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毛泽东 17 18 解说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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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毛泽东1718解说词
第十七集 游仙华章
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
1957年,在飞往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
尤金回答说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自己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的解释是,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
毛泽东也喜欢把生活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他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
工作人员感到纳闷,这还用说吗?
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
毛泽东却说,如果其它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织融汇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在上天入地的想象中,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融铸文采绮丽、浪漫奇特的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但绝不是虚无的传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学家便发现了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它遍布南方十二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
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现在要和天做斗争了!
”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
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
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的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浮想联翩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
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作一只宇宙飞船,在浩茫的天宇中巡游。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诗人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宇宙主人,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
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象。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
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小虫;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在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
如今,他已无处藏身,只能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声中被送离人间。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
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行为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在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
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
写完《七律·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
“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同时,他还预感到,对他诗中的一些想象,可能有些人看不懂。
果然,这两首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毛泽东的诗句是不是有误?
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上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
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给胡乔木的信中专门作了解释。
他说,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
说有一千条银河,只是言其多而已。
朴实的道理,似乎一点就通。
深刻的哲学,本来蕴含诗意。
在诗人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但他对构想新的世界却更为钟情。
对新社会的梦想与追求,是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汉代的杨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
毛泽东的这两首诗词,无疑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不拘陈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真理,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过程。
在毛泽东的奋斗生涯中,他经常倡导破除迷信的思想作风,希望人们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
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
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
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韧,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
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毛泽东和他的湖南老乡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
不久,他就收到了这位老乡和其他早年好友一道送来的九嶷山的斑竹,还有一根斑竹毛笔。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称为斑竹。
它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虞舜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
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
她们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湖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通挂起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
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这两位帝子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
屈原想象着: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怀乡曲”和天上与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
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
她们的到来,淡化了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
斑竹一支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
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飘渺的仙人,便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
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致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第十八集 新人气象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
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对中国青年留学生们说的这句话,对整整一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拥有感同身受的共鸣,产生过巨大深远的鞭策。
毛泽东从来不轻视小人物,毛泽东特别喜欢青年人。
他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以他重视小人物。
他钟情于未来,所以他寄希望于青年人。
对于青年的人生,他特别偏好和推崇一个“气”字。
志气、热气、生气、朝气、豪气,这些词汇注释着他对青年人深情期待和热情称赞。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一口气讲了二十九个古今中外青年才俊的事迹。
这当中,有二十九岁就创利佛教的释迦牟尼,有十四岁就参加隋末农民起义的白袍小将罗成,又在赤壁之战中率兵抗击曹操几十万人马而大获全胜的周瑜和诸葛亮,还有三十岁出头便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有在十六岁就发明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
青年人中为什么容易出现这些英俊天才?
毛泽东说,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命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是要提倡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和创造精神。
如此言之凿凿、情意切切,毛泽东畅想着社会主义新人身上散发出大胆进取、昂扬奋斗的人格气象。
1961年夏天在庐山上写的《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中,毛泽东为自己,也为青年,勾画了这样的人格气象――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庐山,你这壮丽奇绝的峰峦,奇伟幽险的瀑布,变化多端的云海,数不清的名胜古迹,给了诗人太多的素材和灵感。
身在庐山,人们总有一些特别的感觉,总有一种开阔的诗情,总有一种置身事外的飘洒和俯瞰河山的豪气。
在诸多吟咏庐山的古代诗词中,毛泽东似乎特别偏好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1959年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把这几句诗写下来寄给已经牺牲了的儿子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还特意交待说:
“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
1961年夏天第二次在庐山开会,毛泽东又把这几句诗抄写下来,还在末尾注明:
“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
”
或许是有感于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压力,毛泽东的题照诗也写得有些沉重,但基调仍是明朗的进取和对胜景的赞美。
有人说,诗中赞美了遒劲的松树品格,它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
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它仍然是那样地泰然自若。
有人说,诗中赞美的是飞渡的乱云,它在暮色压迫之中依然我行我素,勇往直前而又从容自如。
诗无达诂。
不管哪种解释,似乎都传达着毛泽东乐观自信的精神,这也是当今社会的新人们应该拥有的人格志向。
也是在1961年,毛泽东在《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更是鲜明地歌颂了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
当时,由于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央号召大办民兵师。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中南海里的民兵组织。
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看到了他身边工作人员背枪练习的一张照片,禁不住称赞说:
“好英雄的模样”,即兴写了下面四句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写完这首题照诗,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
中华儿女应有的奇志,在战争年代是“万历赴戎机”,是妻子送郎上战场;在和平年代,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总之,是时刻准备着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不屈不挠地去拼搏、去奋斗。
这首七绝,因为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在六十年代曾谱成歌曲,唱遍神州,妇孺皆知。
如果说,中华儿女的“奇志”,在《为女民兵题照》一诗中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他的杂言诗《八连颂》里,似乎已经抛开诗的含蓄,直接用理性的语言来表达了。
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故事,随着《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电影的播放,同样传遍了神州。
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有人断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意思是共产党抵挡不了糖衣炮弹的攻击。
到1963年,十四年过去了。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花花绿绿的上海,驻守在南京路的八连没有被染黑。
他们继续保持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本色,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
1963年,国防部授予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称号。
这是让毛泽东欣喜的消息。
好八连的作风,正是他一直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气象的一个缩影。
196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两天后,也就是8月1日建军节那天,他写了他一生中惟一一首民歌体的杂言诗。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歌颂八连官兵,不如说他是在全面构想和描述他心目中的新人气象。
除了去腐蚀,永不沾,新人们还要不怕刀戟、鬼魅和帝贼的压迫,还要在政治、军事、思想和纪律各个方面达到新的境界。
这样才能成为如松柏的奇儿女。
喜欢传统格律的人,或许不会特别欣赏这首毫不含蓄的杂言诗,但对毛泽东来说,也许只有这种当时部队战士喜闻乐见的快板诗、民歌调,才足以充分表达他的欣喜之情,才足以传达他对新人气象的构想和描述。
当然,毛泽东也会以传统的诗体来传达他的这种期望。
那是1965年在南昌的时候。
南昌旧时别称“洪都”。
作为诗文大家,毛泽东或许最为瞩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在这里写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
于是我们看到,毛泽东专门写了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来考证被他称为英俊天才的王勃在南昌写作《滕王阁序》时的年龄,确定他当时也不过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并称道他不仅高才博学,而且为文光昌流丽。
作为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先行者,毛泽东或许更为感慨1927年在南昌爆发的八一起义。
正是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抓起了枪杆子,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军队,走出了六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帅。
南昌,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怀想的红色起点。
然而,历史似乎已随岁月之河漂流远去。
毛泽东或许会在滕王阁下徘徊观赏,也会到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旧址凭吊感念,但眼前的赣江之水却无疑承载着他的现实思绪从历史流向未来。
于是,他1965年在南昌写下的《七律·洪都》,却并非吟咏洪都之事。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
诗人1964年曾来过一次南昌,所以说此番之行是又一年。
这时候,他已经七十二岁,生出了鬓雪飞来的感慨,并有成废料的自嘲。
这自嘲当然不是古稀年华的自怜,相反,倒是充满信心的豁达和诙谐。
他坚信自己的身后和历史的前面,有长在的彩云和新天,更有后浪推前浪一般层出不穷的后继青年。
在谙熟历史演变的毛泽东眼里,这些后继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气质呢。
毛泽东想到了东晋初年名垂青史的志士祖逖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生长在动乱年代,他们在年轻时便怀抱宏大的报国之志,为此闻鸡起舞练剑,磨砺意志本领。
后来,祖逖带领一百多部曲誓志北伐。
船到江心,他敲打着船浆发誓,我祖逖如果不能肃清中原的敌人,绝不再渡此江。
祖逖北伐果然成功。
刘琨听到这个消息,感慨地说,我经常枕戈待旦,立志报国,不想祖逖真的比我先在北方挥鞭立马了。
历史上多难兴邦的奇志儿女,就这样传递着毛泽东的深沉情怀,昭示着他渴望的新人气象。
在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上,毛泽东种下诗句,期望它长出全新的文明,全新的人。
就在写《七律·洪都》的那一年,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
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中国,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他闭着眼睛,感慨地回答说,“我也不可能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
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
”
这是诗人的回答,更是智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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