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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如果把学生培养成了专业人士
耶鲁如果把学生培养成了专业人士,就是教育的失败!
来源:
(-耶鲁大学教授评述:
中国教育只能培养最低端的劳动力_今日学堂心理行为教师_新
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作者: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
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
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
为什么这么艰难?
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
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
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
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
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
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
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
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
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
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
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
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
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
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
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
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
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
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
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
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
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
”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
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
有没有考试呢?
初一之前没有考试。
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
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
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
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
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
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
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
“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
”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
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
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
是每个人给一个。
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
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
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
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
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
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
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
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
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
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
——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
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
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
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
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
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
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
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
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
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
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
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
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
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
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耶鲁前校长说:
中国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点评:
今日学堂校长张健柏
(注:
黑色字体是耶鲁校长的原话,蓝色字体是我的点评。
) 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
“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
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
(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指我们国家对于办教育,就像是办工厂一样,而且是低档大路货工厂,以为数量就代表质量,多就是好,大就是强。
像是一个根本不懂“现代企业”概念的愚蠢乡下老板,教育官员们根本不懂得教育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比如我们发了很多毫无价值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大学生扩招,数量全球第一,就有教育官员宣称: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徒惹笑谈。
这都是不懂基本的“教育”概念才会闹出来的笑话)
“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
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
(这就是说,中国所谓的“教师”和“学者”,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而从事这项职业,甚至不是把教育作为“事业”来当教师的。
中国的教师和学者们,只是把“大学职位”当做一个可以混饭吃的职业来做,跟工厂里的工人没什么区别。
实际上由于教师职业在中国不受尊重,且长期以来收入偏低,因此这个“职业”只是一个没有机会获得更“好”机会的国内三流人才混饭吃的行业,很少有真正的教育理想主义者,以及真正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学者来从事教育。
实际上,即是少数有这种理想的人,也会被校方视为“另类”而加以排斥(如上文提到的姚国华等类型的教师在大学里就被边缘化,虽然学生很欢迎,社会影响也很大)。
所以,中国肯定不会有真正的教育。
)
“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
”
(就是说:
中国学校里的校长和各级教育官员们,与国家的其他官员们没有任何区别,所谓的“校长”,并非他有何等人格魅力,懂得何种教育思想,懂得如何办学,而是仅仅代表他是政府任命的一个官员。
与懂不懂教育,做不做教育无关,只要会“搞政治”就行了。
实际上,这些校长们,在学校里很少做真正跟“教育”有关的事情,比如聘请真正的老师,了解和满足真学生的需求,进行真正的教育。
)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
(这句话深刻:
令人惭愧莫名。
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了,可是,在别人的眼里,无情地看破了我们暴发户的嘴脸。
我们的今天从历史上大踏步地倒退,今天没有真教育,没有真文化,更没有教育家。
没有大师,只有大楼,只有一堆靠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换来的票子,以及一栋栋的房子,一批批等着拿个文凭去打廉价工,对真理和智慧毫无兴趣,也没有自己理想的“学生仔”。
这是真正的进步吗?
六十年来,我们培养了几个真正的人才?
中国取得了何种科技和文化上的突破?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教育”水平,不但赶不上民国时期,还不如文革前后)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
(中国的大学缺乏被世界教育界尊重的地位,于是我们的某些“权威机构”,就自己花钱搞一些排名榜来欺骗世人,宣称中国已经有“世界级名校”了。
在别人看来,这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是“在自己家里加冕的皇帝”,缺乏公信力的小丑伎俩。
虽然有关官员们装得道貌岸然的样子,实际上跟小孩子扮家家没什么两样,极为可笑)
“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 (中国教育官员们对于世界批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的论点,居然用“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就是因为中国的大学三十年来培养了大批的现代化人才,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来欺哄世人,可惜别人一眼就看出了笑话:
大约这就相当于山西的煤老板,自以为有了钱,就一定懂得“品味和文化”,花钱买些古董和“世界名牌”来装点自己的“水平”,就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教养的档次”,在别人眼里却是大笑话。
这是无知和狂妄的象征,也是教育精神的彻底失落。
可是悲哀的是:
外国人不上当,中国的家长们则基本都上当,心甘情愿地把孩子未来经济的成功,与应试教育的必要性绑在一起,只能说国人实在太好骗了)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中国的教育缺乏心与心的沟通,师生之间是“知识交易商人”的买卖关系,甚至连“知识交易”都不存在,大学里基本上是“学分交易”,“合法的文凭贩子”,连“知识交易”都没有。
当然会造成师生隔膜。
大学里很少有学生们尊重崇拜的“大师”,只有冷漠的“教授”。
其实不仅仅师生隔膜,我们的学生与学生之间,孩子与亲人之间,都是非常隔膜的。
外国人评论说“中国人非常冷漠无情而又自私残忍”,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根本没有教会我们怎样做一个“人”,怎样互相合作和沟通,怎样互相尊重,甚至我们连“自我尊重”都没有。
中国教育只教会了我们的孩子作一台冷漠的应试机器。
)
“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
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
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 (“计划学术”是违背基本的学术规律的,当然也完全违背真正的教育精神,它是官本位思想控制教育的体现,也是中国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
没有教育部的“管理”,中国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教育-----这就是学术精神,校长治校,教授治校的基本教育原理,也是西方教育充满活力和名校辈出的原因。
可是我们的国民都服从惯了,习惯于让一批其实根本就不懂教育的人来“管教育”,居然认为“很正常”。
至于“园丁”这个我们认为美好的,专用于教师评价的词语,在西方教育家看来,就是一种可怕的教育理念:
骨子里就是不把学生当人,而是当成一个没有感情和意愿的任由宰割的“物件”,可以被“教育者”随意修剪或任意“改造”的对象,缺乏彼此间的人格尊重。
所以中国最善于制造“病梅”。
兰德公司报告说:
“中国人从来不懂得尊重的概念”。
其实从孩子们进入学校的那天,就没有得到过尊重,而只是被“修剪”和自以为是的胡乱“培养”。
所以,学生们长大后,也只会去胡乱“修理”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在内。
还会加上一个很光辉的理由:
“我都是为了你好!
”,就像是“园丁”修剪树木一样理所当然。
而且,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在中国真的能存在吗?
他们毫无疑问成为当权者排斥打击的对象,因为这种人绝对不会去拍马屁,搞关系,所以他们在大学里是“另类”,不可能在官员治校的基本格局下进入“主流”,更惨的是:
他们也得不到“大众”的支持,因为不能提供“好处”,于是只好消失)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
“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宙斯这个希腊神话里的主神,代表的是真理和正义。
这种宝贵的东西,当然要被赶出大学,但也因此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
这是国内有些明眼人早就说了的中国教育四大绝症之一:
教育行政化!
)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
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
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
令人失望。
”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很多人可能不熟悉“犬儒”,这是西方对于物欲主义者的称呼。
你可以形象地认为就是“像狗一样活着的儒生”,为了世俗利益不在意一切原则。
关于中国文科教育的问题,可以参考我的文章【千万不要读文科】系列,他们为什么不敢有理想,为什么善于内部恶斗?
我的文章中也有说明) 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中国教授们热衷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假装是关心教育和学术的样子,其实目的是为了“争面子”和“利益”,从国外学到的一些概念,转眼间就被包装成“教育商品”出售给无知的国人,而不是为了真正的学术追求和交流。
别人心知肚明,也很给“面子”(出于自身修养和礼貌),这就够了。
例子:
国内有很多“蒙氏幼儿园”,使用“蒙氏教具”,可是这些以天使形象出来的“教育商人”,真的懂得蒙台梭利的教育原则和教育精神吗?
) 由于当前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
(我们懂得“职业”和“生活”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懂得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的“生活”吗?
我认为不懂。
现在的家长,每天告诉孩子的就是:
你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
这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
学习不是为了找“职业”,而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和精神品质。
某些家长申请孩子进入学堂的理由是:
学堂教学水平高,孩子将来“有机会考上名牌大学”,还追问我怎样才能保障进入国内或国外“名校”。
我对这种家长非常反感。
我相信学堂的学生肯定会考上好大学,因为他们非常热爱学习。
但是我根本不想理这样的家长,他们根本就不懂学堂的真正价值,把我们看成是另外一所应试教育体制内的“民间应试高手”,才会说出这种非常“犬儒”的话。
他们只会伤害孩子追求真理和积极学习的心,让孩子丧失真正的生活意愿,变成一架实现父母愿望的机器。
可悲的是:
中国的“教育常识”就是如此!
所以中国没有教育,不仅仅是大学官员们的错误) 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
(这是西方教育精神的要点:
教育不是职业培训,而是提升学生的精神品质,而是培养学生对于真理和智慧的追求。
这当然是中国专门培养打工仔的“犬儒教育体系”所不能理解的了。
) 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
(如果教育变成了商人的交易,而并非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出现这些行为,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用最低成本来获得文凭或者职称,成为“教育从业人员”的本能选择) 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 (说得好!
缺乏追求学术理想的教授,只是一个知识工人而已,而且,还是一个喜欢糊弄人的知识工人,当然不值得尊重。
实际上,自尊很强的人,基本上无法进入高校实权人物的“圈子”,所以越是“名教授”,可能越是远离真正学术原则的“官场和关系高手”。
博导,院士,“学科带头人”文章抄袭的消息不断爆出并非偶然。
当然,我们的“知名教授”也会不屑地反击耶鲁校长:
谁稀罕要你的尊重?
尊重到底值几个钱?
我们只关心实惠)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
(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做所为,与“知识分子的良心”毫不相关,与正义和真理毫不相关,但是基本上与“金钱”利益密切相关。
”实际上,我们只有“学店”,而没有学校!
只有“学店伙计”,没有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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