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国际政治论文完整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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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
进展与争论_国际政治论文
易事。
本文在此仅介绍几种在学术界经常被引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
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一词表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所作出的关于相互间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
”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定包含这种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和他国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注:
See
Arnold
Wolfers,”Alliances,”in
David
L.
Sills(ed.),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Sciences(New
York:
Macmillan,1968),pp.268-269.)。
格伦·施奈德则将同盟明确定义为“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的国家联合(associations),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已被予以明确确认。
(注:
Gle
nn
H.
Snyder,”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4,No.1(Spring
1990),p.104.)”
相比之下,斯蒂芬·沃尔特对同盟的界定要宽松一些,在他看来,“同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作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沃尔特将非正式的安全安排也看作是同盟的一种形式,换言之,缔结正式的条约或协定并不是建立同盟的必要条件。
沃尔特在解释他这样定义的原因时说,由于当代许多国家都不愿意与其盟国缔结正式的条约,如将研究局限于正式的同盟将会丧失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个案。
况且,严格区分正式和非正式的同盟还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
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同盟条约,但没有人怀疑它们彼此之间的承诺;而1971年“苏埃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定实际上是苏联和埃及紧张关系加剧的标志,而非双方彼此承诺加强关系的证明(注:
Walt,The
Origins
of
Alliances,p.12.)。
沃尔特的观点应该说有一定道理,正如罗伯特·奥斯古德(Robert
Osgood
)所言,“同盟的全部实质和意义很少在正式的军事合作协定或条约中表露,就象婚姻的实质很少在婚姻证书中得到表现一样。
(注:
Robert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68),p.18.)”但问题是,正如没有婚姻证书便无法确定一个人的婚姻状况一样,在没有正式协定的情况下,以什么来衡量一国是否已经结盟了呢?
这是同盟定义中的一个难题。
为此,格伦·施奈德建议再对同盟进行进一步的分类,以便使同盟定义更加明晰(注:
Snyder,”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p.105.)。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分歧,上述几种同盟的定义毕竟还是共同之处居多。
这表现在,首先,构成同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组织。
其次,同盟的核心内容是成员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它通常使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负有使用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
这使得同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经济组织,如欧佩克;也有别于那些国家间的政治组织,如英联邦。
再次,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特定国家,这使得同盟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遍性的集体安全组织,如国联和联合国等。
这些共识可以使人们对同盟的内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二、传统现实主义的同盟思想
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一次大战刚刚结束之后。
在当时反思战争的社会氛围和学界理想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同盟被当作将列强拖入战争的罪魁之一而遭到广泛的指责。
但伴随着同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同盟的评价又转向积极的方面。
战后,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对同盟研究十分重视。
一些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摩根索、沃尔弗斯、李斯卡等都对同盟问题作过专门论述,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
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以及《同盟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对同盟的一般性质进行了考察(注: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35
—250
页;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
ed.,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pp.184-212.
)。
他认为,
同盟与势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
一个国家或一个同盟与另一个同盟之间的势力均衡是历史上势力均衡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在多国体系中,互相竞争的A国和B国为确保或改善它们相对的权力地位,可作出3
种选择:
其一,增加自己的权力;其二,把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在自己的权力上;最后,它们可以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添加到对手的权力上。
当它们作出第一种选择时,会进行军备竞赛,当它们作出第二和第三种选择时,便执行同盟政策。
一国是否采取同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
通过缔结盟约,可以使国家间既存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及实施步骤明确化,而同盟能否维系则取决于盟国间的基本利益是否一致。
摩根索还根据5种不同的标准对同盟进行了分类,
并援引史实作了相应的说明(注:
汉斯·摩根索:
前引书,第235—237页。
)。
后来,另有学者又按同盟的攻守态势和制度化的程度将同盟分为进攻性同盟(或改变现状的同盟)和防御性同盟(或维持现状的同盟),以及制度化的同盟和非制度化的同盟(注:
See
Wolfers,”Alliances,”
p.270;and
Osgood,op.cit.p.18,25.)。
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
进展与争论_国际政治论文
与愿违;而一国如选择弱化同盟,则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对手得寸进尺。
同盟不仅是盟国之间的博弈,同时也是与对手国之间的博弈,需要谨慎从事(注:
Glenn
H.
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Politics,”pp.
466-467
and
p.494.)。
格伦·施奈德还比较了两极和多极状态下“同盟困境”的差异。
他指出,由于在两极体系下,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比多极体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况不那么严重,在处理与敌国的关系时,盟国之间可以奉行独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怎么担心会因之被伙伴抛弃。
施奈德用他的理论分析了80年代初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因部署中程导弹问题而引发的危机,认为只要两极体系的结构不发生变化,北约便不会解体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注:
Ibid.,pp.
483
—489
and
pp.494—495.从格伦·施奈德的文章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沃尔兹的影响。
)。
2.沃尔特的“威胁均衡论”及其批评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曾将国内政治中“看风使舵”的行为模式引入国际政治研究(注:
沃尔兹将这一术语归功于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
参见Kenneth
Waltz,
Theory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
Addison
Wesley,
1979)
p.126.但根据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考证,最早使用“
看风使舵
”一词来描述同盟行为的学者是昆西·赖特(
QuincyWright),此前沃尔弗斯也曾使用过这个词。
)。
沃尔兹把“看风使舵”当作与制衡相对立的一种结盟模式:
看风使舵是指加入到较强大的一方,而制衡则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
沃尔兹认为,由于各国追求的目标是安全和维护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权力,所以相互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是国际体系中更常见的行为。
“二流国家若能自由地进行选择的话,它们会涌向较弱的一方。
这是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才对它们产生了威胁。
(注:
沃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152—153页。
)”
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制衡是比看风使舵更常见的一种行为,但他同时也在沃尔兹的理论中发现了问题。
针对沃尔兹对体系中力量分布的强调,沃尔特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平衡权力,我们本应看到许多美国现在的盟国都去与苏联结盟才对。
(注:
Walt,Origins
of
Alliances,
p.275.)”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
有必要对此前围绕势力均衡展开的同盟理论加以修正。
沃尔特认为,在同盟研究中,权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
国家之所以结盟,更确切地说是对“威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
伴随着“威胁”代替了“权力”,“均衡”和“看风使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按照沃尔特的定义,“均衡”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施加威胁的国家”;“看风使舵”则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
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威胁性,主要从4个方面来衡量,即综合国力、地缘的邻近性、
进攻性力量以及攻击性意图(注:
Ibid.,pp.21—28,and
p.32.事实上,
国家结盟以对付外来威胁的观点在沃尔特之前就有学者提出过,
参见Wolfers,Discord
and
&nbs
p;Collaboration,p.183;Rothstein,op.cit.,p.53,pp.58-59;and
Holsti
et
al.,op.cit.,p.88,但将之系统化、
理论化的工作却是由沃尔特来完成的。
)。
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的力量与主观性的意图两方面因素结合而形成的。
沃尔特继而列出关于国际同盟的5个假设:
(1)国家结盟以对抗外来威胁(均衡);
(2)国家与外来威胁国结盟(看风使舵);(3)国家与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结盟;(4
)国家与向它们提供援助的国家结盟;(5
)国家同那些成功地对其进行渗透并操纵其国内政治的国家结盟(注:
Ibid.,chapter
2,pp.17-49.)。
为了对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和相对重要性加以评估,沃尔特对1955年至1979年间中东地区的同盟演变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最后得出结论:
首先,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的原因;其次,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看风使舵;而意识形态、经济援助和政治渗透在同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注:
Ibid.,pp.263-269.)。
沃尔特的上述理论被称为“威胁均衡论”。
正如沃尔特本人所说的,威胁均衡论“是对传统的势力均衡论的一种改进。
(注:
Ibid.,p.263.)”它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对抗最强大的国家(假如其权力使它成为最危险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去结盟反对另一个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但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
同时,由于该理论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注:
沃尔特在《同盟的起源》一书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东地区36个同盟的情况。
后来他又对另外几个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理论。
参见Stephen
M.
Walt,
”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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