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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
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
[摘要]《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具有双重结构的小说。
从故事的表面看,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弱小人物受欺凌的命运,体现作者对弱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情。
作品的深层结构是作者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生成“隔绝”和“退回内心”这两个命题,而这两个命题最终又形成了得不出结论的“两难结构”。
象征主义的命题在文本中完全被生活了,作品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是高度统一,融合一体。
[关键词]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双重结构;融合
《没有语言的生活》是广西青年作家东西的作品,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小说讲述的是“不正常人”的故事:
父亲瞎,儿子聋,媳妇是个哑巴,这三个残疾人组成了一个加倍的“不正常”的世界。
作者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也不是在创造一个寓言故事,更不是试图去运用现代派的手法,传达出像《等待戈多》之类的荒诞。
作者是用严肃的态度构建起一个我们所知道的日常的现实世界,但是它又具有非现实的成分。
比如,小说里面有大量的逼真的生活化的细节描述,但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处理是模糊的。
按传统小说的写法,作者会把大量背景方面的细节放到情节中去,因为背景的描写越是具体和详细,作品中的事件就越是真实可信。
《没有语言的生活》并没有限定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跳跃了地域文化的限制,这种背景的模糊处理凸现了故事普泛性、寓言性,从而传导出形而上的思考。
但是这种思考又是以扎实的现实性与经验性的叙述为基础的,透过平实的表面叙述的事实,我们才会发现另一个深藏和隐蔽的世界。
所以,小说的叙述是具有双重结构意义的叙述方式。
一、表层结构:
现实主义的叙事
这是一篇很好读的小说,为读者所熟悉的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几乎都可以在它里面找到对应的地方,如线索的单纯、结构的严谨、情节的生动、细节的逼真、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等等,它以一种平易朴实的风格去表达了一个奇特的家庭组合的故事:
农民王老炳在地里劳作时突然遭遇蜂蜇,他的呼救声聋儿子王家宽听不见,最后虽然得救保住了命,却瞎了眼睛。
好心的中医王顺昌要替王家宽物色健全人作媳妇,好让他们的生活方便一些。
挑剔的王家宽却不愿意随便找个女人成家。
失去语言沟通所形成的障碍使王家宽失去与美丽而天真烂漫的朱灵姑娘相恋的机会,他因此愤然割掉自己的右耳。
王家宽后来遇到蔡玉珍。
蔡玉珍虽是个哑巴,但年轻漂亮,心地善良,她与王家宽相濡以沫,结成夫妻倒也差强人意。
不料朱灵的母亲将女儿的死归咎于没有辩解力的王家宽,每天夜里跪在桃树下敲打一只倒扣的瓷盆,向王家发出恶毒的诅咒。
穷不死饿不死的王老炳一家,担心“会被这脏水淹死”,被迫逃离世代居住的村庄。
他们毅然挖掉祖坟造屋,又齐心协力惩治强暴蔡玉珍的恶人。
王家第三代健康地诞生了,他官能健全,凝聚着全家的希望,王老炳就给他取名为王胜利。
王家不甘心他们的下一代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送王胜利上学。
王胜利上学的第一天,带回的却是辱骂自己父母的童谣。
这令他的瞎子爷爷怒不可遏,叫他的哑巴妈妈伤心欲绝。
小男孩王胜利只好退回到原本与世隔绝的世界,来躲避语言的伤害。
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好读了,稍有点文化的人都可以读懂它的基本结构。
里面没有大幅度的时空跳跃,没有意识流,甚至连传统叙述中经常使用到的插叙、倒叙、平叙、补叙等稍微复杂一点的叙事方式也都没有用到,也很少内心独白,心理活动的描述也简洁而通俗,没有偏僻的方言,没有古怪的风俗仪式,整个一个单纯明白的“平铺直叙”。
作品的语言和结构对于读者来说是太熟悉了,都像透明的玻璃,读者能轻而易举地穿过去看到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内容既现实又单纯,读者完全可以轻松的读出作者对残疾人和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完全可以将它理解成一部反映残疾人生存困境和精神痛苦的作品。
这是作品的表层结构。
表层结构很好,故事虽然简单,但所选取的题材很独特,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体现了作者深刻的现实主义关怀。
表层结构的意义也不浅薄,意蕴也颇为丰厚,读者的阅读理解停留在表层结构上也是有所收获的。
二、深层结构:
象征主义的命题
小说的深层结构的生成是因为作者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
象征主义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隔绝”和“退回内心”这两个命题。
没有语言的生活与有语言的生活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隔绝”。
这个隔绝主要体现为瞎、聋、哑的三位一体的家庭和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
如果不是因为王老炳瞎了,隔绝并不十分明显。
聋子王家宽虽然听不见,但是他还能明白别人对赤身裸体的父亲的隐私处的议论,“王家宽发现众人的目光落在他爹的大腿上,他们交头接耳像是说他爹的什么隐私。
王家宽突然感觉不适,觉得躺在床上的不是他爹而是他自己。
王家宽从床头拉出一条毛巾,搭在他爹的大腿上。
”这说明王家宽虽然听不见,但是还能从人们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神里猜出说话的内容,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介入有语言的世界。
真正的隔绝是从王老炳瞎了以后开始,然后因哑巴蔡玉珍的加盟而完善。
瞎、聋、哑三个残疾人被逼到了河的对岸,但是还留着与这边联系的独木桥,直到蔡玉珍被强奸,他们终于决心将与这边世界的最后一线联系拆除了,“他们一边退一边拆木板桥,那些木头和板子被他们丢进水里。
蔡玉珍听到木板咕咚咕咚地沉入水中,木板像溺水的人。
”桥是拆得惊心动魄。
如果“隔绝”这个命题,小说写到这里为止,也还可以理解为残疾人的无奈与伤痛,也还是属于表层结构的叙述,作者的现实主义关怀还是停留在生活层面。
但是他们健全的新一代王胜利最后被迫返回这个残疾人筑起的隔绝的堡垒,自动放弃与“正常人”的沟通,终于造就的隔绝的极端,从而将小说引向明确的形上意义。
“瞎、聋、哑”的三位一体其实是与世隔绝的独立个体,是独立追求自我完善的个体的人对“正常人”所象征的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和抗议,透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理性审视和批判态度。
“王老炳叫蔡玉珍拉住前面的王家宽,他要大家都在河边把脚洗干净。
他说你们都来洗一洗,把脏东西洗掉,把坏运气洗掉,把过去的那些全部洗掉。
三个人六只脚板在火光照耀下,全都泡进水里。
蔡玉珍看见王家宽用手搓他的脚板,搓得一丝不苟,像有老茧和鳞甲从他脚上一层层脱下来。
”这个细节就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激愤。
可以这么说,有语言的“正常人”的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象征,“瞎,聋、哑”的三位一体是追求净化精神世界的个体自我的象征。
“退回内心”是“隔绝”的表现,也是“隔绝”的结果。
“退回内心”是“瞎、聋、哑”的三位一体所象征的自我的“退回内心”。
“退回内心”体现为“隔绝”后“三位一体”融合与自我陶醉,有两处典型表现,一是通过同情他们的“正常人”中医王顺昌的视点去写他们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补盖瓦房的时候,蔡玉珍被飞落下来的一块瓦片碰伤了头,做丈夫的王家宽便从房子上下来,把蔡玉珍背到河边,给她冲洗脸上的血,并找来草药给她敷上。
回家的路上,王家宽背起蔡玉珍,“尽管小路有一点坡度,王家宽还能在路上一边跳一边走,像从莱处背回新娘一样快乐惬意。
蔡玉珍被王家宽从背上颠到地面,她在王家宽的背上擂上几拳,想设法绕过王家宽往前跑。
但是王家宽张开他的双手,把路拦住。
蔡玉珍只得用双手搭在王家宽的双肩上,跟着他走跟着他跳。
”因为是从隔着河的王顺昌的视点去写的,也因为王家宽聋、蔡玉珍哑,作者有意隐蔽了言语和声音。
但是,这段文字依然透出田园诗一般的单纯的祥和与宁静的快乐。
直到看见王家宽把蔡玉珍抱进门里,王老炳摸索着进人家门,王家的大门无声无息地合拢,“王顺昌想他们一天的生活结束了,他们很幸福。
”则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对他们融合美好的生活的肯定和向往。
另一处是写他们合力惩治了坏人,并发现了三人的沟通方式:
瞎子王老炳发问,有听力的哑巴蔡玉珍做动作,有视力有说话能力的聋子王家宽把动作用语言翻译给有听力有说话能力的瞎子听,瞎子再说给哑巴蔡玉珍听。
王老炳自豪地想:
“我们就像一个健康的人。
如果我们是一个人,那么我打王家宽就是打我自己,我摸蔡玉珍就是摸我自己。
现在,木板桥已经被王家宽他们拆除,我们再也不跟那边的人来往。
”这是退回内心的自我陶醉。
更有深意的是,这里写的“隔绝”不是“正常人”对“非正常人”的隔绝,而是“非正常人”对“正常人”的隔绝;“退回内心”进行自我净化不是“正常人”退回内心企图净化自我,而是“非正常人”退回内心企图净化自我。
那么到底谁谓“正常”谁谓“不正常”呢?
需要拯救的到底是“正常人”的世界还是“非正常人”的世界呢?
悲哀到底是属于语言的悲哀还是属于没有语言的悲哀呢?
等等,里面都有深刻的内涵,让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去思考、去探索。
小说用象征主义的手法生成“隔绝”和“退回内心”这两个命题。
而这两个命题最终又形成了得不出结论的“两难结构”。
我们知道,语言是文明的标志,如果说,语言的世界是恶劣的现实世界,是污浊的需要抛弃的有缺陷的现实世界,而没有语言的世界则是一个天真纯净、祥和快乐的融合的世界,那么人类是要获得语言还是要放弃语言?
那是一个通过中医王顺昌的视点去描述和感受的田园诗一般单纯的祥和与宁静的快乐,实际上是由缺陷集中化而建构起来,而不是由缺陷的根本消除所达成的融洽;王胜利代表了有缺陷的人对健全人的渴望,但这个健全的人却是主动的回到缺陷中去。
那么人类自身的完善又如何去实现呢?
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悲剧。
这就是文本形成的“两难结构”。
所谓“两难结构”就是得不出结论的一种结构,它提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又很有魅力,它会留给现时的个体读者去思考,会留给当今的一代人去思考,也会留给下一代的人去思考,从而生成文本的永恒性。
“两难结构”既是文本深层结构的最终结果,也是文本深层结构的最高形态。
三、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
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融合
从故事的表面看,《没有语言的生活》描述的是弱小人物受欺凌的命运,是人类欺凌弱小的恶劣人性的表现,体现出作者对弱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同情。
但是在具体故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象征性的寓言。
文本中的三个人物:
瞎子王老柄、聋子王家宽、哑巴蔡玉珍几乎是符号化的人物,里面的故事情节也具有强烈的寓言结构性质。
但是作者并不是在创造一个寓言故事,作者是将寓言的符号形态充分的生活化和具体化了。
作品的深层意蕴不是另外在某个场景中被夸张出来的,也不是被强行的灌注到小说中去的,它是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在情节的推移中、在各种生活化的细节中自然而然的生成的。
“隔绝”和“退回内心”两个象征主义的命题完全被生活了,它成了作品中人物具体实在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创造出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生命含义和境界。
作品的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是高度统一,融合一体。
这种融合的本质其实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调和。
一般来说,有点文化的人都能读出作品的表层意义,能读出表层意义也很好。
要读出作品的深层意义,就需要一定的文化素养了。
作品的深层意义往往是读者在作品表层意义基础上的创造性阅读,是读者对原著意义的丰富和补充,读者能在阅读过程中获得感悟真理的快感和愉悦,读者是在参与文本的形成和真理的创造。
当然,每个读者对原著意义的丰富和补充是有差异的,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语言的生活》以双重结构的方式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启示。
目前,在快餐文化流行的时代,人的心情越来越浮躁,纯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不太景气。
如果一个文本能构建起精彩的双重结构,那么就会出现双重的接受层面:
一般读者去阅读表层结构,文化素养比较高的读者去研读双重结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可以从表层结构中去做一些接近作品深层结构的思考,文化水平高的人也可以只停留在作品表层意义的阅读层面上去作轻松的一般阅读。
这样就能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使作品具有广泛的接受面,赢得众多的读者,从而促进高质量的文学创作的繁荣。
我们经常提倡“雅俗共赏”,如果雅俗共赏仅仅是一个“局面”问题,即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既有雅文学,也有俗文学,这样会造成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截然分离,从而造成文学接受群体的分离。
这种局面不但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繁荣,在当今尤其不利于雅文学的繁荣,而且不利于接受群体的和谐统一,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理想的雅俗共赏,应该是在同一个文本中出现两种接受层面。
那么如何能在同一个文本中做到“雅俗共赏”呢?
笔者认为创造文本的双重结构是一种有效的值得尝试的方法。
[作者简介]秦凌燕,梧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
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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