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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中国哲学

哲学与中国哲学

内容提要：

作为一代思潮分析哲学以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把握世界和存有,表现了哲学思考在语言的层面寻求普遍性和确定性的趋向;以逻辑分析作为主要方法,分析哲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注重对概念的澄清、辨析、注重论证的严密性,这种论证过程以讲道理为实质的内容。

语言的逻辑分析同时展开为意义的追寻,但在分析

哲学中,意义的追寻主要侧重于认知-理解层面,与价值-目的相关联的意义则多少处于

其视野之外,其中蕴含着对意义追寻的单向度性。

从形式层面来看,中国哲学表现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的统一。

就既成的或历史形态的中国哲学而言,借助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有助于澄清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揭示其理论

内涵,并对其进行逻辑的重构;从中国哲学的生成性看,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理解

和建构过程,同时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过程,在这一层面,应注意的首先是逻辑分析与形上智慧的结合;其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背后,是不同哲学传统之

间如何融合以及形成世界哲学视域的问题;复次,在注重逻辑分析的同时,应走出语言的界限,回归存有本身;最后,以成己与成物的统一为前提,当代中国哲学应扬弃分析哲学在意义追寻中的单向度性,在更广的背景中展开智慧之思。

关键词：

分析哲学中国哲学智慧之思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常常被视为两种迥然相异的哲学趋向。

不过,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

分析哲学并不仅仅是一种异己的存有或无法相容的形态。

无论是从回顾和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看,抑或从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着眼,具体地把握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都有其不可忽视的

意义。

一.分析哲学与广义的哲学分析既相互区别,又难以截然分离。

哲学的分析在西方哲学中有悠久的传统,宽泛而言,西方哲学中的这种分析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论辩中,都不同水准地涉及哲学分析。

亚里士多德著有《范畴篇》《、前分析篇》和

《后分析篇》等,这些论著都直接关乎逻辑分析问题;从更广的视域看,它们对形而上学、伦理学等问题的讨论都渗入了哲学的分析。

在西方哲学的尔后演进中,自休谟、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到康德,分

析性的思与辨绵绵不绝,形成了十分悠长的传统。

不过,在讨论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时,其中涉及的“分析哲学”,主要指20世纪初在西方所形成的一代哲学思潮或哲学流派,以弗雷格、罗

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人物,在以后的演化过程中,分析哲学思潮还包括维也纳学派,以赖

3本文系作者在2009年6月19日举行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研究生

根据录音记录,并经作者审定。

本文同时纳入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项目编号：

B401。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105·

尔、奥斯汀等为代表的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以及蒯因、戴维森等哲学系统。

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罗尔

斯的工作也属于广义的分析哲学流派。

作为特定的哲学流派,分析哲学包含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就对象而言,与所谓“语言学转向”相呼应,分析哲学所指向的,主要是我们在谈论、思考世界和人自身时所运用的语言。

一方面,分析哲学并未完全撇开存有,而是希望通过语言分析这一方式来把握存有,在此意义上,它并未离开哲学的论域;另一方面,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分析哲学所试图把握的,主要是语言中的存有。

就其以语言为对象而言,分析哲学的以上趋向可以借用蒯因所说的“语义上行”（semanticascent）加以概括。

所谓“语义上行”,也就是由考察对象转向考察关于对象的语言表述,亦即将哲学的对象主要集中于语言层面。

从哲学讨论如何达到普遍性、确定性的观念来看,分析哲学以语言为对象的讨论方式,有其值得注意之处。

与直接指向物理对象不同,这种思考侧重于将语言与语言之外的对象相区分。

一般而言,如果把物理对象作为考察的目标,可能导致两重趋向。

一是把物理对象实体化,而实体化的背后往往暗含着某种超验的、思辨的进路,在传统哲学中,这一趋向表现于形形色色的自然哲学或其它各种形态的思辨形而上学之中。

以物理对象为考察对象的第二个可能,是哲学研究与经验科学的某种趋同。

历史地看,哲学在其早期的形态中曾包罗万象,呈现为所谓科学之母,各门学科都隐含于其中。

当哲学以科学的方式指向物理现象时,逻辑上便包含某种将哲学科学化的可能,在早期的实证论那里,便多少表现出这一趋向。

同时,分析哲学注重语言和心理的区分。

从逻辑上看,以心理过程作为反省对象,往往容易引向个别化、特殊化的体验,仅仅停留于此,则难以超越经验之域,达到普遍、确定的内涵。

概而论之,就消极的方面言,以语言作为对象,既旨在克服超验和思辨的进路,避免将哲学等同于经验科学,也意味着超越哲学研究中的心理化进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以语言为研究的对象,则表现了通过向语言的还原,在语言的层面寻求哲学思考的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意向：

相对于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差异性、分殊性,语言表现为一种可以用相近方式加以处理、以相同尺度加以衡量的对象,对分析哲学而言,后者似乎从一个方面为达到普遍性和确定性提供了可能。

与指向语言相联系的是逻辑分析：

以语言为对象,以逻辑分析为方法,这两者在分析哲学中紧密结合、难以分离。

逻辑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概念的辨析、界定：

在分析哲学之域,概念的提出都需经过严格的界定,其涵义要求明确而清晰;二是观点的论证：

提出论点必须经过严密论证,不允许独断地“颁布”某个结论。

借用中国哲学的表述,这种“论证”可概括为两方面：

一是“言之成理”,即在讨论、论证过程中要合乎规范、合乎逻辑;二是“持之有故”,即提出论点必须有根据。

从积极的方面说,分析哲学的以上进路对于概念的清晰化、思考论证过程的严密化等等,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消极方面看,这一研究的方式既有助于拒斥独断论的趋向,也可使哲学思考避免流于个人的感想或感受。

哲学本质上不同于偶然的、随意的感想,它需要论证。

未经论证的感想往往表现为个人化或私人化的意识。

在个体感想和私人观念的层面,哲学一方面容易流于神秘的体验（哲学史上,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观念往往将哲学思考融于私人体验,而未能将观点的展开和严密的逻辑论证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等同于常识：

常识每每不言自明、无需论证,它既不需要去思考“何以如此”,也无须追问“根据何在”。

哲学固然并非完全隔绝于常识,但同时需要通过理论的追问、论证,扬弃常识。

上述层面的逻辑分析,同时展开为一个“讲道理”的过程,事实上,正是“讲道理”,构成了逻辑分析的实质意义之所在。

当分析哲学将逻辑分析作为处理语言的主要方式时,同时也意味着把“讲道理”这一意识和观念运用到哲学之中：

无论概念辨析,抑或观点论证,都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前面提到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以“讲道理”为其内涵。

如前所述,哲学的观念不同于偶然的私人体验或常识性的感想,亦不同于独断的教条,哲学的观念需要经过论证,而论证过程即是“讲道理”的过程。

哲学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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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念同时需要面向他人或学术共同体,也就是说,它应走向公共领域,让共同体的成员进行批评、讨论、驳

难。

提出某个论点要别人接受,必须说出理由来,而说出理由也就是“讲道理”。

不难看到,逻辑分析的实质指向在于,使哲学的思与辨同时成为“讲道理”的过程。

相对应于以上两方面,分析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对意义的追寻和追问。

概念的辨析、逻辑的论证过程,

同时也展开为意义的辨析、意义的追问过程。

在分析哲学那里,狭义上的意义主要涉及语言,关于语言的意义理论,各家各派说法众多,如“指称论”“、使用论”等等。

广义的意义关切则渗入于分析哲学对哲

学问题和概念的辨析、理解之中。

意义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20世纪

20年代,奥格登与理查兹出版了《意义的意义》一书①,便专门讨论意义的问题。

就一般层面而言,意义可区分为两方面。

从理解、认知的维度看,意义涉及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

在形式层面上,意义必须合乎逻辑,金岳霖曾指出,同一律是“意义可能底最基本的条件”②。

同一律要求概念具有确定的涵义,在

一定的论域中,某一概念即表示某种涵义,不能随意转换。

广而言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意义所以可能

的形式条件。

在实质的方面,此论域中的意义主要关联事实的认知：

以理解为指向,意义总是包含认知的内容。

上述意义上的“意义”,具体表现为“可理解”：

当我们说“某个观念有意义”时,同时便指它是“可

理解”的,反之,不可理解的就没有意义。

例如“,

白天比水更重”,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无法理

解。

之所以无法理解、从而没有意义,从形式方面看,主要在于它不合乎逻辑：

按照墨家“异类不比”的原

则“,

白天”与“水”是不同类的对象,前者涉及时间,后者指涉物质,将两个不同类的对象放在一起比较,

便违背了“异类不比”的原则;从实质方面来看,以上陈述之没有意义则在于它没有提供任何可认知的事实内容。

除了理解-认知之维,意义又与人的目的相联系,具有价值的内涵。

在后一意义上,所谓“有意义”主要是指：

相对于实现某种目的而言,相关的人、物或观念有积极的作用。

若对于实现某种目的没有什

么价值,则它们便没有意义。

以否定的方式来说“,

螳臂挡车”是无谓之举,它常被用以嘲笑人的不自量

力,试图阻止历史的某种演进趋势。

就原始涵义言“,

螳臂挡车”何以无意义?

原因就在于：

对于“挡车”

这一目的,区区“螳臂”没有任何作用。

这个层面所说的“意义”,实际上便是就价值层面而言的,在此论域,所谓有意义就是有价值,无意义就是无价值。

广而言之,通常所说的“荒谬”,即指价值层面的无意

义,这一层面的意义首先涉及人的存有“,

意义。

荒谬”意味着人生没有任何有积极价值的目的、目标,从而毫无

就总体而言,在以上两重维度的意义中,分析哲学所关注的主要是前一层的意义,亦即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

对目的-价值这一层面的意义,它们关注则相对较少。

分析哲学固然也论及价值问题,但其所讨论的主要不是现实的价值关系。

以广义的“好”（good）而言,分析哲学所关心的是“好”这个词或概念表示什么意义,而不是“什么是现实生活中好的东西”,同样,关于“善”（morallygood）,它们所感兴趣的也是“善”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在以“善”来指称某种行为时,这种“善”表达什么涵义,对于“什么是善的现实形态”“、如何行善”这一类问题,分析哲学往往加以悬置。

可以看到,分析哲学所关心、追问的主要是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诸如“好”、“善”这些词在语言上究竟表达什么意义、可否理解以及如何理解,至于其背后的目的-价值层面的意义,常常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以上趋向蕴含着意义追寻的单向度性。

这是分析哲学在意义问题上值得注意的趋向。

要而言之,作为一代思潮而言,分析哲学在总体上包含以语言为对象、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式、以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为主要关注之点三重维度;以上三个方面,同时也构成了分析哲学之为分析哲学的内在规定。

与之相联系,分析哲学具体地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是注重“划界”。

从内在逻辑来看,这与前面提到的关注概念的辨析、概念的清晰性以及论证的

①C.K.OgdenandI.A.Richards：

TheMeaningofMeaning-AStudyoftheInfluenceofLanguageupon

ThoughtandoftheScienceofSymbolism,NewYork,1923.

②金岳霖《：

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第414页。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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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性相一致：

清晰即意味着概念与概念之间界限清楚,涵义不能含混、纠缠。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划

界”可追溯至作为分析哲学理论源头之一的康德哲学,康德哲学的特点之一便是划界“：

现象”与“物自

体”“,

感性”“、知性”与“理性”“,

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等等,彼此界限都很清楚。

这种倾向似乎对分

析哲学也有影响。

在分析哲学那里,划界不仅体现于概念之间含义的区分,而且表现在语言和语言之外的世界之间的相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类似康德所作的“现象”和“物自体”的划界。

划界导致的后果之

一,就是往往很难把握对象或世界的整体性“,

界”把事物分割为不同的方面,而对象本身在被区分之前

是一整体,在划界的视野下,作为整体的世界常常难以达到。

当然,分析哲学中也有所谓“整体论”（ho2lism）,但此所谓“整体论”所关心的不是整个世界或作为整体的现实存有如何把握的问题,而主要是在语言论辩之域如何来理解、把握语言的相关方面,例如怎样将一个词的意义放在前后相关的语境之中,而不是孤立地就单个语词来理解其意义。

从一定的语境或语词、语句关联中来理解语义,这种观点常常被称为“语言的整体论”。

从其主要方面来看,这一意义上的“整体论”,并未跳出语言的论域。

与划界相对应的是理想化的进路。

分析哲学往往以一种理想化的方式来处理哲学问题,这一方式具体地体现分析哲学家经常使用的所谓“思想实验”中。

分析哲学非常热衷于使用各种思想实验,这一方式若每每表现为“设想”（Suppose）各种情景,这种设想也就是假定一种理想的条件。

比较著名的有普特南（HilaryPutnam）所谓“缸中之脑”,即设想在脑和人的身躯分离开来（置于缸中）时,意识现象如何活动、变化;还有所谓“孪生地球”,它所“设想”的是：

当人们生活在主要方面都相同但某些物质结构有所不同的两个地球之中时,对表示某种物质的语词（如“水”）将如何理解。

在伦理学、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同

样可以看到“思想实验”的方式或者理想化的处理方式,著名的例子如罗尔斯《正义论》中所提出的“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即是设想在讨论正义问题之前,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对自己在未来社会中的各种可能情景,如年龄、性别、社会地位、贫富等都一无所知。

罗尔斯试图在这种假定的情景之下,来讨论人们在正义问题上可能达到怎样的共识,而这一设定便带有很明显的“思想实验”特征。

在这方面,罗尔斯的讨论与分析哲学的其他领域并无实质的不同。

理想化或“思想实验”的处理方式,其重要特点是把情景从

现实环境中抽取出来,如“缸中之脑”将人脑从现实的躯体中加以抽离“,

无知之幕”则将人从具体、现实

的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

以此来讨论、考察问题,具有明显的抽象化特点。

哲学研究无疑需要抽象,但若仅仅停留于抽象,就往往无法达到真实、具体的存有。

划界和理想化的方式相结合,在逻辑上导向形式化的处理方式,后者构成分析哲学的第三个特点。

“形式化”表现为语言与实际世界（存有）的分离,亦即把实际世界过滤掉,仅仅在语言这一层面谈论存有,或者仅仅分析语言这一思想表达形式。

诚然,在分析哲学后期,也有很多关于存有问题的讨论,并提

出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观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分析哲学家讨论存有、并试图建立一

种形而上学时,其所关注的重心往往不是存有本身,而是谈论或表达存有所运用的语言以及这种语言所具有的含义。

在斯特劳森Individuals一书中,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

斯特劳森在该书中区分了“修正

的形而上学和描述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真正合理的进路对形而上学作描述的研究。

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顾名思义,其特点不是研究存有本身,而是讨论我们在研究存有时所使用的概念到底意义何在。

这一辨析活动便体现了一种形式化的趋向。

在蒯因所谓“本体论承诺”中,存有基本上也是就语义层面

而言,而不是从物理的或现实的层面来看“存有是什么”“、何物存有”。

从另一重意义看“,

形式化”意味着语言与心理过程的分离。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分析哲学将哲学讨

论的对象限定在语言层面上,这同时包含了区分语言与心理过程的意思。

分析哲学非常注重这种区分,很多分析哲学家都一再试图回避对心理活动过程的研究、把握,在他们看来,心理或意识过程似乎是个体性现象,无法以明晰的语言加以描述,他人之心更难以把握。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赖尔那里,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明显,他们一再要求在讨论中消解心理问题,达米特更直截了当地提出“从心灵驱逐思想”,①其含

①参见达米特《：

分析哲学的起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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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

义即分离心理与思想。

如前所述,哲学的研究确实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体的体验,但将哲学的考察（包括

语言的分析）与心理、意识过程完全加以分离,则走向了另一极端。

总之,一方面是语言与实际世界之间的分离,用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①,另一方面（内在的方面）则是语言的分析过程和人的心理过程的区分。

这两种区分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形式化的追求,由此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形式层面的探讨和对实际世界（存有）的把握之间的某种分离。

与以上几个方面相伴随的,是技术化、知识化的趋向。

如前所述,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

这种方法后来被持续地精致化、系统化,逐渐形成了高度的技术性。

从早期形态来看,这种技术性的特点表现为借用人工语言或现代数理逻辑的方式来讨论哲学问题,数理逻辑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领域,它虽有不同的系统,但在高度技术化这一点上彼此相通。

与之相对应,当关注之点集中于这一层面时,哲学本身也开始被赋予技术性的特点。

分析哲学的重点后来转向日常语言的分析,这一层面固然不需使用数理逻辑等工具,但技术化的趋向依然可以看到。

日常语言分析做得好的一些哲学家,往往具有非常好的语言学训练,这种训练不仅涉及语言科学,而且同时包括人文知识的积累,如日常语言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斯汀就具有非常好的语言和古典素养,他之所以在语言分析方面得心应手、技巧成熟,与这种深厚的人文知识背景不无关系。

可以说,在人工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分析层面,哲学都不同水准地与技术化的趋向相关联。

技术化的背后往往是知识化的趋向：

技术化与知识化的追求很难分离。

当哲学研究逐渐导向技术化的时候,哲学关注的重心也逐渐转向知识形态,与之相对应,哲学本身也每每被知识化。

哲学的知识化与哲学作为智慧的追求这一本来形态之间显然有相当的距离。

随着知识化趋向的加深,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游离于作为智慧之思的本然形态。

二.相对于分析哲学的以上形态,中国哲学无疑有自身的特点。

从形式的层面看,中国哲学首先呈现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

一方面,中国哲学在历史的演进中已经取得既成形态,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中国哲学（从先秦到现代）,便是已形成了确定内容的对象。

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具有已完成的品格,呈现为一种既成的历史形态。

另一方面,在成为历史中的对象之前,中国哲学首先展开为一定时代的哲学家对其所处时代哲学问题的思考,后者所涉及的,本质上是哲学的理论。

这种理论的思考,表现为一个在历史中持续延续的过程,取得历史形态的哲学史对象,本身便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又表现出生成性的特点：

随着哲学思考在不同时代的延续,哲学的理论也持续生成;每一时代的哲学家既以以往的哲学思考结果为出发点,又为以后的哲学思考提供新的起点。

这种哲学的思考一方面是一定时代中形成的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又在历史的演变中成为后起的哲学家研究的对象,从而取得既成形态。

在历史的演化中,哲学家总是在新的起点上对他们所遇到的哲学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从而使中国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得到新的延续。

与这一过程相对应,中国哲学在总体上如前所述,表现为既成性与生成性的交融。

在既成性与生成性统一的背后,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历史和理论之统一：

在此层面,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也展开为哲学的理论。

宽泛地说,作为一种智慧的沉思,中国哲学主要展开于对“性与天道”的持续追问,从理论层面看,这种追问和沉思具体表现为对形上智慧的追求,后者同样包含意义的探寻。

就意义的追寻而言,中国哲学

更多地关注于意义的价值之维,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完全忽略认知、理解层面上的意义,但相对而言,其注意的重心更多地体现于前者。

中国哲学内含的以上两重基本品格（既成性与生成性的统一,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统一）,构

分析哲学与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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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考察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关系的前提。

相对应于中国哲学的上述特点,中国哲学与分析哲学之

间的关系具体展开为两个维度,即历史的维度与理论的维度。

前者主要涉及分析哲学和作为历史形态（既成形态）的中国哲学的关系;后者则指向分析哲学和作为哲学理论（处于延续过程、具有生成性）的中国哲学的关系。

从历史的形态看,中国哲学在总体上更关注实质的体系,对于形式的体系则不像西方哲学那么注重。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完全没有体系,但它确实更侧重于实质的体系。

与此相联系,作为既成形态的中国哲学,往往不十分注意对其概念、范畴的严密界定和辨析,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哲学中的概念、范畴没有确定的内涵,而是指中国哲学家在运用它们时,并不总是将形式层面的概念界定和辨析作为关注的重心。

同时,中国哲学在展开自身论证的过程中,往往更多地注重实质的系统性。

诚然,任何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中国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宗旨或核心的观念,其整个哲学系统都是围绕这些宗旨或核心概念而展开,但在展开这一系统时,他们往往并不注重从形式方面来加以推论或推绎。

当然,中国哲学本

身也有注重分析的方面,如荀子提出“辨合”“、符验”的观念“,

辨”即有辨析、分辨的意义,朱熹主张“铢分

毫析”,也要求对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

在此意义上,不能说中国哲学中没有分析的方面,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并不以对概念的界定与辨析、对理论体系作形式上的建构为主要的关注之点。

中国哲学的以上特点,决定了今天在回顾、考察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时,需要借助于分析哲学的研究

方式,以此推进我们对作为历史形态的中国哲学的研究。

具体而言,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哲学史中不同概念的辨析。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并非没有确定的内涵,但这些概念的丰

富涵义往往没有在形式层面得到梳理、辨析。

对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来说,如何在概念的层面上对以往

的中国哲学内涵进行细致的分疏、界定,是无法回避的工作,而在这方面,分析哲学注重逻辑分析的进路,无疑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对研究者而言,如果适当接受分析哲学的训练,无疑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就研究过程而言,如果适当地引入逻辑分析的方法,也将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考察。

与概念辨析相联系的是理论内涵的揭示。

作为注重实质体系的理论系统,中国哲学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每个重要哲学家的观念中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理论洞见。

如何把传统哲学中已有的深刻内涵揭示出来,这是哲学史研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同样需要注重严密的逻辑分析。

以先秦哲学的研究而言,先秦儒家曾提出“仁”“、礼”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加以考察。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这里涉及实质层面的伦理与形式层面的伦理关系。

“仁”更多地包含实质层面

的意义,其基本之点是对人的存有价值的肯定,即承认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

相对而言“,

礼”则较多地

关涉形式化的方面,包括如何行动、如何评价等等,体现了具有规范意义的要求：

从日常生活中如何行

事,到道德实践过程如何展开等“,

礼”相对于“仁”而言,确乎更多地包含了形式层面的规定。

这两方面,

一个侧重于形式层面的规范和要求,一个侧重于实质层面的内在价值,而二者在儒家哲学中又彼此交

融。

不难看到,在伦理学上“,

仁”“、礼”统一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将形式层面的“礼”和实质层面的“仁”结

合起来。

但这一思想在儒家的系统中是以隐含的方式存有,并未得到明确、直接的表述。

今天我们研究儒家的思想,便需要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将“仁”和“礼”的关系中所隐含的以上内涵,加以揭示和阐明。

这种揭示和阐明的过程,同时也是敞开传统哲学中所包含的普遍、恒久意义的过程,其中总是渗入了逻辑的分析。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