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docx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docx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

　　我国历史上北部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影响，存在一条农牧业过渡带。

这是一条由于天然水分条件的限制，由旱作不稳产区过渡到气候干旱致使无灌溉不适宜发展作物种植的地带，是农业生产上一条很重要的界限。

在我国北部反映在西起河套、东至大兴安岭南端的地带。

这条界限的进退，反映历史上我国北部气候环境以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势力消长的变化，这对研究中国北部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这种推移的内在因素究竟是什么，尚无明确的结论，以至有些历史现象未能解释清楚。

本文企图对这一问题作较深入的分析，结论是否正确，尚无把握，不过作为一种看法提出来，希望引起有关同行的讨论。

一、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农牧过渡带

据今人研究，13世纪的气候是一个比现在更温暖的气候期。

这个温暖期大约结束于该世纪末。

在14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东部气候已从温暖期向寒冷期转变[1]。

这种转变在我国北部有明显的反映。

例如元朝前期在上都及更北的口温脑儿的黄土山和应昌府都有屯田。

至元二十、二十二年政府曾出钞四万五千锭在上都、应昌府和籴粮食。

至元二十五、二十六年还疏浚了怯烈河灌溉口温脑儿黄土山一带民田。

可见这一带农业还是相当可以的。

然而到了14世纪初，应昌府的屯田撤销了。

蒙古高原上的气候有明显转寒的现象。

延佑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牌”。

1323、1328蒙古高原上曾发生过二次严重寒潮，“风雪毙畜牧”，造成严重后果；1332年八月山西北部、内蒙古呼和浩特有“陨霜杀禾”的记载。

此外，进入14世纪以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在五至八月间陨霜、雨雹、风雪记载特多，可以认为进入14世纪以后北中国气候转寒的事实是有充分材料根据的。

1368年朱元璋将元朝势力逐出中原，又乘胜追击蒙古残余势力至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土剌河及其东部的贝尔湖一带，退兵后在其北疆约今蒙古高原的东南缘设置了四十余个卫所，大致沿着阴山、大青山南麓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侧一线，驻兵戍守，屯田养军，形成了一条实际上的农耕区的北界。

此线西段和中段显然已较元时南移了一个纬度。

当时明朝的势力远不至此，为什么将国防线限制在这条线上，无疑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15世纪初开始，明朝北部实际农耕区北界又发生变化：

农牧过渡带西段：

永乐元年将置在今内蒙古托克托的东胜左卫南撤至今河北卢龙、东胜右卫南撤至遵化，正统三年虽曾一度在原地复置，未见又撤废，在托克托的卫城遂废。

农牧过渡带中段：

洪武初年，辖有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和林格尔、集宁一带的大同都卫“屯田二千六百四十九顷，岁收粟豆九万九千二百四十余石”，平均亩产石，与同时期河北平原产量相近，不能算很低，中书省建议乘机将屯军月粮减去三斗，朱元璋不同意，他说：

“大同苦寒，士卒艰苦，月粮且勿减，待次年丰熟，则依例减之”。

可见这样的产量，根据当地经验也不算丰收年，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

可是到了永乐初年却将置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卫、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以及商都东南察罕脑儿卫一起迁入长城以内的大同地区。

农业过渡带东段：

洪武年间在今内蒙古东南部置开平卫、全宁卫、大宁卫以及所属各所，在西拉木伦河南岸、老哈河流域和滦河上游一带屯田戍守。

永乐开始这些卫所也先后迁入了长城以南地区。

15世纪初年这次农耕区北界的同时南撤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传统的说法是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无民人居住，一旦蒙古入侵，难以固守，故而退据长城为守，而东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则是给了为永乐争位出过力的兀良哈三卫。

但是我们细查历史资料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第一，明代的永乐朝国力还是很强大的。

永乐七年朱棣亲征鞑靼，渡胪朐河，追至斡难河，大败鞑靼而还。

十二年亲征瓦剌，兵锋直指土拉河。

二十年条征阿鲁台，败之于屈列儿河。

二十一年又亲征阿鲁台，至长城边上西阳河，闻阿鲁台为瓦剌所败而还。

二十二年再次亲征鞑靼阿鲁台，宴群臣于应昌，前锋至答兰纳木儿河，未见敌人而还[10]。

历史上称为“五出三犁”之威。

由此可见，在永乐初年明朝的北边根本不存在鞑靼、瓦剌势力的威胁。

第二，为报答争夺皇位有功而将大宁都司的土地给兀良哈三卫的说法，见于郑晓《吾学篇》卷67《兀良哈》，《明史·鞑靼传》即采其说。

以后史家大都沿用这种说法。

但明朝人郭造卿对此说已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后代明统治者无力收复土地，嫁祸于祖先[11]。

实际上兀良哈三卫牧地最初远离明边，泰宁卫在元泰州，朵颜卫在额克多延温都儿、搠儿河一带，福余卫在瑚裕尔河流域[12]。

宣德年间始南下，牧马滦河上游。

永乐初年并没有占据大宁都司地。

近年也有人研究证明，畀地之说是一个“冤案”，实属子虚乌有[13]。

因论证比较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不过其结论是可信的。

第三，明朝将北边的卫所前撤之后，原来的地方还是在明朝的势力控制之下。

如永乐初年大宁都司内迁之后约五十年，景泰四年“三卫乞居大废城，不许。

令去塞二百里外居住。

天顺后遂入三卫”[14]。

又如宣德以后，明朝在长城以外有“烧荒”制度，“每于冬初，命将率兵出塞焚草，名曰烧荒。

盖防寇南向且耀兵也”[15]。

弘治年间宣府镇一带也实行烧荒，凡每岁七月兵部命“各边遣官军往虏人出没之地三五百里外乘风纵火，焚烧野草，以绝胡马，名曰烧荒”，“使贼马不得久牧，边方易为了守”[16]。

这些都说明永乐、宣德时长城以外二三至三五百里之间仍在明朝势力范围之内，并不存在边墙外直接受到鞑靼、瓦剌威胁的情况。

而蒙古人南进直接威胁到明朝北边则是天顺以后的事，弘治、成化年间达到高潮。

因此将永乐初年诸卫内迁原因归诸于便于防守，恐与事实不符。

我们认为15世纪初诸卫内迁的根本原因是北边地区气候转寒、环境恶化造成的。

以下一些史实可以得到证明：

一，开平卫在元为上都路，也是屯田处所。

洪武初年建为卫，屯田垦种近半个世纪。

至永乐元年内迁京师，四年还旧治。

因“开平以孤城临极边，又无险可恃”[17]，需派大量军士守备，军储供应成了一大问题。

如永乐十年六月自宣府镇万全卫运粮二万石往开平以备军[18]。

永乐十八年因开平卫粮饷不给，又从“京仓运米三万石贮开平，以备军储”[19]。

可是“运粮赴开平，每军运米一石，又当以骑士护送，计人马资费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20]，所费不赀，政府不胜负担。

所以洪熙元年就有内迁独石口之议[21]。

宣德元年户部主事王良言：

“开平极边之地，岁运粮地，而军士戍守者皆有妻子，粮不足以赡其家”[22]。

终于宣德五年因开平“岁运粮四万石，人力不济”，内迁至独石口[23]。

为什么在洪武年间这里的卫所屯田能够维持下去，而到了永乐时期却不能了呢？

无疑是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气候转寒变干，使农耕已无法维持军士的基本生活，不得不撤退南迁了。

二，上文提到洪武年间山西大同地区、内蒙古和林格尔、集宁一带卫所屯田年产亩石，并不被认为是丰收，可见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可是当永乐初年将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的云川、浑河北岸的玉林卫、镇虏卫，凉城东北岱海附近的宣德卫以及商都东南的察罕脑儿卫都迁入今长城以内大同地区后，却又感到大同一带土地贫瘠，“大同城北，沙碱苦寒”[24]。

大同镇所辖十卫“地土沙碛”，云中一带“风高土燥，物产最薄”[25]。

正德年间宣大总督许论说：

“边地瘠薄，风寒霜早，耕作所入，不足供用，全籍关南和籴以济其半”[26]。

这说明当时长城内外环境起了变化，已非洪武初年设卫时的情况了。

东胜卫一带情况特殊，因地处黄河、大黑河流域，有较好的灌溉条件，但在洪武末年也有“天气早寒，田谷少获”[27]之感。

虽然以后蒙古人进占这里，在其统治下的汉人仍有农耕，如嘉靖年间在今呼和浩特附近俺答利用汉人开发耕地约五六顷，然“所种皆谷黍蜀秫糜子”等耐寒作物。

嘉靖三十三年汉人丘富等“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也在今呼市附近。

嘉靖三十九年明兵直捣丰州，“焚板升略尽”[28]。

以后万历年间又有大批汉人迁入，人数发展到了十万，开田万顷，“连村数百”，从事农业[29]。

所以正统以后明朝边臣多有恢复东胜之议，主要是着眼于这片土地。

其实除了这里因有大黑河和黄河的灌溉汉人到此即可进行农耕外，其他地方既寒又干，没有灌溉条件，就不可能进行耕种。

三，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为鄂尔多斯高原，在东胜未撤以前，“军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丰庶，称雄镇焉”[30]。

东胜撤废之初，套内尚未为鞑靼所居，“土地沃豪，草木繁茂，禽兽生息”[31]。

可见是一片自然环境较好的农牧交错地带。

15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人入居河套地区，“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32]，于是全成牧地。

在其南面明朝边墙一带，军民“多出墩外种食”[33]，“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种田”[34]。

其时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大致在今长城一线稍北。

可是由于15世纪以来气候趋寒转干，过渡的农耕和放牧都会使脆弱的鄂尔多斯高原的环境很快恶化。

所以16世纪中叶起，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展，“沿边城堡，风沙日积，……历年沙壅或深至二三丈者有之，三四丈者有之”[35]；陕北边墙“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榆林等堡芹河等处大沙北墙高一丈，埋没墩院者长二万三十八丈三尺。

响水等堡防胡等处比墙高七八丈，壅淤墩院者长八千四百十八丈七尺。

榆林威武等堡桃梁等处比墙高至五六尺及与墙平，厚阔不等”[36]。

由于边墙外风沙壅积，无法耕种，农牧过渡带的南界退至长城一线。

即便在长城以内宣府、大同镇卫所的屯田，“耕耘于砂碛之中，颇多得不偿失”[37]。

可知诸卫内迁之后，屯垦种植业反而衰落。

其原因无疑与环境恶化有关。

隆庆以后，大同地区与蒙古开互市，鞑靼“以牛马易粟豆”[38]。

当时的农牧过渡带的南界则在长城一线。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从14世纪中叶开始，我国的气温逐渐下降，进入一个寒冷期，气温由温润转向干旱，北边的农业环境恶化，原先卫所屯田地区已不能维持军士的基本的粮食需要，不得不内撤至长城一线。

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因过渡耕牧、气候干旱，毛乌素沙地不断扩大，以至在长城北侧数十里地已不能耕种，全为沙土所淹，长城不仅成为当时农牧的分界线，也起着挡沙南侵、保持长城以南农田的作用。

这种情况大的延续到了十七世纪。

　　二、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农牧过渡带

1644年清朝统一，长城已失去防御作用，不成为一条政治界线。

清政府为了恢复、发展和保护蒙古高原的畜牧业，划定蒙古各旗盟的游牧界线，禁止越界放牧。

又为防止汉蒙联合反清，曾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

顺治十二年下令“各地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39]。

但这只是禁止了官方组织士兵出边垦种，并不能制止人民私自出口垦种。

到了康熙年间国内政治稳定，政府开始提倡开垦荒地。

康熙二十二年清政府又规定：

“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40]。

此处已承认赴口外耕种的合法性，等于否定了顺治十二年的禁令。

于是大批河北、山东、山西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往口外开垦。

玄烨曾说：

“蒙古田土高，而且腴，雨雪常调，无荒歉之年，更兼土洁泉甘，诚佳壤也”[41]。

又说：

“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之多”。

“今河南、山东、直隶之民往边外开垦者多”[42]。

康熙五十一年仅“山东民人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43]，随着口外沿线大批牧地被开垦，北部农牧过渡带逐渐向北推移。

清末曾一度推行新政，主要内容之一即开垦蒙地，于是农牧过渡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农牧过渡带西段：

本段地境为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

正是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以来凡汉民族或受汉族影响较大的民族据有此地，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

明时后套地区为蒙古人控制，农业衰落。

清初李自成余部曾退居河套，以后又有内地人民随征噶尔丹清军进入河套。

由于明朝中叶以来农牧业均已衰落，已成荒凉一片，他们“多在野处以柳木为椽，以茅茨为之草庵，卑陋秋隘，无异穴居”[44]。

以后内地人民不断移入，到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垦种，而甘省边民亦复辟殖，于是伊蒙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45]。

清初规定鄂尔多斯南面长城边墙外50里为禁留地；康熙三十六年准许蒙汉民在此耕种；五十八年又规定界址，边外开垦有沙地区30里立界，无沙地区20里立界，雍正八年在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以原留禁地50里为界。

这些规定对鄂尔多斯人口的稳定、植被的保护、沙化的抑制起了一定的作用。

康熙末年以后汉人向蒙人租种渐多，但后套土地皆由河水淤积而成，质软而具碱性，得水则土膏腴美，无水则坚成石田。

没有一定规模人工渠道的开修，农业难见成效。

所以这里开垦较缓慢。

前套土地沙泥相间，气候干燥，雨量稀少，虽不须灌溉也可耕种，但毕竟因自然环境过差，农耕的规模也很小，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放垦蒙地。

1902年设立蒙旗垦务总局，以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负责动员各蒙旗报垦，以后在察哈尔左右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开垦出大批农田。

直至光绪三十四年四月贻谷被撤职以前，共计在内蒙古西部放垦土地约余顷，以后又在乌伊两盟续放垦地3300余顷。

总计在清末新政的十年里，在内蒙古西部新放垦土地共约87000余顷。

这次大规模放垦，内蒙古西部的农耕区有了空前的扩大。

察哈尔左右翼、归化城土默特、后套地区，凡属可耕地几乎垦辟殆尽，基本上变成了纯农业区。

伊克昭盟中、东部的郡王、扎萨克、准噶尔、达拉特旗，以及大青山后的广漠高原上，也出现了成千顷连绵的大面积农田[46]。

例如在大青山北麓的武川县“昔为蒙民游牧之区，土着者无多，自清季末叶垦殖以来，移民渐多，由晋北、陕北移来者约占十分之七八，冀、鲁、豫各省来者占十分之二三”，“境内居民十之七以务农为业”[47]。

又据民国二十三年《归绥县志·经政志》记载，乾隆六十年开垦大青山后牧地4230顷，嘉庆十二年续垦地2725顷，嘉庆七年开垦大青山后四旗空闲牧地766顷。

农耕地北界已进入今巴彦淖尔盟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乌兰察布盟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四子王旗，到达了阴山山脉北麓。

南界已进入鄂托克旗、杭锦旗、准格尔旗，隔毛乌素沙漠与陕北相望。

但这里的农耕业极不稳定，原因是：

一，“口外天气极寒，开冻迟而陨霜早，每年庄稼只收一季，每亩丰收不过数斗”；二，口外“地皆沙碛”，“而且地广人稀，无从得粪，以沙地而无粪培，耕种久则地力乏，往往种而不生，必须歇一二年后，始种一年，方能收获”；三，“口外粮户尽是客民，未编户籍，有利则认粮而种地，无利则弃地而之他”，“则此一年中，地即成无主之地，粮亦为无着之粮”[48]。

特别是河套附近濒黄河的乌拉特、杭锦、达拉特三旗地“淤泥质肥而具胶性，遇水则融化滋长，无水遂坚成石田”，必须开渠引水才能进行耕种，故开垦的成本很高[49]，经济效益不大。

据潘复调查报告，清末后套已垦土地9709顷，以后由于“渠道淤塞，水不敷用，逐渐荒芜，及民国五年浇地仅5000顷，至六年减至4000顷，七年又减至3500顷，后套垦务之败坏，概可见矣”[50]。

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乌盟各旗和伊盟鄂尔多斯地区均为典型的半农半牧区[51]，其北界与清末一致，到达北纬42度左右。

农牧过渡带中段：

内蒙古今土默特旗地区汉人占耕很早，归化城一带大都为山西移民出口垦殖，初为“冬归春往”；以后竟全家移出口外。

雍正初，仅大同等府百姓“散居土默特各村落”者，“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52]。

据察哈尔都统雍正二年的调查，察哈尔右翼4旗已有出边汉民私垦农田近3万顷。

“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53]。

雍正十一年方承观《从军杂记》载：

“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北路军粮岁取给于此，内地无挽输之劳”。

雍正十三年清政府曾一次开放归化城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54]。

雍正二、十、十二年先后设置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就是为了管理口外汉民的[55]。

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

城内除蒙古族外，还有汉族、回族等居民，人烟凑集。

出城西行至黄河河套的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向北直到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的田地，“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56]。

据乾隆八年的统计，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4268顷[57]，说明农耕已占主要地位。

乾隆二十五年在土默特左右旗地区设置了归化厅、托克托城厅、清水河厅、和林格尔、萨拉齐厅加上乾隆五年置的绥远城厅共六厅[58]，属山西省管辖，反映游牧地向农耕地转化。

例如清水河厅“所辖之属，原系蒙古草地，人无土着，所有居民皆由口内附近边墙邻封各州县招徕开垦而来，大率偏关、平鲁两县人居多”，乾隆年间有一千八百五十余户，如每户以五口计则有近十万人。

光绪年间“因所垦熟地或被风刮，或被水冲，足以口内招来人民弃地逃回原籍者，实繁有徒”，当时实在户仅为九百余，较乾隆时减少了一半[59]。

可见这里的农耕业是极不稳定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察哈尔八旗中之左翼四旗及四群牧之蒙民，尚完全度其游牧生活，不谙耕种，因南部各地均已设县治，故蒙民已逐渐北移，其生产经济，专赖牧畜”。

察哈尔八旗中之右翼四旗境内其土地已尽数开垦，约十七万顷。

至于归化土默特旗也已尽数开垦，约有二万七千余顷，境内之蒙民与汉民同事耕种，与内地无异[60]。

其时农牧分界线大致沿大马群山一线，向东至小滦河上游，与东段相接。

农牧过渡带东段：

一、本段在清代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和部分察哈尔地，其中卓索图盟喀喇沁地区农业发展较早且迅速，因为地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

早在清朝入关以前，已有“喀喇沁人于法库山耕种”[61]。

清初流入蒙古的汉人首先在此耕种定居，虽然清政府对前往喀喇沁的汉人有控制，但趋之日众，到了康熙末年，汉人逾越喀喇沁深入到克什克腾旗、敖汉旗、翁牛特旗、科尔沁及郭尔罗斯。

经过清前期一个世纪的辛勤开垦，至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开始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62]。

据喀喇沁左旗所藏乾隆十七年《汉人佃户调查表》，移居该处的汉户中，有80％属于被满洲贵族圈占土地、逐出家园的直隶人[63]。

乾隆四十三年在喀喇沁地区设置了平泉州、建昌县，正是为了对汉人的管理。

嘉庆初年，清政府放松了边禁，内地农民携眷出口可以不经查验，于是内地大批农民携家带口出口垦耕。

嘉庆十五年“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64]。

到了道光年间，就连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65]。

因此到了嘉、道年间，喀喇沁地区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

光绪三十二年，随肃亲王善耆巡察东蒙古各旗的陈元甫在他的《东蒙古纪程》中说：

“过毛金坝，入喀喇沁境”，“道路平坦，村民皆垦山为田”，自喀喇沁王府折而东行，“地势平衍，五谷杂粮均能种植”。

同年，日本人町田关吉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

“喀喇沁现在已完全失去了自古以来的畜牧特色，耕作农业代替了它”[66]。

据宣统元年统计，喀喇沁三旗共有牛二万头，马一万六千匹，羊五万只，而垦地面积却达11万6千4百顷，约占喀喇沁三旗总面积的1/7，土地利用率几达可耕地的极限[67]。

二、西拉木伦河南岸的老哈河、教来河流域在清初就是宜农宜牧的地方。

康熙曾说：

“敖汉、奈曼等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之人，就近贸易取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粮不致腾贵也。

且蒙古地方，既已耕种，不可牧马，非数十年，草不复茂，尔等约量耕种，其草佳者，应多留之，蒙古牲口，惟赖牧地而已”[68]。

这里自康熙以后划为木兰围场，成为保护禁地。

《热河志》卷四十五《入柳条边》诗注云：

“木兰周围千余里，本喀尔沁、敖汉、翁牛特诸部地，康熙年间其王公等以地进献，遂为围场，并非夺民之产，而近省流民至者不可不防，其垦占每于边界依谷口植柳为援，以示限制，而非申以厉禁，人自不取僭越耕牧之法，诚尽善也”。

卷四十六《出伊玛图口》诗注云：

“木兰周千余里，以山为禁，其外，北则游牧，南则民田，无围场矣”。

由此可知，这里原可农耕，因人为禁止才为牧地。

西拉木伦河北岸巴林左右旗地在辽金时期有过少量农业，元明时以游牧为主。

清前期蒙古族曾在此从事过原始性的种植，所谓“漫撒子”，即没有固定耕地，地随人走，一年一换。

当时种地不用犁，只把种籽撒在草地上，让牛群或马群在上面来回践踏，将种籽埋入地下，遇雨草苗齐长，中间不管理，称作“凭天收”，可见是一种十分粗放的农业[69]。

清季放垦蒙地，这里放垦较晚，据《蒙务公牍汇编》卷一《锡光奏请拣大员专办内蒙垦务摺》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时，“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罕各旗未垦荒地纵模方千余里”；《东三省总督覆奏东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摺》云：

光绪三十年时“查内蒙东四盟地，除在直隶热河界内及土默特各旗均早经开辟、人民繁聚外，其自潢河以北、索岳尔济山以南，南北八九百里，空旷荒芜，寸土未垦”；“宜一气招垦，次第开通”。

因为“论土质则巴林左右两翼及阿鲁科尔沁一旗最为腴美，河流纵横，气候和暖。

东西扎鲁特两旗间有沙碛，然可耕之地十七八。

乌珠穆沁两旗地势稍高，气候较寒。

该二旗产马之区，畜牧最盛”。

据1920年时统计，巴林右旗开垦了2349顷，1923年巴林右旗开放可垦地4489顷[70]，规模都不大。

很清楚此处当以大兴安岭为农牧过渡带的北界。

三、长城独石口以北至开平的热河地区“平原旷野，土地肥腴”，“可耕之地不下数万顷”[71]。

康熙四十二年王灏《随銮纪恩》载：

热河一带“皆有皇庄，其种获小黍、高粱、黍子、糜子、稗子、豆、荞麦，凡七种”。

今承德市兰旗营一带“乡村妇孺，鸡犬桑麻，疑是桃源”，完全是一派农村气象。

向北到了波罗屯“周围约数里，人家村舍，栉比鳞集，烟火周密”，直至过了隆化县北的唐山营，“行宫瓦屋至此而尽，桑麻种植至此而止，前路畋猎之场，杳无村落，人皆野栖营处”，自唐山营北四十里为“汗铁木耳打把汉”，“打把汉者，岭也。

自此北行为蒙古界”。

这里八月初六已“轻霜初下”，渡岭而过，进入游牧地带。

过岭以后东行，八月初十“霜花如雪，水始冰，……过岭微雪，雪止急雨”[72]。

这里一条明显的气候分界线，大致即今隆化、围场两县分界处。

同时代人余寀作《塞程别纪》记载，自今河北滦平县北行至今隆化县西北、小滦河沿岸的郭家屯，沿途散布着不少聚居数家、十数家以“耕牧为业”的村落，并谓“塞外但就现在土着所宜种黍麦之类，俾万人垦之，自食有余矣”。

俨如为农牧过渡地带的景色。

然而沿小滦河北行约五十余里，即谓“自此以北，多沙石少土，性地遂寒薄，惟见毡毳，无复村舍篱落矣”。

再往北“其山草木多颇茂盛，多野兽，便于色目人打生放牧而已，余无足取”[73]。

这里的农牧分界也正好在围场以南，与上述记载完全吻合。

据乾隆《热河志》附图，这条界线正是木兰围场的南界，向东北与西拉木伦河西北侧的农牧过渡带北界大兴安岭相接。

上面介绍了清代北部农牧过渡带推移的情况。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清初顺治年间边外禁令得以实施，而康熙以后禁令就难以贯撤呢？

如果当时塞外的自然条件与明代记载一样，怎么会有大批汉人外出耕作呢？

在明时有政府支持的卫所军士尚且不能维持生计，他们是靠什么得以生存的呢？

因此我们认为17世纪下半叶开始我国曾经出一个短时期的温暖气候。

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年间木兰围场秋季曾多次出现高温天气，1703年玄烨曾说：

“塞外多寒，今年炎热不异六月，向来所未见也”。

他十八岁即参加围猎，此说当有所据。

乾隆在《热河志》所作的诗篇中，以《暖》、《秋热》、《热》、《雨》、《秋雨》为题的占了很大比例，反映了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实况。

同时他在许多诗句中也多处提到秋暖的情况。

如《秋熟》：

“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葛收箱欲换，扇衍箧重持”；《热》：

“今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

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暖》：

“今年秋候长，入冬气尚暖”；《雨》：

“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

乾隆二十八年作《入古北口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