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艺特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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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艺特区

聚艺特区

　　“深圳艺术社区”这个话题本身，像深圳这个城市一样，是个变化多端、捉摸不定的东西，仅是“什么叫艺术社区”之类的定义问题就不知要争论多久，所以我们抛开概念定义，直奔主题。

　　一、源头：

早期先驱者

　　广义的“艺术社区”，或称“共同体”，或称“群落”，可以泛指所有在深圳发展的艺术人群。

早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仿佛大梦初醒，速成了一次“文艺复兴”般的觉醒和回归，全民“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社会各领域都在进行着一场场没有硝烟的革命，蛰伏多年的现代艺术冲动也迸发出来，艺术界的先进分子，也发动了从“星星画展”到“85思潮”到“现代艺术展”的一系列艺术行动……

　　当时的深圳，在这场时代大潮中发挥着独一无二的先锋作用――作为中国的最早开放的最重要的“经济特区”，正在从一个边境小镇，崛起为一个耀眼的口岸城市――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新时代、新社会和新文明的象征，代表着打破精神枷锁、还人民以梦想的历史转折。

对于当时国人来说，深圳是少有的一片可以在现实中而不是虚幻未来追求梦想的土地，千千万万在原有社会生态下不满现状、不甘庸碌的人，毅然放弃既有的工作生活，义无反顾奔赴南方这片热土，拿自己青春生命赌一把明天!

　　在深圳首先是赚钱，但这里“钱”的意义，与其说是资产，还不如说是自由!

可以说当时的深圳，是精神亡命徒们的向往之地去深圳，就是还我个性、还我激情、还我生命力的昂扬之举，就是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再一次拼搏、也算不枉过一生……

　　当时深圳这种时代弄潮儿的形象，感召了内地各种挣脱旧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画家、诗人、摄影家和音乐人等，奔向深圳，并形成了最早的艺术人群。

这些人大多是各自为战，还没有很强的群体观念和社会力，但也搭建了某些最早的艺术平台，比如李媚和伍时雄创办了《现代摄影》杂志，许浩创办了《街道》杂志等，参与者包括徐敬亚、王小妮、翟永明、蒋志、肖全等人，凝聚了杨小彦、韩磊、肖全、王川、杨延康、亚牛等艺术家。

王川在1985年组织发起的深圳现代艺术展“零”和1990年在深圳博物馆展出的《墨点》装置作品，是深圳当代先锋艺术开场时代的标志性实践。

原“星星画派”的甘少诚的木雕作品，则是当时一个很特别的纪念。

此外伍时雄还在1989年创办“深圳艺术研究会”，致力推进深圳艺术，收藏“85美术新潮”以来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并于1993－1998年间出版了《中国艺术收藏年鉴》等。

　　当时深圳刚刚建立的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也从内地引进人才，但这些本属于“体制内”的机构，在保守的内地看来也是一种不太靠谱的东西――当时深圳还是一片片建筑工地，“人才”们要放弃内地稳定的工作，来这么个前途未卜的地方，与自发闯荡相差不大，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比如李瑞生先生，就是当时刚成立的深圳大学从吉林长春电影制片厂引进的人才。

他到深圳后，利用自己的优势，积极组织画家群体进行各种活动，并创建深大有名的“乡巴艺廊”（又名鬼村）（图1），这个艺术基地的兴替，被视为深圳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那个时代深圳还有些重要的艺术家，如应天齐、邱世华、齐凤阁、梁铨、骆文冠、严善醇、战捷、钟曦、蒋冠东、周力、李晴、董萍实、一墨、关玉良、邹明等，都在深圳美术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前后，深圳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深圳从“开发区”转变为“都市”，从全国唯一的梦想之地变成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本地社会精英发出了“深圳被抛弃”的发问……这种情形又推动了一种所谓“深圳主义”（Shenzhenism）思潮的兴起，那就是强调深圳是个“特殊城市”，是“独一无二”……深圳人是“时代的选民”，是经过筛选的独特人口和独特市民……这个时期艺术活动呈现出一轮新的繁荣，官方艺术机构和民间人士举办了一些具有影响的艺术活动，推动这些活动的官方人士包括深圳市文联主席董小明、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鲁虹等，他们对深圳世纪之交的现代艺术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比如2000年由王林、鲁虹主持的“外线艺术七人展”在深圳万科一个临时空间举行，参展者包括陈学刚、吴味、邓荣斌、江宏、陈长春、周长平、郑孟梅，该展览被视为深圳民间最具规模当代艺术展之一。

还有2004年吴味与杜应红在深圳水墨双年展期间，在深圳雕塑院策划举行了深圳最早的有组织行为艺术活动“近墨者黑行为艺术展”，参加者有邓荣斌、田流沙、莫俊峰、苍鹰、林兵、吴味、杜应红等，参加论坛的有王南溟、孙振华、付晓东、马永峰、杨光、戴耘等；同时，杜伊可、邓荣斌、周金华、徐锷、戴耘、吴味、梁古一、江宏、蔡志勇、李恭舞、陈海、庄柏权等发起进行了“无限牛当代艺术年”系列活动以及“5.4特区实验艺术展”等……这些活动，可以说是当代深圳艺术家群落重要的集结号。

当前深圳的几类主要艺术社区，主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的。

　　二、几类艺术社区

　　深圳广义的“艺术社区”包括几类情况，这里选择几个典型介绍：

　　OCT－LOFT：

创意产业园

　　OCT－LOFT及其中的“当代艺术中心”，是大型国企华侨城集团以当代艺术创意为基本概念而人为“打造”的一个“创意文化产业园”，建于2005年，其核心组成部分是隶属于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一个“当代艺术中心”。

这个园区是由公司投资改造旧工业厂房而成，是一个典型的由官方主导的、非自发形成的“艺术区”。

投资者的主旨，是在深圳打造一个类似于北京798的现代艺术区，既有房地产开发中提升品位和文化含量以求提高房产档次的需求考量，也有帮助深圳市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改善公众文化设施建设的意图……实际入驻OCT-LOFT的很多是广义的“创意机构”而不是单纯艺术机构。

　　LOFT是典型的创意产业园模式，就是“先硬后软”――先投资建设成一个物理和地理意义上的“园区”，之后以某种优惠条件招揽艺术家或创意机构入住，试图以这种人为聚拢人才的方式，孕育出一个人文意义的“艺术社区”。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来自我国各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十分热衷的“工业园”模式一一为了招商引资而建立园区、在其中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打造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区”，大体上都是采用这个模式。

这种“园区”，由于具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往往有很堂皇的硬件设施，但由于强烈的计划和规划主导，不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生态，使得这种园区虽有各种“前卫”外形，却未必具有艺术气质，也未必具有内在持久的创造性。

　　LOFT这种政府和大企业主导的“艺术社区”，是一种根据某种理念而自上而下的工程，不是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的共同体，能否成为真正艺术群落还有待观察。

除了一般人们经常谈到的租金上涨等问题之外，更主要的是这种以所谓“高品位”的开发项目，更像一个舞台布景，而不是一个真实自然的“社会生活”，缺少真实生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创新，与主流社会想象中的“品位”、“档次”没有必然联系，它是艺术家个人感受与个性的表达，往往来自特殊的生存体验――比一般常规生活更多样、更包容，有时候会是很离谱很异端，但在“园区”模式下，艺术家某些非社会化的倾向，很难存在。

目前全国各地创意产业园遍地开花，实际上真正造成的有价值的原创创意并不多，最后往往沦为一般物业或旅游区，或越来越向餐饮区发展的趋势。

　　大芬村：

算不算艺术区?

　　大芬村（图2）是最具深圳特色的、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群落”――作为一个从手工临摹经典油画起家、基本上以行画／商业油画和各种工艺美术的制作、销售为主业的城中村，到底算不算“艺术社区”?

目前不管是画商、画工头、画工自己，还是积极介入扶持它的地方政府，都谨慎地称之为“油画村”，只字不提“艺术”，可能是为了避嫌或惹出争议……官方认为大芬村非常符合“文化产业”概念，积极扶持和展示而某些艺术人士则认为这种以模仿为基础的装饰性的工艺美术，只是一种手工业而已，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从以“人”――画工――为中心来看，这里也是一个艺术人的集合。

这里画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为了做画工而参加某种速成培训，很快上手画油画赚钱的；另一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画工／画匠，出自美术学院或艺术机构。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里还叫布心村，最早的画工中，有些人其实就是当初到深圳闯荡的美术界人士，包括美术教师、学生等，他们一般也都是强烈梦想着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但为了生存，很多人选择做画工或搞经营，把它当做一种谋生之道。

这些画工中，也有曾前往其他艺术区――北京宋庄――等地试图做纯粹艺术家，但由于经济压力又被迫“回归”。

　　出身艺术圈的画工画行画的行为本身，既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手艺维持生计，也隐含着一种不愿意彻底放弃艺术、不愿彻底改做它行的对自己艺术梦想的坚持一一在这种难以割合又无法成就的流连中，他们又往往感到自己是背弃了“真正”的艺术，所以存在着某种负疚和强烈要求回归的心态――他们在条件准许的情况下，会尽量从事艺术创作活动。

同时，也有不少本来纯粹为了学手艺画画赚钱的速成画工，在这个氛围受到熏陶而发展出真正的艺术兴趣和乐趣，准备终身投身于艺术事业……

　　大望村：

自发与危机

　　大望村是一个近年才形成的艺术社区，因为位于深圳水库旁边，为了保护水源，过去十年中，政府逐步将原有的小型工业迁走，使得很多民房处于空置状态，租金下降，有些艺术家发现这里，就开始在此租房子做画室，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居地……。

　　这种纯自然形成的艺术区，如果没有外力干预，本来是最符合一般艺术生活工作的――但大望村注定是一个典型的悖论。

由于这里本来就是修水库移民搬迁而形成的社区，而房价低廉的状况又是由于政府保护水源、强制迁走大量小企业的后果，所以当地民众作为“合小家保大家”的群体，强烈要求发展本地经济，提高房地产价格，这样才能补偿他们的损失……这种推动地区开发、提高租金房价的冲动，与艺术家需要廉租空间的需求正面冲突。

　　具有强烈“发展”动机的地方政府按照一般“创意产业园”的模式进行开发，建设基础设施，腾空某些民房和厂房，打造艺术空间，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高起点、高标准、大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些做法，难免与艺术家的实际要求有些冲突。

而一般民众也是强烈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开发地方资源，包括艺术，来提高民众收入……这些开发，引起房价上涨，引发了艺术家群体的沮丧和反弹，加上总体氛围变化，有些曾经满怀热情进驻的艺术家不得不忍痛考虑离开……目前情势处于未卜状态，春节前艺术家还召集了一个研讨会，讨论艺术群落何去何从的问题……

　　大望村还有一个引发讨论的现象，那就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企业家，自己打造了一个小型私人的艺术区，并完全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偏好，选择艺术家人住，以期培养几个成功艺术家。

这种方式引发人们追问，究竟该由谁、如何评判和选拔艺术品和艺术家?

　　观澜版画：

官方打造产业基地

　　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图3），是典型的由政府按照自己对于“文化产业”和“艺术家群落”的设想“打造”出来的一个“艺术品生产基地”――通过这种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社会对于艺术的理解，实际上还是一种“产业”，一种生产活动。

这种纯粹功利性、产业化的艺术观，会导致操作层面的很多技术性问题――某些“扶持”措施可能违背艺术逻辑，不符合艺术自身生长的规律，能否造就真正有意义的艺术成就，尚有一些争论。

　　版画作为一个特定的画种，有其特定的社会价值和审美意义，也当然具有市场需求，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还有另一个艺术自身的逻辑，那就是以艺术家为主体，创造出超越时代和现实功利的伟大作品。

目前观澜版画基地更多是按照“生产基地”的方式打造――这是政府习惯的促进制造业的方式――在这个项目中，就像任何一个政府主导的生产性项目一样，艺术家事实上并不是主体，而是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人力资源”，而整个基地建设，是由政府来选拔和配置各种资源，达到一种“生产能力”――不管客观结果怎样，这种基本的理念，很明显是一种工艺品作坊或加工业的投资思路。

　　这样的产业区，从一开始就不是艺术家自发的聚集。

地方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再通过“全国美协”等主流官方机构推荐选拔国内外艺术家，吸引安排他们入驻，给予一定待遇，在一定时间内创作出一定作品，类似一个高级的手工工场集群，有时候也作为一个艺术活动展示中心来运行……究竟能打造出怎样一个艺术生产基地，还有待观察。

　　创库：

民间主导，政府扶持

　　深圳比较完整稳定而又具有艺术群落气质的社区是“创库”艺术区，它比国内其他大城市的艺术区晚一些，其背景是2000年之后，深圳现代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官方和民间的艺术机构团体不断开展各种活动，其中最活跃的力量，始终是基于民间自发艺术冲动……而私人投资艺术空间的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比如2005年黄泷先生在深圳创立22艺术区，并组织策划“当代艺术节”等多次展览活动，成为深圳当代艺术一个重要中心，并对其他一些艺术活动家有所启发；2005年，艺术家和策展人杜应红等策划了“本性难移当代艺术展”等各种活动，成立“蓝风艺术空间”，并创办了一个地方艺术门户“深圳艺术网”，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民间艺术能量在不断积累，新的民间艺术群落也在不断孕育中。

　　基于一系列力图突破传统模式的艺术活动，杜应红等努力倡导和推进民间艺术家的聚集，并于2006年发起创立了一个新民间艺术社区――“深圳艺术创作库”，简称“创库”――这群艺术家们利用于南山区前海大道和东滨路的交界口一个旧厂房建立自己的工作室和活动基地。

当时创库总面积约2400平方米，位于相对繁华的蛇口半岛闹市区，距离深圳湾的深港西部通道口岸只有十几分钟车距，交通方便，生活便利，与都市生活息息相关，是一个理想的艺术群落聚居地。

在诸多艺术家人住之后，创库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并对公众开放。

　　创库是深圳自发程度比较高的艺术群落，由于在国内大城市中出现较晚，在组织运作方式上得以借鉴其他城市艺术社区的经验。

创库建立后，先后聚集了来自深圳、广州、香港等地职业艺术家近50多人，包括苏谢伟、孙瑞强、李堞舞、陈曦、刘斌、陈洲、张晓静、富蓝克、陈翰墨、梁古一、韩世骅、艾勇、邓荣斌、刘红艺、刘静涛、刘湘林、任晓斌、吴德生、苍鹰、林志强、何振祥、李伟民、野牛、邹卫、祝欣、周金华、沈鹭、何镒、东坤、孙建萍、梓哲、彭捷、易国栋、卓军、姚锦华、骆太生、杨爱君、黄冠明、莫峻峰、黄郡、梅卫林、韩潮、黎川、易翔、胡同文、王志忠、王书彬、王菲、王薇、文杰、熊玮、熊威、杨振、张迅、张晓坤、彭捷、尤瑞、田流沙、任杰等，艺术活动形式包括架上绘画、雕塑、装置、行为等。

其中比较活跃的有邓荣斌、邹卫、田流沙、莫俊峰、苍鹰、刘红艺、吴味、王志忠等艺术人，而邓荣斌以生于深圳的特殊背景，被视为深圳本土的象征和本地当代美术史的见证人。

　　创库建立之初就宣称，其宗旨是推崇深圳本土先锋文化艺术，坚持以独立、客观的学术姿态，与深圳艺术网、先锋艺术网一起，主动承担起推动深圳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积极引导大众参与深圳艺术的发展进程。

这种理念，强调深圳本土文化与城市性格，具有一定的“深圳主义”色彩，也体现出深圳经过20多年的创业与拼搏，已经从一个“开发区”成长为一个“都市”，其中的文化精英群体，已经开始进行一种具有“文化自觉”和“文化反思”运动。

创库的建立表明，一些新生代艺术家，在原来深圳体制内外艺术群体基础上，更加注重艺术家自发的集群效应，在群体交流互动中实现自省，进而更坚定地提出鲜明的艺术纲领。

创库举行“反空降艺术计划”13展、“当代艺术进社区”8展、“深圳制造青年艺术家推介计划”、“艺术超市展”、“深圳艺术沙龙系列”、“艺术江湖”等都反映出这方面的方向和宗旨。

　　2008年2月27日凌晨，“创库”所在的旧厂房失火，尽管当天留驻创库的13位艺术家万幸从另一侧楼梯安全撤离，但住在一楼的工人中有15人罹难，5人失踪，3人受伤。

这一悲剧性的事件，不仅成为后来人们不断发挥不断演绎的一个具有宿命色彩的故事，同时也成为创库艺术家一个挥之不去的共同经验和记忆，成为这一艺术群落认同感和共同命运感的里程碑。

艺术家在这场灾难之后，结合对15位工友亡灵的祭奠，开展了一场激烈的对社会现实和艺术状况的反思和质疑运动，强烈呼吁深圳艺术界和社会各界“真诚和勇敢地自我拷问”……由于原楼房烧毁，不能再住，艺术群体处于“再流浪”的境地。

后来，深圳宝安区的F518时尚创意园决定支持这批艺术家，为艺术家提供优惠的工作室等基础设施，经过各方面协商和协调，2008年4月，创库艺术家转移到F518，举办了一个“重启、刷新深圳当代艺术创作库13项艺术活动”，作为重新开始的仪式，随后举办了“我家艺术馆”系列活动30项。

　　在活动形式方面，创库艺术家力图突破传统的艺术呈现方式，努力设计策划新的艺术活动形式，特别是强调艺术互动与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性和通达性，比如“过日子”收藏系列展，提出“以过日子的生活态度收藏艺术”的命题。

同时，创库很注意与其他地区艺术界的联系，比如2009年，把“深圳移动”当代艺术展带到杭州艺术博览会上，向外部呈现深圳艺术的状态。

　　在艺术家个体层面，经过几年艺术实践，个人逐步探索形成了一定的风格，并在艺术圈造成一定影响和知名度。

比如，田流沙确立了“卡通一代艺术流派”的风格，周金华被誉为“以上帝眼光看世界”，邹卫的闺阁系列与小飞人系列表现出对传统审美的再造和某些政治讽喻，任晓斌的《人鸟》试图探究生命原型图像，吴德生的《沙发上的小孩》包含着对每个人自身处境的唤醒和震撼元素，莫峻峰的《春光乍泄》揭示了生活的平庸与无意义……等等。

很多作品的意义，还有待于艺评界和公众的进一步探讨发掘……

　　三、境遇和趋势

　　深圳艺术社区与深圳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息息相关。

从早期城市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特殊地位，到一直秉承“敢为天下先”的先锋城市，到后来经济基础雄厚之后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到后来自我反思自我危机感的兴起，到后来试图通过“文化立市”和“创意文化产业”等再创辉煌的努力……这些城市发展的一个又一个浪潮，都直接对艺术社区造成重要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廉价生活区的消失

　　目前城市规划的总体趋势是自发自由居住区越来越少。

比如城中村――拥有自然形成的生活服务条件、适于自发聚居的廉价生活区――遭到大规模拆除和摧毁……这种人为抬高城市生存门槛的做法，破坏了很多有创新潜质的年轻人进入城市的机会，很可能影响城市――特别是各类创意产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园区的片面性

　　政府试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了很多“创意产业园”，艺术社区基本上都被纳入这个体系一一社区的外观和硬件设施会大大“优化”，但往往是按照产业原则，而不是艺术家个性或艺术生活需要――比如园区大多是标准化的出租房，没有自然形成的生活服务区；貌似完善的物业管理限制了人们的随性随意的生活状态，等等，就目前来看，这类创意园，只是提供空间，实际上与“创意”没有必然联系，政府应在更多地激发艺术家创意方面积极引导和加大投入。

　　设计业的繁荣

　　深圳存在着大量与制造业、动漫业、广告业、会展业、工程建筑等有关的设计和工艺美术机构，这些“半艺术”行业，对所谓“纯艺术”领域，具有一种挤压和消解的作用。

事实上，深圳的设计行业，经常比艺术圈显示出更显眼的实力，在学习或借鉴了国外、香港先进设计经验的背景下，一批优秀的设计师、设计艺术家应运而生，如陈绍华、王序、王粤飞、高文安、张淼、梁景华、韩家英、李益中、杨振、张达利、毕学峰、韩湛宁、高鸣、黑一烊、孔森、梁小武、黄立光、黄扬等……2008年12月，深圳被联合国授予“设计之都”的称号。

在这种大背景下，有人说深圳出现了“设计”代替“艺术”的苗头。

甚至有些艺术机构在组织活动时，也倾向于到设计领域中去召集和发掘人才，来完成艺术创作任务，这种动向，引起有关论者的高度关注。

　　跨越社会结构

　　深圳作为曾经的充满自发性独创精神的城市，在丛林原则式的自由竞争之后，已经转入一种等级结构，社会被划分成三个层级一一户籍人口、临时人口和流动人口一一这三部分人有一些刚性的制度性隔离机制，互相不太容易转换，也没有太多具体冲突，各自在各自的结构中生存。

自由竞争大体上在同一个层级内部进行。

艺术群落的特殊之处，在于跨越这种层级结构，不能确切地归入哪一个层级，也不完全受官方体制评判……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主流社会对于艺术家的态度也时有矛盾一一时而奉若上宾，时而视如异类……

　　四、结语：

前途未卜

　　深圳艺术社区的命运，取决于艺术与深圳这城市是否投缘。

不管深圳的兴衰，艺术都可能昌盛，也可能沉沦。

深圳艺术社区在各种因素的交错作用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由于艺术家群体的自发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各种外部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就凸显出来，作用巨大；而现存的状态，只是各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一个脆弱的平衡点。

政府或资本或某个活动家的变化，都可能造成风云骤变，比如创库，很大程度取决于杜应红的个人努力，而观澜版画则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这种总是似乎处于非常态、不稳定平衡的情形，对某些人可能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对另一类人则可能是折磨，仿佛永远处在朝不保夕的漂泊流浪中……

　　责任编辑：

李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