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发展那些熟悉的陌生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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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发展那些熟悉的陌生问题
初中发展那些熟悉的陌生问题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中之重,初中教育是基础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是我国基础教育与义务教育领域的一种熟悉的话语表达,那么坊间一直流传的所谓“高中铜头、小学铁脚、初中豆腐腰”的形象比喻似乎也是一种并不陌生的话语表达,因为长期以来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似乎有意无意存在某种差异性情结关注。
这种差异性情结关注表明的是,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相比初中学段,小学与高中学段的生存、发展、变革、走势,更易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与关注,而初中这一特殊学段,尤其是农村初中的相对薄弱与相对滞后,则成为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空白地带。
或者更确切地说,笼统地认为初中发展薄弱与滞后未免有失偏颇,因为就全国而言,初中教育发展得有声有色的学校并不在少数;笼统地认为初中发展并非所说的薄弱与滞后同样有失偏颇,因为地处全国各地且面广量大的农村初中、边远初中以及“城中村”初中,无论是硬件发展还是软件建设,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与基础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发展目标,都还有相当的距离。
因此,进入“深水区”的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既需要对整个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整体关注,也需要对初中教育这一特殊领域进行深层关注,而深层关注的重要环节是重新审视那些似曾相识却又身处边缘的熟悉的陌生问题。
资源配置
显性公平与隐性差异
教育资源配置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似乎成为当今时代谋求教育发展的首要关注点,身处发展边缘的初中教育无疑更为关注。
尤其是在这些年国家加大对基础教育、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力度的情况下,初中教育如何真正具备综合性、改革性、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发展,与资源配置的力度、偏好、效用关系密切。
如果可以把资源按照有形与无形的分类标准简单分成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与资源的深层性到位两部分,由此引发的问题便可能是:
即使看起来处于基础性层面的资源,对不同地域、不同城乡、不同学校而言,是否只是一个普遍性的数据关注问题?
深层性资源配置如何关注深层累积问题?
资源配置是否也有一个起点、过程、结果的全程公平配置与全程监督修正问题?
基础性资源配置的数据显性公平
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制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以2006—2012的数据资料为主,以下简称《统计分析》)的分类,大致以“办学条件”来涵括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亦可看作主要是硬件类资源的配置,或者说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借助于各种外力较快解决的短缺性资源配置。
这类资源配置主要包括校舍与图书(包括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寄宿生生均宿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三个方面)、仪器设备(包括生均仪器设备值、理科实验仪器达标学校比例两个方面)、信息化水平(包括建网学校比例、每百名学生拥有计算机数两个方面)共计三部分七个方面。
从2006—2012年尤其是2009—2012年的数据统计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的平均水平还是东、中、西部的分别统计,上述指标均呈现稳步上升或持续上升势头,表明国家在初中教育资源基础性配置中的强力介入。
只是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如果把同时期的同类数据与小学、高中进行横向比较,初中阶段的总体薄弱问题便会即刻彰显,且差异相对较大:
其二,如果暂且先把初中阶段总体薄弱问题悬置起来,仅仅审视初中这一学段自身的基础性资源配置问题,似乎也并不能乐观地认为,其资源的基础性配置真的已经基本到位、无可深究。
应当说,上述三部分七个方面的基本数据,呈现出来的只是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一种整体状态,若由此以为依循这些数据便可大致完成资源的基本配置,那么初中发展问题就会简单得多。
事实是,在普遍数据的关注之外还可能存在着许多隐匿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可能持续隐匿存在,包括:
在基础性资源配置中那些老少边远地区初中和农村初中的资源配置情形究竟是怎样的?
那些虽地处城市却境遇艰辛的“城中村”初中资源配置情形究竟是怎样的?
那些农村初中里的一般初中与中心初中相比资源配置情形究竟又是怎样的?
这里有一个在初中发展总体薄弱中,边远初中、农村初中、城中村初中更加薄弱却又常常被隐匿的问题,显现的是初中阶段内部的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校际差异。
若以普遍的数据上升掩盖了特殊问题的实际存在,就会导致资源配置中的实质性公平缺失。
从2013年下发的《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教基一〔2013〕10号)、2014年下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制定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基一厅函〔2014〕26号)的时间与力度看,足以证明上述差异的真切存在与实际差距。
有学者曾通过我国义务教育效率的省际差异及投入拥挤的研究,实证分析了2004—2007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小学和初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状况,其中发现,一是不少即便是处于全国发达地区的东部省市,初中教育的效率水平测度仍很低;二是大多数省份的各项要素投入呈显著过剩状态。
即使在近些年,资源投入的省际差异同样存在,可见资源投入的冗余度与资源投入的不足恰恰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中不可须臾分开的两个方面。
深层性资源配置的事实隐性差异
同样根据《统计分析》的分类,大致以“师资建设”来涵括资源的深层性到位,其更多指的是以软件为主的资源累积,或者说这类资源效益需要较长的时间锤炼和更多的内力积蓄才能逐渐见效,主要包括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一级及以上职称教师比、生师比、超大班额比四个方面。
与上述以“办学条件”来涵括的相关七大方面数据逐年持续走高的情形相比,这里出现两种情况:
一是“师资建设”中“学历”与“职称”两方面数据同样呈逐年走高态势;二是“师资建设”中“生师比”与“超大班额比”两方面数据,却并未同样呈现逐年持续降低(“生师比”与“超大班额比”的指标数据是以下降趋势为发展依据的)的发展态势,而是“生师比”在农村下降的同时却在新增加的“县镇”一栏呈上升趋势。
与之相对应,“超大班额比”也呈现出在“县镇”逐年上升的情形,且这两种情形主要是从2009年的数据统计中开始反映出来的,这又带来一系列熟悉的陌生问题。
第一,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关注资源的深层累积问题?
就是说具有深层特质的资源不是简单地配置就能一步到位、包治百病的(虽然“配置”本身也可以作一些不同层面的解释),资源的深层累积过程是一个从接受资源、享用资源到活化资源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将看得见的显性资源转化、内化为隐性资源的过程。
譬如对教师而言,学历、职称相继达标,这是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显性结果。
教育实践中却发现,学历不代表教学水平或学历与教学水平不符,职称不代表教学能力或职称与教学能力不符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如此说来,不关注资源的深层性到位或资源的深层性匹配,某种意义上是对教师的不公平,至少是一种隐性不公平。
第二,在资源配置中如何关注资源深层性到位中的矛盾与复杂性?
就是说有不少资源配置问题并不是一眼就能看清的,譬如这些年不少初中尤其是农村初中存在的学校编制满员,实际却结构性缺编的复杂问题,虽然可以诉诸多种缘由,但起码与资源配置中的深层性不到位密切相关。
这种在基础性资源配置中就存在的资源闲置与资源冗余共生现象,恰恰可能隐匿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即资源的形式到位而实质不到位,或者说资源配置中或错位、或缺位、或多位的情形并未引起资源配置者的重要关注。
如此说来,资源配置的深层性到位才是资源配置实质性公平的体现,否则对发展本来就很艰难的薄弱初中而言,资源配置同样是一种不公平。
资源配置起点、过程与结果的全程性公平关注
如同人们论及教育公平时总不忘论及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一样,资源配置也同样存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实质意涵,也是资源配置中的公平应有之意。
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科尔曼早在1966年阐述他主持的大规模调查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平等”究竟是指学校之间的平等(即对待的平等)还是学生之间的平等。
这表明他的思考重心不仅仅停留于起点,而且包括过程与结果。
科尔曼强调指出,他调查的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的“结果”——不仅对今后学习而且对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就都很重要的能力,而这种“结果”是用阅读和算术等某些学科中的学业成绩来表示的。
况且学生所注意的,也并不是他们的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地对待所有人”,而是他们离校时是否能够不受其社会出身的影响,根据平等的原则去迎接别人的挑战。
学校只有使自己为儿童提供的机会直接受他们社会出身的制约有所减少,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如果人们只是在不断抱怨资源配置不足,不断呼吁加大资源投入,或者目光只是紧紧盯在资源配置的起点公平上,甚至以资源配置的起点公平遮蔽资源配置的过程与结果的实质性公平追求,就可能弱化、窄化、异化了资源配置的丰富意涵。
美国持续40年的平权运动可以作为如何保证弱势群体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有益借鉴。
一是让落后者先起跑。
这与资源配置的起点公平相关。
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此法案在之后的30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二是把帮助的起点再提前。
这与资源配置的过程公平相关。
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
所以,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帮助的起点还要提前,于是出现“美国援教”、特许学校体系等一系列公民组织。
三是让每一个孩子上大学。
这与资源配置的结果公平相关。
根据美国特色学校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2011年4月发布的报告,89%的KIPP学生进入大学。
目前KIPP在21个州和地区开设了109所分校,受惠的“穷孩子”超过32000个。
而从1990年,特许学校在公立学校系统改革受阻的背景下兴起至今,已经有5000所在全美各地展开过尝试。
政策效用
扶持风向标与执行心理场
初中发展的政策性扶持,虽然与资源配置有着不尽相同的特质,但又与资源配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说一定意义上政策是对资源配置的某种修正与调节,那么政策扶持的现实性效用就值得特别关注。
因为任何政策给予的不仅也不止于政策本身,而且还可能是由政策衍生出的许多附加之物,这些衍生出的附加之物恰恰又会对政策执行、政策过程、政策结局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仅要追问谁的政策,还要追问谁在建构政策。
或者说,还要回答下列问题:
政策扶持中的现实性效用是如何被实现的?
一统性的宏观政策关注为何会出现政策扶持缺场的现象?
专门性政策扶持有形无形的缺场对执行者的内在心理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对义务教育学段的一统关注
总体而言,引发政策制定与颁布的很大一部分情形是教育实践中遭遇的现实性问题,所以解决问题、谋求发展便成为政策功能的基本定位,政策中彰显的统一性发展要求似乎也就无可厚非。
正因为如此,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多政策中,我们看到的标有“中学教育”“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字样的大一统政策明显居多,而针对某一学段尤其是针对相对薄弱且较为特殊的初中学段的专门政策相对偏少,这在有意无意间造成一种对弱势学段的暂时遗忘。
已有研究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初中发展尤其是农村初中的发展渐渐处于弱势境地,但从已有政策研究中似乎较少看到对基础教育重要阶段的初中教育发展的特殊政策关怀。
尤其是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改后,国家颁布的大多数政策更多是以“义务教育”的名义下发的。
这里形成的矛盾现象是:
一方面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角度看,义务教育实行一体化的政策颁布与惠泽,具有省时、统一、系统、有利管理等优势;但另一方面从初中阶段的特殊性来看,初中学段很多地方既有别于小学学段,又相异于高中学段,非常需要专门针对此一特殊学段的特别政策以及专门针对薄弱初中内涵发展的政策文本,现实中却很少看到。
由此可能导致的情形是,本该形成的正向的发展性政策功能设计与政策效用预期,反而变成负向的非发展性的政策现实效用。
可见,一统性政策与专门性政策的现实建构,需要对不同学段的透彻研究与深入剖析,更需要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否则,初中教育的个别性、特殊性就可能隐匿在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的政策一统性之中。
政策执行者变异心理场下相对剥夺感的衍生
就义务教育而言,一统性政策的风向标提示与发展场效应,可能带来政策执行中的折损率与不同执行者的社会心理场变异。
因为在一种明晰与模糊、可能与不可能、统一与特殊之间,政策学习与政策解释会显示出较大差异与更多复杂性:
哪类学段可能获取更多执行信号,哪类学段又可能获取较少执行信号?
哪些问题需要统一执行,哪些问题又属特殊情况暂时无法执行?
哪些是临时性执行的,哪些又是长效性执行的?
所有这些都可能对处于弱势的初中教育带来相当重要的影响。
更要紧的是,政策的风向标提示与发展场效应会带来执行者的社会心理场变异,即指涉信号强的教育领域先被或更被重视,指涉信号弱的教育领域后被或不被重视。
一旦初中教育领域频频遭遇“先被或更被重视”遮蔽“后被或不被重视”的现象,就可能导致相关政策执行者的政策理解度降低,政策执行力削弱,更不可能引发创造性政策执行行为的发生。
丹尼尔·贝尔早就指出:
“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
”如果身处弱势的初中尤其是农村初中、边远初中、“城中村”初中,在政策扶持中缺少特别的关照与关怀,要想让初中教育与其他优势学段一起尊严地、同步地发展,充其量只是一种虚拟。
而说到底,政策执行中的心理场变异过程往往正是某种相对剥夺感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曾用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描述过相对剥夺感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
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
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一旦相对剥夺感这一复杂的社会心理衍生为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诸多行为,如抵触、退却、淡漠等,对初中教育真正获得综合性、改革性、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发展将是极为不利的。
内涵提升
教师的制度制约与群体力量
真正实现初中教育综合性、改革性、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发展,必须走内涵提升之路,而没有作为内涵提升关键性内核的初中教师这一变革力量的参与,一切都会止步于资源配置的前提性要素与政策扶持的行政性推力面前。
对初中教育的诸多研究更表明,初中教育在义务教育、基础教育中的薄弱之弱,归根结底,是作为初中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承担者的教师群体的整体薄弱。
不妨以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初中获奖项目为例。
全国共评出特等奖2项,初中0项;一等奖48项,初中3项,占比仅为6.25%;二等奖367项,初中22项,占比仅为5.99%。
再看地处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初中特级教师占比情况。
在江苏第九批到第十二批特级教师四次的平均占比中,高中累计占比46.66%,小学累计占比27.91%,初中累计占比仅16.67%,虽然在这其中初中的占比数逐年有所上升。
制度制约带来初中教师的基本生存焦虑
不可否认,初中教师发展与上述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因此就有两个问题必须提及。
第一,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凭空奢谈初中教师发展。
笔者曾在《中国百余年基础教育初中发展之师资检视》一文中阐释过这一问题,故不再赘述。
第二,不能脱离作为政策规范形态的制度的制约凭空奢谈初中教师发展。
譬如与农村初中教师发展密切相关的工资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我国一直使用并延续1956年制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并未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情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农村初中教师的工资水平也相应未发生什么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工资制度历经三个阶段:
一是从1985—1993年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二是从1993—2006年的以“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为参照的工资制度;三是从2006年至今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而在每一个阶段中,初中教师尤其是农村初中教师都会遭遇诸多基本生存焦虑甚至生存危机,这对初中教师整体发展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教师发展自身所需的精神跃动与合力共生
承认资源配置的前提性要素与政策扶持的行政性推力对初中教师发展的制约影响甚大,并不表明只要解决了资源配置与政策扶持问题,教师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此处更想强调的,不是教师发展与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之间的简单关联,而是教师发展对资源配置和政策扶持的内在深化与活化,这种内在深化与活化是通过教师自身的发展、教师群体与校长群体的共生发展以及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的共生发展实现的。
这一问题似乎再熟悉不过,但细究起来却又有几分陌生,也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有琢磨的意味。
第一,作为内涵提升关键性内核的教师群体发展需要自身成为责任担当者与精神跃动者。
或者说,教师源自内心的有意识的发展需求,是教师群体整体发展的原动力所在。
这种责任担当与精神跃动的共性特质是:
并不排斥自身的利益获得,但其职业责任更为强烈;并不放弃发展机遇的青睐,但其教育担当更会相应增强;虽然在事业上已有所成就,但始终是精神追求的跃跃欲试者与思想躁动的不安分者。
如此,无论学校发生什么变化,无论教师发生调离也好、抽离也好、被补缺也好,都无法动摇某种植根心底的职业信念。
这里教师自觉的教育反思尤显珍贵。
第二,作为内涵提升关键性内核的教师群体发展需要另一个重要群体——校长群体的力量凝聚。
作为学校领军人物的校长与校长群体就是学校的“魂”之所在,校长的资源能力、组织能力、人脉能力对学校的发展固然重要甚至相当重要,但校长信念、理念和魅力对在物质激励机制愈益不显优势的当下,如何集聚教师群体能量,提升教师群体整体素质、向上精神、责任意识,似乎显得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二战时期的丘吉尔堪称楷模。
他那种“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
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的信念,那种“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的气势,如同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所说:
“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
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
”若以此类推,校长群体的“力”就是教师群体的“力”的铸造之力,二者之间的合力共生才能带来教师群体的深层发展。
第三,作为内涵提升关键性内核的教师群体发展还需要另一个重要群体——学生群体的成长相伴。
学生是所有教育教学行为终极目标的落脚点,不能想象,一个对学生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缺少解读的教师群体,能够获得综合性、改革性、可持续性意义上的发展。
但事实上不少教师甚至特级教师,当问及研究不研究学生时总面有愧色或闪烁其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寒心。
从相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质量分析报告中可以发现,值得反思的地方同样很多。
例如,在“八年级学生对教师是否信任”的测试题中,五个问题之一的“我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的选项得分,较之其他四个问题(即“老师很信任我”“我愿意在老师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点”“当我遇到学习以外的困难时会想到寻求老师的帮助”“老师鼓励我表扬我”)的选项得分,分值是最低的,而得分最低的这一选题,恰恰是五题中最能体现学生是否信任教师的。
在因材施教的调研中,“老师会给我们布置不同的学习任务”一题,“从不”的分值为最高。
与之相对应,教师能给学生布置不同的学习任务、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自己编写习题中,“有时”的分值同样较高。
从中可以看出,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研究、沟通、互信的差距还相当之大。
其实,关注学生如何成长,关注学生可能如何成长,关注学生现实如何成长,也就是关注教师自身和教师群体如何成长、可能如何成长、现实如何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师群体的发展与学生群体的发展息息相关,离开对学生的研究关注以及与学生群体的相伴相生,教师与教师群体的发展难逃虚发展、伪发展、非发展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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