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传》写作中对若干问题的探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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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传》写作中对若干问题的探究

《蒲松龄传》写作中对若干问题的探究

　　《蒲松龄传》一书（以下称《蒲传》）,2007年8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重印。

笔者在写作中对几个问题,经过研读蒲氏原著和有关历史资料,并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详加求证,推断辨析,形成了书中的一些观点。

本文分别予以陈述,以求教于蒲学研究的各位专家学者及同好。

　　一、蒲氏分家问题上,蒲松龄效法前贤,自愿让利于众兄弟。

事情发生在蒲松龄婚后,有了蒲箬。

蒲松龄把这件事记载在晚年所写的《述刘氏行实》中:

　　……（蒲老处士）乃析箸授田二十亩。

时岁歉,?

J五斗,粟三斗。

杂器具,皆弃朽败争完好,而孺人默若痴。

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

一是蒲老人指定众兄弟分割的是田地和粮食,“时岁歉”,是大饥之年,粮食视为紧要。

蒲松龄分得20亩薄田,“?

J五斗,粟三斗”。

二是非指定的物资,包括房屋、家具。

各房争要完好的家具,房子肯定也争相讨要,先占者得之。

而刘氏不争,“默若痴”。

结果所分配到的是“农场老屋三间”,没有院墙,满目荒凉。

这篇文章中没有透露蒲松龄本人的态度,以至到今天仍然成为人们争议的一个问题。

也即出现下面的疑问:

　　蒲松龄软弱,不敢与众兄弟争财产;

　　刘氏口拙,没有争要财产的本事;

　　父母偏袒其他兄弟,不能公正对待松龄夫妇;

　　父母无力与其他各房儿子媳妇争执,而使松龄夫妇吃亏。

　　日本学者前野直杉早在上世纪对蒲松龄的研究中①曾作出答案,“松龄认为刘氏不懂事故”,“拣兄嫂们拿剩不要的”。

进而推断“其责任应该归他的父亲蒲”,是“父亲做出不公平分配”。

因为“父亲本来就不喜欢松龄”,“不能十分关心他”。

　　这一点,杨海儒先生曾经有过精当的分析,他以充分的资料说明:

第一,刘氏出身书香门第,有教养,不会与本来对婆婆有意见的妯娌争抢家具;第二,房屋没有硬性分配,可能按照当时各人居住的房子划归属,依任兄弟妯娌们争抢占光,而做父母的虽然喜爱松龄夫妇,出于无奈,最终只好忍痛不语;第三,松龄本人在家中有两兄一弟,他上尊父母,敬兄长,下让幼弟,不与之争。

所以才有如前所述的分家的结局。

②

　　杨海儒先生几乎回答了上面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分析理由充分。

我则在写《蒲传》分家的那节中,做如下补充:

　　作为一个有身份的人,松龄必须尊敬兄嫂,善待弟妹,怎能在这种时候争长道短呢?

况且,他一定知道当时发生的一件事,顺治贡生韩允大,侍奉父母,以孝闻名;与兄长“析箸”（分家）,自愿分得贫瘠的薄田,肥沃的土地留给弟弟,被当时的人称为“义厚”之士。

　　此时,他不仅没有参加争执,且一心做一个吃亏让利的蒲家“韩允大”。

夫妻在利益分配时都一言不发,做父母的也帮不上忙,其他兄弟都分了宽敞明亮的大屋,而松龄夫妻只分到农场老屋三间。

①

　　松龄甘愿吃亏的说法,并非我本人主观臆断。

从清初淄川的社会风俗看,都是奖掖仁爱,提倡家族的团聚和睦。

《淄川县志》“孝友传”、“义厚传”、“续义厚”、“重续义厚”中记载了多则该地区的“孝友”与“义厚”的楷模:

　　宋代“赵唐,兄弟五人同居。

父母殁,哀痛尽礼,眷属六十余口,履险不易。

”

　　明代王逵,“同居四世,家人口百余,不异爨。

”

　　这是淄川地区坚持家族同居而不“析箸”的事迹。

蒲老处士明显遵从古道,原想维持蒲氏大家庭,一直生活下去;但由于荒年,又婆媳不和,不得已才提出分家。

对一个家族而言,分家被看作不光彩的事情。

　　即使分家,这些“孝友”“义厚”也在《淄川县志》中多有表彰:

　　明代淄人韩道扬,“已析产地,取其硗（土地多石瘠薄）者,既而诸弟复请合爨如初。

四十余年家无间言。

”

　　清人王广铨,“谨厚温醇,敦笃好义。

堂弟广镛贫无立锥,给地四十五亩,永为生产,数口衣食,赖以无虞。

”

　　清人韩允大,“事父母以孝闻。

析箸时自取其瘠者,而以膏腴者让诸弟。

”

　　这些“孝友”、“义厚”们身体力行、维护家族同居,即便不同居,也牺牲自己利益,资助兄弟,他们的行为,历代封建政府大力提倡,社会舆论倍加颂扬。

宋代赵唐,被“诏旌其闾”,让他周围的乡亲邻居,效仿他为榜样;明代王逵被“乡人”奉为“义厚”的楷模,乃至“乡人益义逵”;韩允大事迹被载入“府志”,成为后世人立身行事的标尺。

　　王广铨、韩允大都与蒲松龄是同时代人,韩允大曾于顺治已亥年（1659）被选为儒学训导,当时松龄20岁,他的事迹蒲松龄肯定熟知。

　　而在蒲松龄的著作和蒲氏后人的文献资料中,至今尚无蒲松龄本人对分家的明确态度,因此成为人们研究的话题。

但在《述刘氏行实》中,有刘氏“默若痴”的话,这是数十年后,松龄的贤夫人去世,他写文纪念,要颂扬刘夫人美德,在分家问题上,凡仁义厚道者,断无争抢财物之行为,在此处蒲松龄为他的夫人书了一笔。

另一处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闲房皆具;松龄独异”这句话,写“松龄独异”,则暗示出蒲松龄在分家的问题上,想法有所不同,其作为是效法前贤。

因此他分得“农场老屋三间”,确属吃了大亏。

笔者认为这是他首先就同父亲蒲有共同的想法,不愿意分家,担心在乡里留下不好的名声。

不得不分家时,则怀着“孝友”、“义厚”的志愿,应该事先与刘氏商议好对待居所器具所持的态度,自愿让利于兄弟。

这在当时被看作侠义之举。

这就是分家时刘氏不争、父母不便为其争、松龄”独异”的原因。

　　二、康熙十年辛亥（1671）南游归来后,蒲松龄设馆的地点探究,从般河与涧北沟入手实为可靠;西园则不该代表一个确切的地名。

　　2007年3月底,笔者完成《蒲传》初稿,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还需亲赴淄川予以核实,于是便有了当时的淄川之行。

在老友蒲氏后人蒲文善先生为我洗尘的宴席上,在座的《蒲松龄研究》刊物副主编王清平先生首先给我一个重要的提示:

苏家庆先生的论文《蒲松龄设帐淄川县仙人乡马家庄考证》（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2期）值得重视。

因此,实地考察仙人乡马家庄,进入我此行的议事日程。

　　蒲松龄南游归来后的数年中在哪里设馆的问题上,一直是蒲学研究者探究的问题。

这个探究紧紧围绕淄川王氏家族与蒲松龄的关系展开。

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王枝忠先生、袁世硕先生首开其端,通过王氏家族在淄川的族谱和祖居地以及族人同蒲松龄的交往,认为蒲松龄设馆的地方在淄川县城北的丰泉乡。

这种发现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给后来者进一步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2006年苏家庆先生运用大量资料,在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蒲松龄设帐开馆、教授王氏族人子弟之处,在淄川城南的仙人乡马家庄,离蒲家庄仅二里之遥。

　　故此,我特意在这次淄川之行中,对仙人乡马家庄与蒲松龄那一时期诗作中出现的景点,如般河、大壑、西园等河名、地名,进行了初步察访。

蒲松龄在王家设馆期间,写过多首诗作。

涉及到这些景点。

我从淄川城南沿古般河河道出发,“沿着城南的般河往上走,河床虽已枯竭,而《淄川县志》指示的方位还清清楚楚,它所流经的窑头庄,还立有一块石刻的标记。

只是河岸被居民用篱笆或围墙封锁了,不能一直沿着河岸走,只能绕行。

但是,我还是拍照下两岸生长的绿柳桃花,追寻旧日般河的影子。

沿着般河旧河床的方位再向上走,远远看到高丘矗立,陡峭的壑壁上长满荆棘荒草,人们告诉我,高坡上面就是马家庄,即研究者们说的蒲松龄先生曾经设馆的村庄。

我爬上高坡,经过了这个街巷纵横的村落,在村南找到了曾经横贯东西的涧北沟,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

村民讲,解放前,这沟原是数十米深,有的媳妇,忍受不了家人压迫,就跳入深壑结束生命,从前经常有此类事情发生。

解放后,政府填平了大沟,保留的这段原貌,也不足三分之一深了。

向西望去,那沟的旧迹还在,一直通向已经折向南的般河古河床。

我惊异的是,《淄川县志》所记的地势地貌,不论是孝妇河、般河,还是蒲松龄诗作中‘日日松风吹大壑’的涧北沟,三百年后还能够找寻到准确的方位,足以感到此行不虚。

”①

　　这段话是当时考察的记实。

首先就说到般河。

这条河自南而来,从马家庄的高坡下北转而西折,一支从淄川南城边流过,与城西的孝妇河交汇,一支是人工凿成,据《淄川县志?

知县》部分载:

　　明代任淄川知县的侯居良,“度地势于邑南二里许,般溪上流筑石为堰,障水引流绕东郭,折而北下,经北门外西注,汇入孝河。

”

　　马家庄那一段正是“筑石为堰”的上游地段。

当年的般河正像蒲松龄的七律诗《般河》所描绘:

　　般河浅碧映沙清,芦荻萧骚雁鹜鸣。

细柳常依官路发,夕阳多向乱流明。

来从远树仍穿郭,去作长溪更绕城。

村舍开门全近水,谁家修竹傍墙生。

　　他在这里一边教书,一边还能够欣赏般河的风光,确是水碧沙清,芦苇瑟瑟,雁鹜唧唧,人家近水,修竹傍墙。

蒲松龄当年还曾与王家众兄弟,在般河岸边夜饮,《同长人、乃甫、刘茂功河洲夜饮,即席限韵》一诗的小引中写道:

　　甲寅八月,共集长人斋,同人雅集,乐且未央。

于是举网河上,拟追赤壁之游;载酒溪头,共唱铜?

L之曲。

河边细草,喜荐芳茵;夜半寒流,如闻哀玉。

既飞觞而浪饮,更抵掌以欢呼。

健仆能鱼,捕锦鳞于潭水;雏奴解意,烛紫蟹于沙汀。

不有佳章,负兹盛会。

爰下击钵之令,用代鼓?

ぶ?

歌。

　　王家的居住地一定紧靠般河,否则,怎么能轻易把宴席搬到河边。

这首诗的小引,是判定蒲松龄设馆并与王氏族人交往的地理位置的重要依据。

　　其次就是大壑。

当地人叫它涧北壑,解放初期就已经被当地政府填平,只是还保留着一些旧迹,被一条大路隔离两段,仍然可以看到横贯东西。

西部一直伸向南北流向的般河河床。

蒲松龄的《谴怀》诗中有“夜夜松风吹大壑,犹和冷雨到幽窗”。

可以想象,大壑边沿的高坡上,当年青松成片,蒲松龄临时的住所,就在青松掩映之中。

当是南有大壑,西有般河,景物明丽,使得他时有诗兴,记写见闻观感。

　　再说西园。

根据蒲松龄与王氏兄弟的唱和,多首诗的题目提到西园。

如《九日与定甫兄弟饮西园,和壁间韵,即呈如水》《念三日同心逸、如水饮西园,分韵得啼字》《心逸、如水邀愚兄弟饮西园归作呈寄》等等。

但是,西园的确切概念,专家们的理解各不相同。

我在《蒲传》中是这样写的:

其实,王体正把马家庄自己的一座宅院称作西园,真正的西园,据专家们考证,应该是一个大的区域,不会是这样一块小天地。

既然也称西园,定有不俗之处,正如当时的高司寇所描述的:

　　入门而亭宇幽眇,梨花已吐,粉壁荧荧,松风谡谡,城市红尘为之倾尽。

　　应该说,西园这个称呼,当年淄川可能不止一处,由于居住地风景优美,标榜风雅,自命西园,自诩居住地为雅士的理想乐土、文人的歌咏胜地,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早在汉代,就有诗赋把风景优美的所在称为西园。

汉皇家上林苑曾让文人骚客向往。

《文选》中载张平子《东京赋》有“岁维仲冬,大阅西园”句,诗人把上林苑称作西园。

汉末曹操在邺都建园,也名为西园。

《文选》三国魏文帝曹丕《芙蓉池作》一诗有“乘辇夜行游,逍遥涉西园”,是写游逛那座园林的。

北宋元?

v二年（1087）五月,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以写实之笔创作《西园雅集图》,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众多名士连同他本人,作入画中。

作为创作背景的西园,据《苏东坡大传》作者李一冰所记,在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是驸马王诜宅邸中的一座园林景观。

可见,西园这一名称,作为景观的代名词,不同地点、不同朝代有资料可考,也就不应该是淄川境内固有的地名。

以此来考证蒲松龄设馆之处,未免会发生误解。

　　此外,蒲松龄设馆马家庄的暂居地有研究者认为是王如水的旧屋,与自号西园的王居正家应该相隔不远。

从“日日松风吹大壑”这句诗来看,可能在涧北沟之北,也是坐落坡头。

再从“共集长人斋,同人雅集,乐且未央。

于是举网河上”的小引以及“村舍开门全近水”这句诗来看,王体正的居住地又与马家庄西的般河靠近,而住地坐落于高坡之上,般河河床位于坡下,相距至少有数丈以外,因此,把宴席从家中搬到河床,要下一个大的陡坡,不是平步就来到河边的。

这样推断,王氏族人所说的西园,有可能在今天的马家庄西南方位,涧北沟的北侧。

这仅仅是一种推断,并未写进《蒲传》中。

至于蒲家庄与马家庄仅二里之遥,缘何蒲氏不在课馆之余回家住宿,反倒借居他处?

问题在于,他康熙十二年（1673）课馆马家庄,不仅教授儿童,还有康熙十三年（1674）乡试的备考,时间紧迫,不能得便回家;再就是马家庄地势险要,深沟陡坡,道路难行,白日行程尚且艰难,夜路更易发生凶险。

这些恐怕是蒲松龄当时课馆需要借居的原因吧。

　　以上关于蒲松龄南游归后在王家设馆的准确地点的论题,我认为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较为适宜。

第一个时期迄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专家们从王氏族人与蒲松龄的关系推测,从王氏族人的祖居地探讨,不无益处。

第二个时期从2006年苏家庆先生的论文《蒲松龄设帐淄川县仙人乡马家庄考证》开始,在前一阶段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将这个论题逐步推进,接近于考证的真实。

故此,我在写《蒲传》中,从考察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以及有关的资料,也就确定了蒲松龄南游归后最初数年设帐于马家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