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次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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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次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简析次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郭海龙

内容提要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了多极化进程加快，国际社会中新兴国家、次大国的地位凸显出来。

虽然次大国概念尚未定论的,但是，比起不完全大国、地区性大国的概念，次大国概念更具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有着下述劣势：

理念上，内部存在着较大的质疑声音；手段上，供给方式相对单一；效果上，作用力度和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次大国在如何增强自身实力和提高国际地位上,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一是在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持之以恒;二是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弱项上扬长补短；三是在有限的外交资源约束条件下巧妙布局。

中国的不完全大国处境与次大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劣势的应对策略，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次大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劣势应对措施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做出自己独特贡献。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重要性凸显，也存在一定劣势并采取了许多积极应对措施。

一、理论基础：

次大国与国际公共产品

大国往往是国际格局的主角。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尤其是自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全球事务的领导力不从心，国际格局多极化日渐明显。

传统大国虽然保持着影响力，但次大国的影响日渐突出。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是大国、国际组织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中小国家经常在其中“搭便车（freerider）”。

而次大国则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一）次大国的界定

按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的观点，以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为区分标准，世界各国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和“体系无关型”四类国家。

与此相对应，这些国家被分别界定为“大国（GreatPower）”、“次大国（SecondaryPower）”、“中等国家（MiddlePower）”和“小国（SmallPower）”。

基欧汉还对次大国进行了描述：

次大国是能对国际体系起到非决定性影响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研究，可把次大国定义如下：

综合国力较强，在单一关键项有缺陷或综合国力介于中等国家与大国的国家。

这一定义涉及到两个重要因素：

一是综合国力；二是关键项。

1.综合国力的估测

就综合国力这个“中西合璧”的概念而言，按照目前的综合国力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类：

常识分析法和量化分析法。

常识分析法是依据一些基本的指标观察大国间的明显实力差距，并不进行精细的计算。

因此，常识分析法侧重于比较，相对粗略。

量化分析法的支持者力图对国家的实力结构进行深入、精确的研究，将其分解为一个一个的变量，按照变量的重要性确定系数、建立方程式，然后对这些变量进行取值，从而计算出国家的准确综合国力数值。

其中最著名的是克莱因（RayS.Cline）方程：

Pp=（C+E+M）×（S+W），Pp、C、E、M、S、W分别代表可估算国力、国土和人口实体、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家战略、国家意志。

其他各种方法与这种算法大同小异，更多的是给各项配上了权重。

按照目前国内比较权威的量化计算方法（如王玲，2006）。

分别产生过多种排名，下面略举两种。

第一种，2006年第1-11名依次是：

美、英、俄、法、德、中、日、加、韩、印；第二类，2014年第1-12名依次是：

美、中、俄、印、加、巴、日、德、法、英、意、南非。

这种量化的排名与直接观察的结果，总体上差别不大，但个别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影响了可信度。

比如，第二种测算结果虽然反映了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势头，但是有过分夸大这一崛起速度的嫌疑。

因为任何国家的崛起是一个短则二三十年、长则上百年的过程，印度、巴西不可能在短短8年间，就一举超过德、法、英等长期以来的强国。

常识分析法和数量化分析法的综合国力研究，由于存在变量要素的不确定性、重复性，对国家自身的发展潜力因素也没有深入的了解，仅仅是把要素相加相乘，容易导致结果被夸大。

因此，综合国力只能成为衡量大国与次大国身份的一种依据和参考，但不能拘泥于这种难以充分反映实情的方法。

2.关键项的选取

次大国综合国力的劣势或者关键项的缺陷，是导致其不能成为大国的决定性因素。

而关键项的选取，则可以从对大国的界定中进行借鉴。

对于大国，学界有不同的认知，较普遍的标准是总量较大（经济居前十位、人口在5000万以上、国土面积居前10位）、政治外交等影响力（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较强。

按照这套标准，大国只有“世界大三角”美、俄、中三国。

但是，鉴于德、法、英在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这些关键项都被称作大国（德、法、英在国土面积这个非关键项不符合上述理论标准，而德国虽非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新世纪以来通过领导欧盟所产生的政治外交影响力常常超过英国、甚至超过法国），因此，德、法、英也是大国，但具有次大国特征。

这依据的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系统是自助系统，国家间的差别是权力差别，它们的行为差别主要是由权力差别导致的，而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产权关系以及政体的差别造成的。

在自助系统中，竞争的压力大于国内政治压力，也比意识形态偏好重要。

”即虽然规模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判断大国的主要标志是影响力（权力）。

而衡量权力的要素中，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构成了关键项。

总之，大国是在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这些关键项具有不可忽视影响力的美、俄、中、德、法、英六国。

既然经济总量、全球政治影响力、所在区域认可度构成了影响权力的关键项，本研究试着剔除综合国力估测中的无关的干扰项，仅就这三项进行一下分析和比较。

表格1对主要国家在关键项进行比较，以美国各项得分都是5颗★为基准，列出各国相关项目的分值。

分值总和在11-15的国家为大国；得分在8-10的国家为入次大国。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方法化繁为简，仅适用于少数主要国家的比较，不适用于每个国家。

次大国的队伍是动态的，因各国国力的此长彼消而发生变化，就目前各国的表现来看，次大国有日本、印度、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南非等（参见表格1）。

与此相佐证的是，布热津斯基认为，面对金融危机，应当成立一个五国集团管理世界，美、中、欧、俄肯定是G5的成员，另一个是印度还是日本，要看他们的表现。

表格1目前主要国家在关键项的比较

国家

经济总量

全球政治

影响力

所在区域

认可度

三项总和

（★总个数）

归类

美国

★★★★★

★★★★★

★★★★★

15

（超级）大国

俄罗斯

★★★

★★★★★

★★★★

12

大国

中国

★★★★

★★★★★

★★★★

13

大国

德国

★★★★

★★★★

★★★★★

13

大国

法国

★★★★

★★★★

★★★★★

13

大国

英国

★★★★

★★★★

★★★★★

13

大国

日本

★★★★

★★★

★★

9

次大国

印度

★★★

★★★

★★★

9

次大国

巴西

★★★

★★★

★★★★

10

次大国

加拿大

★★★

★★

★★★★

9

次大国

澳大利亚

★★★

★★

★★★★

9

次大国

意大利

★★★

★★

★★★★

9

次大国

南非

★★

★★

★★★★

8

次大国

说明：

1.为避免使用数字可能会产生小数导致的分歧，因此在衡量这三个关键项时回避了数字；

2.经济总量参照2014年的数据，分成四个档次；

3.全球政治影响力参考常任理事国席位、全球角色等因素分成四个档次；

4.地区认可度按区域整合程度、是否和平应对周边分歧、与邻国是否有军事摩擦、邻国是否针对该国的共同敌对情绪分四个档次。

目前，日本次大国身份因经济强国地位而有大国特征。

印度和巴西这两国次大国身份比较典型。

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影响力明显超过普通的中等国家，但是有时被称作中等国家，因而它们次大国身份有中等国家特征（参见表格2）。

表格2国家类型的划分（以目前的次大国为重点）

类型

目前的归类

大国

符合理论标准：

美国、俄罗斯、中国

有次大国特征：

德国、法国、英国

次大国

有大国特征：

日本

次大国身份比较典型：

印度、巴西

有中等国家特征：

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

中等国家（枚举）

西班牙、瑞典；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阿根廷；埃及、尼日利亚

小国（枚举）

东帝汶、科威特、卢森堡、斯威士兰、海地

仅仅对次大国的范围进行笼统的限定，尚不能围绕次大国概念提供清晰的量化标准，也显示了这一概念的不成熟性。

鉴于在量化标准难以操作的特征，本文为了深入阐述方便，对次大国进行一下两方面的分类，构成一个2×2的矩阵（见表格3）。

本文论述的重点主要是那些希望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大国地位的国家，即有大国雄心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印度、巴西这三国。

表格3次大国的分类矩阵

有大国雄心

无大国雄心

综合发展

印度、巴西

南非、意大利

关键项缺陷突出

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

次大国概念，比较容易与两个概念混淆：

一是不完全大国（PartialPower），其范围比次大国宽泛，是没有完全发挥大国作用的大国、或具有成为大国潜力的次大国。

如中国虽不是次大国，但被称作不完全大国；此外，身为典型次大国巴西也被称作不完全大国。

中国、巴西两国面临着作为“不完全大国”能力劣势的困境，因此，需要在战略上相互借重。

以中国为例，中国不完全大国的特征相当明显。

虽然中国近年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位居全球第三。

然而中国的外影响力和国际贡献（如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发展阶段都与上述排名不相称。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ealWaltz）就曾认为，在冷战后的单极世界中，中国是大国的“候选国家”之一：

“成为未来的大国，从而恢复为均势的大国，会是欧盟或德国领导的欧盟、中国、日本，或者更远的将来的俄罗斯。

”此外，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大国，它最好是被看成同澳大利亚、巴西、英国、法国、印度、日本及俄罗斯一类的‘中等强国’或地区强国”。

但按照这一划分方法，大国是以美国为标准来界定的，即大国等同于超级大国，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和部分次大国都是不完全大国。

如此一来，不完全大国的概念仅仅是一个称谓，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是地区性大国（RegionalPower），从名称上看是指在某一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国家。

但是，其概念比次大国、不完全大国更为模糊。

如中国有时被称作地区性大国，有时被称作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

而沙特、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中等国家有时也被称作地区性大国。

这样看来，地区性大国是一个伸缩性较强的词汇，难以在学理上做出清晰界定，也难以进行深入研究。

地区性大国目前含义比较模糊。

因此，相对于不完全大国、地区性大国的概念，大国与次大国、中等国家、小国的分类，相对来说，更具有学术探讨的价值和现实政治意义。

（二）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概述

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PublicGoods,IPGs）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

公共产品属于经济学范畴，指一种商品、服务或资源，一方的消费并不妨碍他者的消费。

萨缪尔森最早提出公共产品“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意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的概念，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限于国内层面。

奥尔森最早使用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提高国际合作潜力的问题。

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源于对国内公共产品的分析,而后者则是政府经济学或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针对国际问题展开运用的“公共产品”概念，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热门话题。

英吉·考尔（Inge Kaul）、伊莎贝尔·格伦伯格（Isabelle Grunberg）和马克·A.斯特恩（MarcA.Stern）在1999年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定义。

他们认为国际公共产品是这样一些公共产品，其受益范围，从国家看，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组成看，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从世代看，既包括当代，又包括未来数代，或者至少在不妨碍未来数代发展选择的情况下满足目前几代。

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

（1）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者非常广泛，突破了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

（2）受益者包括所有人，任何国家的国民在从中得益时都是非竞争、非排他的；（3）考虑时间因素，全球公共产品不仅仅使当代人受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到未来几代或数代人从中受益。

这些不同定义反映了公共产品的一些最主要特征：

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总的说来，对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产品问题的研究时间并不长。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国际市场外部性的纠正也应该是一个全球性政府的职责。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联合国不具有超国家的强制权力，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在不存在世界政府的前提下，由谁来负责供给国际公共产品。

这种情况下，有影响力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崭露头角。

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往往是作为国际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以霸权国家为核心、以其提供的公共产品为纽带，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

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借用了公共产品的概念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分析。

这种霸权稳定论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但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一是存在国际公共产品被霸权国家私物化的危险，如霸权国家自利性；二是“免费搭车”会引起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劣势。

以非政府组织（NGO）为主体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以及全球公私伙伴关系（如国家集团、地区一体化组织）按照集体行动逻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这使得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全球治理这三种模式上升到一定的高度。

国际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衍生，是将经济学原理运用到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一个理论延伸。

按照桑德勒的观点，国际公共产品可分为四大类型和五个层次。

国际公共产品在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publicgoods，如阳光、空气）、不纯粹公共产品（impurepublicgoods）、俱乐部公共产品（clubpublicgoods）和联合产品（jointproducts）四种类型。

后三种类型的公共产品又被称作准公共产品。

目前大多数由主权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

准公共产品一般限制一些人的使用：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一定的成员国为了便利自身行动而对成员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机构，其成员国在其中的地位显示着该国的国家实力和对外影响力。

如欧洲主要国家联合起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从政治决策、安全保障到货币流通、贸易管理、人员流通以及技术交流机制等制度和机制。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欧洲人的欧洲”，减少对“美国制造”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依赖。

尽管这些机制存在只针对本区域国家服务这一相对封闭的一面，但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效用。

因此，考察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可以通过考察在国际公共产品上的单独贡献及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两个方面来进行。

相应地，主权国家对外的政府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id,ODA）、承担国际气候变化责任、承办体育赛事、进行对外投资等是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直接表现。

而主权国家参与地区一体化组织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缓和地区局势以促进和平、开展区域合作以改善地区环境则是对主权国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间接表现。

从层次来说，国际公共产品有全球、大区域、主权国家或地区、小区域以及地方独占型国家五个层次。

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所供应的范围遍及全球，如维和行动、控制埃博拉疫情；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对后四类的统称，是在区域（如东亚）或次区域（如大湄公河流域）层面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主权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特征是假公济私，如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的那样，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种，ODA是援助国对外政策的工具，“即使人道主义援助，实际上也履行着政治功能。

”当然，主权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出发点上也有扶危救困等人道主义考虑，但是不能夸大这一点。

本文对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考察，正以上述理论为背景。

二、现实观察：

次大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冷战结束以来，次大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同时，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还存在一定的劣势，并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来克服这种劣势。

（一）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重要性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冷战结束以来，次大国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以印度为例，自1988年恢复中断了24年的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印度参与了三十多项维和行动。

截止到2010年1月31日，印度派遣了8759名维和士兵和警察，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通过积极参与维和，印度意在一举多得，怀着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中东、东南亚等地维护自己的地缘利益，在非洲显示不结盟国家的团结，显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与南亚邻国竞争等动机。

就效果而言，在不结盟运动衰退、入常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印度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的“一个可以利用的重要途径”。

除了维和之外，印度还在沟通东西方国家、南北方国家，推动裁军，推进环境和人权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

再以巴西为例，近年来，巴西的温和左翼政府常常充当本区域右翼政府与左翼政府之间矛盾的调解者，在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方面崭露头角。

在调解美国政府和委内瑞拉政府的矛盾的过程中，巴西公开表示布什政府指责“委内瑞拉政府的外交政策导致拉美民选政府的不稳定”毫无根据，这一姿态赢得广大拉美国家的赞赏和尊重。

巴西成功调解了巴拉圭的军事政变，平息了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冲突，妥善处理了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领土争端，积极斡旋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和哥伦比亚政府的冲突。

巴西有能力积极介入本区域的地区冲突，而且主要使用法律和外交手段，受到了所在区域国家的赞赏，加强了在本区域的影响力，逐步树立了威望。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积极作为，凸显了自身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重要性。

（二）次大国克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劣势的应对措施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还存在一些劣势，这些劣势根源于本身有限的实力，策略上的选择也对于这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次大国正在克服这些劣势，其努力方向主要是持之以恒、扬长补短、巧妙布局。

1.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主要劣势

次大国在国家实力构成要素中，某一或若干关键项存在短板，正是这些短板，使得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一定劣势。

第一，理念上，次大国国内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产出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质疑。

从经济学上看，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也是主权国家的一种战略投资，投入-产出是常用的一种投资衡量标准，如果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资达不到预期效果或者投资以牺牲民众福利为代价，那么这种投资很容易遭到质疑。

虽然，在政治层面上，用这种标准衡量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会显得目光短浅，但是，这样的质疑所显示的矛盾在次大国则相对突出。

以巴西为例，巴西民众主体具有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意志和愿望。

巴西政府意图借助举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时机，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两场盛大体育赛事，借此改善巴西的国际形象、提升巴西的国际地位。

然而，“民生没搞好、世界杯难办”，巴西发生了反对世界杯的骚乱，这显示出巴西国内社会保障上存在的问题。

反映在理念上，是相当一部分巴西人对牺牲社会福利举办体育赛事的举动、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投入-产出是否划算存在强烈质疑，转化为行动上的抗议和骚乱。

在以印度的气候政治为例，发达国家在气候议题上常常指责包括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这给印度造成了不小的国际压力，印度也面临着包括其邻国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尼泊尔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对其气候政策的批评。

但印度长期以来面临着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印度政府传统上持其国内的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态度：

对绿色未来的投入，会过度消耗资源，从而影响印度减贫或限制印度发展。

总的来说，印度政府在承担气候变化国际义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面临着考验。

第二，手段上，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上相对单一，综合性有待提升。

次大国在国家实力构成中显示优势的要素，往往成为其国际公共产供给中的强项，因而单一力量突出，但同时，在其他方面则相对有限。

以日本为例，日本长期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因此，其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的亮点集中体现在ODA上，而且ODA已经成为日本对外扩展对外影响力的先头兵和名片。

日本的ODA有着人性化、细致、配套等优点，获得了ODA接受国的普遍赞许。

然而，与优质ODA极不相称的是日本在政治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作用。

日本在其他方面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贡献相当有限。

日本受制于二战战败国的地位，鸠山内阁在东亚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时候，遭到了日本国内外一些学者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质疑和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日本受制于日美同盟，在东亚合作中谨小慎微，推动东亚合作的努力屡遭挫折；近来美国既扶植日本，又在一些领域抑制日本进行区域整合的努力。

这一方面为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强大的日本”的前提）开了绿灯，另一方面限制了日本在推动东亚一体化这一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短期内难以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尴尬处境。

第三，效果上，随着世界形势多极化趋势加快，次大国的地位日渐突出，尤其是在地区合作中，次大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影响不断上升，次大国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积极参与重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其作用和范围仍比较有限，而且受到竞争和挑战。

以巴西为例，巴西虽然在外交上没有敌对国家，但是其在南美和拉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意欲挑大梁的想法遭到了竞争和挑战。

多年来，巴西为了促进地区合作和经济发展，力主推进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建设，并且经过多年努力，南共市已经初具规模，长期是南美洲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世界第四大经济集团，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降低贸易壁垒、促进整体实力增强做出了不少贡献。

这是巴西在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贡献。

然而，巴西牵头作用有限，外加上南共市成员经济结构类似，存在矛盾，以及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南共市自成立以来，成员扩大和自身发展上缓慢，而且，巴西力主的南共市面临着由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于2011年成立的、发展很快的太平洋联盟（PacificAlliance）的竞争。

在南美洲国家联盟内，凭巴西一国的实力，短时间内难以化解内部的左右之争，甚至还在内部面临墨西哥等国向巴西争夺领导权的挑战。

在通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来重构国际政治秩序方面，次大国力图表现出更大的影响，若干次大国很早就致力于联合国改革、进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短期内难以获得实质性突破。

日本凭借向联合国缴纳会费居第二的地位、通过全球范围内的ODA获得众多中小国家的支持，意图入常，但屡屡受挫。

此外，印度、巴西也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积极争取入常。

印度早在1979年就提出了联合国改革的方案，试图把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扩大到14个：

非洲5个，亚洲3个，拉美3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东欧1个。

日本、印度、巴西的积极争取入常，都没能取得突破。

2.次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劣势的应对措施

次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新兴大国和不完全大国的中国也可能会遇到，其克服劣势的应对措施，对于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持之以恒。

次大国要崛起成为大国，需要在国际社会认可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只有这样才能维系通过长期努力获得的国际声誉。

比如，日本优质的ODA已经做了很久，国际声望颇好，如果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则对于进一步改善东北亚相对孤立的周边处境会起到藕断丝连的作用。

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