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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祭祀活动的繁荣,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
巫祝各掌其辞的祭祀制度、不同祭仪对所需祭辞的特定选择,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
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
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变化。
《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的祭祀传统。
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
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说明古代礼制与文体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
〔关键词〕祭礼;祝祷文体;六辞;六诗
〔〕I206.2〔〕A〔〕1000-4769(2013)03-0176-06
先秦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祭祀,祭祀的范围很广。
《尔雅?
释天》曰: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
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
是禷是禡,师祭也。
既伯既祷,马祭也。
禘,大祭也。
绎,又祭也。
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祭礼中,必然要发布祈福禳灾的文辞。
这是祭祀仪式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神交流,达到祭祀目的的主要手段。
最初,这些文辞仅是口头创作,到文字发明之后,便形之于简牍,最终流传下来,并成为后世祝祷文体的源头与典范。
先秦祭祀仪式十分庄严隆重。
在国家、氏族的大型祭祀活动中,各级人员之间具有严格的组织分工,形成了各司其职、各掌其辞的制度;而且不同的祭祀仪式需要配合相应的祭辞,彼此之间不得混淆。
这些祭祀制度对先秦文体的分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祝祷文体为祭祀所用,其文体创作带有鲜明的功利性与目的性;文体形态受祭祀礼仪的影响较大。
一些祝祷文体之间形成了功能对应关系。
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影响,体现了礼制与文体之间的互动。
学界目前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学等角度探讨盟誓文、史诗等文体的发展,关于先秦祭礼对文体分类、文体形态、文体功能对应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却少有涉及。
目前学术界对先秦祭祀与文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有:
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考古》,1966年第5期)、吴承学师《先秦的盟誓》(《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1期)、张树国《“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等等。
故本文就相关问题略论于下。
一、先秦祭礼与文体分类之萌芽
先秦祭礼有严格的制度与规范。
体现在祭辞上,则有专职人员负责祝祷文辞的创作与发布。
据《周礼?
春官》记载,大祝专作“六辞”;诅祝专作“盟诅之载辞”这是大祝根据六种祭礼的需要而创作的六种文辞。
郑玄注曰: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
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
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
„„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
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
„„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
„„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
这“六辞”正是六种文体。
这些祭辞或关乎国家命运,或用于社稷宗庙,或累列死者德行,各自有相应的运用场合。
大祝根据不同的祭祀目的创作不同的文辞,形成了不同的文体样式。
而作“六辞”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亲疏、远近”,处理人、神、鬼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不得混淆。
这种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不同文辞的选择,突出了文体特征,导致了文体分类现象的萌芽。
也有一些祭祀仪式,虽没能显现出祭辞的文体独立性,没能直接促进文体的分类,却为后世文体的确立及分类提供了历史依据。
如瞽矇在不同祭仪中所掌“六诗之歌”的行为,就为《诗经》风、雅、颂三大诗类的区分提供了历史渊源。
在祭祀中,瞽矇的职责是诵诗、咏歌。
《周礼?
春官》曰:
“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在这则材料中,出现了歌、诗两种文体。
歌体是合乐的,要击拊、鼓琴瑟而歌;而诗体用于讽诵。
从《周礼》来看,瞽矇既掌“讽诵诗”,又掌“九德、六诗之歌”。
前者之“诗”是指不同于歌的独立文体,这是没有疑义的。
而后者“六诗”的含义却有所争议。
何谓“六诗”,《周礼》有明确记载;
(大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
大飨,亦如之。
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大丧,帅瞽而廞,作硕匶谥,凡国之瞽矇正焉。
我们可以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这“六诗”。
贾公彦云:
“大师是瞽人之中乐官之长,故瞽矇属焉而受其政教也。
”据文献,教授“六诗”时,大师要“以六德为之本”,郑注曰;“所教诗必有知、仁、圣、义、忠、和之道,乃后可教以乐歌。
”贾疏云:
“凡受教者必以行为本,故使先有六德为本,乃可习六诗也。
”即先要考察瞽者的道德品行是否合乎要求;继之要考察瞽者喉音与律吕是否相合,即“以六律为之音”,郑注云:
“以律视其人为之音,知其宜何歌。
”贾疏云:
“大师以吹律为声,又使其人作声而合之听,人声与律吕
之声合谓之为音。
”可见大师在教授“六诗”时,对所授对象进行了严格挑选。
这说明大师所教“六诗”具有特殊性,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
当大师主持这些仪式时,瞽矇唱诵的内容、唱诵的方式、所配之乐各不相同。
举行大祭祀与大飨时,大师率“瞽登歌”,伴随着“击拊”、“下管”、“播乐器”、“鼓朄”等演奏行为进行祭祀。
大射时,瞽“歌射节”,因射礼要展示武力,类似于征战,故大师要“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以歌律来预言征战之吉凶,在先秦应是常用的方法。
如《左传?
襄公十八年》记载晋楚之战,“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
‘不害。
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杜氏注:
“歌者,吹律以咏八风。
”即是对这“六诗”功能的解说。
虽然《周礼》“六诗”并不是文体形式,但时人对唱诵“六诗之歌”人员的特定要求、不同祭祀场合下的祭辞风格与内容、“六诗”功能的差异,必然让人们认识到不同文辞之间的差异性。
当文辞逐渐脱离了祭仪、音乐而单独流传下来,随着文体体制的成熟,用于祭祀的文辞发展为在日常生活中皆可吟诵的诗歌。
《周礼》“六诗”中的风、雅、颂,就由祭祀时的表演形式转化为诗歌之体裁,即《诗经》中的三大诗歌体制。
由此产生了最初的诗体分类。
概言之,在年复一年的祭祀仪式中,各类祭辞的功能与特征一再得到强化,并为时人所接受。
时日既久,这些文辞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与模式,文体由此而形成。
当人们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对不同文辞作出选择时,这一举动又促进了文体分类的萌芽。
当然,这种现象不限于祭礼。
在先秦其他行为场合下,也促进了文体的发生与分类。
如《周礼?
春官》记载“士师之职„„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
一曰誓,用之于军旅。
二曰诰,用之于会同”。
士师所职“誓”乃是誓师之辞;“诰”是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对诸侯的告诫之辞。
《尚书》记载的《甘誓》《汤誓》《大诰》《康诰》即是此类文
体。
另《尚书》又有典、谟、训、命,皆是在特定行为场合下使用的文体。
这种因礼仪制度、行为方式的需要而创制文辞,是先秦时期文体分类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
二、先秦祭仪对祝祷文体形态之影响
祝祷文辞是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祝祷文辞的内容依祭祀目的而定,其文体形态则要适应祭仪的需要。
上古祭辞简单质朴,这固然是因为上古语言文字不够发达所致,但与上古简单的祭仪也不无关系。
《礼记?
郊特牲》记载伊耆氏作“蜡祝辞”曰: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此篇“蜡祝辞”篇幅简短,语言直白,不假修饰。
而《礼记》记载的上古蜡祭仪式也非常简单,可以推知祭辞与祭仪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关联。
周朝祭仪较为繁缛,祝辞种类也趋于复杂。
根据所祭对象的不同,使用的文辞也各不相同,故《周礼?
春官》有大祝“六辞”之别。
同样,周朝对祝文有文辞方面的要求。
据郑氏注,大祝所作六辞“皆有文雅辞令”。
刘勰也说:
“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这篇祝辞从其内容看,可谓是恩威并重,文辞虽然简短,但文风庄重典雅,表现了强大的威慑力。
《祭侯辞》的文辞风格正适应了射礼的需要。
周大祝所作“六辞”,现存文献很少,其文体形态到底如何受祭仪的影响难以考知。
下文将考察用于宗庙祭祀的颂诗,以说明祭仪对“颂”文体形态的影响。
颂诗的文体功能,据《诗大序》云: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
”颂诗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美盛德之形容”,既是形容先祖盛德,故其文辞要求详赡富丽。
但同为颂诗,《商颂》与《周颂》却存在较大的文体差异。
《诗经?
商颂》是现存最古老的宗庙祭祀颂诗。
《国语?
鲁语》云: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16页。
关于《商颂》是商诗还是宋诗,是《诗经》研究史上讼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
先秦典籍以《商颂》为殷商
时作,而汉初齐、鲁、韩三家诗皆认为是春秋中叶宋人正考父所作,毛诗又认为《商颂》作于殷商时期。
此后毛诗所论为世人认同,郑玄《诗谱》、孔颖达《毛诗正义》、司马贞《史记?
宋微子世家索隐》等都持“商诗说”。
清代中叶,魏源、皮锡瑞、王先谦力主《商颂》为“宋诗说”,王国维《说商颂》更是举卜辞与《商颂》相互印证,力主“宋诗说”,于当今学界造成重要影响,几成定论。
不过,当今学界也开始对“宋诗说”提出质疑,并坚持“商诗说”。
如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正考父作〈商颂〉新考》(《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常教《商颂作于殷商述考》(《文献》,1988年第1期)、陈桐生《〈商颂〉为商诗补证》(《文献》,1998年第2期)等论文对魏源等人的论证进行了驳斥。
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商颂》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
本文立论从《毛诗》,认同《商颂》为殷商时期所作。
正考父所献《商颂》共十二篇,其数量在当时而言已相当可观。
从现存五篇《商颂》来看,其文辞以四言句式为主,文风典雅庄严,或抒情、或叙事、或祈福、或追忆,文体形态已发展得非常成熟。
《商颂》的这种文体特征与商代宗庙祭仪有很大关系。
殷人祭祀重视以歌、乐、舞祭神与飨神。
据《礼记?
郊特牲》记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
乐三阙,然后出迎牲。
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
”
《那》为祭祀成汤的颂诗。
在这篇颂诗中,频繁出现了鼓、管、磬、万舞等字眼,为后世展现了钟鼓齐鸣、歌舞升平的祭祀场景。
颂诗便是在这种宗庙祭祀场合下用来歌唱的文辞,故当祭仪越繁复,所需颂诗的章节自然也越多。
现存五篇《商颂》共16章,154句。
其中《那》、《烈祖》、《玄鸟》各1章,各22句;《长发》7章,共51句;《殷武》6章,共37句。
《商颂》章、句趋多,且章、句篇幅各不相同,似是依乐阙长短而定。
可见随着祭仪的繁缛,颂诗的文体形态也趋于繁复。
而到了周代,祭祀传统有很大变化。
周人祭祀喜用柴燎。
《周礼》曰: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郑注曰:
“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
”与“尚声”的殷人相比,“尚臭”的周人在宗庙祭祀中,更多是用血牲、黍稷、醴酒等以享神灵,而不是运用大规模的歌乐舞形式。
周人祭仪的特点对《周颂》的文体形态也产生了影响。
《诗经?
周颂》“清庙之什”为祭祀周文王的颂诗,共10篇,每篇1章,共95句;“臣工之什”为诸侯助祭宗庙之作,也是10篇,每篇1章,共106句;“闵予小子之什”为“嗣王朝于庙”之作,共11篇,每篇1章,计137句,皆篇幅短小规整,文辞简要,缺少回环复沓之韵律。
《商颂》与《周颂》除了篇幅大小、章节安排存在差别外,二者文风也迥然不同。
《商颂》回环往复,再三致意,且韵律协和、节奏鲜明,颂文叙事详赡,极尽铺排,语言典雅,渲染了一种庄严热烈、气势磅礴的氛围。
从整篇作品的节奏韵律来看,很符合歌诵配乐的需要。
而《周颂》却相对简朴些,不论叙事还是抒情,诗歌均缺少跌宕起伏的韵致,每篇内容也相当简略,较少铺排、反复。
《商颂》与《周颂》的文体差异,正是缘于商、周二朝祭祀仪式的不同。
三、先秦祝祷文体的功能对应特征
由于祝祷文体用于人类与天地山川神祇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行为目的的相互对应,导致了言说方式的对应,反映到文体上则是有些祝文之间存在着功能对应关系。
如“祝辞”与“嘏辞”即是一对功能互相对应的文体。
在先秦文献中,祝、嘏常联称。
《礼记?
礼运》记载“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
“祝嘏莫敢易其常
古,是谓大假。
”“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
”也就是说,祝是主人向神或先祖请求庇佑之文,嘏则是祝者代神或先祖向主人致福之文。
祝辞与嘏辞是人神交流互应的文体。
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以司祝作为中介,传达人、神旨意。
《仪礼?
少牢馈食礼》对祝嘏祭祀的仪式与文辞皆有记载。
“少牢馈食礼”中祝嘏祭祀仪式比较复杂。
简言之,司祝先代主人作祝辞,祝文曰:
“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
以某妃配某氏,尚飨。
”司祝传达了祝辞之后,再迎“尸”,司祝再代“尸”答以嘏辞,文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
”也就是说,人向神乞求赐福的时候,要本着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孝心;而神灵赐福于人类时,也要表现如父母般的慈爱之情。
祷文与祠文也是一对功能相互对应的文体。
祷文是向神告事求福之文,而祠文则是得福之后,用器物报答神灵庇佑之恩时所用的文辞。
这就是郑玄所谓“求福曰祷,得求曰祠。
”祷、祠在先秦典籍中也时常联用。
《周礼?
春官?
大祝》云:
“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
”郑注:
“弥,犹遍也。
遍祀社稷及诸所。
祷既,则祠之以报焉。
”贾疏:
“以其始为曰祷,得求曰祠,故以报赛解祠。
”同书《小祝》云:
“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
”
《荀子?
大略篇》记载商汤祷雨辞,曰: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两篇祷文皆言辞谦卑,反躬自责、祈求告罪之意溢于言表。
这是祷求上帝怜惜天下众生,赐降甘霖的文辞。
如果祷告灵验,那么必须再次举行祭祀,以示报答之情。
《诗经?
周颂?
丰年》是秋冬报赛祠文,诗曰: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
烝畀祖妣,以洽
百礼,降福孔皆。
”先秦祝祷文体既可用于祈福,也能用于诅咒。
这也是其功能对应关系的体现。
上文所言祝嘏文、祷祠文皆是用于祈福的文体。
而诅文却用于陈述仇敌之罪恶,请神灵降祸于仇敌。
黄叔琳认为“诅骂亦祝之一体。
”黄帝乃传说中的人物,其《祝邪文》自然难以征信。
《诅楚文》是北宋时发现的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是现存最早的诅文。
其内容为秦王陈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的罪恶,祈求天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城。
文曰: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显大神巫咸及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
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有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
曰:
叶万子孙,母相为不利。
亲卬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而质焉。
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佚甚乱,宣侈竞从,变输盟制。
内之则虢虐不辜,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诸冥室椟棺之中;外之则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
卫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却刬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废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恤。
祠之以圭玉牺牲,逑取彳吾边城新隍,及邘长亲,彳吾不敢曰可。
今又悉兴其众,张矜意怒,饰甲底兵,奋士盛师,以逼彳吾边竞。
将欲复其凶迹,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鞟革俞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殹。
亦应受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
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该文痛陈楚王熊相犯下的累累罪行,甚至将商纣的罪恶“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都强加到了熊相身上。
全文极具鼓动性、煽动性。
纪昀认为刘勰所谓“善骂”之诅文正是“《诅楚文》之类。
”
祝祷文体的这种功能对应关系,在文体发展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
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祝祷文体作为人神交流的文辞,撰写的功利性与目的性非常强。
文辞的发布方式与祭祀
行为密切相关,因行为指向性的对应关系产生了言说方式的对应,从而导致文体功能的相互对应。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祭祀活动的繁荣、巫祝高水准的文字驾驭能力,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
而不同祭祀场合对所需祭辞的特定要求,又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
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即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
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发生变化。
《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祭祀传统的差异。
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
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体现了古代礼制与文体的互动关系,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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