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docx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docx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docx（3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门阀世族的形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有了变化，门阀世族取代了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地位。

门阀世族是世家地主的继承，也是世家地主的发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内部属于占统治的等级。

在地主阶级内部，还有其他的等级，习惯上往往是混称作“庶族”。

其实，“庶族”也包含不同的等级。

　　世家地主主要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

门阀世族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是与世家地主相同的。

门阀世族与后者不同的地方：

首先，他们有世代传袭的私有土地，而不是国家的封国、封邑。

其次，他们掌握的劳动人手大量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是国家户籍上的民户。

再次，他们的剥削所得，不是与国税统一起来的地租，而是与国税分离的地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在近人撰述中，对门阀世族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有世家大族、高门大姓、士族、豪族、豪强、权势等称呼。

“高门大姓”、“势族”、“权势”，都是一般性的名称，并无特定的意义。

“豪族”、“豪强”，在字面上的含义，与“世族”有别；在具体的使用习惯上，基本上是指地方上有权势而与世族有别的人家，但有时也与“世族”一词混用。

相对地说，“门阀世族”这个词，更能表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主等级的特点，既能表示其与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连续性，又能表示前后的差异性。

世族和士族是同义语或基本上是同义语，但门阀世族一词用以概括北朝的这一阶层的地主，则比“士族”更为合适。

　　门阀世族的形成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是在地主阶级中享有高贵身分的等级。

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最足以反映这时期门阀地主和一般地主在身分上的划分。

“士”是指门阀世族“庶”是非门阀地主。

　　门阀世族的形成，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

章帝时有一诏书称：

“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刚亩，不系阀阅。

”（《后汉书·章帝纪》）李贤的注称：

“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门地”。

这说明东汉章帝时阀阅之家在选举上已占有一定的特权地位，这是与汉初以来的世家地主不同的。

　　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

他们之中有的是靠世代居高官，有的是世代儒门，又有具备两种资格的，既是高官，又是名儒。

弘农杨家和汝南袁家，四世居三公位，而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是近代史家所常举的事例。

但这种事例，在东汉后期毕竟还不多见。

　　三国两晋时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族的势力大为膨胀。

曹操采取一些措施打击豪门大族的发展，但仍不能不依靠世家大族中的名士来作他的助手。

曹操最得力的辅佐是荀彧，荀彧就是颖川的世家名门。

荀彧向曹操引进的人，有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杜袭、辛毗等十多人，多半是世家大族的名士。

①曹操又用“唯才是举”的办法，任用一批有才能而不为乡里清议所取的人，但他仍不能不用那些来自世家名门的才能之士。

　　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九品官人之法。

由各郡现任朝官的高门大姓品第本地人物。

这就使高门大姓特别是现任朝官更易于垄断官位。

西晋时就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的局面。

门阀世族逐渐形成。

　　九品官人之法或九品中正制度，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

但这实际上也是势不得已，当时门阀世族已在逐步形成，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则是使其在事实上的特权合法化、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是门阀世族鼎盛的时期。

北魏孝文帝采取汉化政策，也引进了南朝的门阀世族制度，在北方豪门大族的基础上，建立了北魏的门阀世族制。

　　门阀世族的特权身分东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凭借门资通过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位。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

“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门阀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作秘书郎、著作郎。

《初学记》卷十二，《秘书郎》条载，“此职与著作郎，自置以来，多起家之选。

在中朝或以才授，而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

当时谚曰：

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

”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世族和庶族在法律上还没有不平等的条文规定，但事实上已是不平等的。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宰臣王弘和大臣讨论士庶在法律上的地位时，对在座的八座丞郎说：

“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

然每有诘谪，辄有请诉。

若垂恩宥，则法度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

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

”（《宋书·王弘传》）王弘在总结讨论时又说：

“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滴者无处无之。

多为时恩所有，故不尽亲谪耳。

”王弘的话，说明当时法律上是不分士庶的，但事实上世族的特权是存在的。

在这次讨论中，就反映出在一些大臣的心目中世族同庶族在法律上是不能平等的；也反映出一些地方在执行法律时，也是不平等的。

左丞江奥说，“士人犯盗赃不及弃世者，刑竞，自在赃汗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

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

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舍藏之罪，无以相关。

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

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

如其无奴，则不应坐。

”尚书王淮之说：

“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

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

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当罪耳。

..于时行此，非唯一处。

”（《宋书·王弘传》）。

在法律上，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但事实上，士庶虽然同伍，士人在伍却谓之押符，同伍庶人有罪，士不及坐：

士人有罪，符伍却要连坐。

这不是山阴一处如此，其他地方也多如此。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说：

“若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惧非先王立理之本。

”（《南齐书·竟陵王于良传》）。

他反对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①参唐长孺《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世族，他认为这不是先王立理之本。

他的反对说明，这些情况事实上是存在的。

　　士庶之际的界限，像隔着一层天，是非常森严的。

两者之间的婚配是不允许的。

南齐时，世族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

满氏虽自托高平旧族、曹魏大官满宠之后，然不为世族所承认。

沈约就为此上奏，弹劾王源称：

“王满连姻，寔骇物听，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己污之族，永愧于昔辰。

..请以见事，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

”（沈休文（约）《奏弹王源》，见《文选》卷四○）。

　　门阀世族的婚姻，完全依据门第的高低。

王谢等世族高门的婚姻，多在他们这几家高门间婚配。

（参看王伊同《五朝门第》下编第七章三节，“婚姻”）

　　士庶两个等级不但不通婚，而且不相交接。

《宋书·张劭传附子敷传》载：

“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

赳曰：

“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

当曰：

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优不得共坐。

敷宅设二坐，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吾远客。

赳等失色而去。

”《宋书·蔡廓传附子兴宗传》载：

“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

殷、刘并杂，无所知也。

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

球举扇曰：

若不得尔。

弘还，依事启闻。

帝曰：

我便无如此何。

”《南史·王球传》：

“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尝令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

球辞曰：

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臣不敢奉诏。

上改容谢焉。

”王弘是刘宋开国元勋，未曾任中书舍人，他与王球是同宗弟兄。

从《南史·王球传》看，王弘可能是徐爰之误。

　　从这几个故事看，门阀世族同庶族不相交接是很清楚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姓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

尽管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世族有这样那样的特殊地位和身分，他们的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口荫附和土地兼并。

在这一点上，豪门大姓也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不具有世族的那些特权，他们同世族的身分就不同了。

　　门阀世族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广大土地。

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

谢家，“谢混，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宋书·谢弘徽传》）。

宋时的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

沈庆之一夜携子孙徒居之。

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

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

钱尽在此中。

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宋书·沈庆之传》）。

常为史家所举的孔灵符，“产业甚广。

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灵符传》）。

　　田园之外，他们也与东晋的大土地所有者一样，封占山泽。

如《宋书·羊玄保传》载：

“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

熂山封水，保为家利。

自顷以来，颓弛日甚。

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

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

”《宋书·蔡兴宗传》：

“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

..封略山湖，妨民害治。

”这些世族和豪门族的大土地所有，常是几代不衰的。

东晋时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的谢混家，刘宋时仍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

到谢混之妻晋陵公主死时，仍是“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

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司空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徽传》）。

北朝高门大姓也都占有大量土地。

如赵郡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北史·李灵甫传》）。

一般说来，北方未垦殖的荒地比较多，劳动人手比土地更重要。

有了人，土地容易解决。

所以争夺人口，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突出。

　　当然，这是就南北双方的情况对比而言的，专就北方说，也不是没有土地争夺。

北魏孝文帝均田制度实行以前，土地兼并的情况已出现了。

《魏书·李安世传》就说在均田制实行前“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

李安世的上疏说的更详细。

他说：

“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易生假冒。

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

..争讼迁延，连纪不判。

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

..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岂可得乎？

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则无私之泽。

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

”北齐时，土地兼并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关东风俗传》载：

“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

“富饶之处，悉是豪家”，“编户之民，不得一垄”（《通典》卷二引）。

官府的户口争夺

门阀世族和豪门的依附民是不交纳租税不服徭役的，其结果是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户民。

当然其时还有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或豪门家籍的流民，有时流民数量还很多，但这并不妨碍世家、豪门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

从官府的立场上说，把依附民夺回来变为编户，这是对世族和豪门的尖锐斗争。

　　东晋南渡，流民过江者“多庇大姓以为客”。

由于“编户虚耗”的问题异常突出，当时南方地方官的治绩之一就是查出豪族大姓私藏人口。

如《晋书·颜含传》载：

“（含）除吴郡太守。

王导问含曰：

卿今蒞名郡，政将何先？

答曰：

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

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

”又如山遐为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山遐绳之以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

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口归者三万余口。

这些地方官吏都代表了朝廷的利益，与世族和豪门争夺人口。

东晋南朝，实行过几次土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桓温主政下的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的庚戌土断。

所谓土断，就是把世族和豪门荫庇和挟藏下的依附民户夺回来编入郡县户籍。

土断的实质，就是国家向世族和豪门争夺户口。

　　南朝对户口荫附打击得最严厉的是刘裕。

《宋书·武帝纪中》：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

桓玄颇欲厘改，竞不能行。

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

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

公诛亮，免会稽年史司马休之。

”晋、宋之际是南朝门阀世族势力升降的一个转折时期。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政治上有实权，而且还掌握兵权。

王、谢、庾、桓四大家族都掌握政权和兵权。

王敦以后，王氏已无人掌兵。

庾氏在庾翼以后，后继无人。

桓氏在荆楚势力最大，桓玄被刘裕消灭后，在荆州还挣扎过一段时间。

谢氏顽强地抓住兵权不放，最后也被刘宋打垮。

刘宋及以后，南朝的门阀世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还有地位，但已没有兵权，而且政治上虽有地位，也少实权了。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坞堡主都拥兵自守。

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只要他们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承认其领导，少数民族统治者对他们的存在是承认的。

因而世族和豪门荫附人口的情况是一直存在而且发展着的。

与此同时，官方对世族和豪门的户口争夺，一直是在发展着的。

石勒时期，中原地区到处是坞堡组织。

石勒在幽冀地区稍能立足之后，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晋书·石勒载记上》）。

前燕慕容时，也有一次对荫附户口进行的争夺。

《晋书·慕容载记》：

“仆射悦绾言于曰：

太宰（指慕容评）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

..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

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

纳之。

绾既定制，朝野震，出户二十余万。

”这次斗争是激烈的。

慕容评对悦绾怀恨在心，不久就把他暗杀掉。

南燕慕容德时，尚韦韩上疏说：

“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

..今宜隐实黎萌，正其编贯，庶上可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

”慕容德采纳了韩的建议，检查出来荫附户五万八千。

当时南燕只有青齐之地，五万八千户这个数字也不算小了。

　　北魏三长制的建立，也是由“民多荫附”引起的。

荫附者皆无官役，却要受地主的征敛。

三长制正是官方争夺户口的手段。

　　北周武帝对荫附户口的禁令，很严厉。

他制定的法律规定：

“正长隐五户及丁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

”（《隋书·刑法志》）

　　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晚期强调君权集中的皇帝。

他改府兵的军士为侍官，旨在加强军队和皇帝的关系。

他对他弟弟齐王宪的侍读裴文举说：

“近代以来，又有一弊，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

此乃乱世之权宜，非经国之治术。

《诗》云：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一人者，只据天子尔！

虽陪侍齐公，不得即同君臣。

”《北周书·齐王宪传》）周武帝所说的近代以来暂经隶属便即礼若君臣的一弊，实即魏晋以来发展起来的依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封建依附意识。

周武帝解释《诗经》“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一人者止据天子”，正是封建君主对门阀世族分割权力的斗争。

这是封建国家统一因素的孕育。

从东汉开始形成的封建依附关系及有关的封建特权，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至此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门阀世族也就随着走上了下坡路。

二、寺院经济的兴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起来，寺院经济也跟着兴盛起来。

由于佛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寺院经济拥有很大的特权。

名寺大刹实际上也是门阀世族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他们不是世俗门阀，而是僧侣门阀。

佛教的传入

佛教大约在西汉后期传入中国。

汉武帝通西域，张骞曾在大夏看到蜀布、邛仗，说是来自身毒（印度）。

这时，佛教是否也由印度传入西域，再由西域东传，史籍无考。

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

此事是可信的。

东汉末年，牟子《理惑论》有汉明帝永平中遣使往西域求法的记载。

明帝时楚王英已经信佛，供养僧众。

明帝的诏书中已说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说到退还楚王英的缣帛“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撰”（《后汉书·楚王英传》），对佛教已不陌生。

　　东汉末年，笮融在徐州一带修建佛寺。

《三国志·吴志·刘繇传》载：

“笮融者，丹阳人也。

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

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

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

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

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悉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以他役，以招致之。

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

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这是有关造像、立寺、受道，见于典籍的最早的记载。

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其中，可能是有出家为僧的。

“复以他役”，这是中国僧众免除役调最早的记录。

楚王英初在彭城，后徒丹阳；笮融兴立佛寺招人信道，也在彭城下邳广陵。

徐州一带是佛教最早传布的地区。

佛教寺院之盛及其政治原因

三国两晋以后，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发展起来。

这时期的统治阶级，大多是信奉佛教，推动佛教寺院的建立和发展的。

统治阶级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

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使其驯服地服从统治。

《魏书·释老志》记载：

“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

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居俗。

”何尚之对宋文帝说：

“慧远云，释氏之教，无所不可；适道固是教源，济俗亦为要务。

窃味此言，有契至理。

何则？

百家之乡，十家持五戒，则十人淳谨。

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

传此风教以周寰区，编户千亿则仁人百万。

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

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

刑息于国，此明昭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

　　北方的统治者，以佛是戎神，对佛教有特殊感情。

后赵石虎的一个诏书称：

“朕出自边戍，忝君诸复。

至于飨祀，应从本俗。

佛是戎神，所应兼奉。

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晋书·佛图澄传》）

　　石勒、石虎，对于来中国的西域僧人佛图澄都很崇敬。

石勒称之为大和尚，石虎下书国中称：

“和尚，国之大宝。

..朝会之日，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挟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坐，以彰其尊。

”（《高僧传·佛图澄传》）于是“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院，相竞出家”（《晋书·佛图澄传》）。

当时“澄受业追随者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

弘法之盛，莫与先矣”（《高僧传·佛图澄传》）。

　　后秦主姚兴，崇信佛教，尊敬西域名僧鸠摩罗什；亲率群臣听罗什讲道。

佛教在关中大盛。

《晋书·姚兴载记》载：

“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

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统治者的提倡，对佛教的兴盛当然是有关系的。

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却不能单从统治者的提倡来解释。

这时，人民愿意投身佛教寺院去作僧众或寺院依附民，甚至愿作寺院奴隶，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

人民受不了国家租税役调的压榨，宁愿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到寺院里去作僧众、依附民和寺奴。

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列举了十条作僧众的好处，其中弟四、五条是：

“假使棘生王路，桥化长沟，巷吏门儿，何因仰唤？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

库部仓司，岂须求及？

其利四也。

门前扰扰，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无惊色。

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

入出随心，往还自在。

其利五也。

”（《广弘明集》卷二四）

　　寸绢不输官库，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这就是在棘生王路桥化长沟时，作僧众的好处，也是人民投靠寺院的主要原因。

寺院经济发展的初期，就是与人民逃避租税役调分不开的。

如上所述，后赵时百姓“相竞出家”，而石虎的一个诏书就指出：

“今沙门众甚，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

”（《高僧传·佛图澄传》）北魏末年，僧尼二百多万都是为避役调逃到寺院里来的。

《魏书·李孝伯传·附孙李瑒传》称：

“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场上言：

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逃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

”《魏书·释老志》也记载：

“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可见慕道是假，避役是真。

　　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

建康城有佛寺五百多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宫饶。

僧尼和白徒、养女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参看《南史·郭祖深传》）。

魏末和北齐时期，是北朝佛教寺院最盛的时期。

洛阳一地，有佛寺一千多处（《洛阳伽蓝记序》）。

“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魏书·释老志》）。

国家大寺四十六所，三公等寺八百四十所，百姓所造寺三万余所（《释氏通鉴》卷五）。

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魏书·释老志》）。

僧抵户（寺院依附民）和佛图户（寺院奴隶），遍于州郡。

北齐有佛寺四万余处，僧尼大众三百多万（《广弘明集》卷十）。

　　寺院大小不等。

小寺一般能容僧众五十人。

北魏世宗时，沙门统惠深奏请“其有造寺者，限五十人以上启闻听造”（《魏书·释老志》）。

限五十人听造，可能当时小寺僧众有不满五十人的。

大寺院有数百数千僧众和依附民户的，不在少数。

最大的佛寺，可容僧众万人。

例如东晋桓冲在荆州所造的佛寺：

“太元二十年；荆州牧桓冲命昙翼法师渡江造两二寺，自晋、宋、齐、梁、陈氏常及万僧。

”（《佛祖统记》卷三七）

　　王公贵族和豪富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

以北魏的造寺为例，《洛阳伽蓝记序》称：

“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

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展；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

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

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

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魏孝文帝延兴二年诏书指出：

“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

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竟，费竭财产，务存高广。

”（《魏书·释老志》）。

北魏末年灵太后胡氏所兴建的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

..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

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

复有铁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上亦有金铎。

铎大小如一石瓮子。

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

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

..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

..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

僧房楼观，一千余间。

..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

..自云：

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

（《洛阳伽蓝记·永宁寺》）。

北朝的统治阶级，还曾使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今山西省大同的云岗、洛阳伊阙的龙门山等地，开凿石窟，造了大量佛像。

寺院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压迫

寺院都占有大量的土地。

无论国家兴造寺院，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以供养僧众。

魏孝文帝“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释氏通鉴》卷五）。

梁武帝于钟山造大爱敬寺，以寺侧良田八十顷施寺（《梁书·皇后传·太宗简皇后王氏传》）。

隋文帝曾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释氏通鉴》卷六）。

立寺赐田，这大约是当时的通例。

　　土地之外，寺院还有其他财产。

梁武帝于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所设金银供具等物并留寺供养，并施钱一千万为寺基业（《梁书·诸夷传·扶南国传》）。

善男信女都向寺院施舍土地，施舍钱财。

有钱的人是“糜费巨亿而不吝”的（《晋书·何充传》）。

寺院也使用各种手段，向人民敲诈夺取土地财产。

北魏任城王澄上疏，就说“天下州镇僧寺，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是社会福利机关，兼作社会救济事业。

北魏设有僧抵粟，它原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

《魏书·释老志》称：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抵户，粟为僧祇粟。

至于俭岁，赈给饥民。

..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北齐武平六年，大水为灾，人民饥馑。

北齐后主特诏寺院救济流亡（《北齐书·后主纪》）。

富足的僧人，也出私财救济贫民。

如南朝宋时僧人道猛用每月由宋明帝那里得来的三万钱，救济贫民。

（《释氏通鉴》卷四）。

南北朝后期，寺院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高利贷剥削。

北魏的僧祇粟，就成为高利贷息的资本。

宣武帝永平四年诏：

“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

山林僧尼，随以施给：

民有窘弊，亦即赈之。

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

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

侵蠹贫下，莫知纪极。

细民嗟毒，岁月滋深。

”（《魏书·释老志》）

　　佛法平等，佛寺却是不平等的。

僧尼本是按内律不许私蓄财产的，但事实上却是蓄有财产的。

僧尼可以接受社会上的供养和施给财物。

大和尚往往接受皇帝和贵族官僚的供养。

僧侣世界按照世俗世界的面貌来塑造他们自己。

寺院中的上层僧侣构成寺院中的贵族阶级。

他们是寺院财产的掌管者，实际上就是寺院财产的所有者，他们居僧官高位。

他们除受寺院内僧众，寺院依附民和寺院奴隶的服役和供养外，有时还接受朝廷赐予的租税和人员。

南燕主为太山竺僧朗建神通寺，给二县租税（《释氏通鉴》卷三）。

宋明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