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扭曲下对民间金融规范的思考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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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扭曲下对民间金融规范的思考资料
【内容摘要】各种形式的非正规金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广泛存在。
本文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金融抑制只是一个强化因素,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各种特征也都源于其存在的根本逻辑,因此,非正规金融的作用是正规金融无法完全替代的。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异质的中小企业借款者和异质的贷款者(具有不同信息结构的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部门)的金融市场模型,力图证明金融市场的分割和非正规金融的市场特征是三方主体各自优化行为相互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
【Abstract】Informalfinanceexistsratherextensivelyandhasservedasanimportantsourceoffinanceforthesmallandmedium-sizeenterprises(SMEs)tosetupandgrowinthedevelopingcountries.Comparedwithformalfinance,themarketofinformalfinanceexhibitsseveralnotable
features:
higherinterestrates,littlerequirementforcollateral,etc.Andsothelocalfinancialmarketispartlysegmentedintotwoverlappingparts:
informalandformalsections.Accordingtothispaper,informationasymmetrybetweentheborrowerandthelendercanproperlyaccountfortheextensivenessandcharacteristicsofinformalfinance.Theaboveideaismodeledinthispaperwithatheoreticalframeworkincludingheterogeneousborrowersandheterogeneouslenders―informalandformalfinancialinstitutions.
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正规金融的欠缺和不足,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应该给予合法地位。
美国一位学者曾对中国的非正规金融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实证分析发现:
第一,经济落后地区无非正规金融;第二,集体经济发达地区(如泉州),集体企业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但民营企业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第三,私营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如温州),对非正规金融比较容忍,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第四,国有企业改革任务较重的地区(如郑州),非正规金融是被限制的,主要通过银行支持国有企业。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非正规金融的风险性要高于正规金融,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正规金融必然要被正规金融所替代,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正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正规金融的提供不是一蹴而就,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以及基础设施和机构的提高。
而在这一过程中,既然非正规金融能够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服务,那么就不应该简单地反对非正规金融。
这个意义上而言,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商业银行的改革,是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
商业银行改革越滞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就越有空间;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非正规金融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狭窄。
非正规金融包括私人借贷、贷款经纪人、互助会、地下钱庄等。
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非正规金融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决不至于到可被忽视的程度。
中小企业在台湾的经济腾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是台湾岛内私人企业借款中的1/3以上是由非正规渠道所提供的。
在温州经济中,中小企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据估计,截止到2001年底,来自非正规部门的融资,占当地中小企业总贷款余额的59%以上。
非正规金融肯定会有其内在的问题。
由于范围和规模过于狭小,导致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因此一旦出现了债务危机,可能会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一系列的风险,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也有的非正规金融,明显地带有诈骗的性质,会直接损害到社会信用。
从根本上说,非正规金融的活跃,反映出的有可能正是正规金融存在的不足。
而在正规金融部门被抑制的情况下,对非正规金融的严厉态度,可能使得金融的另一条河道被堵死。
规则重于惩罚。
那么,什么是合格的规则?
合格的规则至少应该保证公平竞争,无论竞争者来自草根,还是来自庙堂,竞争都应该是公平而有序的。
我们期待会有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使非正规金融机构也能够和正规金融机构在法律的规则约束下享有公开竞争的机会。
非正规金融的兴起
非正规金融是指除了政府批准之外的金融方式,具有黑色或者灰色定位,包括民间借贷、呈会,各种基金会的融资、地下钱庄和典当业等方式。
随着市场的开放,第三产业和家庭工业在温州遍地开花。
对小资金的需求量开始增大,随着借贷行为的展开,一些初期回报再次进入投资的渠道,这样确立了出借者和贷款人之间对履行借贷契约的信心。
这种借贷契约已带有某种经济性质,到了1980年,这种借贷行为已经成为温州地区较为普遍的现象,多数家庭都进入这一循环轨道。
此时贷款利率参差不齐,从月息1分到4.5分左右,要视贷款数额、借期、贷款者对资金需求的缓急、借贷者之间的交情等等而定。
出借人此时已有经济人核算的本能,贷款者此时也具有一定的冒险意识,这种在地区范围内的普遍行为已经形成一个网络,是某种非正规意义上的组织。
这些行为主体共同组成了非正规部门。
随着借款额的增大,仅限于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交易渐渐不能满足生产流通的需要。
非正规金融中介自古有之,但从没有这么大规模出现过,甚至出现以中介为职业的职业中介,典型的如银背者。
银背意味着从借款人那里借到资金,以稍高一点的利率贷给贷款人,吃利差。
还有一种银背者是以小会主的身份四处呈会,并将拿到的会款当作会钱呈更大的会,从中获取利差。
所以最大的会主是以金字塔型的呈会形式获得大量资金。
接着出现的金融中介是私人钱庄,其依靠自身先富起来的资金信用做担保,以低息借入资金,高息贷款给贷款人,所贷利率大小不一,由钱庄老板决定。
最近出现的金融中介是基金会,这种基金会最早是集体性质,相当于会员集中资金,由几个人操作将资金贷给合适的(风险偏低)集体项目,这种基金会名目繁多,诸如老人协会,仅有少数几家是经过批准的,到1992年,四十多家基金会中,仅有11家是经过批准的,但这种基金会逐渐变质,吸收会外私人资金,变成变相的金融中介,并且贷款也不规范。
所有这些金融中介,某种程度上具有企业经营的性质,逐利性强,并且一定程度上自担风险,但其对风险的规避措施却相当缺乏,以致于出问题后,造成很差的社会影响。
民间金融风潮与金融整顿
在民间融资过程中,资金并不总是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三次民间金融大风潮便是证明,这三次民间金融风潮大致发生在1985、1986、1988年,风潮席卷的地方大多是经济发展得较快的地区。
温州民间聚会发展有四个阶段:
(1)互助阶段,息低,一般月息1%以内。
(2)营利阶段,月息一般2-2.5%左右,银背一般月息2.5%进,3%出。
银背出现以后,聚会开始向巨型、巨额、长期、高利(3-5%,有时高达6%)。
风险日益增大。
(3)危机阶段。
聚会规模开始失控,会员之间信息封闭,资金封闭流转,资金投放随意,资金被非法占有等情况时有发生,月息高达7-24%。
大风潮的结果是大多数债权债务人破产,甚至死伤无数。
(4)平复阶段。
月息回到正常营利阶段,从此月息以3%左右稳定下来。
城市信用社的出现
1984年,全国最早的城市信用社——温州府前城市信用社成立。
城市信用社是官方部门专门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困难而设立的合作制组织,针对温州的特殊状况,采取浮动利率制,月息一般在1分到1.5分之间浮动,此后城市信用社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多时有100多家,但规模普遍较小,1996年一般自有资金规模在50万元左右。
城市信用社自身的发展在缓慢地得到规范,温州地区的城市信用社在1996年采用合作入股的方式合并为城市合作商业银行。
温州金融市场三个阶段
温州地区的资金市场的初步形成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上在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也是温州地区融资方式创新最多的阶段。
首先人们把互助会的方式改为营利的聚会,“会”的形式被不断更新,在没有原始资金的前提下,通过“会”来聚集资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并且一旦聚会的资金被用于生产流通,会所内涵的利率便能被消化,利率的本质是利润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个人借贷的形式也在不断改变,利率因为借贷规模、借贷期限等的不同而不同,达成共识。
这种共识不仅成为借者和贷者之间的共识,而且某种意义上还成为区域内普遍的共识。
这一阶段中小企业的融资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
而从银行部门获得的融资不到5%。
第二阶段总体来说是从1986年开始到1992年左右,属于规范整顿阶段,同时也是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介入阶段。
民间借贷在这一阶段风潮不断,1985年八九月间,民间开始出现抬会风波,在海屿乡、乐成、柳市镇首先出现。
这是民间“单万会”即百人每人每月百元成单万会的变种,月息高达7%-40%。
在超高利率的诱骗下,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疯狂蔓延扩散,总发生额10来个亿,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其中有三人会款发生额在亿元以上。
"抬会"波及邻近十多个县、市、区,卷入总人数有20多万,30%的群众卷入其中,13个乡镇参加户数达70%,情况严重的乡村几乎涉及每家每户。
后经过处理整顿,取缔"抬会"活动,共清退"抬会"会款1.6亿元,清退率为80%。
1988年七、八月间卷土重来,又爆发了平会,借款全线崩溃的第二次民间风潮。
总发生额3.3亿元,债务额2.2亿元,净亏空1.1亿元,其范围遍布20多个乡镇,15万人,这期间,由于抬会和平会造成的冲击,会案严重的地区,城乡储蓄比上年下降18.4%,民间借贷月利率上升到10-12%,加剧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乡镇企业产值下降15%。
80%以上的资金被卷入会中。
两次金融风暴,给温州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因此,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发动群众自清自理,经济、法律、教育和行政并行,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暴,共清退债务1.54亿元,其中先进101亿元,占这次风潮总债务额的70%,大部分债务人得到了偿还。
风潮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是经济损失惨重,无心生产,金融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二是社会秩序出现大动荡。
三是债务纠纷使夫妻反目,亲朋成仇,民间信用丧失殆尽。
但经过整顿之后,最重要的是依据理论和专家们的鉴定,规定月息3%左右的利率是属于正常秩序的利率,这一利率的确立对民间金融的后续发展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这一阶段,大体上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借贷行为被承认和其地位被确立起来。
第三阶段是求同存异阶段。
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已经成长为中等规模的企业,至少已拥有提升城市信用社和银行贷款的水平,年产在5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有12.8万家。
民间游资1996年高达300亿元,浙江省将近60-80%之间的现金在温州地区流通。
资金市场在运作了20年后的格局是民间非正规部门拥有大量资金,企业已有了提升银行和信用社贷款的资格,民间借贷已经渐渐退出了主要的融资领域。
由于非正规金融部门资金供给雄厚,借贷利率在缓慢下降,1988年以来月息一直维持在月息3分左右,到1995年左右利率开始缓慢下降。
1998年月息2.5分左右,2000年月息降到月息2分左右,已经接近于城市信用社初期的贷款利率。
并且城市信用社也有一定规模的壮大,由于城市信用社本身的规模过小,在金融市场上的调控能力有限,并且不利于第三方的管理和监督,再加上全国的其他城市信用社的效益不佳,这样1996年受大环境的影响,便开始将城市信用社进行合并,形成城市合作商业银行。
温州非正规金融部门是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的,以月息利率3分左右开始积累,滚雪球似的膨胀成长,到1996年温州民间游资据估计达到300亿元左右,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
温州城市信用社从1984年开始,以利差月息0.5分左右开始积累,到1998年的存款规模为576547万元,在非正规金融衰弱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到1998年的存款规模是802570万元,与非正规金融相比仍然没有占到半边天。
温州的正规金融(国有金融部门)存款规模得益于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故而存款规模从1980年的17923万元到1998年的4257923万元,这个数字包括农村信用社的存款规模,增长相当迅速,而贷款规模则从50872万元到2861275万元。
另一方面,由于城市信用社被允许以更接近于市场利率的利率水平运行,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部门而言,是一种威胁,因此国家严格控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审批权利,这样,城市信用社不需要面对外部进入的威胁,但同时这样的情形也限制城市信用社的发展。
1990年允许继续开办,但数额被限制,到1994年,温州地区几乎没有新开的城市信用社了。
作者单位为浙江大学
农村非正规金融:
内涵、利率、效率与规模*
郭沛,博士、副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100094,北京
E-mail:
guopei@
[中文摘要]:
非正规金融是指非法定的金融机构(即非正规金融部门)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个人之间或个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存在表明已构建的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需求。
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所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其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
本文界定了非正规金融的内涵,分析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双利率的原因,对其现有效率进行了理论探讨,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了规模估算,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非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规模
1.问题的提出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纳入分析框架,但低估了正规制度外经济活动的绩效[①].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保护正规制度内经济活动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歧视和规制了正规制度外经济活动从而约束和削弱了许多能够获利的创新行为。
非正规部门通常是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②].HernandoDeSoto(1989)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中,繁重的税费与贿赂支出以及官僚作风使许多生产者进入了非正规部门,非正规部门生产者虽然逃避了大量税收,但无法利用正规部门可获得的公共产品(比如司法对其产权的保护)以及其他公用事业(如道路、电力及水利系统等)。
因此,和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受到正规制度的限制,从而诱使非正规部门不断内生出相应的非正规制度。
非正规金融常被认为是不受政府监管和控制的借贷活动,其存在表明已构建的正规金融无法满足现实与潜在需求。
戈德史密斯(1969)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就是其金融结构的发展,金融结构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共同构成,可用某一时点的金融相关率来衡量。
经验研究表明,经济欠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比率普遍较低。
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推进正规金融发展的目标,从短期看,是为了有力补充或逐渐替代非正规金融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各部门的资金需求;从长期看,则是为了提高该国的金融相关率以推动经济发展。
尽管各国努力推广正规金融,但大量农村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仍然处于重要位置(Meyer和Nagarajan,2000),Montiel(1993)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南部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非正规金融大约占其金融市场总量的33%到75%.在一些国家中,不管政府是鼓励还是限制,非正规金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却处于从属地位。
有组织的、合法的正规金融和无组织的、非法的非正规金融同时存在所形成的金融二元结构,显示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
经济增长依靠要素投入品的增长,而资本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量,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高度稀缺[③],在农村更不例外。
由于正规金融供给短缺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业成长、农村发展和农户增收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俄亥俄学派(OhioSchool)也认为[④]:
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过程中,非正规金融能够有效地满足当前的短期资金需求;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比,非正规金融的成本可能更低、工作方式可能更有弹性。
此外,一些学者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表明[⑤],非正规金融不仅在农村很重要,在城市经济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并壮大的主要诱因是高收益导向的供给和巨大的融资需求,有供求必然会形成市场。
从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需求角度看,农户的微观活动及其融资需求具有分散化、规模小、周期长、监控难、风险大等特点,难以进入商业化正规金融,因此小农经济天然、长期地与民间借贷相结合,而正规金融的退出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迅速分蘖(温铁军,2001)。
从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角度看,其出现和增强可归因于农村贫富差别的加大使非正规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给。
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低并且征收利息税,农村领域又缺乏国债等证券投资渠道,使得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持有者或资金盈余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主体提供资金,促进了货币或资本向投资的转化,从而产生对正规金融的“挤出”或“侵蚀”效应。
高帆(2002)通过区分契约型信用和关系型信用得出了相同观点[⑥],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发生率的研究佐证了上述挤出效应——如温铁军(1999)对东中西部15个省份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等(1999)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于75%,贷款来源倾向约为0.3.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曹力群,2001),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借贷,约占68.6%,私人借款中有息贷款的比重高达47.7%,按2亿农户计算,2000年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金额高达1400多亿元,其中有息贷款近700亿元;人民银行常德中心支行课题组(2001)的调查发现,湖南常德的334家个体工商户中,有过民间借贷行为的占76.6%,成为农村融资的主渠道。
IFAD(2001)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市场的四倍。
张胜林等(2002)对50家个体工商户、50家私营企业、200家农户的调查发现,非正规借贷发生率分别为82%、94%和24%.其它研究还表明,在正规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力度较大、手续简化的地区,非正规金融发生率相对较低,有学者甚至认为,实质上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已不是农村信用社,而是非正规金融。
史晋川等(1997)的研究更是证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乡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
Patrick针对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优先(supply-leading)两种模式[⑦].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迁(农林牧副渔、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饮食业等在农村领域的全面发展,替代了原有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格局)迫切要求增加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由于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农村经济主体融资“需求追随”的结果是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农村正规金融[⑧]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缺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根源。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供需适应时趋于制度均衡状态,人们满意于该状态而无意改变。
制度变迁的诱因是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等因素发生变化。
具体而言,当正规金融的进入变得更昂贵时[⑨],其所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对价格就发生了变化,导致经济主体的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发生改变,诱发社会成员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从而促使人们改变原来的借贷行为模式。
非正规金融主要发生在同一或邻近社区,贷款人高度知晓借款人,且无须审批和核准,其低交易成本和高度信息对称性成为被正规金融排斥者的天然选择。
此外,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长期以来已经养成偏好国有经济的惯性思维,而且正规金融预计来自农村地区分散化小规模贷款的收益可能远低于其成本,造成农村非公有经济往往被排除在农村正规金融之外,从而转向依靠内源融资或求助于与正规金融部门相平行的非正规金融部门[⑩].由于正规金融部门具有对正规部门提供金融支持的偏好,强化了非正规部门“内源融资加外源非正规金融支持”的资本结构(张杰,1998),非正规部门因其产出增长而扩大的外源融资需求也内生出非正规金融并促进其成长。
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缺陷造成的(杜朝运,1999、2001)。
已有研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利率通常由借贷双方自由决定,没有任何政府干预,因而更接近于内生性的市场化利率,是局部金融市场资本稀缺程度和资金价格的真实反映。
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的因素很多,Wai(1957)分析了供给面(资本短缺、垄断利润、抵押品不足、高坏帐率)和需求面(农业收入低、借款的基本生活用途、季节性的生产用途、农民文化和教育水平低)对利率的影响;Long(1973)则认为资本短缺、高经营成本、高坏帐率和季节性贷款需求是导致高利率的原因;Bottomley(1975)区分了决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四个因素,即利息的机会成本、风险报酬、补偿交易成本的报酬以及垄断利润;江春(1998)认为民间信用的利率决定于资金供求状况、借贷者之间的亲疏关系、期限长短、淡旺季节等因素,因而利率档次分明;何田(2002)认为利率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张建军等(2002)认为非正规金融定价遵循基准利率风险加成定价法,其利率在官方基础上考虑了风险和借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交易费用。
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Wolz(1998)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存在一些限制。
首先,农村经济发展要求额度更大的贷款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非正规金融难以提供大额贷款。
其次,农户和农村企业将逐渐从家庭生产经营型转向其它组织形式,这种经济转型需要发育完善的正规金融体系。
因此,以个人信息和严格责任为基础的非正规金融,必将被淘汰。
杜朝运(2001)利用戴维斯和诺斯的“两级行动团体”理论,说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只能是过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必然要被对应于基础制度的待构建的正规金融所取代,即政府将应势而出,将农村非正规金融予以规范化,使其转化为正规金融。
姜子叶和杨瑞洁(2002)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始期、成长期和衰退期。
在初始期中,一般将形成民间互助性质的非正规信用中介;在成长期中,这些非正规金融中介从高息揽存的无序竞争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在衰退期中,最终得到政府认可并被纳入金融监管。
张建军等(2002)认为民间金融是一种跨时私人契约,将经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是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其交易特点是一次性和分散化;第二是有组织的民营金融,其交易特点是连续性、集中性和专业化。
在非正规金融研究方面,笔者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非正规金融是一种融资行为,不仅包括货币债权借贷,还包括货币股权投资,而目前很多研究都将非正规金融等同于民间借贷、民间信用,因此其概念内涵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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