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斯蒂格利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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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斯蒂格利茨

对话斯蒂格利茨

央视国际2004年03月28日17:

21

　　主嘉宾：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特邀嘉宾：

　　萧灼基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韩秀云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对话》请来的嘉宾显得和以往有所不同，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语言，影响了很多人。

他的经济思想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他在学者、幕僚和官员之间不断变换着角色，但这些都不能阻挡他在学术上获得很高的成就。

他曾经获得过克拉克奖和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是我们待会儿将要见到的，现在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斯蒂格利茨教授呢，曾经担任了五年的美国的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其中有三年是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接下来的这四年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的资深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

他这样的经历应该说很少能有做学问的学者能够达得到。

但是他今天来到了我们现场，他会和我们谈很多他关心的中国的问题。

现在我们掌声请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

　　主持人：

您好，您好。

　　斯蒂格利茨：

谢谢。

　　主持人：

请坐。

我得说实话，我很荣幸能跟斯蒂格利茨教授握手。

因为我知道您的手曾经在那么多的领域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一见到您，我迫不及待地就想要问您，您做过学者、幕僚和官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三种人的手哪一种人的力量最大？

　　斯蒂格利茨：

我认为实际上这三种角色是紧密联系的。

我一直尝试扮演一个建议者的角色，把我的观念想法和科研的成果用于缩小经济科学和经济政治之间的差距，这两者都非常有意思。

我享受着学术上这种自由的生活状态，我可以畅所欲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在政府里呢，却常会受到某些限制，不得不保持沉默。

　　主持人：

所以有的时候您经常会保持这样的状态，左手去握右手是吗？

我们知道您也长期地关注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也请您写一下在你的圈子里一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是什么？

我们现场也请到了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和斯蒂格利茨一样，长时间地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在呢我们请现场的这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纸上写出，当你们一谈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想到最多的三个关键词。

还是用左手写的，看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看，韩教授的三个关键词是协调发展、经济热吗？

还有一个问号。

后面是社会保障。

好。

萧老师，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三农问题。

张老师，可持续增长、核心竞争力、国际化。

曹老师，增长、汇率调整、经济过热。

我们谢谢四位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他们关心的问题。

　　斯蒂格利茨：

如果我不得不用三个关键词的话，首先是经济增长是否保持稳定。

这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协作能力的提高。

第二条就是经济增长的公平性。

就是说大家都能从中分享，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仅仅是社会上层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好处，而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实际更糟。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看到的情况。

美国只有较低的增长，对最底层的人来说，境况的确变得更糟，但社会上层的人却在独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最后是平衡发展。

这就意味着全面整体地在公私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整个社会团体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平衡发展。

　　主持人：

看来斯蒂格利茨先生和我们现场的很多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他们关注的焦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经济过热，这导致了我们能不能够做持续性的增长。

我们还知道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评价是健康，用健康来评价的。

您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过热的现象，您根据什么做出的这个判断？

　　斯蒂格利茨：

问题在于中国是否能保持9的增长速度。

当然有些人认为要低一些，有些人认为要高一些。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应当在未来保持8—9的增长速度。

因为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从乡村涌向城市，中国必须给这些人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创造工作机会意味着要发展。

当然现在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工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造成这个差距的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更加充足。

同时还存在着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在缩短科技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绩，但是目仍然存在着差距。

不可能说每年就能按一定比例缩短差距，所以不能不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一些。

历史数据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在过去二十年间有着和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可能的。

所以在我看来，经济过热这个现象，具体表现为是否存在生产过剩，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否从国外进口大量在国内足以能够生产的产品等。

我认为目前这些都还不是问题。

中国从通货紧缩到有一点点通货膨胀，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如果通货紧缩的话会让我担心，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升高的话也会让我担心，但现在还不成问题。

　　说到中国的赤字，中国在贸易方面有一点顺差，这个顺差下降了，现在有一点贸易逆差，这仍然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合理现象。

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比中国小的话，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中国经济从整体来看，我认为没有过热。

但对于局部来说，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或者一部分城市可能有些过热。

那就是我上面提到的第三个观点，要平衡发展。

所以有些行业我们要大力发展，有些行业则需要缓一缓。

　　主持人：

张院长想发表他的意见。

　　张维迎：

我想呢，所谓过热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现象，不能用长期经济增加的潜力判断，是不是？

好比我们百分之九正常就认为不过热。

就像一个人他可能十天没有吃饭，但是不能说到第十一天的时候一下把十天的都吃了，所以我想主要看这个趋势是怎么变化？

现在好多人担心中国经济过热，不是说因为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九而过热，而是看到从去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到今年通货膨胀率的速度在加速，所以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我想不管经济过热不过热，我想我们的头脑不应该过热。

好，谢谢。

　　主持人：

好，谢谢张院长。

　　曹和平：

我个人的观点和斯蒂格利茨和萧老师一样的，我是认为中国的经济没有过热。

第一点就是，我很短。

第一点就是说世界上生产五十万种产品，我们中国只生产三十万种产品，那么如果我们过去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家记住中央政府在去年的投资，实际上是降低了百分之七。

那么如果说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的投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的话，它恰巧增加的是我们不生产的那二十万种产品的话，这种高速的增长是弥补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硬伤。

那么这种快速增长，如果加上快速的消费跟上来的话，中国经济不是过热，而是一种良性的高速持续发展。

我认为呢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到十五年，这种高速度呢还是能持续下去的。

　　主持人：

好。

好像韩老师刚才的观点跟这个立场有些许的不同。

　　韩秀云：

我的观点是正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刚从谷底走出来已经有了好的迹象，但是我们不能不关注。

你们看现在我们的钢铁、煤炭、汽车、房地产、水泥等等的那些原材料都在向上长，那我们现在说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走出来的一个好的迹象了，还有一方面我们是不是看到说在没有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的领域中有的行业中也已经热了呢？

那这时作为我们的政府来说，你是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对策？

我们是财政政策该怎么做？

货币政策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该刹车呢还是还踩油？

还是无为而治？

还是等待着什么？

还是让市场自然地去做？

还是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不能是急刹车。

我认为是政府应该在这时是，应该是把那些过热的领域中的投资逐渐地引导向那些还在冷的行业转去，向那些将来是朝阳的行业转去，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平稳的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

好。

再问一个私人一点的问题。

您在做这个克林顿政府的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面对顾问们之间的争论，您一般会采取什么态度？

　　斯蒂格利茨：

我总是支持使经济增长更快的那一方。

我永远站在这一方的理由是，我认为经济还是有很大发展潜力的。

我总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会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多地利用科学技术，我们大力强调发展科技。

同时我认为它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克林顿政府考虑的是将失业率降低，当老布什是总统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是在7多，当克林顿离开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3.8。

很多人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如果这样做经济会过热，会有通货膨胀，但是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过去三年中，美国失去了二百五十万个工作机会，一个新的工作机会都没有产生。

我们需要给相应的劳动力创造三、四百万个工作机会。

和中国相比，美国的就业压力没有那么大。

尽管要创造三到四百万个工作机会，但是我们不但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反而失去了二百五十万个工作机会，这是由于宏观调控失误造成的。

那么克林顿政府则做了相反的事情，刺激经济增长，有信心将失业率降低，同时不至于通货膨胀，事实证明这个做法成功了。

　　主持人：

我注意到一点啊，斯蒂格利茨先生，批评了老布什，批评了小布什，就是克林顿的前任和后任。

那么在他担任克林顿政府的顾问委员会，顾问和主席期间，他认为经济表现非常好。

　　斯蒂格利茨：

的确如此。

　　主持人：

刚才张维迎教授提醒我们，不管经济是不是过热，我们头脑一定要保持冷静。

那假设我们现在承认，你对经济增长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必须保持经济增长，可是你也提醒我们要注意通货膨胀，那所谓保持冷静的方法就是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斯蒂格利茨：

我在白宫任职时所采取的措施是这样。

我们认识到，如果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里，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我们做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的问题。

通货膨胀能够摧毁经济增长吗？

答案是不。

只要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下，如果再增长多点的话，我们能不能把它降下来？

答案是是的。

我们采取的是非常谨慎的扩张方式，当通货膨胀率特别高的时候，可以通过提高利率和削减财政支出，可以很容易地减小这个影响。

只要它没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都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这就是最关键的，让经济持续增长，看增长到什么程度，让你的失业率降低，看看我们能为经济增长做些什么。

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率是1、2、3甚至是4、5，只有到了10这个水平我们才需要担心，想办法把它降下来就是了。

　　主持人：

刚才呢，我们对中国经济是不是过热这一点做了一些讨论。

其实对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这些观点的质疑，担忧。

都表现出更多的中国人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一个健康、持续、稳定、良好的发展势头上保持平衡。

　　斯蒂格利茨：

我所说的平衡发展是包含许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就是说政府和私人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走入市场经济之后，有些人认为政府就不再扮演什么角色了。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争论。

美国出现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政府放权放得太快导致的。

国家需要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在会计制度、银行系统等方面起立法监督和调控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银行系统由于缺乏政府监督，多花了纳税人一千到两千亿美元。

所以需要在政府和市场所扮演角色之间找到平衡。

我以前强调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科研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

比如互联网，是因为得到了政府工业政策的财政支持，这也是美国的一个特色。

那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府该做什么？

市场该做什么？

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这是平衡发展其中的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来说，另一方面是指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发展。

从历史上来说中国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随着城市发展取得成功，城乡之间产生很大的差距，那么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

就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有这个差距都会产生这种压力。

虽然从中国的东部和西部来说，东部省份发展得比西部成功。

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平衡发展中的一个方面。

另外环境也是平衡发展的另一个方面。

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保证城市依然适合人群居住。

其中一个问题是城市变得很拥挤，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也许你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却降低了。

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我们惟一考虑的东西，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平衡发展的另一个含义。

　　主持人：

来，我们给萧老师。

　　萧老师：

最近我把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概括为出现三高三低，就是高物质消耗低产出。

比方说我们GDP只占全世界百分之四不到，但是我们消耗的钢材占全世界百分之三十，我们消耗的水泥占全世界百分之五十。

这样一种高消耗是不能够持久的，这个值得注意。

第二是我们是高外需，国外需求大幅度增长而国内需求是低需，内需。

去年的国外需求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多，但是国内需求国内市场只扩大了不到百分之十左右，这样也是不行的。

这样过分依赖国外市场也是不能够持久的。

第三点是我们的积累率增长快，投资率增长快，增长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去年我们的积累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二，而消费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六十以下是百分之五十八点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很难维持的，国内市场发展不起来。

所以我说我们在认为经济基本上还是正常情况下，对于这种三高三低的情况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这样才能达到经济的平衡发展。

　　主持人：

好。

萧老师关心的是国家经济宏观发展的大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生活中的小问题，您可能平时自己不买菜，他说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这么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大葱的价格就从一元钱一斤长到了一元八角钱。

而他关注了一下他在银行存款的利率还是1.98。

他这种抱怨，我今天交给您。

您会向他怎么解释？

　　萧老师：

我讲这是好事。

　　主持人：

对谁来说是好事？

　　萧老师：

对农民来说是好事。

我讲一讲今年我们估计今年的食品类的通胀率可能达到百分之五，但是总体的通胀率可能是控制在百分之三。

刚才我讲了去年我们的物价上涨率是百分之一点二，但是农副产品类是百分之三点四。

那么这种情况在两个方面，当前的农民的收入偏低，增长偏慢，比较慢。

那么怎么样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呢？

有很多方面，像最近国家准备实行减税，准备在五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这是帮助农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呢？

就是要适当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提高，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不提高，农民的收入还是低的。

有些产粮区已经是种粮不合算，种粮的价格低于成本。

那么这样呢对农民来讲是有利的，能够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加重城市居民的负担呢？

我们也算一笔账，根据一些专家们的预测和估计，这个零四年的涨价每个城镇居民可能要多支出，多支出多少呢？

大概一个月二十元钱，也就是一年二百多元钱。

那么从现在去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八千四百七十二元，那么一年多增加二百元块钱应该说城镇居民是承受得了的。

如果今年城镇居民的增长能够达到9的话，那么更是能够承受得了。

当然对于城镇的低收入群众，政府应该给予补贴。

　　主持人：

好，谢谢萧老师。

我还是想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请教一下斯蒂格利茨教授。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谁都知道国有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可是政府又有一部分责任是要保证就业。

我们中国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大，那现在如果这个企业要用一百万元钱更新自己的设备，但同时会有三百个工人失去工作，这个时候您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斯蒂格利茨：

我认为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说，旧的工作失去以后，我们要创造一些新的工作机会。

如果有太多低效率的企业，中国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要去除这些低效率的企业。

但仅仅是去除它们并不能使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只是从低效率变成零效率而已。

工人失业后就变成零效率了，如果他们在工作，起码还有一点生产效率。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把他们变成失业人群，而是从一个低效率的工作转移到一个高效率的工作。

所以企业的增长和工作机会的产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一个目前要面对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就是反映企业是否有效率的数字信息不是很清楚。

我详细解释一下，比如说在东北地区的企业，它们有很多责任，比如说养老、医疗等，甚至还有学校、住房。

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工厂，而是变成一个社会保障团体。

当我们看整个企业的数据时，他们是亏损的，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个企业实际运转的状况是否有效率？

而不是它在学校、医疗等方面是否有效率。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社会方面的责任分出去，让它只是一个工厂，政府需要去承担养老、教育、医疗等责任。

我们再去看这个企业是否有效率？

如果还是没有效率？

我们应该，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事情把它关闭或者重组。

但有效率的部分仍然有效率。

但是在目前的会计制度下，他们依旧是亏损的。

　　主持人：

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发现，即便是那么富有的美国，它的政府仍然要靠大量举债来解决您刚才讲的那些社会问题，还解决得不能令所有的人满意。

您刚才就一口气对两届政府提出了批评，中国不像美国那么富，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现实选择是什么呢？

　　斯蒂格利茨：

其实是有一些选择。

首先中国政府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来提高收入，在过去的几年中GDP（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在增长。

第二，还有其他机会，我给你举一些例子，许多人认为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去调整贸易的平衡。

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还可以提高出口税，这样做也会调整好出口平衡，提高政府的收入。

那么还有其他很多方法可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其实中国的税收与经济总量的比例比其他国家要低，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低。

比如说巴西，它的比例是30，所以还有其他的方面可以考虑。

第三，政府正处于调整企业产权结构的进程中，可以允许外资企业参股，政府得到的收益就可以帮助解决一些遗留的问题，比如资本结构调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地负责任，也非常谨慎，一直严格限制举债规模，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

但如果你考虑一个正在发展的，正在成长的经济实体，如果今天的投资将会使后代受益，让现在的人去投资，只是为了后代受益，没必要这么做。

可以让我们的后代来支付现在的一些投资。

怎么做呢？

通过举债，让我们的后代去偿还这个贷款。

政府一直将借贷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我认为也许是谨慎的做法，也许值得讨论一下到底要不要更多的贷款，这一点对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重要。

　　观众：

尊敬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我首先反对您刚才在听到您的观点当中，我反对您两个重要的观点。

首先我认为您批评克林顿前时代和批评克林顿后时代是不合适的。

原因是在于正是因为在里根时代和布什时代他们忍受了很多短期经济的这种困惑，而且他们有一些减税政策是为经济的长期起飞做了很好的铺垫，恰恰到了克林顿时代你享受了前边的政府所铺垫的这个经济成果。

而到了克林顿后时代我们看到了这个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的破灭，看到了这个安然事和很多这个美国公司的大量的丑闻，我想这些东西不是说到了克林顿后时代一天发生的，而恰恰是在克林顿时代之间积累起来的。

　　斯蒂格利茨：

在我看来我同意，布什确实继承了前任政府的一些问题。

但是克林顿也从他的前任政府继承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他刚接任的时候，美国的财政赤字占到了整个GDP的5，同时还有巨大的贸易赤字，不公平得增长等大量问题。

但他确实是做了一些事情去解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占GDP5的赤字变成了2的盈余。

每一届政府都继承了同样问题。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

克林顿政府在经济不是特别强劲的情况下，利用出现的财政百分之二的盈余，来刺激整个经济的发展。

如果布什政府花钱刺激经济得当，比如在经济出现下滑的时候，应采取一种大的推动整个经济的措施，但他没这样做。

他采取了为最富的人继续减税的方法，而这些富人因此得到了超过前二十五年总和的巨大好处。

因此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政府给了富人大量的钱，他们却花得很少，经济得不到刺激，投资减少。

他仅仅是使那些美国的富人更加富有了，现在那些特别豪华的商店确实经营得很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富人能够买得起这类东西。

而那些像沃尔玛这样的普通超市却是每况愈下，所以当我们谈到宏观调控的时候，尤其是在宏观调控决策的时候。

布什政府做的并不是为了刺激整个经济的发展，只是给富人更多的钱，而这些会带来很坏的后果，以后会显现出来。

他没有对经济低迷时期做仔细判断，没有做统计以及经济分析。

所以我要说，在2001年的春天我都谈过，确实需要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更应该对那些中低收入人群减税，对投资减税来帮助国家。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经济确实会复苏，所以我的确对他持批评意见。

　　观众：

我反对您这个经济学观点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就在刚才您说您的经济政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您用了一个单词叫faster，就是越来越快。

那当您在所处的这个政府阶段，你让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透支了将来。

当我们看到纳斯达克泡沫破灭，看到很多美国的大型公司出现财务丑闻的时候，恰恰是在克林顿时代，他们透支了一些经济的将来而给现在的经济留下了隐患。

所以中国今天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今天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是不可以让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快？

我们在银行有11万亿的储蓄，如果当我们把这些资金利用起来，中国的经济可以更高速的不是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十五以上的发展。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当你所处在的时代越来越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透支了将来？

我们是不是为下一任政府留下了更多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我反对您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您恰恰不应该抱怨，不应该批评克林顿前时代，您应该感谢他，你也不应该批评克林顿后时代，你应该对他有所歉疚。

　　主持人：

这是今天和未来的平衡问题？

　　斯蒂格利茨：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由原来的占GDP2的财政盈余变成了占GDP5的财政赤字。

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以很大的比例向海外借债，占GDP5，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不得不去偿还这些债，而不是去投资。

仅仅是通过举债来使国家更强大，通过举债来购买机械设备，这是一种情况。

政府还通过借债来支付为富人减税，这绝不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基础。

谈到现在和未来的平衡问题，实际上现在的布什政府，就是给未来的政府创造了很多不利的条件。

因为当谈到巨大的占GDP5的财政赤字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面对着政府更多方面的支出，长远来看预算是紧缩的。

比如说在研发方面就无法投入更多资金，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取得经济增长的基础，那么有谁来做互联网相关的研究呢？

这本来是政府财政支持的研究项目。

我们得到共识，美国十年、二十年打下的基础，由于三年前的减税政策而削弱。

而这一减税政策呢，它仅仅对美国人中的一小部分富人有益。

这个政策不仅在现在不会成功，对未来都会很危险。

　　观众：

中国将如何处理过剩的外汇储备？

　　斯蒂格利茨：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外汇储备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有很多波动的因素，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就像你的这种盈余，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赤字，同时在很短时间内给国家带来压力，尤其是在贸易赤字方面。

因此我觉得拥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是提供了一种保证，是提供了一种风险防范的这样的一种保证。

因为外汇储备跟其他的投资方式来比，它的收益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你考虑一下，你的外汇贮备要是不够又会怎样？

那么你可能就要向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

这两个相比，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获得的收益是巨大的。

　　主持人：

来，给这位同学，对。

　　观众：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您谈到平衡的发展，那么对于今天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的发展，是有很多外资投资所推动的。

那么是不是外资直接投资所推动的发展和由本地这个工业推动的发展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平衡。

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平衡点应该是在哪里呢？

那么如果这种发展继续下去的话，这个是不是有可持续性？

　　斯蒂格利茨：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确切规模，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

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就是在哪一个行业，或者说哪一些的活动需要外资。

我可以举例说明，如果在试图吸引外资的过程中给予外商一些税收优惠，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优惠条件，给他们很大的保护，给他们太多的特权的话，如果这样的话也可能引起我的担心。

所以当那些外商带来相关的技术，带来海外市场，同时他们也带来一些市场方面的变化，即使他们有税收优惠或者是很多特权，可能并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担心。

但是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获得一些特权，而走到你们的市场来，这才引起我的担心。

　　观众：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