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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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的典籍写本残卷。
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
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
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属于子部。
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
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也有的像是着述者的工作用本。
不少写本后面有着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
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
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
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
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
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
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
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
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
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
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
“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发生在社会底层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
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着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
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
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
它大致包括以诸经、三史、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
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
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流传到五代宋初。
以儒经写本为例。
258卷敦煌儒经卷子的年代可分为三种情况:
先唐抄本,唐抄先唐本,唐本。
前两类儒典本子,适足显示出先代儒学传统由中古前期至中古后期的稳定传承。
这里选取唐初国学所立五经为考察对象,将五经敦煌本的情况简述如下。
1.周易。
敦煌残卷共11卷1。
内晋·王弼注《周易》5卷,陈·陆德明《周易释文》2卷。
其中号王注本,早于陆作《释文》时所见王注本。
号王注本卷尾有显庆五年题记,《释文》本尾题“开元二十六年写,明年校勘”。
2.尚书。
敦煌残卷共34卷。
其中魏晋以来相传的隶古字《尚书》26卷,隶古字《尚书释文》1种,两种先唐本占百分之八十。
另有今字《尚书》5种2。
号残卷,“经文多遵古字,传则间从今文”,卷末题:
“乾元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
”王重民称:
“此真卫包改字以后之古文”3。
愈可见民间习写古文《尚书》,并未随卫包改字而绝迹。
3.毛诗。
敦煌残卷共25卷,“皆唐以前人手写”的毛传郑笺本,“盖六朝人讲习之诗经卷子”。
其中《毛诗故训传》之号卷有朱笔点校;、两号卷有朱点句读;号卷末题记:
“寅年净土寺学士赵令全读。
”潘重规认为,号卷或为隋·刘炫《毛诗音》;号卷或为晋·徐邈以后、陈·陆德明以前之《诗音》。
、两号俱为六朝音隐本,号卷末“朱点句读及四声,有朱笔、黄笔校改”,卷末题:
“大顺二年五月十九日。
”、、等三号残卷,或为六朝定本《毛诗诂训传》的唐写本5。
4.礼记。
敦煌残卷共12卷。
其中郑玄注《礼记》5卷,《礼记音》2卷,为先唐抄本,约占百分之六十1。
5.左传。
敦煌残卷共35卷。
其中晋·杜预《集解》27种,占百分之七十七2。
唐文宗开成年间,诸经勒石,更增论语、孝经、尔雅。
这三部经籍的敦煌本情况是
6论语。
敦煌残卷共约110卷。
除白文本外,东汉·郑玄注本近40卷,另有郑注《问对》、郑注《对策》;晋·何晏《论语集解》近70卷。
7孝经。
敦煌残卷共31卷28种。
其中东汉·郑玄注本12种。
8.尔雅。
敦煌有三残卷,一卷为白文,两卷为郭璞注(+号,可拼合)。
郭注本为六朝写本,卷尾三通题记,分别写于天宝八载、乾元二年、大历九年。
显示此卷六朝本传至中唐仍在行用。
在敦煌本诸经中,后来新增之《论语》注本和《孝经》注本两种,竟多达140卷,占全部敦煌儒典一半以上。
出现这一特殊现象,同唐国学修习科目安排有关,也同唐设童子科有关。
唐国子监以经史课士,分九经为三等:
《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生员通其一、通其三、通其五皆可,均非必修之科。
后增之《论语》、《孝经》,则为国子学必修之科,初不在九经之数,修习年限共为一岁。
可知此二书是国子学先修科目,《论》、《孝》卒业始进修九经。
唐又有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一经,并《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七通者,予出身。
这就意味着唐代城乡士子,自童蒙至国学,人人须自幼修习《孝经》、《论语》。
由敦煌卷子可知,唐代的学童士子习此二经,仍以先代郑玄注为范本。
南北朝时代,“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10]。
南朝儒学通行魏晋师说,北朝儒学通行东汉师说。
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五经正义》,“舍河洛而从江左”,基本沿承南朝的儒学师承。
以后朝廷为五经择定注本,《易》取王弼疏,《书》取孔传隶古定,《诗》、《礼》取郑注,《左》取杜解。
反观敦煌通行的儒典注本,与唐朝廷所定并无二致。
敦煌在汉晋时曾为儒学重镇,有崇重汉学的传统,固保存郑注、孔传残卷甚多;至唐初,又同时受到南风北渐影响,故又多保存王疏、杜解遗帙。
唐代敦煌儒学的渊源,实以南北兼承、汉晋并弘为特色。
在敦煌本史、子、集诸部残卷中,先唐传下来的典籍写本和唐代抄写的先唐典籍亦为数甚多。
史部如:
武德初年抄晋·裴骃《史记集解》;唐初抄晋·蔡谟《汉书集解》[12]。
子部如:
六朝写本《孔子家语》,六朝写本陶弘景《本草集注序录》,唐抄六朝本《瑞应图》、《白泽精怪图》,唐抄本六朝《易三备》,唐抄梁·徐逸等撰《华林遍略》[13],以及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14],梁武帝《老子讲义》;晋·郭象《庄子注》,疑是陈隋间写陆德明《庄子释文》;晋·张湛《刘子注》;晋·葛洪撰《抱朴子》、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
集部如:
陈隋间抄写梁·萧统《文选》原本,以及与江都选学大师所作之音相合的《文选音》[15];隋·智骞《楚辞音》等。
这些先唐典籍大都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着录。
尤其如裴解《史记》、蔡解《汉书》、郭注《庄子》、陶弘景《本草集注》、葛洪《抱朴子》、萧统《文选》等,或为名籍,或为名籍名注,均自魏晋六朝至隋唐传承不辍。
这些名籍名注和前揭儒经名注典籍,同属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的主流、主体之列。
唐代以后,这些典籍,有的以刻本形式传承不废,直至今世;有的散入后出的新注本传续其文化生命。
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不刊之典。
这些宝典残卷以其千年以前的文本状貌重现敦煌,灼然昭示着古老中华文化的辉煌传统、悠远历史和不朽的生命力。
它是敦煌四部籍所蕴中古文化嬗变中,相对稳定的文化“本根”。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门阀士族垄断文化,只有士族子弟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得能经常接触典籍的士人范围就更小了。
由隋入唐,士族没落。
开天以后,庶民地主急剧兴起,庶民阶层迅速扩大。
科举制度创行,为广大庶民阶层开通仕途,唤起民间士子修习文化、学优而仕的普遍愿望。
尤其中唐以后,社会教育愈益深入下层,不同层次的学郎生徒日渐增多。
中古社会以典籍抄本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已然面对庞大的民间受众群体。
这在中国古代是前未曾有的文化现象。
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是科举的课试科目与国、州、县学的设科,要求通行的典籍文本做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礼制风习变化,也使某些前代经籍、先儒注疏显得陈旧过时,不适应当世。
如开元初年,《周礼》和《仪礼》因其“烦重”,《公羊》和《谷梁》因其多含“诡危之论”,遂告“四经殆绝”[16],其根本原因即在四经同社会现实的隔膜。
时代变迁推动文化变迁。
贞观四年,唐太宗诏命颜师古重新考定五经,复命孔颖达着《五经正义》,着手于传世经籍的甄别整理。
此后种种因革情景,亦借敦煌写本留下些许“痕记”。
如S.789、S.3330、S.6346号等三件《毛诗》残卷,可能即是贞观七年颁行之颜氏《毛诗》定本[17]。
贞观间与颜氏定经、孔氏正义同时,魏征等辑《群书治要》一书,通行朝野。
敦煌写本S.1443背、P.3634+P.3635、S.133、P.2767+S.3354号等六个残卷,即为《群书治要》内之《左传》节本[18]。
开元十年六月,“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19],废萧梁时并立国学的孔、郑二家注《孝经》[20]。
敦煌写本S.6019号为《御注孝经》一帙;S.3824B为《御注孝经集义并注》书题,撰人未详,亦未见公私书目着录,显示玄宗注《孝经》颁行后,儒士们竞为御注做注解的情景。
尤其是释门和民间文人,借御注《孝经》颁行天下,更将《孝经》大义编为俗曲歌谣,在民间广为传唱,倡扬孝道。
敦煌写本P.2721号《新合孝经皇帝感》、P.373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等,便是当时流传民间的这类唱本卷子。
P.3731号卷唱辞云:
“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
新合孝经皇帝感,聊谈圣德奉贤良。
”“开元天宝亲自注,词中句句有龙光。
”“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
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
”“立身行道德扬名,若臣父于礼非轻。
事君尽忠事父孝,感得万国总欢情。
”[21]唐玄宗《御注孝经》先立学官,又借通俗讲唱广诵民间。
从《新合孝经皇帝感》写卷,可以深切感知玄宗一注再注《孝经》的强烈意图,那就是在“恣人相吞”的社会大动荡初起时,向全国臣民灌输“君臣父子之礼”,以求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可感受《御注孝经》倡行天下之后,“万国欢情”的社会企盼心理。
开元间,唐玄宗又命李林甫等注《礼记》《月令》篇,以《御刊定礼记月令》为名颁行[22]。
敦煌有《御刊定月令》冠首的四种《礼记》写卷。
按,唐以前及宋景佑以后,传本《礼记》篇次皆以《曲礼》为第一,《月令》为第五。
玄宗虽删定《月令》,并“自第五易为第一”,冠之于《礼记》卷首,其实注文“仍多袭郑氏之旧”,“盖其所重在变易章句次序,以符合当代之时令也”[23]。
S.621号《御刊定月令进书表》曰:
“陛下悬法授人,顺时设教。
”揭示当时唐玄宗稳定社会秩序之努力的另一面,即通过删定重颁《月令》,教臣民恪遵四时十二月之新礼。
如P.4024号《御刊定月令》之《丧服仪》、《服衣仪》,便是“非诠礼经”,乃为“应社会与时代需要而作”。
[24]
天宝三载,唐玄宗有鉴于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不便于识读,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尚书》为今文。
这是当时对书经传统文本的又一项改革之举,影响深远。
卫包改字以后,《尚书》便以楷字本正式流通,《尚书》古文便只能从陆德明《经典释文》之《音义》中见到了。
宋开宝五年,陈鄂更删定《经典释文》,别为今字《音义》,古文本不复得见,逐渐失传。
敦煌写本发古文《尚书》千年之覆;同时有6种楷字《尚书》相伴,为天宝年间《尚书》文本改革留下实证。
值得注意的是P.2748号尚书残卷。
此卷大约写于唐中叶卫包改字以后,卷中却仍然存有古字。
王重民分析此一现象说:
“揆其所以各异之原因,盖除卫包奉诏刊定今字本以外,别有民间自由改写之今字本”,“其所改从,一随自然之势”,“凡一切改革运动,必有其前因后果,有非为时君一人之力所能左右者”[25]。
亦显示唐玄宗命卫包改字,确是顺应中古汉字改革大势的睿智之举。
同《尚书》字体的改易相比,敦煌书仪写本所见唐中叶以后的礼俗之变,属朝野风尚、礼治宗法范畴,反映着社会观念的深层次变革。
敦煌书仪写卷颇多“新集”、“新定”,如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并序》、《新集书仪》等。
书仪而有“新定”、“新集”之必要,反映相关的社会礼仪已经发生变化,要求通过“新定”、“新集”的方式修订以前的书仪。
如关于吉凶书仪,吴丽娱研究“通婚书”、“婚礼程式”发现,“新定”、“新集”书仪反映的婚礼仪俗,“以体现唐代北方民俗为主”;尤其“唐后期书仪反映民俗的地方色彩更重”,“在婚姻礼制方面,以俗代礼的情况越来越多”。
“以俗代礼”,成为中晚唐社会礼俗变化的趋势和特征。
吴丽娱还指出:
“愈到唐代晚期,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员往来文范者愈多”,“官牍文范的增加,与朝廷礼制和内外族之吉凶仪目的相对减少、简化,说明唐初重家族礼仪的社会生活,和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后期已经愈来愈向官场为中心转化。
”这也是唐后期产生表状笺启书仪的缘由。
书仪编订者正是有鉴于此,便自然而然地将中晚唐民间礼俗、官场酬酢等社会交往领域里发生的种种渐进式变革,通过“新定”、“新集”的方式反映了出来。
“新定”和“新集”,是书仪编订者用文本形式记载已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的巧妙方式。
透过敦煌本之史、子、集诸部典籍卷子,也可从某些侧面瞥见有关唐代尤其唐中后期社会变化的种种史影,诸如门第升降之变、兴衰治乱之变、地理人文之变、宗教信仰之变、文学艺术之变、医药科技之变等等。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中古士族制度,唐代已经弛废。
然而崇尚门第的社会观念,盛行四五百年之久,至唐代依然根深蒂固。
李唐王朝一再重修氏族志、姓氏录,既是对朝野盛行的门第观念的认同,又反映皇室贬抑先朝旧族、“崇重今朝冠冕”的努力。
敦煌本有氏族谱和姓氏录二残卷。
论者起初以为是贞观氏族志残卷、显庆姓氏录残卷。
毛汉光考定北京藏谱可能撰成于天宝元年至宝应元年间,伦敦藏谱可能撰成于元和十五年至咸通十三年间;揭示唐代自太宗始,撰修氏族谱即呈双线发展:
“一是诏修谱,二是士大夫私修谱”。
毛氏更称:
“由于贞观六年是第一次以唐代政治社会大族为背景整理谱系,其后诏修谱都以此为圭臬,加以变动。
这个氏族志初奏本最合士大夫意,故初奏本亦可能是若干士大夫私修谱的基准,北京藏谱即其一也”,它还保持着“氏族志初奏本的外壳”;伦敦谱可能亦是私修,但承袭关系已难考证[26]。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着录唐谱甚多。
毛氏所揭唐代民间竟相修谱之事确实存在,且中晚唐愈甚。
民间修谱愈频繁,愈可彰显中晚唐时代由于地产得丧、科场进退、仕途陟黜等种种原因,导致朝野士人社会地位的升沉变动。
中晚唐人们社会身份调整的频率与规模,在中古时期为前所罕见。
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诸州相继被吐蕃占领,许多地区与唐朝隔绝近百年之久,史籍记载河陇史事也甚疏略。
P.2555号写卷两面为当时陷蕃文士所作诗歌的唐抄本,初经法·戴密微摘要校录,再经陈祚龙新校重订,共58首,名为《李唐词人陷蕃诗歌初集》[27]。
这部诗集可以反映安史之乱至咸通百余年间的唐蕃关系,其诗篇尤其坦示出吐蕃治下汉族士人鲜活的心路历程。
试看如下诗句:
“近来殊俗盈衢路,尚且蒿莱遍街陌。
屋宇摧残无个存,犹是唐家旧踪迹。
”“不忧儒节向戎夷,只恨更长愁寂寂。
”胡语充耳,胡服映目,诗人遭囚羁;断垣残壁,蒿莱丘墟,竟是唐家故地。
“朝行傍海涯,暮行幕为家。
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
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
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
”蕃兵押解,诗人西迁,过雪岭,度流沙,随处帐幕为家;戎夷之地日近,故乡渐行渐远,回望乡邦独自垂泪。
这些诗篇是公元八九世纪西陲文士的“心史”。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将往昔此类边塞诗同陷蕃诗对照诵读,会有隔世之感,也会真切地感受到盛唐的衰落。
同陷蕃诗作于同一时期的敦煌曲子词,同样包含历史情境的描写。
试看“曲子望江南”
之一:
“曹公德,为国托西关。
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
雄名远近闻。
尽忠孝,向主立殊勋。
静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
愿万载作人君。
”此首大约作于后唐同光元年。
后唐庄宗曾加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以“河西、陇右、伊西庭、楼兰、金满等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托西大王”。
曹议金控扼河陇诸族,抚绥六戎部落,安定后唐的西边陲,这首曲子赞颂他“为国托西门”的功绩。
之二:
“敦煌悬,四面六蕃围。
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
新恩降,草木总光辉。
若不远仗天威力,河隍必恐陷戎夷。
早晚圣人知。
”此首大约作于后晋开运元年。
自后晋开国以来,敦煌困于六蕃之围,难得与后晋往来。
直到天福七年始得遣使入贡。
后晋效后唐封曹议金故事,于开运元年封议金之子曹元忠,“新恩降”指这件事。
这首曲子抒发敦煌被蕃兵围困的苦情,众百姓期盼挣脱戎夷羁绊、早日回归天朝的心情,就像草木渴望阳光一样。
之三:
“边塞苦,圣上合闻声。
背蕃汉经数岁,常闻大国作长城,今榜有嘉名。
太傅化,永保更延龄。
每抱沉机扶社稷,一人有庆万家荣。
早愿拜龙旌”。
此首大约是“背蕃归曹”的边民作于开运二年。
当时曹元忠进为“检校太傅”。
诗人希望边民之苦上达“圣听”,并称誉曹元忠翼赞后晋之功。
潘重规评论《曲子望江南》说,“敦煌人民陷在异族统治之下,……纵然天荒地变,俗改时移,而人心思汉。
我华夏民族精神涵濡贯注发挥出来的热爱祖国的魔力,是愈压抑,愈坚强。
”“他们爱抗蕃归汉的官吏政府,就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
这一段民族的真爱,只有文学作品才能反映得最真切。
”他以敦煌曲子积淀着丰厚的历史内涵而称之为“词史”,甚至认为它的“历史价值显得更重要”[28]。
唐末宋初,于阗国一度十分活跃,与周边往来甚密切。
其时中原方值五代嬗替,正史对于阗记载不多。
敦煌于阗文写卷提供了若干有关当时于阗国的历史信息。
如于阗文《使河西记》和《克什米尔行程》,分别记载于阗王娑缚婆时代,自于阗向东赴河西、向南越克什米尔的交通路线及各路段行程。
关于于阗至沙州路段,此前有宋云、玄奘记载,此后有高居诲记载,但均简略。
《使河西记》详载此段沿路地名,对了解丝绸之路此段的交通路线、城国位置、沙漠绿洲变迁等,都很有价值。
如罗布三镇在交通线上的相对位置、当时楼兰的具体位置等,均赖此《记》得以明了。
其中于阗至且末段,多已移至丝绸之路古道以南,从而揭示自然地理变迁之重要事实:
北宋初期,塔克拉马干沙漠南侵、一些城镇被流沙掩埋、丝绸之路被迫南移。
关于沙洲至朔方段,自吐蕃阻断河陇后,沙洲外出初取回鹘路,继由灵夏道,灵州成为归义军与中外往来的通路。
但汉文典籍记载这条路线只记到州县为止,《使河西记》则详记州、县以下各程站,提供了十世纪沙州至朔方的详细完整的交通路线。
[29]
关于中国至克什米尔的交通线,以往法显、宋云、玄奘、悟空等西行求法的记载,一般只记到国都,很少记录所经小城、村镇。
《克什米尔行程》写卷用于阗文拚写出自于阗至克什米尔所经大小地名,多数前所未见,揭示了公元十世纪中国与外域交通的宝贵一页[30]。
汉文写卷《西天路竟》是北宋乾德四年僧行勋等157人奉诏西域求法的行记之一。
它简略地记录了自宋东京开封一直到达南印度海边的完整行程。
“唐以后入印行程,唯此与《继业行程》最为详赡”[31]。
同样揭示了公元十世纪中国与外域交往的宝贵一页。
关于中古时期汉语音韵,隋·陆法言从“南北是非,古今开塞”着眼,集晋以来各地诸家细分之韵部撰《切韵》,是为中古音韵学奠基之作。
但《切韵》及随后唐人所撰各种韵书却大多失传,可资中古音韵研究的书,主要只有宋代重修的《广韵》了。
《广韵》号称隋唐以来韵书的结集,可是《广韵》以前的音韵史既已不明,中古音韵研究也就无所措手足,以致清代学者竟会误认为《广韵》就是陆法言的《切韵》。
敦煌保存的韵书残卷问世后,经王国维、刘复、罗常培等反复研究,中古音韵学草创时期韵书发展的某些规律和事相终得揭示。
中古韵书发展似有如下规律:
“同一系统之书,其韵字多寡,视年代为比例——后出者多,前承者寡。
”依成书先后排序,敦煌所出各韵书写卷的字数大致为:
最接近《切韵》原本的“切一”,一万一千字左右;伯加仟一字本,增字一千一,约一万二千余字;接近长孙讷言笺注本的“切三”,又增六百字,约一万二千八百字;郭知玄朱笺本,更增三百字,约一万三千一百字[32]。
导致唐代韵书韵字愈增愈多的原因,除随时代变迁、社会音素不断发展而外,主要根源出自科举以诗赋取士以及好尚诗文的时代风气。
唐人做诗文讲求叶韵,韵书的功能于是发生变化:
“韵书之作,本以审音,降及李唐,渐失其旨。
一向之用以审音者,至唐时则变而供行文叶韵者所检取。
行文叶韵,字愈多而愈便。
法言的《切韵》所收者万余字耳;而其分韵或宽或狭,实用殊感困难,故有诸家之增订,有许敬宗之通用。
文人学士,唯患韵字之少,岂有恶其繁重从而删去之者。
”[33]唐·王仁煦《刊谬补阙切韵》对陆法言《切韵》的“刊”与“补”,以字的形、义为主,即“是为了便俗而作,走的是把陆书引向字书、词书的路子”[34]。
文人学士的需求愈是迫切,韵书的增订就愈是快速,旧韵书的淘汰也愈是快速。
陆法言《切韵》及唐代许多韵书迅即消失得似乎了无踪迹,奥秘正在这里。
中古音韵学往往伴随社会实用语言的发展而发展。
依久佚古籍唐僧守温韵学之敦煌残卷得知,唐末守温所定音韵字母实为30个,分标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五目。
《通志》《玉海》托名守温着录的36母,其中邦、滂、奉、微、床、娘六母乃是宋人为分别唇音轻重增益的。
但不可据此断言正齿音、轻唇音等在唐末尚未分化。
据该残卷,唐末齿目之音已可分为三等:
“精、清、从”是齿头音,“审”是梵藏有对音的正齿音,“穿、禅、照”是梵藏无对音的正齿音。
又,在唐《归三十字母例》中,唇目“不、芳、并、明”后面,又列“夫、敷、苻、无”四字,显示“唇音轻重亦有别”[35]。
据守温韵学残卷得以揭示,唐宋之际汉语音素的发展及韵学传承的这一重要事相。
在敦煌的藏文写卷中发现多种汉籍的藏译本残卷,如《尚书》、《春秋后语》、《史记》、《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亦有佛经汉藏对音本残卷。
《尚书》、《史记》等残卷的藏译文显示,当汉籍的一些事物或名词不易为吐蕃人理解时,译者往往不拘泥原文而采用音译法;有时还会在译文中增添一些原典籍没有的内容。
藏译汉籍涉经、史、子,种类多样,显示八九世纪在西陲的吐蕃辖区某地,吐蕃统治者可能设置了一定规模的译场,集中译人,专门翻译中原汉文典籍。
20世纪初,在南疆也发现若干可能出自吐鲁番的汉籍回鹘文译本,其中有唐·慧立、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残卷、《光明最胜王经》残卷和一叶有关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的佛经残卷。
这三个残卷的“尾题”表明它们的译者是同一人:
“十姓回鹘国中的后学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都统”。
耿世民定此残卷为十姓回鹘西迁后至元代译作[36]。
这批汉籍回鹘译卷揭示,在十世纪的回鹘高昌,曾有专人从事汉文典籍翻译。
所译汉籍当不会只限于僧传和佛经,译人亦当不限于僧古萨里一人。
在十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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