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伤保险存在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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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伤保险存在问题
一、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初建于上世纪50年代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1、企业自管下的工伤待遇阶段--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更为了在政治上体现工人当家做主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最快的速度颁布,其在创建了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同时也在于完善当时的社会分配体系。
根据条例规定,采取了社会保险加上单位责任的混合制,即企业按工资总额的3%缴费,建立劳动保险基金,工伤待遇中的因工残疾抚恤费用和因工伤残补助费用从基金中支付,其他工伤补偿由企业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
其完全具备了工伤保险制度的雏形。
条例颁布后,原劳动部又公布了相关的实施细则以及一些单行规定以保证条例的具体落实。
2工伤待遇向工伤保险探索过度阶段——改革开放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随着“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改制、所有制形态多元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社会背景的变化,工伤事故的不断涌现使得“企业保险”的自管形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要求改革制度模式,建立工伤社会保险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经过近十年的社会整顿、企业改制后,从上世界80年代末期开始,原劳动部幵始以重建适应新的经济体制要求的制度、创造企业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轻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和提高保险待遇为重点探讨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途径,并于1988年公布了包括改革要点和改革实施步骤规划等内容在内的改革方案。
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普遍建立企业工伤保险制度”的要求。
次年,颁布实施的《劳动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名义明确规定工伤职工有获得帮助和补偿、社会保险待遇的权利。
3、工伤保险社会化管理阶段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在政策推动、社会呼吁以及八年的改革经验积淀的基础上,原劳动部终于于1996年8月12日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
虽然是一种保守的“试行”但依然代表着中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保险”的工伤待遇到市场经济下社会化工伤保险艰难的华丽转身,标志着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步入了由点到面、由探索到规范的新阶段,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自成体系的社会化工伤保险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2003年4月27日,国务院又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保险条例》提高了工伤保险的立法层次,使工伤保险制度成为五大社会保险中立法层次最高、最早得以定型的题目之一,也标志着中国工伤保险制度进入了法制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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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结合多年来《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实行的反馈,并为了增强《工伤保险条例》的可操作性,劳动保障部门又陆续推出了比较细化的相关规则,比如《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工伤认定办法》等,解决了一系列工伤保险机制在现实中具体操作无法可依的逾胞局面。
为此,《工伤保险条例》的颁布以及后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从不同的关注面共同为劳.动者就业安全以及工伤职工利益保障构筑了多方位的保护屏障。
2010年10月28日历经三年、四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最终获得通过。
同年12月20日,国务院依据《社会保险法》对《工伤保险条例》进一步修改。
据此,在《劳动法》的宏观指导下,在《社会保险法》的引领下,以《工伤保险制度》为具体核心规制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法律框架正式搭构,为建立和逐步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保险法》对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一)《社会保险法》之突破《社会保险法》在立法的理念和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有比较大突破,针对于工伤保险制度,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程序的导向性规定
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劳动者受到职业灾害后,需要对受害者的临时性需求立即作出反应,以便使工人在发生伤害后可以得到及时的医治和物质帮助。
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制度中有关救济程序的规定却异常复杂,不仅环节多,而且时间周期长、手续复杂。
以至于有学者统计,“按照现有法规,劳动者若是工伤维权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一般案件大概需要3年9个月作出,最长的竟达6年7个月左右”。
为此,“简捷、方便"则成了《社会保险法》
对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的法定要求。
虽然条款文字寥宴无几,却道出了工伤员工享受工伤待遇的及时性要求,为以后工伤保险程序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导向性要求。
2、工伤保险补偿先行支付原则的开创
雇主责任原则与社会化的工伤保险制度之间区别的一个显性标准就是,工伤员工的保险待遇最终是否受到雇主责任能力大小的影响,即在社会化工伤保险制度内,工伤员工的保险待遇受到整个基金的保障,即使雇主没有责任能力或者说未缴纳社保基金,工伤职工的保险待遇均能得到保障。
《社会保险法》开创的工伤保险补偿先行支付原则主要体现在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根据规定:
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费,又不支付工伤职工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基金先行向工伤职工支付保险待遇,并可要求用人单位偿还或追偿;用人单位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工伤是由于第三人原因导致的,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无法确定第三人的,工行保险基金先行向工伤职工支付,并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虽然在先行支付的范围上仍然比较窄,但这种开创性的制度还是显示了我国社会化工伤保险制度正在逐渐走向成熟。
当然,面对此新制度,实践中的司法部门、社保机构如何具体操作还有待于检验,相关部门应尽早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防止如此先进的条款最终流于形式。
3、强调了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待遇权
《社会保_》第九十五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强调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险权,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提供了依据。
(二)《工伤保险条例》之修改
1、工伤保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原《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参保的主体为“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遵循了《社会保险法》关于社会保险“广覆盖”的理念导向,在保险覆盖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增加了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比如民间社会公益机构)、塞金会以及以盈利为目的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非企业特定组织。
2、重新设定工伤认定范围
工伤认定范围是每次工伤保险法律法规修订时争议最大的内容之一,更是每次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前,国务院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删除了原条例关于通勤工伤的认定,即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但遭到了许多声音反对,最中该条款在一定限定性条件下得以妥协保留,即将工伤限定在“非本人主要责任”范围内。
从表面看,该条的修订似乎将交通事故的范围扩展至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但真实的本意是掩盖“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缩规定而有意的“欲盖弥彰”。
随着相关法法律的修订以及社会现实的变化,在工伤认定的排除性规定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删除了“违反治安管理造成的伤亡”不能认定工伤的规定,将“犯罪”限缩在“故意犯罪”范围内,排除了将“过失犯罪”排除在不能认定工伤的范围之外,扩大了工伤认定范围,而对于因吸毒导致的事故伤害则被排除在工伤认定范围。
3、简化了工伤认定和争议处理程序
《条例》对简化程序作了三处修改:
一是增加了工伤认定简易程序,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时限,由原来规定的60天缩短为15天。
二是明确了再次鉴定和复查定的时限按照初次鉴定的时限执行;三是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缩短了争议处理的程序和时间,规定发生工伤争议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4、提高了部分工伤保险待遇
此次《条例》修订,工伤保险待遇得到提高主要体现在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的调整;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增加。
具体为:
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从原来的48个月至60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调整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中,一至四级均增加三个月本人工资,由原来的24、22、20、18个月本人工资增加到27、25、23、21个月本人工资,五至六级增加了两个月本人工资,由原来的16、14个月增加到18、
16个月本人工资,七到十级增加了一个月本人工资,由原来的12、10、8、6个月增加到13、11、9、7个月本人工资。
5、增加了基金支出项目
新《条例》修订中由基金承担的项目有了明显增加,除了工伤预防的宣传、培训等费用纳入到工伤基金支出范围外,原条例中规定的由用人单位承担的“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以及“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时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均改由工伤保险基金统一支付,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负担,能更好的保障工伤员工的利益。
三、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保险制度的功能已由早期的单纯补偿延伸扩展至预防职业灾害发生和积极促使工伤劳工康复,形成了工伤预防一工伤康复一工伤补偿“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而且在功能层次上,工伤预防成为第一位,工伤康复是次优,工伤补偿成为最后的救济途径。
虽然在立法宗旨上,我国也提出保障工伤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的要求,但相对于国际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的整体设计甚至包括立法理念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的“发生工伤事故,支付保险待遇”的初级阶段,而且这种待遇的支付标准和支付过程
也亦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工伤预防保障机制缺乏
1、基本无行业差别的保险费率
如何激励雇主加强安全生产,尽量避免工伤事故的发生是工伤保险制度终极追求的一大课题。
纵观世界各国,将费率与雇主的利益相挂钩,通过设置科学的差别费率已被证明是比较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根据风险率、事故发生率等因素将整个行业划分为35类不同行会,每个行会有其不同的工伤保险费率,风险率最小、发生事故率最小的行业的费率只有0.71%,而风险率、事故发生率高的行业最高可以达到14.58%,最低和最高相差18倍。
据统计,在最近的20年里,德国的工伤死亡人数减少了2/3。
日本的工伤保险则划分了8个大的产业,并进而细化为53个小行业,最高费率为14.8%,最低为0.5%,另外各行业都附加0.1%的通勤保险费率,行业之间差别费率达25倍。
各国的做法以及产生的效果已经表明,设定科学的差别费率对于激励用人单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有很大的作用。
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在费率设定上缺乏科学完善的系统,费率的档次设定交由统筹地区自行设定,而各省市设定的费率档次普遍存在着粗而少的问题,以至于工伤预防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得到发挥出来。
从目前看,差别最细化的地方是大连市,其根据不同行业设定的费率档次有19个,而其它地方的差别档次连8都没有超过,甚至有的地方只有3个档次,而安徽也只有7个档次。
另一方面,每个档次之间的差别也非常小,有的只有0.1%,总体没有超过3%,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建筑矿产资源类的高风险行业的费率达到了8%左右。
我国当前的这种费率制带有平均主义的意思,没有区分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程度,导致低风险行业负担着高风险行业的包揪,必然会带来工伤保险领域中的逆选择。
2、僵硬固化的浮动费率机制
我国当前的工伤保险制度则缺乏浮动费率机制,一方面存在着只浮不降的现象,造成基金超额收缴,有悼于“以支定收”原则,产生了不合理的结余;另一方面,不够科学的浮动费率不能体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成效,丧失了浮动费率促进企业工伤预防工作的功能。
相比德国而言,其幅度变化最高可以达到30%,企业的费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工伤事故的发生以及造成的死亡人数同样逐年在下降,通过浮动费率促进工伤预防的效果明显。
3、“重补偿、轻预防”的工伤保险模式
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确立了工伤补偿与工伤预防、职业康复相结合原则,但仅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相应的制度跟进,连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所须的资金,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至于这两项工作的开展一直以来缺乏资金的有力保障。
而且,关于工伤预防都完全强调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完全忽略了职工自身的作用。
无过失的责任赔偿往往让工伤职工获得救助和补偿的同时,有意无意的忘却了作为直接参与人的职工本人在工伤预防中应该所起的作用。
4、多头利益下的管理体制
我国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演变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多部门多头管理,也是学者经常呼吁的一个诟病所在。
曾经就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目前,安全生产、职业病、伤残鉴定标准和工伤保险业务分别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劳动保障部负责。
职能分工本来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也有利于专业水平的提高,但计划体制下部门分割的惯性思维和部门利益常常使制度从打造之时就开始扭曲”。
多部门管理本身并不意味着可能产生的冲突无法协调或沟通,问题的关键是一旦这些部门在制定政策心存部门权力利益想法时,最终协调和沟通往往就变成了利益的争夺,互不相让,多头指导。
作为企业而言,除了承担经济或行政、刑事责任外,根本无法通过事故本身获得系统性的教训和整改建议,进而陷入一边治理一边发生事故的恶性循环中,工伤保险制度的预防功能无法发挥应有效用。
(二)职业康复机制缺位
对于职业康复制度,在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以及《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津贴公约》中均有所提到,即尽可能的为受伤劳工或职业病患者提供职业康复服务,以便他们能尽可能的恢复以往的活动。
我国不是这两个公约的缔约国,但对工伤职工进行职业康复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健康和劳动能力,还能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回到社会中去,因此就需要国家为工伤职工提供必要的康复措施和康复机构。
虽然《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以及《工伤保险条例》均对职业康复有所规定,但直到2001年我国第一个工伤康复机构才在广州成立,随后一些省市地区才陆续跟进,开始了对工伤职业康复的探索。
2008年3月底全国工伤康复试点工作会议顺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工伤康复试点工作的实质性启动。
但由于条件有限,总体而言,我国的职业康复工作还处于低水平摸索阶段。
当前,我国职业康复工作主要面临以下困难和问题:
1、重视程度不够;2、工伤康复的资源短缺;3、配套政策不完善。
(三)工伤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1、实际受保主体面窄
在立法层面上,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呈逐渐扩大趋势,尤其是新修改的《工伤保险条例》将工伤保险在法律意义上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可以说,除了公务员、参公事业单位、军队等特殊的一个群体组织外,其他企业或机构组织基本均被纳入了工伤保险范围。
但多年来令人趟她的事情则是法律条文不断进步,但实际的用人单位参保的比率并未增加,大量的劳动者没有真正的享受到工伤保险的保障。
从仲裁部门或司法部门近些年受理的有关工伤待遇
纠纷的案件来看,工伤事故发生后,多数的劳动者因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费而不能直接享受工伤待遇,只能通过诉讼或“私了”方式要求单位承担一次性的雇主责任。
现实中,大量企业、组织机构有意或无意的逃避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现象,使得工伤保险的社会化程度大打折扣。
2、工伤认定范围标准不明
工伤主体与工伤认定范围是工伤保险待遇中两大核心因素,因此工伤的认定事关劳动者的工伤保险待遇能否得到实现。
国际上通行的工伤范围包括职业灾害、通勤伤害以及职业病。
当前,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中有关工伤认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缺乏工伤认定实质性概念和标准。
《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的认定采取的是否定罗列方式,列举了何种情况下为工伤的具体情形,何种情况下视同工伤的情形以及何种情况下否定工伤的情形,但并没有明确界定工伤
的概念和实质的判断标准,即工伤到底是什么。
(2)通勤伤害范围过窄。
关于通勤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在国际上也有不同做法,但无论何种做法都能最终保障通勤伤害的职工通过车辆保险、其它综合保险或者工伤保险获得无过错的补偿或赔偿。
就我国而言,除机动车强制保险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能够保障通勤伤害的职工获得平等的补偿或赔偿,而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金额的有限性使得其不能与工伤保险待遇同语,因此我国依然应将通勤伤害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内并不能加入任何限定性条件。
职工的通勤方式具有多样性,包括步行、滑板、非机动车、机动车等,无论何种方式其目的均相同,对于机动车的通勤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而对于其他方式产生的通勤事故伤害排除在工伤范围外,没有任何法理依据。
(3)“过劳死”的保护空白。
近几年,有关“过劳死”的报道不断涌现,比如华为公司25岁员工胡新宇、上海普华永道25岁的女硕士潘洁。
在为这些年轻生命的预逝感到惋I惜和痛心的同时,有关“过劳死”是否属于工伤的争论也涌起,而在我国有关过劳死”尚属于立法空白,缺乏工伤范围内的规制。
3、工伤补偿程序效率低下
职工发生工伤后能够获得及时的治疗和物质帮助,即使工伤保险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工伤保险的优越性之一。
但长期以来,我国工伤保险制度中的工伤补偿程序的设置因极其复杂性而被受学界和社会的批评。
虽然2010年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根据《社会保险法》有关工伤保险程序“简捷、方便”设置的原则要求工伤认定的期限、鉴定程序、争议处理程序进行了一定简化,但工伤补偿程序整体呈现的冗沓烦琐特征并没有根本得到改变,工伤职工的维权成本依然很高。
从《工伤保险条例》设计的程序看,工伤补偿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三个必经阶段,而在三个必经阶段中很可能会延伸出更多的程序,比如工伤认定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确认仲裁、一审、二审;工伤认定争议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能力鉴定争议的复查鉴定、重新鉴定?
工伤补偿数额的给付仲裁、一审、二审;可能引发的再审程序、发回程序;用人单位不主动履行仲裁协议或司法判决的执行程序等。
目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工伤索赔纠纷多数是用人单位因未缴纳工伤保险而自行承担工伤补偿责任时为减少补偿数额或免除补偿责任拒绝承担工伤责任引起。
由于涉及到具体旳利益关系,尤其是工伤职工的伤残等级比较高时,用工单位往往会为规避责任(也不排除有些用人单位是因为观念陈旧而导致的意识落后,甚至有的更是基于恶意)而穷尽一切的司法手段,由此导致工伤职工的补偿待遇迟迟不能得到落实,使得工伤保险制度保护工伤职工权益的立法宗旨无法得到实现。
4、工伤补偿相关实体问题不完善
社会保险法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程序与实体并存。
目前,涉及到工伤补偿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是《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
在工伤补偿程序急需改变的同时,相关的实体问题也需要明确完善:
(1)先行支付交叉适用不明确。
《社会保险法》幵创的先行支付制度体现了工伤保险立法的重大进步。
从规定上看,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职工工伤保险待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用人单位拒绝支付的,另一种情况是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当两种情况交叉存在时,即因第三人原因造成的工伤而用人单位又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且拒绝支付应支付的工伤待遇的,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其中还包括社保机构先行支付后的追偿顺序。
由于先行支付是新创制度,为了防止流于形式或在现实适用中异化,应对该制度设立的目的进行明确,以确保不同新情况出现时能保证该制度的适用。
(2)停工留薪期及延长期的争议问题。
停工留薪期及延长期指的是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期限以及延长期限。
由于涉及到停工期间的工资福利等与职工息息相关的利益,且由单位支付,因此容易形成争议。
《工伤保险条例》只是简单的规定了停工留薪期的—般期限为12个月以及延长期由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且不超过12个月,有关停工留薪期确认行为的性质、确认的主体、申请主体、未申请的责任承担等均尚无明确规定,而各地的规定以及司法时间的做法也不统一,因此需要进行统一规定。
(3〉一到四级伤残职工的长期性待遇问题。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且享受相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月领取伤残津贴直至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工伤待遇。
立法的本意是确保一至四级的工伤职工能够在严重伤残后仍然有稳定的收入,而且由于是有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保险基金支付,避免了工伤职工的担忧。
因此,一方面体现了工伤保险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同时,另一方面为防止一次性的巨额支付引发保险基金的脱亏,是不允许职工要求一次性“买断”支付的。
但现实中,多数工伤纠纷的用人单位都未缴纳工伤保险而承担工伤补偿责任。
由于用人单位没有保险基金良好的国家信用基础,工伤职工基于对用人单位将来经营风险的担忧以及用人单位可能随时出现的“无赖”行为而主张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伤残津贴若干年。
此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立法与现实的一定脱轨,工伤保险基金与用人单位在责任承担的动力、责任承担的能力等方面均不同,仅仅简单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规定无法解决用人单位直接承担责任所存在的许多问题。
(四)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的适用关系不明确
世界各国在处理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上,主要包括四种模式:
第一,取代模式。
该模式又称为免除模式,即以工伤保险赔偿来取代民事侵权赔偿,免除了侵权行为人的责任,但这种民事侵权责任的排除并非绝对,仅限于以下工伤类型:
事故的加害人是特定的,包括用人单位或者其他受雇佣的人员;事故的类型是特定的,包括上下班途中的交通事故、意外事件或职业病;事故造成的损害仅限人身损害;事故发生的原因仅限轻过失。
德国是采用取代模式的典型国家。
第二,选择模式。
该模式是指在工伤事故发生以后,工伤职工可以在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中选择其一,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赔偿方式是相互排斥的,工伤职工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英国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曾经采用过此模式,但目前已全部废止,转而采用了其他的模式。
第三,兼得模式。
该模式允许工伤职工同时选择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这种模式可以使工伤职工获得双份利益。
英国是采用兼得模式的典型国家。
根据兼得模式,工伤职工获得的双重利益很可能会超过其实际受到的损害,这就违背了国际上公认的“不应获得意外收益”的原则,因此,该模式仅有极少数国家采用。
第四,补充模式。
该模式也允许工伤职工同时选择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但其最终获得的总利益不得超过其所受到的实际损害。
通行的做法是,首先进行工伤损害赔偿,不足的部分再进行民事侵权赔偿。
日本是采用补充模式的典型国家。
在学术界,我国学者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有的学者主张采用补充模式,即工伤职工不仅可以请求工伤保险赔偿,还可以请求民事侵权赔偿,但是两者在适用顺序上有先后之分,应该首先选择工伤保险赔偿,不足的部分再请求民事侵权赔偿,但工伤职工所获得的总的赔偿金额应
该以工伤职工所遭受的财产和精神损失的总和为限。
如果存在第三人侵权,则作为保险人一方,有权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第三人追偿。
还有的学者主张原则上采取取代模式,并辅之以改良的选择模式。
即在原则上用工伤保险赔偿来代替民事侵权赔偿,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工伤职工可以在工伤保险基金和侵权的
第三人赔偿中进行选择。
还有的学者主张兼得模式,即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不能相互取代,工伤职工不仅可以取得工伤保险赔偿,还可以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即工伤职工可以享受双重利益。
总之,学术界对此问题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从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情况来看,我国至今对于如何适用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由《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2款的规定可知,即使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工伤职工仍然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费用由用人单位自行负担。
但是,该条款并未明确工伤职
工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可否提出民事侵权赔偿,对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的适用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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