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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视角下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
多维视角下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
多维视角下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白景坤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组织惰性研究零散地分布于管理理论各学派的论述中,侧重于组织内部因素的分析;之后的组织惰性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随着组织生态学、新制度组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基于组织演化的组织惰性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文章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组织惰性的内涵、生成与克服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组织惰性/组织演化/多维视角
管理理论的构建同理论提出者对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有关,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把组织环境看作是稳定的,研究重心在组织内部。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大,企业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一直被视为相对稳定的环境要素,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文化都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探讨组织管理问题需要考虑的外在影响因素也越来越多。
人们对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inertia)研究的重视正是缘起于企业所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加。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组织惰性理论研究无论在文献数量方面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学术界对组织惰性的概念界定、组织惰性的生成与克服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已经从企业组织自身延伸到企业外部环境,研究视角从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延伸到社会学和生态学等领域。
通过一些相关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组织惰性研究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基于同一视角的理论对组织惰性的生成和组织演化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视角的差异导致对问题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各异;甚至仍然缺乏对组织惰性的生成机制、克服组织惰性的动力与实现机制研究的系统性成果。
一、组织惰性的涵义
到目前为止,组织惰性的概念并无统一用语,与组织惰性相似的概念还有企业惰性、管理惰性、积极惰性、认知惰性、行动惯性、组织惯性、结构惯性等。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不同学者对组织惰性的理解并不相同。
(一)战略论者的理解
战略论者对组织惰性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侧重于从认知、行动和资源等方面进行解读。
Hodgkinson提出认知惰性(cognitiveinertia)的概念,认为企业主一旦借助于所选定的战略取得成功,就可能完全依赖于已形成的曾使企业在市场上取得竞争能力的思维模式,从而使他们不能察觉在其周围经营条件中发生的、尚未变得明显和普遍的变化,这就使其失去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1]Sull提出行动惯性(actioninertia)的概念(也译为“行动惰性”、“积极惰性”等),认为“行动惯性是指组织面对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仍按照已确立的行为方式行事的倾向”。
Sull指出:
“大多数优秀公司都把荣耀归功于自己特有的竞争模式,然而,当公司的市场变化时,原本带来成功的模式却导致了失败。
沉醉在过去成功的思维与工作模式中,这些市场领袖只一味地加强曾被证明有成效的活动,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自己从洞中挖出来,可实际上却只是把洞挖得越来越深。
”[2]Barton从核心能力刚性的角度探讨了组织惰性,认为“核心能力(容易)形成核心刚度,其中最普遍但也是最不被人意识到的原因之一是过分强调目标。
这就是说,人们总是屈从于一个简单的概念,即好东西多多益善。
以前有益的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结果过犹不及,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他还指出了核心能力刚性的四个特征:
对以往经验的盲目迷信、企业内部限制创新、限制未来进行创新性的试验、从企业外部吸收的新知识被滤除。
[3]
(二)环境论者的理解
环境论者对组织惰性的理解主要集中在环境选择与路径依赖两个方面。
组织生态学者Hannan和Freeman从环境选择的角度提出结构惯性(structuralinertia)的概念(也译为“结构惰性”或“组织惰性/惯性”),认为结构惯性即组织保持现存结构状态不变的特性,“组织对环境变化的回应速度跟不上环境变化是因为组织结构存在无法任意改变的维持旧有形态的惯性”[4]。
根据这一理论,种群内部的选择有利于那些结构惯性较高的组织,但种群内部的个别组织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变化了的环境面前,这种结构惯性便体现为组织惰性。
Arthur在论述经济学中的自增强理论时指出,经济系统有可能由于自身前期历史的影响而选择一个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均衡,这个均衡一旦被选择,以后就会被不断地重复选择,形成一种“选择优势”。
把系统锁定于这个劣等均衡。
[5]David认为在技术变迁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
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6]。
North进一步指出在制度领域也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认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7]1。
North还指出,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
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7]
综上所述,环境论者侧重于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解释组织惰性,认为组织惰性是环境选择的结果(企业是被动的),具有不可改变性;战略论者侧重于从认知、行为和资源依赖等方面进行解释,认为组织惰性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企业是主动的),具有可改变性。
笔者认为,组织惰性是相对于变化了的组织环境而言的,环境不变,则不存在组织惰性,只有组织惯性和组织适应性。
组织惰性是组织与环境共同演化的结果,组织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搜寻有效的行为方式,这种有效的行为方式在环境发生本质变化之前以惯性的形式发挥积极作用并推动组织发展,但在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后则转变为惰性。
所以组织惰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
企业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组织方式会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但企业也可能会完全依赖该方式,不能察觉到其所处的环境中已经发生的、尚未变得明显和普遍的变化,从而使企业失去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二、组织惰性的成因
以20世纪70年代末期为分界,组织理论研究可分为传统研究领域和新研究领域。
传统领域主要是以单个组织为研究中心向外推开的组织理论(强调组织的主动性),主要包括传统的组织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这一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新研究领域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的以组织与环境关系为研究中心而展开的组织理论(强调环境的主动性)。
两类组织理论对组织惰性成因的研究角度与结论明显不同。
(一)组织成长的结果:
传统领域的解释
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权变理论认为不同的环境对组织有不同的要求,结构与环境达到最佳配置的组织能更好地适应环境。
这种适应发生在两个层面:
组织每个单位的结构特性都应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相适应,组织分化与整合模式应当与其所处的整体环境相适应。
如果组织的两个层面或其中的一个不能与环境相适应,组织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并以组织惰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权变理论关于组织惰性成因的解释被认为是传统组织理论的一般性解释,现实中关于克服组织惰性的一些措施基本上也都是建立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
组织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建立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分析问题、做出决策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着以前所熟悉的方向和路径进行思考,按固定的思考模式去解决问题。
而这种认知、理解、判断的思维模式定型后,必将影响到组织的行为方式,组织将具有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
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能够敏锐察觉到环境中存在的机会与威胁,冷静地分析企业的优、劣势。
但受企业家的认知模式、职务知识、信息源质量、任职兴趣和权力等的影响,企业家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
在企业家任职后期,其认知模式会刚性化,职务知识过时和缺乏,信息质量降低,任职兴趣淡化,担心失去权力和权力受到挑战。
该理论认为企业家生命周期的后期行为表现是组织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
Greiner从组织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与其自身及所处环境特点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认为企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顺次发生领导危机、自主性危机、失控危机、官僚主义危机,为克服这些危机,组织将顺次经过创业阶段、聚合阶段、规范化阶段、成熟阶段和成熟后阶段。
Greiner所指出的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在相对稳定环境下每个阶段组织惰性的形成过程,而他所提出的不同变革措施实际上是对上一阶段的组织惰性的克服措施。
Greiner也指出,在组织成长过程中,组织的历史比外界力量更能决定组织的未来。
[8]
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Sull从单个企业组织自身成长的一般规律角度分析了组织惰性的成因,认为企业组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能够使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在经过提炼后变成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并通过组织学习而内化于组织活动之中,由此形成“行动惯性”。
在组织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行为惯性有助于组织效率的提高,而当企业组织面对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时,管理层中普遍存在加速运用过去“成功方程式”的倾向,但该“成功方程式”未必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
Sull还指出导致组织成功与加速死亡的因素:
价值观、战略框架、流程和关系等,正是这些因素被固化才导致企业组织惰性的生成并因此而导致企业衰亡。
[2]
(二)环境选择的产物:
组织研究新领域的解释
组织生态学早期代表人物Hannan和Freeman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把生物学的自然淘汰原理运用于研究组织种群的兴衰以及种群内部单个组织的生存和适应问题,认为组织惰性是组织种群演化的必然结果。
他们认为正式组织具有稳定性(企业可以准时和保质地提供产品和服务)和透明性(组织可以明确地记录其资源如何被利用以及某一特定结果背后的决策和规则)两种优势,这两种优势需要通过组织结构的制度化和标准化得以实现,而组织结构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即结构惯性的形成过程。
“种群”内部的选择有利于那些组织结构惯性较高的组织,单个组织为了生存,必须向“种群”内结构惯性强的成功者(环境适应强的组织)学习(包括组织形态和经营方式等)。
他们还认为,环境中的社会力量决定某一“种群”的兴衰,组织种群所面临的环境的变化,意味着该组织种群的衰落,种群内部的个别组织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适应环境,即使能有少量的改变,但始终抵挡不住大系统环境的压力,这是组织惰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4]
新制度组织理论对同一制度环境下组织惰性的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Meyer和Rowen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制度表现为“理性的神话”。
现代社会中组织间复杂关系网络的构建、政府等管理机构的发展和要求、领导性组织的示范作用都要求组织必须适应制度环境才能得以生存。
[9]Olive等人也指出制度环境通过“合法性机制”促成了组织间的模仿和同构。
这里合法性是指:
“一整套普遍的认知或假设,即参照现行准则、价值观和信仰定义的社会构架系统,组织的行为是合意、正确或恰当的”;组织的同构与模仿是组织被组织外部制度环境所塑造并与之趋同或相似。
[10]DiMaggio和Powell提出了导致组织形式和行为趋同的三个机制:
强迫机制(比如政府的规制与文化方面的期待);模仿机制(面对不确定问题时,组织往往采取同一组织领域中其他组织在面对类似不确定时所采用的解决方式);规范机制(来源于专业培训、组织领域内专业网络的发展和复杂化)。
[11]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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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 多维 视角 组织 惰性 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