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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银行经营

回归银行经营“三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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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

来源：

财经    2013年31期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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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艰难转型，再加之资本约束的压力、利率市场化的提速、金融脱媒的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

随着金融资产规模屡创新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业务边界日趋模糊，金融风险积累也日渐沉重。

　　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对自身发展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重新梳理银行经营转型的思路和方向。

笔者认为，当前银行经营转型的要义，不是迎合挣脱约束的无边际增长，而是尽快回归到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重建理性经营轨道。

当前，全球经济跌宕起伏，中国经济艰难转型，再加之资本约束的压力、利率市场化的提速、金融脱媒的深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

风险正在积聚

　　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在中国首次出现是1995年《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应当遵循“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原则，2003年的《商业银行法》将“三性”的顺序调整为“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将安全性置于首位，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银行经营的首要原则。

　　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银行业也迈入了黄金发展期。

十年间，银行业金融总资产从23万亿元增加到131万亿元，利润从364亿元上升到1.24万亿元。

但是，“三性”经营原则在这些年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中已经被淡忘，金融同仁们甚至久违了这个词。

　　“三性”之所以被忽视是因为金融泡沫的兴起，全球泛滥的流动性是温床，金融创新则是一针强心剂，这些非理性的繁荣正将泡沫越吹越大，金融系统所积聚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至少有三个方面需要正视：

　　一是货币“虚增”背后掩盖着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的事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与此相辅的是高达20万亿元的货币存量扩张。

至今年一季度，M2已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是2008年的2.23倍。

经济货币化程度（M2/GDP）也从2008年的151%增至2012年的188%，而同期实施超级量化宽松政策的美国和日本这一比重却仅为155%和174%。

　　与宽松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态势趋于疲弱。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利率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我国实体经济平均资金成本反而有所上升，企业负债率水平大幅提高。

今年上半年，央行公布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而非金融企业资本投资回报率（ROIC）仅在6.1%左右，自2010年以来持续低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

　　在资金逐利的时代，高于实体企业的收益率像金矿一样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流转即可获取高额回报，为什么还要去面对实体企业蜗牛般的营运呢？

银行同业、理财、票据、衍生品等杠杆业务领域迅猛发展，而其中所逐渐累积的风险敞口通常被忽略。

真正触动银行风险神经的是今年6月份的“钱荒”。

最初人们以为M2超百万亿的环境下，流动性不是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绷得很紧的市场同时收缩时，任何天文数字的M2都归于零。

　　二是经营边界日益模糊，监管套利带来业务非理性扩张。

　　尽管还处于分业监管体制下，但中国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已经出现，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边界也越来越模糊。

特别是在信贷规模管制的背景下，银行、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相互合作、互借通道，以非标融资为核心的业务和工具创新如雨后春笋，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创出天量。

　　借助银信合作，信托业资产管理规模今年中已达到9.45万亿元，超过保险业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而2008年末该规模仅为1.22万亿元，不到五年间规模膨胀了近8倍。

在银信合作受到限制后，券商资产管理业务又为银行资产出表开创新的渠道，短短一年内券商资产管理规模也增长6倍至3.42万亿元，而其中80%以上源自于银证合作。

　　由于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和分业监管的困难，这种隐含监管套利的创新合作在不断推高规模的同时，也拉长了金融风险链条，增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不仅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积聚了一定的风险。

　　对银行而言，这种跨界合作实质都是信贷资产的表外运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仅充当通道作用，风险仍在表内。

因为这些业务涉及的基础资产虽然未计入银行的贷款总额，也未纳入存贷比和风险资产的范围，但基础资产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与普通贷款并无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融资方式不受信贷政策管控，大量资金绕道流向了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两高一剩”行业等信贷政策限制的领域，潜在的金融风险更是不容忽视。

　　三是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潜在的风险不可小觑。

　　有些金融创新已经超出了现实的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助长了某些金融机构的不正当盈利模式。

举例来说，在同业业务方面，与传统一般性存贷款业务相比，同业业务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资金期限错配，而银行流动性管理又对期限错配有严格约束，这使同业业务与流动性管理存在天然的“逆向性”。

一些银行通过互借渠道、资金搬家、赚取利差，形成了主要的盈利模式，导致银行资金大量短借长用、期限错配严重，杠杆效应不断扩大，蕴含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一旦货币政策收紧，将加速“去杠杆化”的进程，银行流动性管理将面临严峻考验。

　　在理财业务方面，一些银行在理财产品创设中，往往集发起人、发行人、服务商、保管人等角色于一身，为此不可避免承担责任，使得信用风险无法充分转移，理财产品实际上偏离了中间业务和受托管理的本源。

　　在票据业务方面，一些银行通过“发放贷款、存入保证金、开出承兑汇票、再贴现”这类方式虚增规模，如此循环往复只是资金在银行系统的内部空转，这样不仅会造成存款的不稳定，而且会导致信贷虚增，与实体经济脱节。

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一些金融衍生品工具如使用不当，可能会以几何级数放大市场风险，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

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形成了天文数据的衍生品总值。

　　总体来看，在业务定位、发展模式、基础制度建设等不完备的前提下，依赖虚拟性极强的大额逐利资金和急剧放大的期限错配方式来博取超额收益，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出现突发事件，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可能在瞬间发生逆转，造成连锁反应和巨幅振荡，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坚持稳健保守理念

　　世界银行业300多年来历经多次兴衰沉浮，才逐渐积累出一些银行经营管理层面不可忽视的智慧，成长出诸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富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百年银行。

但同时，也有巴林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等一大批久负盛名的银行陷入破产倒闭与被收购的境地。

　　从中国银行业来看，我们的商业银行史是非常短暂的。

如果从近代金融史来算，最早的中国通商银行成立至今只有110多年；从现代金融史来看，自1949年建国以来也才60多年；从正式法律的颁布来算，从1995年《商业银行法》的出台算起也仅仅18年。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检验，短暂的历史决定了我们还处在学习摸索阶段，借鉴和吸收国际上百年银行的经验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一）正确看待稳健与创新的关系

　　从银行特性来看，高负债经营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生存不是依靠创新而是依靠稳健保守，对盈利的追求不是“一炮而发”而是“薄利多销”、“细水长流”。

银行首先是国民经济的服务者，然后才是促进者。

　　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是经过银行业几百年的兴衰沉浮才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因此，中国的银行业要想打造出真正的百年老店，生存才是第一要义。

　　这种从长计议的生存方式决定了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风险偏好是厌恶的，银行家的立场应该是保守的。

创新必须避免短期经营行为，必须坚守经营底线。

以监管套利为动机、以加剧期限错配的方式野蛮生长，实际上是以牺牲安全性和流动性为代价的，偏离了稳健保守的基本原则。

　　当然，保守稳健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强调传承，强调对事物内在规律的认知和遵守。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但创新并不是突破规则，而是规则的广泛应用。

坚持稳健保守的经营风格，即是在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承担边界内有秩序地推进创新，避免激进式变革带来的经营性风险。

对目前迅猛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大多成功的银行也是在互联网技术和市场认知成熟，银行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所包含的风险有准确的理解与全面管控的能力之时才大规模进入。

（二）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危险之路

　　当前，在金融竞争日益激烈的同质化经营格局下，拼规模、抢份额的发展方式盛行，不少银行将利润最大化作为银行经营的终极目标，并且这种对利润的追逐日趋痴迷而非理性。

　　利润是一种财务指标，反映的仅仅是过去，而非未来。

利润指标本身是容易被操纵和调控的对象，美国的安达信事件、安然事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作为利润的减项成本来说，有些是过去消耗的，有些则要为未来积蓄力量，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分压缩成本支出和忽视风险控制，往往会助长银行迷失长期利益，被市场热点和短期利益所牵引追求不合理的利润。

　　稳健经营观念下的银行就必须努力寻求资本、风险、收益三者间的平衡，必须在风险可承受、资本可支撑的范围内赚取利润。

利润当期性与风险滞后性使得决策者往往只看到利润而看不到风险，追求短期利润而错配风险其实只是构筑了一个危险的陷阱。

由于实践的短暂性，银行的管理层往往容易看到现实的盈利而忽视了潜伏的风险。

对于一家百年银行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谁跑的最快，而是看谁的耐力更好、跑的更远，切忌以远期的风险来换取短期虚假的繁荣，否则只是自掘坟墓。

（三）综合化经营不适合中国国情

　　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创新求变等因素推动下，纷纷开始涉足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更广泛的业务领域。

但是，选择综合化经营还是专注于商业银行是当前银行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实际上，当前的综合化经营更多的是银行业融资功能衍生的产物。

从中国银行发展历史来看，融资功能优先是一个历史范畴。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由此决定了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庞大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条件下，银行自然成为了资金的主要供给者，间接融资的占比曾经一度高达90%以上。

　　从长远发展来看，随着向消费型发展模式的靠拢，银行将逐步过渡到服务功能优先的发展模式，这将更为接近发达国家的银行模式，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发展优先阶段，社会的融资需求仍然庞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稳定融资能力及支付能力所构成的预期信用，仍然是银行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综合化经营更多的是银行融资功能衍生的产物，以融资服务为主体继续挖掘公司客户价值而衍生出信托、保险、租赁、基金等综合金融服务。

实际上这都是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落后经营思想所派生出来的发展模式。

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商业银行办子公司尚无成功案例，“父爱主义”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此外，在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尚不健全、信用环境和法律体系仍待完善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开展综合化经营也是难以成功的，突出反映为银行综合经营的风险管控能力仍较为薄弱。

　　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经营战略、业务属性、监管标准、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银行集团层面对大客户和内部交易风险统一识别和有效控制存在困难，且业务交叉、风险传递更为便捷，跨领域经营管理能力的不足易于放大流动性风险、关联交易风险、声誉风险等。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期间，大量银行由于并购、参股、控股等形式发起和持有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在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

基于此，美国出台了“沃尔克规则”，对银行参与高风险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进行了严格限制。

　相比而言，分业经营更适合中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向。

分业经营如同一道防火墙，降低了金融机构之间风险交叉传递。

在市场创新与政府监管不平衡的环境下，虚拟经济野马般脱离实体经济，更容易出现系统性风险。

本质来看，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场客户争夺战，取胜的关键在于能够提供便利、高效、精准的优质服务去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银行在坚守融资功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客户渠道的边际效用，向支付、代理等金融服务中介功能拓展，这才是银行稳健经营和转变盈利模式的出路。

因此，坚守经营边界，一心一意办好商业银行，仍是当前的正宗。

（四）妥善处理地方城商行的发展问题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垄断壁垒的消除，地方城商行所面临的风险将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是成本上升和客户分流增加了吸储难度，失衡的资产负债结构更易遭遇流动性风险。

在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背景下，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网络金融的冲击对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

经营成本的上升和客户的分流将使地方城商行持续面临资金瓶颈。

　　一般来看，对企业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高负债率；对投资银行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高杠杆率；对商业银行来说，流动性崩溃于错配的资产负债结构。

回顾历史上银行破产案例，流动性通常扮演着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

一旦遭遇“钱荒”，这类银行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而猝亡。

　　二是经营空间受限加剧贷款集中度过高，增大了经营风险。

绝大多数地方城商行都是在单一城市或少数城市经营，这使其形成以地方国企、政府性平台公司、房地产为主的资金投放结构，贷款行业集中度、客户集中度较高。

一旦面临区域性或行业性风险，甚至是某一家大企业的倒闭，城商行都将首当其冲，资本的有限将不利于其吸收非预期损失、抵御经营风险。

　　三是经济中枢下移和追求效益的冲动使其面临资产质量下滑压力。

在存款成本不断提高的影响下，中小城商行往往追逐利率更高的贷款客户，而这又会增加信用风险，资产质量堪忧。

更为担心的是，在利率市场化和经济下行的叠加作用下，地方城商行经受不起经济周期的冲击，如果难以平衡利润与风险的压力，控制不好可能出现区域性金融风险。

　　四是公司治理存在缺陷，难以摆脱地方政府的束缚和影响。

城商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持股比重较大，在享有开办银行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较易忽视经营所隐含的风险。

而且，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使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不明，难以达到有效制衡。

　　因此，长期来看，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方式转变经营模式、化解经营风险，是地方城商行的可行出路。

回归“三性”原则

　　从本质来讲，保守稳健的理念实际上就是要坚持“三性”经营原则，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既要实现效益要求，又要实现安全要求，总是在保持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满足对利润的追求。

商业银行回归“三性”经营原则意义重大，特别是在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速趋缓，银行信用风险明显增大。

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最直接、最主要的风险还是信用风险。

近年来，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所滋生的金融风险已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开始释放，银行业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双升已现。

在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中，银行经营具有很强的亲周期性，往往会使其容易“集中吸纳”各类损失，甚至带来风险压力。

　　二是金融创新加快，对银行风险管控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投资领域的全面放开，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成了所有金融机构的核心业务。

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金融风险的范围、性质和分布不断发生变化，复杂性和关联性提高，金融各行业的资金已经相互打通，风险高度关联，风险传染迅速，对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存款波动性加大，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大。

当前，资本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电商平台的金融创新等都对银行资金产生了分流作用。

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处理好“三性”关系异常重要，存款定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能会给中小金融机构带来较大的冲击，银行极易陷入流动性过紧的局面，甚至影响到生存和发展。

　　四是市场竞争加剧，银行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

过去，中国银行业长期享有“资本垄断、法定利差、客户需求庞大”等三大天然优势，但这些优势正在动摇。

未来客户、数据、渠道、智力等将构成银行新的经营资源，形成新的银行盈利模式。

　　回归“三性”办银行，就是要适应上述环境的变化，使银行的经营逐渐回到传统、规范、稳健的格局下。

要克服功利笼罩下的浮躁和逐利冲动下的短视，扭转一味追求利润而淡漠责任的经营方式。

　　目前的难点在于，银行业既想获得今天的发展，又要确保明天的安全，而折中的方法就是找到大致满足今天而明天又能承受的风险边界。

通过良好的发展战略、有效的组织治理结构、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全面准确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估、健全的风险管理体制、合理的资产负债组合等等达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逆经济周期安排业务，轻资本占用安排结构和低信贷杠杆控制规模应当成为新的银行经营策略的基础原理。

　　作者为中信银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