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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仁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摘要】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
他的代表作《仁学》是戊戌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仁学》是一部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诞生的作品,其激进的反封建思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对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谭嗣同《仁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通”
1840年,随着帝国主义的一声炮响,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被强行拉进了近代。
随着国门的打开,大量西方的科技、思想和文化开始进入中国,“西风东渐”之下,古老的国度面临着千百年来未有的大变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孤陋寡闻,到洋务运动的管中窥豹,再到戊戌时期的大讲西学。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发起的“百日维新”虽然功亏一篑,但这场救亡图存的变法却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大规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
维新派写文章、办报纸、开学会、造学堂,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理念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中国人。
其中尤其要提到谭嗣同,不仅是因为他的壮烈,更是因为他的思想。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思想最激进的人士之一。
在康、梁的君主立宪思想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年代,谭嗣同就已经敢于喊出“君为独夫民贼”这般否定君主制的口号。
《仁学》作为谭嗣同代表作,集谭嗣同思想之大成。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与解读《仁学》,来描绘其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
一、谭嗣同生平与《仁学》的创作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与革命家,1865年生于湖南浏阳,其父谭继洵是朝中大员,曾官至湖北巡抚;其母徐氏在谭嗣同出生后不久就因病去世,幼年的谭嗣同从此饱受小妾的欺凌,他在日后回忆说,“吾自少至壮,偏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
幼年的苦难让谭嗣同对封建的罗网产生了极大的愤恨。
10岁时,谭嗣同师从浏阳著名的学者欧阳中鹄,深受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对英姿勃发的少年谭嗣同如此评价:
“少倜傥有大志,淹通?
t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
”
作为鸦片战争后出生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谭嗣同无可避免地与西方的“新学”产生了接触。
1877年,谭嗣同师从湖南的维新派学者徐启先,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典籍,并接触了格致之学。
之后谭嗣同离家远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
”谭嗣同还借此收集了大量中国典籍和西方“新学”的著作,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惨败于近邻日本,同治中兴的虚影一扫而空。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谭嗣同写下了“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来表达内心的悲愤。
1895年5月,康有为联合在京赶考的10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反对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次年,康有为在京创办强学会。
谭嗣同听闻后,赶往相见。
在京,谭嗣同与梁启超相谈甚欢,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与维新思想。
同年,谭嗣同前往南京向杨文会学习了佛学。
其后,谭嗣同利用在南京候补知府的一年时间,写成了《仁学》。
《仁学》共计50篇,分上下两卷,5万多字。
谭嗣同生前并未公开发表。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将部分内容刊载于《清议报》之上,“以公于天下,为法之灯,为众生之眼。
”日后整理成册出版。
《仁学》是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清末维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谭嗣同在书中融合了三教教义(儒、佛、耶),将明末清初的经世思想与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相结合,以“仁”为口号,以“通”为主旨,号召人们“冲破罗网”,建立平等的民主国家。
二、《仁学》中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重农轻商”的思想,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而无法充分发展。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随着列强的入侵进入古老的中国大地。
这些外来的资本主义因素渐渐地开始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仁学》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趋向。
谭嗣同在《仁学》开篇提出了“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又分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与“人我通”。
其中“中外通”、“上下通”与“人我通”之中都能明显地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蛛丝马迹。
“中外通”主要涉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协作。
谭嗣同受康有为《大同书》与佛学的影响,希望建立一个国与国之间没有隔阂,没有冲突的和谐世界。
在“中外通”中,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谭嗣同对通商的认识。
谭嗣同认为通商有两利,一是互通有无,双方各取所需。
“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
”中国“己既不善制造,愈不能不仰给於人”,通过与西方通商,中国可以获得本国所无法生产的货物。
二是技术交流。
“彼治於我,我将师之”,通过与西方交流,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补足中国的不足之处,缩小与西方的差距。
为了加强中西间的交流,减少冲突,谭嗣同还独创性地提出建设横跨欧亚的铁路计划,东起朝鲜,西至土耳其,作“万国之公路,皆不得侵犯之。
”谭嗣同认为,此路若成,则能贯通东西,成为最重要的商道,而沿途的朝鲜、中国、波斯、阿富汗和土耳其等弱国也能从中受益,以此路为契机,改变积贫积弱的困境。
谭嗣同对国际贸易中的关税也有自己的想法。
他支持低关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认为高额的关税不利于中外交流。
在这方面,谭嗣同似乎对西方利用低关税进行倾销的危害认识不足,只提了一句“重税其不切民用者”,并未提及如何改变中国关税主权沦丧的困境。
最后,谭嗣同还反驳了那些宣扬“通商致贫,蓄怨毒於外国”的顽固派。
指出他们依旧死抱住古老的朝贡体制,自认为“天朝德威远被……无所不有”;“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反对与西方通商,试图重回闭关锁国的旧局。
谭嗣同斥责他们“不自振奋而偏巧於推咎,惰者固莫不然也”,指出中国长期停滞的情况让这些士大夫们产生了极大的惰性,使他们不思进取,不想改变,长此以往,中国必亡。
谭嗣同的“上下通”指的是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思想主要通过谭嗣同否定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否定君主专制来体现。
谭嗣同“上下通”的目标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一个可以任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环境。
谭嗣同在《仁学》第二十篇开篇就断言“李耳之术乱中国”,而“俭”则是问题的核心。
谭嗣同这里所说的“俭”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勤俭,而是指与象征流动的“通”相对的停滞。
谭嗣同写道“自俭字名立,然后君权日以尊,而货弃於地,亦相因之势然也”。
“俭”字,正是封建势力抑制资本发展的枷锁。
因为封建制度下,君主将国民“身以为奴隶,驱使若犬羊”,将国视为自己的私产,不准国民擅自开矿,不准国民私自创业,唯恐自己的私利受到损害,因此宁可继续走让国家衰弱的老路,也不肯改变。
谭嗣同所反对的“俭”,就是在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制度,他呼吁广大中国人民挣脱枷锁,变封建的家天下为民天下,要兴民权,使人民“得以从容谋议,各谋其生,各均其利”。
谭嗣同对封建君权的否定则更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色彩。
他激烈地指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举一君。
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
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於民,而不下侪於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
谭嗣同的这段论述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的影响。
他提出的“无君时期”与洛克的自然状态非常相似,而从他提出的“君可废”的论断中也可以看到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子。
“人我通”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交流,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彼此之间的关爱,它直接声讨了中国封建社会死板、呆滞、礼仪森严的人际关系。
“人我通”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主要通过资本流动来表现。
在这里,谭嗣同再一次提到了“俭”字,意指目光短浅,盲目守财。
如果人人只会守财,那么市场将缺乏资金投入,国家将会日益衰弱,“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窳”。
毫无生气的市场进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穷者苦苦挣扎,富者互相吞并,“转转相苦,转转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
最后直接酿成社会危机,“居无何,乡里日益贫,则流而为盗贼,伺?
劫夺焚杀,富室乃随之煨烬”。
资本必须流动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必须流动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财均以流,流故平”。
使用机器生产是促进资本流动的主要手段。
当时有一些守旧人士反对使用机器,称“机器夺民之利”,要求中国继续滞留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中。
谭嗣同直接指出机器生产有三好:
“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
”使用机器,可以大大减少工时,虽然这会降低货物最终的价值,但生产出的货物却更多了,腾出的人力可以从事其他更多的工作,找新的盈利途径,此即为“开源”。
随着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开源”的过程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口流动性,进而也带动资本的流动。
资本流动与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方式带来的社会变动会完全瓦解封建社会赖以扎根的小农经济,并进而打碎封建的人际关系。
等级与门第不再重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平等竞争、互利共赢的资本主义人际关系。
“通之象为平等。
”这正是谭嗣同“人我通”所期望达到的愿景。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人对西学的认知,也逐渐从科学技术,向制度、思想与文化领域延伸。
戊戌时期的国人,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失败的洗礼后,开始觉醒,大讲“西学”成为一时之风。
戊戌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学的途径可粗略分为两种。
一是译成中文的各类西方著作;二是国人撰写的关于西方的各类书籍。
第一类的书籍来源较多,既有西方传教士所翻译的著作,也有洋务运动中所译出的各类书籍,还包括少量私人翻译的作品。
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严复的《天演论》就属此类。
第二类书籍相较于第一类,数量略少。
主要包括经世派的著作,以及游历海外的人士所写成的游记与回忆录。
魏源的《海国图志》与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就属此类。
戊戌时期的西学书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谭嗣同的《仁学》在多处涉及了西方的科学、历史事件和人文风俗。
在开篇第一章,谭嗣同就提及了八大行星,“地统月,又与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为八行星”;在第十二章中提及了赤道与南北极,还多次提及铁路、电报与机械;在第三十章论及了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第四十四章评论了西方的服饰与发型。
全书还多次提及基督教,并对其教义和《圣经》有一定的认识。
虽然《仁学》中所涉及的西方科学技术与历史人文皆为基础常识,但几乎没有谬误,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视英国的火炮为“邪教擅术者所为”,认为洋人“退足裹缠……弯伸皆所不便”,上岸即倒之类的谬误相比,实在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谭嗣同在接受了西方的科学常识与历史人文基础上,更吸收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学说相结合,创造出了新的学说。
“仁”是《仁学》中的核心思想,而“仁”则又是通过“通”来实现的。
谭嗣同的“通”,是运动,是流变,是“日新”,是一种朝气蓬勃的动态。
然而,谭嗣同的“通”仅仅只是空论,它需要现实的基础来完善,使它能够从空想的理论化为可行的计划。
谭嗣同找到了资本主义。
当时的资本主义正处在它的上升期,正以日行千里的势头飞速发展。
资本主义无可匹敌的活力,吸引了谭嗣同,且与谭嗣同“通”的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谭嗣同接纳了资本主义思想,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通”中。
以商促发展,以流动促改变,以充满活力的动态来击碎腐朽的停滞。
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通过谭嗣同“通”的诠释,被纳入到《仁学》之中,读来更加发人深省,让人信服。
另外,从《仁学》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个趋向: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的结合。
对戊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新的知识,更是与救亡图存这一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光绪22年出版的《西学启蒙16种》,其封底特意贴有一张红纸,上书七问,其中最后三问如下:
汝当顾念国家大难,振作汝之精神!
汝当有牺牲精神,时时如在战场!
汝当沉毅,恒力,勇敢,以救汝之愚!
光绪21年出版的《广学救过说》中也认为,谈西学,“强弱之机在此,生死之机亦在此。
呜呼。
可不慎哉”。
纵观整部《仁学》,“亡国”、“亡教”这类的词汇多次出现。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谭嗣同对中国的落后与腐朽的痛恨,而此时的“西风东渐”不仅给了谭嗣同等广大中国学子一个看待世界的全新方法与途径,更让他们切身体会到了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因此,对谭嗣同而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不仅是一门“新学”,更是一个拯救中国的方法与途径,通过引入新的思想,可以做到“中外相通”,并进而解放国人的思想,挣脱封建的枷锁,救中国于危难。
正是这份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促使谭嗣同更容易接受西方迥然不同的思想文化,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与谭嗣同思想的融合,中西之间的落差又反过来刺激了谭嗣同急剧求变的急迫感。
“通”即动,整部《仁学》所强调的“通”宛如是戊戌时期年轻学子的内心写照,他们为了让停滞不前的中国重新向前发展而不惜一切。
正是这份热情触发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也正是这份激情让他们的改革走的过于激进,最终导致了失败,让后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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