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注解及导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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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注解及导读

1、关于“四书”的资料

朱自清：

《经典常谈·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

“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

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

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

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

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

怎么说将来用得着？

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

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

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

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年）起的。

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

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

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

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①。

《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②。

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

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

他们说：

“《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

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

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

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

”③这里没提到《中庸》。

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

他们在另一处说：

“‘不偏’叫作‘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

《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

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

”④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

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

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

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

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

《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

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

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

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⑤，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

《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⑥，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

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

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

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

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

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

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

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

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

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

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

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

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

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

《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

《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⑦。

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

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⑧。

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

《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

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

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

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

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

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

《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

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

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⑨，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

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

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

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⑩；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

所以儒家只称“亚圣”，次于孔子一等

。

《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

《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地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

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

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

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

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

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

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

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

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

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

《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

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

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二七四—二八九）。

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

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注释：

①  九经：

《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

十三经：

《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②《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顒《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

③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

④⑤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

⑥朱子《大学或问》卷一。

⑦《孔子世家》。

⑧《中庸或问》卷一。

⑨《公孙丑》。

⑩《滕文公》。

《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

2、关于《大学》的导读材料：

梅贻琦：

《大学一解》　

大学一解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

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

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

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

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

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

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

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

《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

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

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

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

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

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

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所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

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

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

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

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

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

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

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

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

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

孟子有云：

“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

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

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二方面，既为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则其所恃者厥有二端，一为教师之树立楷模，二为学子之自谋修养。

意志须锻炼，情绪须裁节，为教师者果能于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工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者大抵即为此两方面之品格教育，而与知识之传授不相干也。

洽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虽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称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不办。

孟子有曰，“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曰根于心者，修养之实，曰生于色者，修养之效而自然之流露；设学子所从游者率为此类之教师再假以时日，则濡染所及，观摩所得，亦正复有其不言而喻之功用。

《学记》所称之善喻，要亦不能外此。

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果具备此条件否乎？

曰否。

此可与三方面见之。

上文不云乎？

今日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者仅为人格之三方面之一，为教师者果能于一己所专长之特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为明晰之讲授，作尽心与负责之考课，即已为良善之教师，其于学子之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此种生活之见于操守者，殆有若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历年既久，相习成风，即在有识之士，亦复视为固然，不思改作，浸假而以此种责任完全诿诸他人，曰“此乃训育之事，与教学根本无干。

”此条件不具备之一方面也。

为教师者，自身固未始不为此种学风之产物，其日以孜孜者，专科知识之累积而已，新学说与新实验之传习而已，其于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固未尝一日讲求也；试问己所未能讲求或无暇讲求者，又何能执以责人？

此又一方面也。

今日学校环境之内，教师与学生大率自成部落，各有其生活之习惯与时尚，舍教室中讲授之时间而外，几于不相谋面，军兴以还，此风尤甚；即有少数教师，其持养操守足为学生表率而无愧者，亦犹之椟中之玉，斗底之灯，其光辉不达于外，而学子即有切心于观摩取益者，亦自无从问径。

此又一方面也。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至学子自身之修养又如何？

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

《大学》八目，涉此者五，《论语》、《中庸》、《孟子》所反复申论者，亦以此为最大题目。

宋元以后之理学，举要言之，一自身修善之哲学耳；其派别之分化虽多，门户之纷呶虽甚，所争者要为修养之方法，而于修养之必要，则靡不同也。

我侪以今日之眼光相绳，颇病理学教育之过于重视个人之修养，而于社会国家之需要，反不能多所措意；末流之弊，修身养性几不复为入德育才之门，而成遁世避实之路。

然理学教育之所过即为今日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今日大学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为个人之修养，此又可就下列三方面分别言之：

　　一曰时间不足。

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学生于不上课之时间，又例须有多量之“预备”功夫，而所预备者又不出所习学程之范围，于一般之修养邈不相涉。

习文史哲学者，与修养功夫尚有几分关系，其习它种理实科目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犹木工水作之习一艺耳。

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

何以故？

曰，无闲暇故。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

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节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付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今学程之所能加惠者，充其量，不过此种种自修功夫之资料之补助而已，门径之指点而已，至若资料之咀嚼融化，门径之实践以致于升堂人室，博者约之，万殊者一之，则非有充分之自修时间不为功。

就今日之情形而言，则咀嚼之时间，且犹不足，无论融化，粗识门径之机会犹或失之，姑无论升堂人室矣。

　　二曰空间不足。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此又近顷大学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

《大学》一书尝极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

不欺人易，不自欺难，与人相处而慎易，独居而慎难。

近代之教育，一则曰社会化，再则曰集体化，卒裹Z舍悉成营房，学养无非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之教亡矣。

夫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乃仅就智识之切磋而为言者也；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

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法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浸假而无复和情绪制裁与意志磨练之为何物，即无复和《大学》所称诚意之为何物，充其极，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

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由来有渐，实无足怪。

大学一书，于开章时阐明大学之目的后，即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今日之青年，一则因时间之不足，再则因空间之缺乏，乃至数年之间，竟不能如怕黄鸟之得一丘隅以为休止。

休止之时地既不可得，又遑论定、静、安、虑、得之五步功夫耶？

此深可虑而当亟为之计者也。

三曰师友古人之联系之阙失。

关于师之一端，上文已具论之，今日之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之空气之中，所与往还者，有成群之大众，有合夥之伙伴，而无友。

曰集体生活，又每苦不能有一和同之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之集体，于是人我相与之际，即一言一动之间，亦不能不多所讳饰顾忌，驯至舍寒喧笑谑与茶果征逐而外，根本不相往来。

此目前有志之大学青年所最感苦闷之一端也。

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今则一己之努力既因时空两间之不足而不能有所施展，有如上文所论，而求友之难又如此，以何怪乎成德达材者之不多见也。

古人亦友也，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皆古人也。

今人与年龄相若之同学中既无可相友者，有志者自犹可于古人中求之。

然求之又苦不易。

史学之必修课程太少，普通之大学生往往仅修习通史一两门而止，此不易一也。

时人对于史学与一般过去之经验每不重视，甚者且以为革故鼎新之精神，即在完全抹杀已往，而创造未来，前人之言行，时移世迁，即不复有分毫参考之价值，此不易二也。

即在专考史学之人，又往往用纯粹物观之态度以事研究，驯至古人之言行举措，其所累积之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之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之化石骨殖无殊，此种研究之态度，非无其甚大之价值，然设过于偏注，则史学者与人生将不复有所联系，此不易三也。

有此三不易，于是前哲所再三申说之“以人鉴人”之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之青年修养之一道亦曰即于恍秽不治矣。

学子自身之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三端也。

以上三端，所论皆为明德一方面之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然则新民一方面又如何？

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

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

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

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

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

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

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

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

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

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

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

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

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

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

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难之者曰，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

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

一曰大学之研究院。

学子即成通才，而于学问之某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

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

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

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

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

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于所谓“经验之学校”中，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卒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

始恍然于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

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

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曰出身者，亦曰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

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

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至第二年而分院系，则其所据为专之原则。

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此不足之最大原因而显而易见者。

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

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已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从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

近年以来，西方之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