向全民党和人民党来转变,我们在说到政党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我们说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政党身上的阶级烙印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随着社会的分层越来越细,中产阶级队伍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不管是哪个阶级的政党,如果你仅仅依靠你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你要想上台执政的话就会变得困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党都在纷纷地宣称,我是超阶级的政党,是跨越各个阶层的政党,是代表全体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政党,各国党的说法不同,有的把自己称为全民党,有的把自己称为人民党。
二战以后,进行政党自身转型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是德国的社民党,德国社民党在战后1959年的时候就召开了一个歌德斯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歌德斯堡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宣称:
德国社民党由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向为代表全民的政党,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向各个阶层来开放,特别是向中产阶级开放。
二战结束以后到1959年这段时间,在每次大选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失利,总是输给德国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督教民主联盟,总是输给联盟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进行分析,分析以后认为:
德国社会在二战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战争创伤的恢复,中产阶级队伍在不断的扩大,而蓝领工人数量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各个社会民主党如果想执政的话,要赢得选民的支持和信任的话,它就需要转型,需要代表更广泛的利益,需要整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召开了这样一个代表大会。
在《歌德斯堡纲领》出台以后,各个社会民主党进行调整以后,它很快就开始上台执政了,一直到现在,它是德国的主流政党,而且有长时间的执政历史,所以它是一个转型比较成功的政党。
现在不管是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很多的政党,左翼的也好,右翼的也好,都在宣称自己是代表全民的,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各个阶层的政党,而不再是紧紧地守住自己的阶级立场了。
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一个典型,它早在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制定有利于中产阶级发展的政策,到了7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宣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经由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转化为一个中产阶级政党,已经开始提这样的口号了。
所以全民党和人民党,这也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
说到全民党和人民党,年轻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里并没有固定的看法和概念,但在中国党老一代同志的脑海里边,他们对全民党、人民党有一些消极、偏见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极左年代,在批修正主义的时候,我们不仅批判了社会民主党的全民党理论,同时也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认为搞全民党就是抹杀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是向资产阶级政党去投靠。
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我们党在提出两个先锋队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整个种族的先锋队以后,有一些同志也是表示不能理解,像中央党校有一些老教授,他们当时就给中央写信,也是洋洋洒洒地上万字,希望中央给回答,什么意思?
我们这个工人阶级也要向全民党来转变,工人阶级政党是不是也要社会民主党化等等。
从政党研究的人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去较真的话是非常多大意义的,因为不管是全民党也好,人民党也好,政党为了执政,为了执好政,它面对社会的变化进行应对的一个战略和策略层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叫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全民党真说的话,一个党是不是代表一个全民?
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政党这一个词本身就是部分的意思,如果一个政党真的能够代表全民的话,那政党就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的,就该消亡了。
但为什么政党都都要宣称呢?
这也容易理解,这就像一个领导,不管你是选举的也好,任命的也好,如果让你发表一个施政纲领或竞选纲领的时候,你上来就说你代表张三,不代表李四,王二麻子你不说,那你以后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往这儿不站,你说你代表的张三,他可能会投你赞成票,而你没说的李四,他会很理性,说我看看你说什么,做什么是否合我意,我再表示支持还是反对你。
问题哪儿?
问题在你说的王二麻子,你愣说你不代表他,你不代表他的话问题就来了,你往这儿一站,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你还没张嘴,还没做,不管你做的对错,他的反对票就来了。
在社会分化很厉害的情况下,在中产阶级,它有自身的特性,它不是一个集体主义那么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事物,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去做选择的话,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政党如果说不代表他的话,问题就会复杂化,为了争取这些不确定的人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的话,政党都在说我要尽量地代表你们,而且要代表绝对大多数的人,而且要代表全民,这样一个策略层面的考量而已。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在现代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政党要赢得民众的话,它必须解决的问题是面对的社会分化越来越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在扩大社会基础的同时,也要想办法来巩固的自己的阶级基础,因为在很多国家的政党里边也看到另外一种情况,面对新生阶级、阶层,去吸引他们,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信任。
但在自己代表的那个阶级总是认为自己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这个阶级就会很有很坚定的党派意识,就不会离开自己,但实际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够想方设法去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话,也会出现问题。
如像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执政,但在2006年的时候,它再一次成了一个在野党,下野了。
这一次选举分析失败原因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长期执政以后,因为它过去是靠工会的支持,靠工人阶级的支持才能保持它长期执政的,但它为了吸引其他的阶级,就慢慢地跟工会拉开距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使得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了,这样一来工会所有的会员对它的支持就减弱了,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因为长期执政,他们慢慢地脱离了工人阶级队伍,他们拿着高薪,甚至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有一部分议员的家产、工资要比资产阶级政党,把右翼政党的那些议员还要高,还要富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是失去它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成员的信任和支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它所代表的这些中小层的人,他们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贵族党了,所以他投票的时候就不再支持你了,这样它就下台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回顾和扩大,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一个政党执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强化以政策和政绩获取民心
第二个问题,执政党如何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强化以政策和政绩来获取民心。
这个问题也是执政党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说到政党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句话,我们说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这句话如果从学术角度去理解的话会变得非常地复杂,一说意识形态,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庞杂的东西,就觉得脑袋大了,还是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听起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最直观的是,我们看到每一个政党都跟一个主义连在一起,一个政党为什么要跟一个主义连在一起?
因为世界各国各种类型的政党,政党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为什么要宣传这个政党,为什么要跟随这个政党,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治理状况表示不满,因此设想提出一套建设社会的这样一幅美好蓝图,这种情况就是主义,它有有一套说辞,这样才能够把民众动员起来,让民众跟随它。
因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政党,民主的采取民主原则的也好,或是稍微的专制一点的政党也好,不管你是哪个政党,你在吸收成员的时候都要采取一个共同的原则——自愿原则,不能像征兵一样靠义务制或是按照法律必须强制性的,不可能的,那只能靠自愿原则,人民为什么选择你?
那就是看你说得怎么样,所以,任何一个政党都跟一个主义连在一起。
这个世界上没有主义的政党是很少的,如果一个政党没有主义的话,它也很难有所作为。
20世纪,整个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是各种主义的一个大试验场,凡是我们现在能够说得上名堂的这些主义,左翼的也好,右翼的也好,中左的也好,中右的也好,极左、极右,在这个世界上都能够找到政党承载着这种主义。
如从右翼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天主教民主主义;从社会主义来说,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卡扎菲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等等。
中左、中右的,还有极左、极右的,如极右的法西斯主义政党,极左的柬埔寨当年在波尔布特领导下的“红色高棉”,就是搞共产主义事业,真是共产共妻了,20世纪各国政治舞台上,各种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大试验场,各种主义都以政党为载体,在这个政党取得政权执政以后在各国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但到了21世纪,人们还是不知道到底哪种主义能把我们带进理想的天堂。
作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理性地去思考的话,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会有自己的困惑和迷茫,否则的话,我们就用不着花费那么大的经历来不断地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前几年,我们党在全党搞了一个先进性教育,先进性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不光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垮掉了,对社会主义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人们开始又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的动摇、迷茫、困惑,出现这些问题,一种困境,实际上其他政党也一样,包括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是因为在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各种各样现实问题的时候,这些主义不能够去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才往前走,出现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苏东剧变以后,当时有学者写文章、写书说意识形态的终结,随着苏东的剧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争已经完结了,以后新自由主义这一套能够很好地治理这个世界了。
新自由主义是以撒切尔夫人和以里根为首的这些人提出的思想,总的来说是一个自由市场的情况。
新自由主义,大家觉得是那么回事。
结果在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一场金融海啸,直到今天,这场金融危机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还在冲击着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灭亡,所以各种主义都面临着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我们也把它称之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
(一)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来源
执政党意识形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困境呢?
是因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是有一个天然的距离的。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不管在党内对各种困难有不同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但对外来说它的一个整体,它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一元化的东西,而社会意识是社会成员各个阶层也好、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好、各种不同的群体也好,不同个人也好,他们是根据自己在社会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判断事物和认识事物的,它天生就是一个多元的。
一个执政党要用一个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去引领社会、去统领社会的话,它天生就会比较困难,所以世界上这么多的政党,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包荣性很强的话,和社会意识接近的话,它在引领社会的时候就会变得容易一些,如果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它的包容性不够的话,它在引领社会的时候就会变得困难,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一个来源。
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另一个来源是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什么事情你说起来,做起来难。
一个政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这个政党为什么要出现?
是因为它对现存社会不满,然后对它进行抨击,同时提出自己建设未来社会的一套美好蓝图,但这个政党在它发展壮大以后,上台执政以后会发现它在执政了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原来它抨击过的社会丑恶在很多方面没有办法去消除,甚至有些地方很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它所提供的那幅美好的社会蓝图在短期内,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也很难实现,这样一来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在在野的时候,对民众的那套说辞是对社会的一种承诺、对民众的一种承诺,而如果你执政以后做不到或做得不够好的话,民众就会说你政党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是说得温和的,如果说得尖刻一点,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他会说里在欺骗他,这样一来,他对你的意识形态的信奉就会打折扣,同时对这个政党信任也会打折扣,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另一个来源。
还有政策转向难,不同的政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政策出现?
对同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一样呢?
政党的政策怎么来的呢?
是跟它意识形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它意识形态所有的这些观念、原则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执政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捆绑得太紧密了以后,如果这个政策在现实中遇到困难要转型的话,要转变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会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它转也不是,不转也不是,有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羁绊、争论,它的政策根本就转不了;有的它的政策转了,但同时这种转变会反过来伤害到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奉。
如我们前两年接待了一个英国工党的代表团,当时这个英国工党还在台上执政,这个代表团就跟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们说现在英国工党作为执政党非常难,处在一个两难境地,他说我们现在面临全球化这样一个背景,我们要想提高英国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得改革,但我们的改革就变得非常困难,为什么?
他说我们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因为这一轮的改革恰恰是针对他们搞了几十年的福利政策,要改这个福利政策,他说不改不行,他说举一个小例子。
如一个人得了尿毒症,过去很快就死掉了,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一个人得了尿毒症靠血液透析能够活很长的时间,但一个人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的话,这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你在英国搞福利国家、福利制度的建设,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社会来承担、来包,这样一种情况下,这笔钱谁出?
国家出、社会出,国家社会哪儿来的钱?
就只能靠提高税收,这是一条途径。
他说提高税收在英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会出现资本外逃的情况,如果出现资本外逃的情况的话,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哪儿劳动力便宜,哪儿利润高,哪儿能挣钱我就到哪儿去,为什么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国都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厂?
是因为我们的劳动力便宜。
那位老同志说如果没有人在英国办工厂,没有人在这儿办企业,没有人在这儿办商业的话,那就意味着更多的人要失业,更多的人失业以后,你又要发他失业救济金,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改不行,不改的话,英国的竞争力上不去,整个国力下降,竞争性上不去的话,那选民不会买我的账,不会把票投给我,他说我要改,要改的话麻烦又来了,英国工党是干什么的?
是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的,而福利政策恰恰是中小层人民受益的,是为他们准备的一份蛋糕,但现在我要把它拿走,我所代表的那些选民,他们就会说好啊,你英国工党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给了我什么,不就是拿点福利政策么,那点福利么,你现在要把它拿走,你自己都背叛了你的主义,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为什么还要支持你,所以他说他们的票也不会投给我们,所以我们跟代表团的老同志在那儿交流的时候,那个老人在那儿交流的时候,他最后在讲台就摇头晃脑的。
他发出一个感叹:
“真羡慕中国共产党,你们不用经历五年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你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走走走跌倒了,跌倒了以后然后爬起来再接着往前走,我们不行,我们如果这一跤摔下去的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起来。
”
我们想想也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执政和梅杰是连续执政了15个年头,这15年就意味着英国工党每一次选举都是输,那日子也不好过。
在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上台执政以后又是和布朗连续执政了15年,这样一来,保守党又在台下待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政策转向的两难,在我国长期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1978年的改革开放,真理标准讨论,拨乱反正以后,我们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从实行土地承包,当时就争论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多亏有一个一言九鼎的老人,邓小平同志说不管姓资姓社,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那好,大家就摸着石头过河。
然后到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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