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荣为何牺牲27年后才确认身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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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荣为何牺牲27年后才确认身份
杨子荣为何牺牲27年后才确认身份?
核心提示:
二十多年过去,他也认不出究竟哪个是杨子荣了。
王学俭把照片拿给曲波。
合影不大,曲波需要拿着放大镜逐一分辨。
“是他,后排左数第三个就是他!
”曲波忽然激动地叫起来。
此时,距离杨子荣牺牲已经有27年之久,他的真容终于为人所知。
杨子荣资料图本文摘自:
人民网,作者:
米艾尼,原题:
林海寻英——还原真实的杨子荣“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这句中国最著名的黑话,因传奇英雄杨子荣而为几代人所熟稔。
从1956年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60年的同名电影,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再到2014年岁末3D大片《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艺术形象跨越近60年,常演常新。
杨子荣确有其人。
小说《林海雪原》开篇第一句,作者曲波写道:
“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
”在小说中,曲波沿用了英雄的本名,杨子荣在剿匪胜利后担任了团侦察参谋,踏上新的征程。
而真实的杨子荣,在生擒“座山雕”之后不久,牺牲于一次规模不大的剿匪战斗。
英雄血洒林海雪原,留下了一段不断演绎的传奇。
艺术形象背后,杨子荣的真实身份却要在他牺牲27年之后才被人们完整还原。
身世之谜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烈士陵园,展馆大厅里陈列着一张杨子荣的单人照片。
在电影中,无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林海雪原》,还是去年的商业大片《智取威虎山》,杨子荣都是络腮胡子的粗豪形象,亦正亦邪,带着几分匪气,非常符合打入座山雕老巢所需要的土匪扮相。
而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没有胡子,一身英武正气。
看到杨子荣的真实照片就会发现,他本人与这些艺术形象相去甚远。
照片中,杨子荣两撇小黑胡,高鼻梁、高颧骨,面色黝黑,身材特别瘦削。
他头戴军帽,身穿四个口袋的军装,一朵大红花挂在左胸前。
照片非常模糊,很多细节已经看不清楚。
展馆工作人员介绍,这张单人照片实际上出自一张合影,拍摄于1946年8月1日,杨子荣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二团纪念“八一”模范大会。
两个月后,牡丹江军区二团又举行了一次英模表彰大会。
英模之一的杨子荣与战友又拍了张合影。
这张照片上共十六人,杨子荣站在后排左数第三个位置上,白衬衣扎在腰里,很是干练。
这张合影人数不多,只是照片很小,单独裁剪杨子荣的头像已经无法翻拍放大,但是他的面容清晰可辨。
正是这张照片,让杨子荣的真实身份得以确认。
这张照片的主人,就是合影时站在后排右数第一个的王学俭。
王学俭今年已经91岁高龄,对那段岁月保留着清晰的记忆。
他向记者回忆道:
“那天是1946年10月1日,二团在海林召开的战斗英模大会。
海林照相馆给11位英模照了合影。
”当时,王学俭是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
他和另外一位记者王希良一起去采访英模大会,为军区的《建军报》供稿。
采访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也跟英模一起合照,于是他和杨子荣同时出现在照片里。
一直到1974年,王学俭早已转业到地方工作,辗转听说老战友曲波在到处寻找杨子荣的照片,他翻找自己的照片,竟然真的找到了这张合影。
不过,王学俭当时采访的并不是杨子荣,他和杨子荣也只是一面之缘。
二十多年过去,他也认不出究竟哪个是杨子荣了。
王学俭把照片拿给曲波。
合影不大,曲波需要拿着放大镜逐一分辨。
“是他,后排左数第三个就是他!
”曲波忽然激动地叫起来。
此时,距离杨子荣牺牲已经有27年之久,他的真容终于为人所知。
27年中,“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大名通过小说、电影、京剧红遍大江南北。
然而,去除艺术上的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加工,卸去舞台上的那道主次分明的聚光灯,现实中的杨子荣却始终是一团迷雾。
这也难怪。
在剿匪作战中屡建奇功的杨子荣,从参军到牺牲满打满算不过一年半。
和他熟悉的战友本就不算多,他们了解的也只是共同的战斗生活。
杨子荣甚至没有来得及向战友们介绍自己的详细身世。
即便是在《林海雪原》中最早写出杨子荣形象的曲波,也仅仅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而已。
杨子荣牺牲后葬于牺牲地黑龙江省海林市。
他在海林留下一段英雄传奇,却也留下了自己的身世之谜。
上世纪六十年代,海林市重修杨子荣墓,却查不到杨子荣的生年、籍贯,连墓碑都没法刻。
从那时起,海林民政、史志等部门就不断查找杨子荣的身世,但所获寥寥。
近几年,重拍经典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和电影《智取威虎山》接连上映,又掀起了“杨子荣热”。
一个周恩来总理下令查找杨子荣身世资料的故事被反复讲述。
据说,1969年某日晚,为接待来访的美国民间艺术团,中南海礼堂上演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落幕后,与周恩来一起看戏的美国客人非常激动,对周恩来说:
杨子荣就像西方的英雄佐罗,希望能拜访一下杨子荣本人。
杨子荣已经牺牲二十多年,自然无法见到。
但杨子荣真实资料的匮乏却让周恩来深受触动,他马上委托总参、总政、民政部等部门,一定要找到杨子荣的家乡地址和家中亲人。
这段故事被不少媒体报道过,细节描述绘声绘色,但细看之下却很难取信: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这之前访华的美国团体是美国乒乓球队,即1971年著名的“乒乓外交”。
1969年若是有美国民间艺术团来华且得到高规格接待,恐怕“乒乓外交”要改写了。
海林市党史办研究员邹延林研究杨子荣几十年,他对记者说:
“虽然很愿意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但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能够佐证。
”这段故事更像是一段演绎。
不过,邹延林听杨子荣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区的老领导谈起,周总理生前很重视这件事,认为杨子荣的事迹有代表性,要搞清楚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
邹延林介绍,1968年,海林有关部门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杨子荣事迹和籍贯调查专题会议”,邀请了民政部、济南军区等单位。
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也派人参加了会议。
有了军队和国家、地方民政部门的多方参与,杨子荣身世的查访很快有了收获。
在“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个线索下,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和海林县民政部门组成调查组,奔赴胶东。
胶东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能涵盖半个山东半岛,在这里查找杨子荣就是大海捞针。
调查组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确定以荣成、牟平、海阳、文登为重点,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及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发往四县的50多个公社,请当地民政部门协助查找。
线索很快反馈回来,却是海量的信息,而且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叫“杨子荣”的人。
反复核对、考证,与杨子荣特征和存世信息最相符的线索,指向了牟平县城关公社(今宁海镇)嵎岬河村一个叫杨宗贵的人。
通过战友的回忆和档案资料的记载,杨宗贵与杨子荣的诸多细节都能够匹配,但仍没有直接证据能够将这两个名字统一到杨子荣身上。
调查组也不敢妄下结论,只是给出了初步调查结果。
证明杨宗贵就是杨子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照片,可是这两个人都没有。
直到1974年,王学俭保存的那张合影被发现。
牟平县民政局局长带着杨子荣的照片到嵎岬河村,将其混杂在另外三个人的照片中请村里干部、乡亲辨认。
他们指着同一张照片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这不就是俺们村的杨宗贵嘛!
”四张照片又摆在当时已是70岁高龄的杨子荣之兄杨宗富面前,让他辨认。
他立刻抽出了杨子荣的照片,泪流满面。
英雄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了。
“伙头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牟平县入伍军人登记表里,杨宗贵的记载是1945年9月参军,入伍时28岁。
在战争的特殊年代,由于战事的需要,加之化装剿匪工作的特殊性和隐蔽性,参军后的杨宗贵改名杨子荣,没有给家人写过信。
很多年里,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倒是1947年时,一个从东北回来的同乡揭发,在牡丹江车站见到过杨宗贵,流里流气,貌如土匪。
嵎岬河村为此把杨宗贵视为逃兵和土匪嫌犯,一度取消了杨家的军属待遇,杨家人在村子里还受到歧视。
这位同乡也许真的在牡丹江车站看到过杨宗贵,殊不知杨宗贵的土匪扮相只是伪装,效果太过逼真,骗了土匪,也骗了不明就里的同乡。
幸而牟平县委调查后,认为杨宗贵当土匪查无实据,很快又恢复了其家属的军属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杨宗贵仍是杳无音信。
他先是被列为失踪军人,到1958年,民政部门认定他为“为革命牺牲军人”,给予家属烈属待遇。
直到1974年,杨家人做了十几年的烈属后,才终于得到了杨宗贵牺牲的消息。
对此,杨家人早有思想准备,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嵎岬河村走出的杨宗贵,就是鼎鼎大名的侦察英雄杨子荣。
嵎岬河村距离牟平城有6公里,是个丘陵起伏的山村,十分贫困。
1917年1月28日,杨子荣就出生在这里。
父亲杨世恩是个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杨子荣有一个兄弟和三个姐妹。
像那个年代很多贫苦无依的山东人一样,闯关东是杨子荣一家谋生的出路。
杨子荣30岁的短暂生命里,有一半时间是在东北度过,所以他对东北的生活极为熟悉,有一嘴标准的东北口音。
除非他自己主动说起,外人根本无从知晓他是胶东人。
4岁时,杨子荣就跟着父母第一次闯关东到了辽宁安东。
父亲当泥瓦匠,母亲捡破烂,带着五个孩子难求温饱。
最后,一家人只能分开求生。
杨子荣的父亲和姐姐留在安东,母亲拉扯着另外几个回家务农。
1931年,杨子荣14岁,再次来到安东寻找父亲与姐姐。
偏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占领东北。
动荡乱世,杨子荣孤身一人在东北各地闯荡。
他当过码头搬运工、背纤的船工、给大户人家护过院、当过矿工……年轻的杨子荣身无长物,也没什么一技之长,从事的大多是苦力劳动。
而这些底层行业,多受控制于江湖帮派,或者与土匪黑道多有勾连。
耳濡目染之下,杨子荣对黑帮、土匪的黑话、行规乃至思维模式都非常熟悉。
日后他成为侦察兵,化装成土匪神形兼备,能用黑话与土匪长篇对答,显然是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打下的基础。
1943年,在鞍山矿区当矿工的杨宗贵因为与日伪监工发生冲突,把监工打了一顿后逃回了山东老家。
不久后,他娶了邻村的一个叫许万亮的姑娘,开始了务农生活。
不过,杨宗贵并不“安分”,他加入了民兵组织,参与抗日活动。
牟平县的抗战史料,在记载1945年8月解放牟平城、烟台市的战斗时,曾提到杨宗贵的名字,说他“表现突出”。
抗战胜利后,杨宗贵正式入伍,加入了八路军胶东军区海军支队。
这支部队其实并非海军。
1944年,一群日伪统治下的青年海军学员在刘公岛发动武装起义,随后加入八路军。
山东军区授予这支部队“海军支队”的独特番号。
1945年9月,海军支队在胶东牟平等地扩编征兵,补充了500名新战士,杨宗贵就是其中之一。
扩编之后的海军支队很快奉命出关,挺进东北。
自此,牟平少了个杨宗贵,八路军里有了个杨子荣。
名字的变化,让他的人生经历在参军前后隔断成两截。
十多年后,人们还原传奇英雄杨子荣的身世,才把这两段经历连接了起来。
在家乡亲人与战友这两个不同人群的记忆中,杨子荣与杨宗贵的很多生平细节榫卯相接。
其中很多对应考证的情节,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杨子荣。
首先说相貌特征。
按照曲波的描述,杨子荣中等身材,长脸,上宽下窄,蒜头鼻子,浓眉大眼,略有络腮胡子,鼻毛很长。
杨宗贵的妹妹及乡亲提供的杨宗贵相貌特征与之一模一样。
当时,杨子荣的胞兄杨宗富还健在,兄弟二人,面貌相似。
再说名字。
同乡人韩克利和杨宗贵一起报名参军,但体检没有合格,他曾经听杨宗贵说参军报的是别的名字。
另有老战友提到,杨子荣的名字是参军后改的。
杨子荣的哥哥杨宗富回忆,1940年时他随杨宗贵去过黑龙江孙吴煤矿,亲见宗贵领工资时签名就是杨子荣。
从小和杨宗贵要好的邻居老秦见过杨宗贵有一枚印章,刻的是“杨子荣”三个字。
杨宗贵曾说,这个名字只在东北才用。
杨子荣于1945年9月参军,10月随军挺进东北。
刘延爽等同批入伍的老战友记得,参军报名点是在牟平县雷神庙,当时的杨子荣身穿黑夹袄。
民政部门在嵎岬河村调查得知,杨宗贵参军并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妻子许万亮得知后,先是到邻村王从村去找他,未得见,第二天又和婆婆一起到雷神庙去看他。
海军支队出关后,部队几经改编。
1946年初,杨子荣已经29岁了,却是个入伍不久的新兵。
部队首长觉得杨子荣“年龄不小、军龄不长”,就把他编在牡丹江军区二团三营七连一排一班——炊事班。
在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刚一出场,是一边唱戏一边给剿匪小分队做饭,“203”在一旁看着,很怀疑这个没什么军人气质的侦察英雄的能力。
这个情节可以说是对杨子荣真实经历的“神还原”。
邹延林曾采访过杨子荣的同乡好友王希良。
1946年牡丹江军区二团召开英模大会,就是王希良和王学俭一起采访的英模。
因为与杨子荣平时较熟悉要好,他负责采访杨子荣。
王希良说,战场外的杨子荣非常有亲和力,能说书,会唱戏,也乐于给战友们表演。
那时部队的业余生活很少,主要是打扑克,杨子荣热衷于此却并不擅长,输多赢少,总是被刮鼻子、弹脑瓜。
他不恼也不耍赖,照样玩得开心。
总之,刚入伍时的杨子荣,看上去就是个稀松平常、嘻嘻哈哈的“伙头军”,与一般人印象中的英雄挨不上边。
但是,杨子荣很快就在炊事班之外,展现了自己传奇般的本领。
杏林村劝降1946年初,牡丹江军区二团刚刚组建,接受的第一战斗任务是剿匪。
清末以后,东北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
时值中国最苦难、动荡的乱世,东北物产富饶,却又地广人稀、“天高皇帝远”,成了土匪滋生的“良好土壤”。
最“成功”的土匪要数“东北王”张作霖,他从土匪起家,发展成了割据一方的奉系军阀。
而那些小则三五人、多至数千人的“绺子”,在东北更是多如牛毛。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土匪更加泛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在主力部队到达东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务进入东北各地,拉拢各种帮会土匪,封官许愿。
这就是《林海雪原》中“特派员”的由来。
这些特派员收编各地土匪、伪满残余,组成所谓的“地下军”、“先遣军”、“忠义救国军”等。
一时间,东北土匪势力急剧膨胀。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委任给土匪头目32个“总司令”“总指挥”、33个“军长”、一百多个“师长”,土匪总人数大约25万人之众。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的重中之重,解放军要和数十万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剿匪则是这场大决战的“第二战场”。
1946年3月,牡丹江军区二团开始了牡丹江北部地区的剿匪战役,杏林村之战是整个作战行动中最大的一次战斗。
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杨子荣初露锋芒,孤身进入匪巢,劝降400土匪,由此开启了侦察英雄的传奇。
杏林村劝降是杨子荣著名的传奇事迹之一,知名度仅次于“智取威虎山”,在小说《林海雪原》和同名电影中都有所体现。
流传于世的故事也是在小说和电影的基础上再加工的版本。
真实历史上杨子荣杏林村劝降的故事与小说电影中相去甚远。
很多媒体在重现这段故事时,都把杨子荣所在的班写成“突击班”,冲在第一线。
“杨子荣参加杏林村战斗时还是个炊事员呢,不可能冲在第一线。
”邹延林说。
他走访过数位杏林村之战的参与者,还原出杏林村劝降的历史原貌。
杏林村是现在牡丹江市阳明区五林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
1946年的时候,这个村子被一股号称“36团”的土匪占据着,本村人不剩几个,土匪倒有四百之众。
所谓“36团”自然是国民党封的,三股土匪被拉拢到这个团中,匪首论资排辈,分别当上了“团长”、“副团长”、“参谋长”。
“团长”张德振在日伪时期曾投靠东北四大匪首中的两个——谢文华和李华堂,由此拉起了自己的匪帮;“副团长”李开江是张作霖时代旧军官;“参谋长”高永安曾是伪满警察的线人、打手,最为凶暴。
这伙土匪在杏林村周围垒了两米多高的土围子,村四角建了炮楼,围子外面挖有三四米宽的壕沟,壕沟外面的道路上还设置了路障,生生把杏林村改造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企图长期固守。
二团的进攻从3月23日早晨开始,动用了火炮掩护,但是直到中午,部队几次冲锋都没能冲进村子。
这伙土匪人多势众,而且手里有日本投降后遗留的大量重型武器,给二团造成了很大伤亡。
如果继续强攻,二团也可以打下杏林村,但必是一场血战。
这时,牡丹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了劝降土匪,避免更多牺牲。
王希克和杏林村的守敌头目张德振、李开江认识。
我军部队出关刚到牡丹江地区时,这两个人曾表达了投诚之意,王希克与他们多有接触。
但是土匪没有什么信用,国民党“特派员”那边官衔一许,他们“有奶便是娘”,马上转向。
现在他们被二团围成瓮中之鳖,王希克准备写信晓以利害,让他们投降。
坐镇指挥战斗的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也觉得可行:
“可以试试看,反正他也跑不了,不投降再打也不迟。
”但是李荆璞也提了个顾虑:
“只是没人敢去送信。
”俗话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这话对土匪没什么作用。
他们没有规矩,从来都是心狠手辣。
双方已经刀刀见血地打了半天,互有死伤。
这时候去匪巢送信,谁也不知道土匪会干出什么事来。
王希克把信写好,交给了二团副政委,也就是后来《林海雪原》小说的创作者曲波,让他找人送信。
七连离曲波最近,连长峦绍家接过信冲全连喊:
“谁敢给敌人送信去,站出来!
”话音未落,炊事班的杨子荣应声而出:
“我敢去!
”这是曲波第一次认识杨子荣。
那时曲波年仅22岁,却已经是团副政委了。
部队组建不久,一个团有上千人,曲波很难注意到一个普通的炊事员。
而在此后的一年中,这个炊事员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
杨子荣揣好信,在枪刺刀上挑着一条白毛巾,一路晃着直奔杏林村走去。
临走前,曲波又拉着杨子荣叮嘱了一句:
“要大胆、谨慎。
”曲波后来回忆:
“让杨子荣送信时在枪刺刀上挑着白布,是我的主意,结果战场上没有找到白布,只好找了一条白毛巾。
”白毛巾是没有敌意的表示,曲波并不知道土匪能不能明白——即使他们明白,也不敢保证他们不把杨子荣当成一个可以轻易射杀的目标。
曲波又让七连长安排一挺机枪,跟着杨子荣到最前沿的掩体,枪口始终对着杏林村。
机枪最终没有用上。
杨子荣进村不久后,就领着几个匪首出来缴枪投降了。
杨子荣在杏林村中自然与众匪首有一番对话,很多文艺作品对此都有刻画,但这些对话的细节已不可考。
但仅就送信入匪巢这一点,杨子荣就已经在部队中得了“孤胆英雄”的称号。
此战之后,他被授予特等功,从炊事班调入了团侦察排,改当侦察兵。
邹延林整理的资料显示,杨子荣所在的侦察排活动范围很大,西到临近哈尔滨的尚志、东到边境绥芬河,方圆300多公里。
他们经常乔装改扮,与土匪打交道,或与土匪周边人员接触,侦察匪情、剿灭土匪。
他们是一支结合侦察兵、特种部队、警察为一体的武装。
“座山雕”其人1947年春节后的一天,海林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拿着一封信,神色紧张地来到县委大院,把信交给了县长刘希文。
这是一封土匪索要“给养”的恐吓信。
信中要求必须在3日内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到胡家窝棚,否则就要了贾润福的脑袋。
恐吓信很快转交到牡丹江军区。
曲波找来杨子荣,一起分析这封恐吓信。
恐吓信是土匪惯用的手段,相对于明火执仗地打家劫舍或者绑票勒索,这样以口头威胁勒索财物更简单省力,几乎就是空手套白狼。
但是口头威胁的恐吓作用毕竟不一定能起作用。
采用这种方式勒索财物的,多为两种土匪,要么是刚入行的新手,唬住一个算一个;要么是有名有号的巨匪,仅凭名头就能迫人就范。
这封恐吓信没有署名,似乎土匪的名头不够“响亮”。
若说是小土匪所为,剿匪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大小匪帮接连被剿灭,小土匪敢“顶风作案”的可能性更小。
从索要的东西数量来看,土匪人数不会太多,从指定送东西的位置来看,土匪老窝也不会太远,应该就在海林北部山区。
杨子荣当即作出了判断,这伙土匪很可能就是在海林鼎鼎大名的“座山雕”一伙。
因为《林海雪原》及后续文艺作品的影响力,“座山雕”算得上中国名头最“响亮”的土匪。
在小说中,他率众占据威虎山,手下“八大金刚”,是东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匪帮之一。
而电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更是拥有飞机坦克这样的重型武器装备。
邹延林说:
“这实在是一种艺术夸张。
当时东北的土匪确实有大量武器装备,但是飞机坦克绝不是土匪能够搞到的。
即便能搞到,他们也不会用。
”曲波在创作《林海雪原》时,把“座山雕”这个真实的匪号写进了作品。
和杨子荣一样,“座山雕”也有两个,一个是文艺作品中的大反派,一个在现实中确有其人。
小说中“座山雕”的原型是谁,说法不一,有两个匪首最常被认作“座山雕”,一个叫谢文东,一个叫张雨新。
邹延林介绍,合江和牡丹江地区是当年东北匪患的重灾区,有号称“四大旗杆”的四大匪帮,土匪人数都在千人以上,总人数过万。
谢文东和张雨新都在“四大旗杆”之列。
历史上真实的谢文东曾在“九一八”后率众抗日,后加入东北抗联,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在对日寇的讨伐中叛变投敌。
日本投降后,谢文东趁着乱世拉起土匪武装,总人数近4000人,是北满地区最大的土匪队伍。
不过,谢文东并非“座山雕”原型,他同样出现在小说《林海雪原》中,头衔“中央先遣军滨绥图佳保安总司令”,是“座山雕”的顶头上司。
张雨新,绰号张黑子。
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第十五集团军先遣军中将军长”。
小说中的“座山雕”确实有几分张雨新的影子。
张雨新的“先遣军”实力强大,甚至还装备了大炮,占据着一个建有完整工事的土围子。
这与小说中“座山雕”所部占据威虎山,拥有完整工事的情况类似。
为剿灭这股土匪,剿匪部队从东北航校找来两架飞机进行了轰炸。
在真实历史上,“四大旗杆”都先于“座山雕”被剿灭。
1946年11月20日,谢文东被生擒并在公审大会后处决;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张雨新和李华堂也分别被擒获。
转年1月,孙荣永匪帮被歼灭。
真实的“座山雕”,本名张乐山。
他和杨子荣其实是山东老乡,原籍昌潍县,也是“闯关东”到东北,不过比杨子荣早了四十多年。
曲波在小说中塑造的“座山雕”人物形象,取材于张乐山的元素很多。
比如小说中的“座山雕”姓崔,人称“崔三爷”,而张乐山一家三代为匪,他又排行老三,同样有“三爷”之称。
不过,张乐山匪帮的规模比之小说中的“座山雕”要差得远,匪众最多时上百,少时仅有几人。
张乐山的匪巢也不是威虎山,而是海林北部深山里的几个草窝棚。
张乐山虽然不是巨匪,却是个惯匪、顽匪。
他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当上匪首,为匪数十年,经历过清军、张作霖的奉军、伪满军队、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一直在海林屹立不倒,因而得了“座山雕”的名号。
匪帮并不大的张乐山,却是土匪中很有影响力的一号人物。
日本投降后,张乐山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
“座山雕”匪帮出没于山林,时常流窜出来杀害共产党干部,抢夺百姓,无恶不作。
这次又下山来勒索村民百姓,牡丹江军区下决心彻底清除这个匪帮。
其实“座山雕”早就是剿匪部队的重点目标,但是他老奸巨猾,又极为熟悉海林深山。
“‘座山雕’老巢就在海林北部深山,但就是找不到。
二团曾经用一个营进山搜索了一个多月,也未见其踪影。
”邹延林说。
生擒“座山雕”茫茫林海雪原之中,剿匪部队进山寻找“座山雕”,无异于“高射炮打蚊子”。
对这股奸诈狡猾、警惕性极高的土匪来说,能够接近他们的只有土匪同行。
已经是侦察排长的杨子荣提出了个大胆的擒匪方案:
化装成土匪,打进“座山雕”匪窝。
这个方案起初并没有得到曲波等二团领导的认可。
原因很明显:
风险太大,一旦被土匪识破就是有去无回。
杨子荣没说什么,悄悄离开了会场。
不久后又推门进来,只见他身穿一件二尺半黑棉袄,外罩一件日本军用黄呢子半大衣,头戴一顶狗皮帽子,活脱脱一个土匪扮相。
杨子荣又把自己的计划详细说了一遍,最终得到了团领导的同意。
不过,团长交待的任务只是侦察,把匪情侦察清楚了,立即派人回来报告,由大部队前去清剿。
而杨子荣这一去,直接把“座山雕”给抓了回来。
邹延林曾寻访到杨子荣的老领导、时任牡丹江军区宣传科长的徐诚之。
杨子荣生擒“座山雕”之后,为了做好报道,徐诚之曾向杨子荣和曲波详细了解过整个过程。
在徐诚之的回忆中,这个过程不像小说中那样曲折刺激,却另有一番斗智斗勇的惊险。
杨子荣并不是孤身一人打入匪巢,而是挑选了孙大德、魏成友、孙立珍、赵宪功、耿宝林五位战友组成小分队。
六个人都扮成土匪,对土匪最为了解的杨子荣自然扮成“头目”。
农历正月初五,小分队冒着大雪进山了。
他们首先来到海林北部山区的夹皮沟——方圆几十里林海中唯一的村落。
小分队没有进村,埋伏在村外的小山上暗中观察。
按照土匪的生活习性,这个距离“座山雕”老巢最近的村落必然有他们的联络点和联络人。
小分队守了一夜,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发现了两个形迹可疑的男子。
他们先是一个人出门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转身回去,然后两个人一起出门,向着深山走去。
杨子荣带着小分队抄近路,在半山腰上拦住了这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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