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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袖珍馆1灯下漫笔
前言
回望上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鲁迅是矗立其中的一座大山。
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井喷出诸多伟大的人物,鲁迅之名,就是那璀璨星空中的一个耀眼存在。
甚至我们都很难想象,中国现代文坛如果没有鲁迅的参与,会是怎样一件憾事;中华民族少了鲁迅,又会是怎样一种损失。
举目古今中外,肩着黑暗的闸门负重前行如鲁迅者几稀,以鹰隼般锐利的眼光剖析国民性格如鲁迅者几稀,用投枪匕首般的文字直刺黑暗虚空勇敢战斗如鲁迅者几稀。
是鲁迅,体现了一个现代中国人所能抵达的精神高度,在他的精神光芒的照耀下,我们获得启迪,同时感到渺小。
为了获得启迪,我们要读鲁迅;为了明白自我本身的渺小,我们更要读鲁迅。
关于鲁迅的生平,大约不用笔者在此絮叨,读者也都知晓,且本书所选《自叙传略》对此也有论及,因而不再详述。
在这里,我们只约略勾勒一下与其文学生涯有关的人生轨迹。
鲁迅初名周樟寿,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之家,家境还算殷实,也可说是享受过一段时间阔少爷的福。
然而世事多变,此等幸福并未享受几年,他的家庭就突遭变故,家境一落千丈。
他也因此过早地体会到了人生的坎坷世态的炎凉。
十八岁那年,鲁迅怀揣母亲多方筹借而来的八块银元,只身前往南京求学,并更名树人,从此踏上一条漫长而又孤独的旅途。
二十二岁那年,他赴日本留学,异国求学,自然免不了遭受欺凌侮辱的眼光,然而作为一种补偿,他也有幸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
刚到日本他学的是医术,后从文,此中转变在其《藤野先生》及《呐喊·自序》两篇文章中论说甚细。
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遵从自己内心的意愿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为此奔忙终生,未曾懈怠。
回国后,鲁迅在家乡当了几年教师。
自1912年至1925年,他又在教育部当了大约14年的公务员,此后又辗转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地,最终还是以写作谋生,成为专业作家。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病逝于上海。
和他另外两位高寿的兄弟相比,56岁而亡的他委实算英年早逝。
臧克家先生曾有诗道: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生命总有尽头,精神的穿透却无止境,在时光的汰洗之下,鲁迅的精神,愈益彰显出其可贵的质地,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鲁迅的文字,是一块块疙瘩似的煤块,不仅给人一种诡异的美感,其中蕴涵的精神能量和火热的激情,更能让每一个逼近它的人感觉到如炙如烤般的疼痛——这疼痛,是生命的觉醒,这疼痛,是精神的升华。
鲁迅先生的文字和精神,是一笔任何人都能利用的宝藏。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能接触这份宝藏,走近鲁迅,夯实生命存在的根基,拔高精神标杆的尺度,因而精选鲁迅先生的文字,辑成此书。
本书篇幅不大,然而编选的都是鲁迅先生的经典篇目。
我相信,每个手握此书、对其中文章细细品读的人,都能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启迪和感悟。
鲁迅先生对于历史、现实、文化、人生,都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灯下漫笔》中,他对中国古往今来当政者所实施的“奴化”统治予以无情批判和辛辣讽刺,指出各色太平光环掩罩下的中国社会实则都是生产奴隶的厂房;而在《记念刘和珍君》和《“友邦惊诧”论》中,他则猛烈而尖锐地抨击着黑暗的现实;《说“面子”》一文里,他以惊人的敏锐发现了中国式的“要面子”与“不要脸”之间竟然有着“很难分辨”的关系这一结论,让人读后不由得冷汗淋漓;即便到了《死》的时候,他还丝毫不改往日倔强,直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其实,这些思考往往又掺杂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例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就能看到诸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场面。
当然还不止于此!
那些回忆里的事、记忆中的人,在鲁迅笔下都凝聚成了永远的定格:
儿时烂漫无羁的时代可以乘着冬日在雪地捕鸟,还能从长妈妈那里听来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等到长大以后出国留学又遇到了仁爱无私的藤野先生……这些文章,至今读来仍有一种温暖、温馨之感。
此外,本书还选编了一些纯粹个人化的文字,如散文诗、旧体诗等,值得耐心品读。
对于这类文字,理解上可能要费些周折,然而若能深入进去,就能发现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厚的精神世界。
等等,等等。
读鲁迅的文字,常常使人于不觉间会心一笑,为他犀利的言语和敏锐的洞察大声叫好;笑过之后又时时觉得悲哀。
这悲哀来自对人性、人生的反思和内省,而这笑大约类似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所带给人的那种“含泪的笑”吧。
总之,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绪。
任何对于鲁迅文章的评价和介绍,实际上都有佛头着粪之弊,这些文字也不例外。
理解鲁迅、走近鲁迅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直面先生的文字。
因此,就请读者翻过此页,走向那个瘦而倔强的身影吧。
灯下漫笔
一
有一时,就是民国二三年时候,北京的几个国家银行的钞票,信用日见其好了,真所谓蒸蒸日上。
听说连一向执迷于现银的乡下人,也知道这既便当,又可靠,很乐意收受,行使了。
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则不必是“特殊知识阶级”,也早不将沉重累坠的银元装在怀中,来自讨无谓的苦吃。
想来,除了多少对于银子有特别嗜好和爱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钞票了罢,而且多是本国的。
但可惜后来忽然受了一个不小的打击。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
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
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
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
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
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
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
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
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
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
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
说是没有行市。
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
六折几。
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
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
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我们不必恭读《钦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审察精神文明的高超。
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
但在新近编纂的所谓“历史教科书”一流东西里,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说:
咱们向来就很好的。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
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
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
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
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
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
厘定规则:
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
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
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
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从后日的“臣民”看来,是给“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说: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
现在入了那一时代,我也不了然。
但看国学家的崇奉国粹,文学家的赞叹固有文明,道学家的热心复古,可见于现状都已不满了。
然而我们究竟正向着那一条路走呢?
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战争,稍富的迁进租界,妇孺则避入教堂里去了,因为那些地方都比较的“稳”,暂不至于想做奴隶而不得。
总而言之,复古的,避难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了。
但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久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么?
都像复古家一样,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么?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
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
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鹤见辅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记一个白人将到中国,预定的暂住时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后,还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
有一天,他们两人一同吃晚饭——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出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
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
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
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
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一经住过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
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
这些话我现在还无力否认他。
我们的古圣先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
中国人的耐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出则汽车,行则保护:
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何况在华屋中享用盛宴呢?
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
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
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
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
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
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
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
太平的景象还在:
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谁听到大叫唤么?
打的打,革的革,可有处士来横议么?
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差等的遗风么?
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
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见《现代评论》二十一期)。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
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
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
这些都可憎恶。
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
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
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
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
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的。
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
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
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
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
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
他因此受着崇祀。
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
赛会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
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
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
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
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
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
然而秦始皇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烧书事件的先例。
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
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
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
然而,这是诳话。
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
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
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
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
二
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
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
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
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
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
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
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
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
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
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
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
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
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
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
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
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
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
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
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
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
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
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
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
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
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
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
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
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
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
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
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
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
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
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
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
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
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
但大家都以为应该。
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的嫌疑。
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
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
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
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
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
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
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
当福建独立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
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
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
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
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
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
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
甘地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
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
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
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
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
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
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
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春末闲谈
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
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
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
她将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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