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审美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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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放审美文化

姚文放审美文化

【篇一：

姚文放,审美文化】

【英文标题】problemsandsolutions:

contemporaryaestheticculturestudiesintwentyyears

【作者简介】李红春，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李红春（1975—），男，山东德州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内容提要】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的历史。

这期间不仅实现了知识的有效积累，也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向度。

在研究内容上，对核心概念、基础理论进行了阐发；对当代审美文化文本、现象进行了历史梳理与多元阐释；对当代审美文化热点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争鸣。

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文化批判”、“语境化的权力批判”、“价值中立”和“形式分析”等概念，表现出鲜明的方法论自觉意识。

但是，已有研究还存在耽于理论阐述、弱于现象深描，用道德愤慨压制学理分析，误置批判对象、有意避重就轻，以及非此即彼、非假即真的斗争思维等问题。

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亟需在视野上从文化学拓宽到社会学，在方法上实现“价值中立”与“权力批判”的结合，而对自我学术立场的提前清理也是保证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合理有效的关键。

researchesoncontemporaryaestheticculturehavebeenconductedfortwentylongyears.astotheresearchcontent,thekeyconceptsandbasicthoerieshavebeenexplained,thecontemporaryaestheticculturephenomenones,analyzed,thehotissues,discussedeffectivly.astotheresearchmethod,manyconceptshavebeenproposed,suchas“culturalcriticism”,“contextualizedpowercriticism”,“valueneutrality”and“formalanalysis”.however,therearestillmanyproblems,suchasindulginginexplainingtheoriesbutignoringphenomenon,pressingtheoreticalanalysisbymoralindignation,andmisplacingcriticalobjecttoavoidthekeypoints,andsoon.inthecontemporarysocialcontext,contemporaryaestheticculturesdudiesshouldconvertitsviewfromculturologytosocialogyandcontact“valueneutuality”with“powerciticism”.

【日期】2013-06-28

【关键词】审美文化/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价值中立/权力批判aestheticculture/contemporaryaestheticculturestudy/valueneutrality/powercriticism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已经跨过了60个年头。

尽管这在时间跨度上并不算长，与5000年的古代相比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

但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这60年却是中国社会真正发生沧海桑田般巨变的伟大时代。

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种族、人性和心理的各种因素和矛盾空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也在诸种因素的裹挟和自由人性的顽强表达中呈现出广泛、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

说其广泛，是因为这种变化遍及大众审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到休闲娱乐的不同方式，再到衣食住行的细枝末节，甚至于体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都表现出空前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说其深刻，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之中，其生产方式、性质形态以及价值功能等都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嬗变，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大众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和消费心理等层面的种种嬗变。

说其复杂，是因为在这60年间审美文化总是自觉或被迫地介入到空前激烈的政治与经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生活与艺术、精神与物质、封闭与开放等一系列对立因素的冲突之中，其面貌、性质和身份往往变得无从辨认。

尤其是“审美意识形态”、“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身体美学”、“文艺消费”、“文化霸权”、“审美权力”和“生活审美化”等新概念、新命题的提出，进一步表明审美文化与其他因素的缠绕已经从外部走向内部，其独立纯粹、超然物外的特性已经被消解于众语喧哗、权力交织的人间世。

当代审美文化的社会功能在当前更加丰富、更加多元。

它不仅在微观上关系到个体审美的实现和私人权益的拓展，而且也在宏观上关系到民族身份的构造和国族形象的想象；它不仅已经参与到反对文化霸权、促进文化交流的事业中，而且也成为提升经济结构、助推政治民主的重要社会力量。

当代审美文化正是借其在性质和功能上的种种变化与提升，成为当代学者关注现实社会、反思审美内涵、追思人生志趣和建构民族文化的重要文化镜像和事件。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思想活跃、关注现实并富有批判精神的中青年学者聚集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周围，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同时，也有不少学养深厚的老年学者加入这一行列，为这一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研究领域赋予了理性深度和多维视野。

时至今日，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有20余年的历史，涌现出大量颇富创见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经过了现代学术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化与提升，因此无论是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方法的更新上，都实现了学术知识的有效积累，为美学研究打开了新向度。

当然，既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许多亟需克服的问题，而这需要进一步探寻、拓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策略与途径。

一、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进行界定和阐发。

这主要包括审美文化的内涵、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意义、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性质与功能、审美文化研究的范围与策略、审美文化与文化学、美学的关系等等。

与此相关的著作有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聂振斌主编的《艺术化生存——中西审美文化比较》、姚文放的《审美文化学导论》、王德胜的《美学与文化论集》、林同华主编的《审美文化学》和易存国所著的《中国审美文化》等。

相比较而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各类期刊中展开，其中又以朱立元、姚文放、陈炎、陶东风、周均平、王德胜、肖鹰、张法、张晶、王一川、陈雪虎等人最为活跃。

毫无疑问，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仅可以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宽广的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提供坚实的理论平台。

很显然，对于这些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把握不仅需要对正在发生着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有直接、深刻的体验把握，还需要有融会中西方美学理论并进行创造性提升的能力。

从既有的成果来看，当代学者能普遍结合当代文化情境、立足美学发展前沿，积极深化审美文化的感性内涵，拓展审美文化的包容范围，强调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倡导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介入性、批判性和可操作性，极大地提升和强化了理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知识有效性，为把握当代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有些概念和命题，学术界至今未达成共识。

如对“审美文化”这一概念，有学者将其视为人类文化发展到现代的新形态，“审美文化是人类发展到现时代所出现的一种高级形式，或曰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把艺术与审美诸原则（超越性、娱乐性以及创造与欣赏相统一等）渗透到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①，而另有学者坚持认为“审美文化”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它指涉的对象却并不限于现代，而是指向人类历史所有时代或时期的审美和艺术，审美文化也并非文化的全部，而只是文化的一个类别②；有学者依据审美文化的当代变迁，张扬审美文化的感性品质，并力图将“新感性”确定为当代审美文化的本质规定③，而另有学者依然坚守审美文化的理性内涵和超越品质，并将大众文化排除在审美文化之外④。

再如，对于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属性，有人主张应该将其视为美学研究在当下的现代转型，具有学科重构的重要意义，而另一方则认为审美文化研究只是美学研究系统中一个面向具体审美经验的感性研究维度，还无法在整体上取代美学研究，“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执着于从‘学科建构’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而是应该卸下那份沉重的学术包袱，直接肯定它所带来的那样一种直面现实、关怀现实、介入现实以求得美学的更大价值实现的立场和态度”⑤，如此等等。

对于审美文化研究来说，存在种种分歧反倒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它不仅表征着这一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活跃、开放，同时还有利于将对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为探寻问题真相铺平道路。

第二个主要的研究内容则是对当代审美文化文本与现象的历史梳理、多元阐释和分析批判。

其中，黄力之《中国话语：

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夏之放《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陈炎《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和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等著作对当代审美文化有精深的历史性把握。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滕守尧《公司化社会与审美文化》、王晓平《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概论》、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高岭《商品与拜物：

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高小康主持的城市文化研究书系、李陀等人主持的大众文化书系以及为数更为众多的学术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如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市民社会、地域特征、大众传媒、城市文化、图像文化、青年文化、公司文化、商品文化、数字文化等角度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多元阐释和立体分析。

从总体上看，尽管这些研究对“当代”这一审美文化发展阶段的起讫时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建国以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有的则认为应当从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算起，但是，这并不妨碍相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就广度而言，对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几乎涉及审美文化的各个门类，既包括传统的文学、绘画、舞蹈和戏剧等，也包括流行音乐、影视艺术、行为艺术、网络艺术和装置艺术等门类。

就深度而言，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审视视角已经从传统的社会、政治维度，深入到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和传播学等层面；而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思考方式也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线性思维，而是更多地借用多维立体的网络结构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动态考察。

这一多维立体网络既表现为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叠加起来的时间纬度，也包含由中国和西方交融而成的空间维度。

这样一种还原历史复杂性的深度研究，使得当代审美文化中的“现代性”、“主体性”、“世俗化”、“消费化”、“图像化”等主题得到了更为充分的阐释。

可以说，这些兼具广度与深度的研究对人们更好地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理解日常审美生活和探寻人类文化心理有着巨大的助益。

对当代审美文化具体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构成了第三个主要研究内容。

这些讨论集中于审美文化的当代性、审美概念的内涵、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重申文艺学的边界、文学性是否存在、经典的解构与再造、大众文化的身份、身体写作的价值、人民美学的可能性、当代审美文化的感性意义和视觉化转向等问题。

可以说，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所讨论的这些问题直接切入到当下大众审美文化活动的第一现场，也是对文学艺术、文化格局在当前社会深刻变化的即时把握，而美学在当代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⑥。

在新时期，“审美”这一概念之所以在内涵上充满争议，不仅与感性力量的解放及其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的冲击有关，也与人们对感性与身体的复杂态度相关。

文艺学边界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则不仅与审美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有关，也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对高雅文化的颠覆有关。

“在技术和市场强大的冲击下，美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

一方面是审美媒介的更新，一方面是审美向日常生活的扩散。

原本处于中心地位的纯文学、纯艺术，在今天的审美实践中越来越边缘化。

是适应时代的变迁，拓展学术视野，还是坚守传统学科体制的阵地，这便是所谓‘学科边界’之争。

”⑦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人民美学”之所以被重新提起，则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民众利益受损、“当前资本全球化以及社会分化”⑧等背景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其他论题如经典的结构与再造、身体写作、视觉文化等问题也无不关联着现实文化变迁中最为敏感的神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治、商业、网络、传媒等社会力量的裹挟下，文化艺术版图已变得空前丰富和复杂，不同的价值态度和话语方式像万花筒一般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内在冲突和不断嬗变。

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也在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分层甚至断裂，大众一方面享受着由传媒技术所带来的审美文化盛筵，穿梭于由传媒视像构建起来的审美乌托邦，释放着多元化的快感和欲望；另一方面又倍感挫折，体验着由权力和资本在审美活动领域所制造的种种壁垒和隔膜，而审美领域的秩序实际上也正是社会秩序的一个全息缩影。

奠基于审美实践和日常体验的当代审美文化问题必将是充满活力的，而在对这些问题甚至称得上激烈的论争中，则不仅彰显出当代学者介入现实、关注社会的知识立场，也表现出研究者抽丝剥茧、探寻论题内在肌理的学术精神。

美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很有代表性。

这一论题由陶东风、王德胜等学者提出，用来描述当下大众生活正在经历着的一场以感性化、消费化和图像化为特征的审美化浪潮。

该论题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一大批学者加入争鸣队伍。

争鸣在两个层面进行。

一个是就现象本身展开层层追问：

这包括论题的本土适用性问题，是源自于本土关照，还是舶来于西方话语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主体问题，是普罗大众的，还是权贵阶层、中产阶级的⑩；审美化中的“审美”属性问题，是肯定其感性属性，还是坚守其超越品格等等（11）。

另一个则进一步深入到价值层面进行反思：

研究者对该思潮应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是客观描述，还是积极肯定，抑或是批评否定（12）；这些不同的研究态度，是否以及如何对应着研究者本人在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归属（13）；在研究者本人无法摆脱阶层意识影响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研究更有学术价值等等。

从现象分析到价值争鸣，再到对研究者本人学术立场的考察，这一系列转换与递进将该命题所包含的深刻社会意蕴揭示得很充分。

实际上，在对其他论题如身体写作、人民美学、经典再造和视觉文化等问题的讨论中，参与争鸣的学者也能将论题联系到社会生活肌体，去阐释其深刻意蕴。

尽管在争鸣中也存在穿靴戴帽、相互攻讦的现象，但总的来看，都能以严肃的态度投入争鸣，维持了争鸣品格的纯正性。

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内容实际上远较上述三个方面丰富。

诸如对地域审美文化的考察、对少数民族审美风情的描述、对中西审美文化思维方式的探悉以及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工业化利用等也在当代审美文化的研究范围之内。

这些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突出的实践意义。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美学研究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自觉而多元的研究方法

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发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这也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方法意识和价值立场的时期。

很多学者在着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之前都对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有过细致梳理和认真阐释，目的是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有效性。

当然，由于学术背景和研究态度的不同，学者们所提出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也各有特色，不尽相同。

这些研究方法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以“批判”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其代表为姚文放和王德胜两位学者。

姚文放涉入当代审美文化研究领域较早，也有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并提出了“文化批判”这一研究方法。

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姚文放首先强调不能将“批判”混同于“批评”，而是应该在学术求真的意义上将其理解为“对于当代文化的一种分析、梳理、考察和反思”（14）。

其次，文化批判并不是单纯的否定，也是一种构成和建设。

它依据文化的规范如“文化的健全性、合理性和生长性”，而不是政治概念和道德规范，对当代审美文化作出判断，以便达到更新文化的目的。

王德胜也主张将一种“批评的观念”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主导意识。

在王德胜看来，这种批评的观念并不是来自于理论的空想，而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需求。

它所应对的是人类现实生存正走向一种以感性力量极端扩张为内核的审美化状态，而这显然需要来自理论层面的校正纠偏。

此外，与姚文放相同，王德胜也强调这种批评并不仅仅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建设力量，“揭示着某种完善性建设的方向”，“为当代社会、当代人提供文化策略的意义”（15）。

尽管这两种方法在术语上不尽相同，也强调研究的学术求真意义，但在精神实质上这两种方法依然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色彩，前者主张用信仰、信念、理想去照亮人们的文化活动，后者暗示用价值意识、理性光芒去批判极度扩张的感性力量，这都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介入意识。

第二种是由陶东风提出来的可以概括为“语境化的权力批判”策略。

这一策略尽管所突出的也是一种批判姿态，但在批判策略、旨趣与对象上却有独特的理解。

其中的“语境化”是指在运用西方理论对本土经验进行分析时，要注意对该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与有效性进行认真的质疑与反省”（16）。

在陶东风看来，如果不加辨析地将西方理论的观点和态度套用在本土经验上，就会犯下语境误置的错误。

这将不仅意味着研究失效，甚至会使研究沦落为霸权的工具。

就此，陶东风结合大陆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自由主义话语和民族主义情愫等理论概念的误用误解，重申了“语境化”的重要性。

与“语境化”这一关键词相比，“权力批判”这一概念更能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精神实质。

在陶东风看来，“批判”也应该是文化研究或者说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这一点他与姚文放等人一致。

但是对于批判的对象，陶东风则有更为具体的规定和明确的指向，这就是“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17）。

在我国当前的学术体制和研究环境中，像陶东风这样直接将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作为批判对象的研究者还很少见。

这种自觉认同于民间立场并与各种霸权力量相对抗的学术取向，不仅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表现出一种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才能看到的政治意识和学术勇气，而且也具有学术上的重要价值，有利于将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从表层皮相引向内在肌理和深层结构。

当然这种以权力对抗为旨趣的研究方法如操作不当，也会出现将复杂问题大而化之的简单化倾向；同时，为民所代之言也很容易受到个人价值观的改写，从而导致研究的失真。

第三种研究方法与前几种有根本的不同，它不再强调价值观念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是认为价值因素的介入反倒会使学术研究失去客观求真的性质，因此主张一种“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提出这一主张的学者有陈炎、傅瑾等人。

尽管这一学术态度并不是特别针对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出来的，但却贯穿在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中。

“价值中立”的核心在于要求研究者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应主动摆脱个人的价值偏好，哪怕这些价值以自由、民主、博爱、集体、民间等话语为内容，而代之以冷静的、健康的、实事求是的心态（18）。

在陈炎看来，尽管在人文领域也许无法摆脱个人世界观的影响，很难真正达到价值中立，但是研究者却不能不为此而努力。

这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是就知识领域的学术求真而言，一旦放任价值偏好的渗透，则很有可能使学术研究堕落为意识形态宣传，人文研究也就无法达到它的科学性；另一个是就价值领域的个体实践而言，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取代别人的价值观念，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系统”（19）。

从表面看来，这种不作价值评判的研究态度似乎有逃避现实责任的嫌疑，但是，在价值领域与知识领域有着明确分野的现代文化格局中，这种超然的研究态度不仅更具现代意识、人文精神，而且也更有利于发挥和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实践价值。

在放弃对研究对象作价值评判之后，这种研究则主要致力于对当代审美文化深层结构的揭示，并在社会背景与审美表征之间建立起一种阐释关系。

此外，张法所主张的“形式分析”，无论是就他所说的“纯形式分析”，还是“文化形式分析”，也表现出放弃价值判断的研究倾向，注目于“各审美领域与文化的具体关联和定位”，并主张“进行社会学的调查、抽样和统计，以对形式分析的结果进行多种背景的印证”（20）。

不过在“价值中立”与前述的权力批判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甚至还有互补的可能。

对于大众的审美文化活动，研究者的确不能越俎代庖，不能用个人趣味压制大众的多样化选择；但是，当大众进行自由审美的文化空间受到商业操纵或者权力压制时，也需要研究者对造成审美异化的各种因素进行揭示，展开批判。

当然，研究者在这时已经从认知领域跨入到了实践领域。

从上述研究态度与方法可以看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更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对“审美”展开分析，而不是相反。

这种研究不再将语言修辞、形式构造和叙述技巧等审美元素作为分析的重点，而是更愿意在由经济、权力、社会、象征等各种资本交织起来的文化网络中对各种艺术作品和审美现象进行文化分析。

研究视点的这种转变有利于考察当代审美文化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等级秩序和深层结构，也有利于使研究兼具公共舆论的性质并产生相应功能。

对于这种侧重文化分析的研究，也有学者表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是对审美感受性内涵的背离，仅只满足于逻辑、道德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抽象演绎，由此“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21）。

这一批评实际上有求全责备之嫌，正像审美辨析无法囊括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分析也不必非要处处考虑审美内涵。

况且，文化研究并不就是要取代审美分析，而是要进一步拓宽对审美对象的研究视野而已。

三、四种不良的研究倾向

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趋向于丰富、系统和深入的途中，也出现了不少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关注和了解，有利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在整体水平上的提高。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耽于理论阐述而弱于现象深描。

从事当代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具有深厚的西学修养，对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理论话语十分熟悉，这显然有利于深化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清除中西方学术交流在理论上的障碍。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与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和文化学等相关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几乎囊括了西方的所有学术思潮和流派。

最近几年，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渠道的进一步通畅，许多二线、三线的西方学者及其著作也开始被介绍到国内，这就进一步拓宽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

但是，对于因为长时间闭关锁国而患上深度理论饥渴症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些蜂拥而至、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也很容易让人方寸错乱，患上理论依赖症。

事实也的确如此。

在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对理论思辨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现实审美状况的关心，这就很难沉下心来去体会、把握现实审美世界的每一次脉动和呼吸。

即便是从体能精力上考虑，阅读有限的理论著述似乎也比考察丰富繁杂、流动变迁的审美文化现实轻松得多。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将理论凌驾于现实必然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后果。

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或者以穿凿附会的方式用理论剪刀对审美现实妄加剪裁、任意切割，罔顾审美现象自身的内在肌理和结构；或者以夸夸其谈的做派无休止地炫耀理论武器，当需要对审美现象作具体分析时却一笔带过，如蜻蜓点水，不留痕迹。

在这里，本应被置于研究中心的审美现实和文化现象仅仅成为空头理论的脚注和思辨乐趣的附庸。

对于这种不良倾向，也有学者借对当下文艺批评的反思之机有过精准的概括：

“既脱离第一现场，又不在第一时间，只凭大脑、凭学识、凭量的堆积，而丢弃心灵、丢弃情怀、缺少真诚与责任。

批评成了观念的跑马场，套话连篇，术语满天，自我缠绕，空心喧哗。

”（22）很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