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市场源流考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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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市场源流考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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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市场源流考
李向民
本文所述之“艺术市场”主要指狭义的ARTSMARKET,专指美术市场,包括书法市场、绘画市场、工艺品市场、雕塑市场。
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艺术样式不同,因而艺术市场的内容也自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较为原始的艺术市场无论是内容还是市场机制都是单一的、初级的;较为晚近的市场则显得复杂的多。
一、艺术品是最早进入市场的人类产品,中国工艺品市场发轫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期。
人们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艺术商品的出现只是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以后的事情。
其实大量的考古材料和人类学研究成果表明,工艺品是人类最早的私有财产之一,工艺品也是最早进入市场的劳动产品。
在中国,远离海滨的青海西宁、乐都等地都曾发现有随葬的贝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较普遍地发现了一些非本地出产的玉石、象牙原料等物品,甚至还出现了雕刻精致的透雕象牙梳和透雕象牙筒,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象牙雕刻品。
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许多琢磨和雕刻都很精致的玉石玛瑙制品近300件。
其中一个墓的随葬品达32件。
吴县草鞋山等遗址也都出土了大量的玉饰。
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陈绍闻和叶世昌两位教授认为,根据上述材料,“可见当时已有以交换为目的的制玉业,它们是墓主人通过交换获得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第3页)。
而地质学家的研究也说明,南京和吴县本地均不产玉石,这些玉饰的来源自然也可能是由于战争掠夺、迁徙等原因带来,但结合另一些大量商品生产的例证来看,它们更可能是对外交换的结果。
最早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的,不仅有装饰性工艺品,而且还包括一部分实用性工艺品。
如河南偃师滑城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汶口文化富有特征的陶器,就是一个早期的例证。
既然这些工艺品被当作商品在氏族间进行交易,那么就不应该仅限于一些偶然的、个别的的行为。
有商品交换就必然导致商品生产的产生。
由于艺术品(这里主要是工艺品)被作为换取其他氏族的、物质资料的手段,那么大规模的商业性艺术生产也就在所难免。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中,考古学家证明了创造这些文化的部落中,都有人用玉和玛瑙成批地制作璜、璧、管、坠、珠、镯等饰物。
最为典型的是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
在这里,人们发现了成坑的半成品玉器和材料,数量相当大。
用这些玉材精工磨制成仿生产工具的斧、锛、铲、刀等礼器,表面光润,厚仅0.2~0.5厘米,有的还刻着纹饰;相当美观。
如此之多的玉器和玉材显然不是留给本部族用的,而是为了交换。
至于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精美竹器也属同样情况,如林耀华教授所说:
“这些竹器如此的集中的存放,也可能是当作商品交换的。
”(《原始社会史》)
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市场的产生大致是在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23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占据较大的份额。
尽管今天看来,这种市场形式极为低级,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其历史意义。
二、西周的“伪饰之禁”和工艺品礼器化,使艺术市场的发展暂时停顿。
原始公社瓦解后,中国进入夏商西周时期,这一时期王权初步确立,艺术品礼器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出于非经济的原因,艺术品交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周礼•地官下》载,当时规定:
“凡市伪饰之禁,在民都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郑公注云:
“所以俱十有二者,工不得作,贾不得粥,商不得资,民不得畜。
”那么具体有那些不能上市呢?
《礼记•王制》云:
有金璧玉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
这些“不粥于市”的物品多属于工艺品,但由于它们的使用是礼制的主要表现,因而不能随意制作和交换。
除了这些礼器以外,周代还有所谓的“伪饰之禁”,《礼记•月令》曰:
“百工咸理,监工日号:
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注:
“淫巧,谓伪饰不如法也。
”这里所谓“伪饰”实际上就是指加入过多的人工进行雕琢加工的产品,工艺品自然是“伪饰”之物,焉能不禁?
那么,周代又何以连一般的工艺品制作及交易也要禁止呢?
《周礼•地官下》在谈到“司市”的职责时就有一条为“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郑玄注云:
“物靡者,易售而无用,禁之则市均。
”贾公彦疏云:
“司市出政令而禁其物货细靡者,但物货细靡人买之者少而贱,使市贾不平,令禁之则市场均平,故云均市也。
”看来,西周禁止生产出售侈靡淫巧之物主要是为了维持市场价格均平。
因此,西周的工艺品市场在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下,已大大萎缩,中国艺术市场首次出现停顿。
三、春秋战国工艺品市场复苏,出现工艺品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艺术市场在经过一段沉闷之后,再次活跃起来。
这自然与当时政局混乱、战争频仍所带来的统治削弱有关,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市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另外,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也对艺术市场的复苏造成了积极的影响。
当时人们已在口语中、十分习惯用经济价值来表述工艺品的珍贵程度,诸如“千金之玉卮”、“千金之剑”、“千镒之裘”、“百金之剑”之类的提法经常出现。
至于各国各色人等出于不同的动机参与艺术品买卖的情况更为普遍;昭鱼曾劝楚王买五双饰耳之玉,晋将韩起向郑国人求购玉环,……更重要的是,由于工艺品市场发达,专营此道的商人也大有人在。
吕不韦父亲说经营珠玉制品可获百倍的利润,足见工艺品市场利益不菲。
《韩非子》曾记述了一位珠宝工艺品商人的事:
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
监止子设法以百金购得璞玉,稍事修治后,即以千溢之价卖出(案:
溢同镒,一镒亦称一金)。
可见监止子一次就获得近九百金的商业利润。
由于工艺品市场交易频繁,人们对工艺品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有了一定认识。
豪富陶朱公有一次和梁王谈起家藏两白璧的价格(事见《新序》):
朱公曰:
“……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其泽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
”王曰:
“径上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
”朱公曰:
“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
”
可见,当时人们认为白璧的价格是由“色”(成色)、“径”(大小)、“泽”(光泽)、“厚”(厚度)四者决定的,奇怪的是却忽略了白璧制作过程中的攻玉琢磨之功,也许是这在玉璧的价值构成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四、汉代工艺品市场商业意识觉醒,出现以佣工为主的初级书法、雕塑、绘画市场。
秦汉艺术市场比过去在内容上和规模上都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市场,书法、雕塑、绘画市场都已出现。
工艺品市场是历史最久远的艺术市场,至汉代更加发达。
地方豪强地主商人经营工艺制作业者已相当多,一般手艺人“或作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潜夫论》)也很普遍。
富贵人家的日用工艺品中有不少也求购于市场。
河北满城汉墓发现的一些铜器上,亦有铭文记载了中山王内府的铜器买于市者。
有一则铭文曰:
中山内府,铜鋗一,容三斗,重七斤五两,第五,卅四年四月,郎中定市河东,贾八百。
另一方面,工艺品制作匠和商人的经营意识也相当强烈。
一些私营作坊甚至在铜镜上刻上自我吹嘘的铭文,这实际是中国最早的“商品广告”。
其辞曰: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
叶氏作竟佳且好,明如日月世少有。
吾作明镜自有纪,令人长命宜子孙。
这些广告现在看来似乎太离谱,甚至有点可笑,但在当时这却反映了工艺品市场经营者商业意识的觉醒。
汉代对工艺品市场是否应该存在曾发生过一次大的争论。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一群贤良文学之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贤良文学之士认为工艺品制作、销售劳民伤财,有百害而无一利,“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盐铁论》下同)。
认为应该禁止这种生产:
“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补充。
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
”桑弘羊则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对此进行反驳,他指出:
“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
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騨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狢,采旃文罽,充于内府。
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
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
结果,看来还是桑弘羊的观点占了上方,因为汉代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确实长期出超,输出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工艺品。
据普林尼估算,古罗马每年向阿拉伯半岛、印度和中国支付的货款在一亿赛斯特(Sesterces)上下,约合十万盎斯黄金。
从公元前31年至公元192年的二百二十年间,古罗马因东方贸易而损失的价值约合1930年的一亿英镑。
汉代绘画市场的产生与当时的民俗有关。
汉俗在除夕、元旦之际,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请人画上辟邪消灾的虎,这种工作非有职业画工不可,而工钱是免不了的。
这样的绘画市场只能采取一种“佣画”的形式,即画工自带工具、颜料等去主家作画,收取包括材料费在内的工钱。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雕塑市场中。
汉代厚葬成风,富贵人家多在墓上雕刻作品和建筑,墓道内有壁画和雕塑,因而雕塑匠也很多。
山东嘉祥武氏祠西阙的铭文载“使石工孟乎、李丁卯造此阙,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子,直钱四万”。
给我们贸下了汉代艺术市场的可贵资料。
汉代也是中国书法市场的萌芽期。
这时的书法市场表现为一种与文学市场密切结合的形式,人们对书法的内容与形式并重。
有一些人完全赖书法市场为生。
“梁宗室子孙,而小孤贫,卖书于东平字阳人也。
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后汉书》)更有人因佣书而致富:
有琅琊王溥,王吉之后。
吉先为昌邑中尉,弈世衰陵,及安帝时,家贫不得仕。
及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佣书。
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
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禀。
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
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
(《拾遗记》)
这里虽似有夸大之辞,但也反映了汉代书法市场确实比较兴旺。
实际上,汉代书法市场中的佣书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潜夫论》)。
雇人写字是为了写些祝福之辞,足见书法市场与世俗生活关系之密切。
此外,汉代还有一种近乎书法劳务市场的佣书。
《四体书势》中有一则故事,说汉灵帝时风行楷书,师宜官最有名气。
有时他不带钱去酒家,酒足饭饱以后,“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
从经济过程来看,宜官饮酒而赊账于酒家,然后又以书法作为支付手段,抵偿欠账。
这里书法作为支付手段并不是将书法作品完整地交付给酒家,而是通过一种比较复杂的途径来完成的。
即师宜官在酒家壁上作书法以后,因其书名重于一时,故吸引众人来观。
而字又是写在酒家壁上的,要进其门,就必须饮酒付钱,从而增加酒家的盈利。
而这个利润增量事实上相当于师宜官书法的实现价值,从而有了抵偿赊账的经济根据。
师宜官似乎深谙等价交换的交易规则,因而当他等到有足够的人来看字,并给酒家带来相当于所欠酒钱的利润后,便灭除书迹,以示两讫。
汉代书法市场的产生除与时人对书法的热衷有关外,还与“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文心雕龙》)有关。
一些文艺名流成了世人争相聘请的对象。
书法和文辞号称双绝的一代文宗蔡邕同样也卷入了书法市场之中。
顾炎武说:
“蔡伯喈集中,为时贵原先诔之作甚多。
如胡广、陈实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原先自非利其润笔,不至如此。
……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
”(《日知录》)范文澜教授亦以为,汉家立碑成风,“有技艺的人也借此博得酬劳的财物。
技艺愈高,得酬也愈多,因而各门出专家,各地有名家。
蔡邕作袁满来,胡根碑文,当然为取得润笔”(《中国通史》)。
可见汉代艺术市场尽管交易频繁,但总的说来,仍处于实用的层次,无论是绘画、书法、雕塑,还是工艺制品基本上都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艺术市场自身的特性并不明显。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作品市场成立,绘画市场相对落后,工艺品贩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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