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天祥正气歌谈人文化成与道德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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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天祥正气歌谈人文化成与道德实践
从文天祥正气歌谈人文化成与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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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天祥〈正氣歌〉談人文化成與道德實踐
劉智妙
壹、研究動機
當前許多國家都因應世界潮流,以追求現代化為目標,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總是一切向前看,往往不願回頭重溫傳統文化,如果有人過度強調傳統文化,只會被譏為封建保守。
所以現代社會瀰漫著一股反傳統,反文化的氛圍。
在這樣的氛圍中,優美的文化逐漸流失,於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失去傳統文化的涵養,也失去人格典範的指引,成為無根無方向的一代。
在這樣的風潮中,當我們講授著儒家典籍,以及蘊含儒家精神的文學作品時,如何不與時代潮流脫鉤,又能擔負起人文化成的任務,便成為教學上重要的課題。
因此如何掌握時代感,如何活化經典,乃是當今教育工作者必須克服的難題。
今年五月筆者在講解文天祥〈正氣歌〉時,也曾思考著這個問題:
如何讓年輕一代的學生不覺得自己正在被教條訓誨,不會對民族英雄覺得遙遠而嚴肅;於是筆者試著從人的處境去還原文天祥的困境和抉擇,從「氣」的角度去探討如何看待生命,如何提撕血氣生命。
當筆者提到如何將「氣」導向正途,不流失,不盲動,不要誤入歧途,以免虛擲生命,走向不歸路,才不致糟蹋上天和父母的所給予我們的生命……就在此刻,教室裡幾個平時不太專心的男生,竟然抬起頭來聽課,而且持續到學期結束。
後來,看了其中一位同學的作文,才知這位同學曾經被退學過,他的朋友都在混流氓,後來他不希望父母親傷心,決心回頭學好。
看完了作文,稍稍明瞭為何這位同學為何會有感應了。
原來藏身於故紙堆中的文天祥,感動了血氣未定,徬徨歧路的年輕人,可見得經典中的古聖先哲是可以和現代青年感通的,只要教師做好搭起「橋樑」的工作。
所以經典的活化和傳遞不應因為追求現代化而停滯,只要是經典就應該可以超越時空的隔閡,給出新的意義和啟示的,重點是當代人如何去挖掘經典的現代意義。
本文擬就文天祥的〈正氣歌〉探討儒家經典如何落實在文天祥的生命,成為他在生死去就之際的抉擇依據,他如何用血肉之軀去實踐經典中的最高價值,終能垂範後世。
最後希望這番研究,能夠找到經典教育負起人文化成的具體實踐之道。
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文天祥於宋景炎三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西元一二七八年),兵敗被捕,翌年被押解至燕京,幽囚於土室之中,元人威逼利誘,勸其投降,但文天祥始終不為所動。
至元十八年六月文天祥於獄中完成〈正氣歌〉以明志,當時宋室覆亡已三年。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元世祖召文天祥入殿勸降,《宋史》:
召入諭之曰:
「汝何願?
」天祥對曰:
「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
二姓?
願賜之一死足矣。
」然猶不忍,遽麾之退。
言者力贊從天祥之
請,從之。
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
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曰:
「
吾事畢矣。
」南鄉拜而死。
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
十七。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文天祥一心求死,在從容就義之前已有多次求死不得的經歷:
至元十五年十二月,文天祥與其部眾正在五坡嶺造飯用膳,張弘範大兵突至,部眾不及迎戰,便在草莽間被敵軍一舉成擒。
在混亂之際,文天祥倉皇出走,最後也被千戶王惟義執伏。
文天祥一心求死,吞腦子,卻不死。
至元十六年,張弘範勸降不成,將文天祥押解入京,押解途中,連續八日不進食,仍是不死;到達燕京,驛館人員對其供給豐厚,但是文天祥仍是不寢不寐,終宵獨坐達旦。
元人只好將他移至兵馬司,設士卒以守之。
連續多次求死不得,所以〈正氣歌〉便表達岀求死的心願:
「鼎鑊甘如飴,求死不可得。
」一旦求死可得,心願可遂,自然甘之如飴,所以文天祥便面無懼色,從容以赴。
就義之前衣帶間留有贊辭,正是他對自己一生的評價。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所謂贊,乃是史家對於史傳人物一生的評價,短短四十七年的生命,他實踐了孔孟的道德理想,既「成仁」又「取義」,無愧一生所學。
在這段文字中,文天祥自問讀書的目的何在?
透過他的價值抉擇和具體行為,已經給岀明確的答案:
讀書的目的,就在效法聖賢之道,將書中所教導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實踐出來。
文天祥認為一個亡國之臣所該實踐的,正是成仁取義的孔孟遺教。
反觀多少士人讀書的目的,卻是為了換取功名,做高官!
這樣的士人當然可以為了富貴,背棄國家大義。
兩者的價值抉擇真有天壤之別。
倘若讀書的目的在於換取功名,文天祥不必坐困土牢兩年餘,拒絕元世祖的招降。
文天祥這段自問自答,彰顯了讀書的意義,對於汲汲於功名,口誦聖賢之書,蹈不義之舉的讀書人,無疑是當頭棒喝,具有豁醒之功。
這也提醒後世千千萬萬學子,讀書的目的就是在學做人,就是為了化成人格,並且要一生不改其志地去從事道德實踐。
讀書的目的在於效法先聖先賢,早在文天祥幼年即有此志向。
《宋史》本傳有如下的記載:
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
」,即欣然慕之。
曰:
「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
」
當年幼的文天祥見到祠堂中被奉祀的先哲諡號為「忠」,心中不僅產生嚮往欽慕之意,更立定志向效法先哲,死後也當被奉祀於學宮祠堂。
幼年訂立了志向,又經年累月誦讀聖賢書,長大成人之後自然成為一心向道的志士仁人。
《論語‧泰伯篇》對於士的一生志業有如下的描述:
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
做為一個「志於道」的士人,一生以實踐「仁」為己任,自然是責任艱鉅,路途遙遠了。
文天祥便是用他短暫的一生由「志道」而「踐道」,果真是「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
在生死存亡與實踐仁德不能兩全的時刻,一個志士仁人必然如孔子所言唯有「成仁」一途了。
《論語‧衛靈公篇》:
子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
當「生」和「仁」不能兩全的時候,一般人往往是苟全性命,犧牲仁德,但是志士仁人,以仁為己任,生命價值就定在「仁」,所以兩者不可兼得的時候,不會為了苟活而犧牲仁德,反倒會犧牲性命來成就仁德。
對於生命價值的追求,孔子拈出「成仁」,孟子則提出「取義」。
《孟子‧告子篇上》: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茍得也。
死亦我所惡,
所惡者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
何不為也?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
之。
賢者能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
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與?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
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此之謂失其本
心。
在生死和富貴不產生衝突的時候,根本無所謂抉擇的問題;在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情況之下,沒有人會放棄生存,也沒有人會放棄富貴的。
但是在不能兼得兩全的時候,就產生了抉擇的問題。
孟子透過生與義的對照,顯示岀義的價值是高於生存的:
在不違背「義」的前提之下,人們往往好生惡死,趨利避害的;但是一旦「生」違背了「義」,人們寧可不求生,也不避害。
因為所追求的事物,是高於生存之上的;所厭惡的事物,是甚於死亡之上的。
那麼「義」是什麼?
從第二段文字可知:
「義」是一種道德判斷,也是一種人格尊嚴。
處在死亡邊緣的路人、乞丐為什麼不接受可以活命的食物?
那是因為施予者「嘑爾而與之」、「蹴爾而與之」,這樣的行為冒犯了路人、乞丐的人格尊嚴,因此他們寧死也不接受羞辱。
所以「義」是一種人格尊嚴。
反之,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為了虛榮的讚譽,即使違反禮義也接受萬鍾之祿以及高官名位的施予,反倒忘了當初寧死也不接受羞辱的節操,那是因為他們失去本心的緣故。
所以「義」不僅含有人格尊嚴的意義,也包含著分辨禮義的價值判斷。
「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基礎,是人格尊嚴,也是價值意義之所在,違背了「義」,人活著還有什麼尊嚴?
還有什麼價值?
所以為了維護人格尊嚴和價值意義,其他次要的身外之物都是可以捨棄的:
名利、富貴,甚至是生命。
生命的意義就在孔子所謂的「仁」,就在孟子所謂的「義」,人只要根據本心之「仁」,去從事「義」的道德判斷,一旦碰到生存與道德、尊嚴不能兩全的時刻,一定會選擇「成仁」、「取義」的。
「成仁」就是「取義」,所以
文天祥說: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反之,一個「求生以害仁」、「舍義而取生」的人,是迷失本心,是喪失價值和尊嚴的人。
一個有尊嚴有價值的人,一個志於道的仁人君子,胸懷磊落視功名富貴如糞土,所以孔子說: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與議也。
(《論語‧里仁篇》)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
(《論語‧述而篇》)
文天祥家境富裕,所以一向「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
」但是元軍入侵之後,宋室危急,文天祥從此「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
」並且結集天下豪傑義士,一起奉詔勤王。
可見得為了國家存亡,為了君臣之義,富貴財貨都是可以拋棄的,當然也不為元世祖的權位所誘。
真的做到了孟子所謂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了。
富貴可拋,生命亦然。
當文天祥兵敗被俘,張弘範命令他向死守厓山的張世傑招降,他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生有輕如鴻毛,重於泰山,誰不會死亡呢?
重要的是死後留名史冊,照亮歷史,就像歐陽修那樣先哲。
即使經歷過惶恐、零丁之苦,仍是不改志向--實踐仁義之道。
因為孟子說: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孟子‧告子篇上》)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
,哀哉!
(《孟子‧離婁篇上》)
而今而後就是以「仁」為宅第,以「義」為道路了。
這就是讀聖賢書的目的,也是一生的志向。
功名富貴、生死榮辱都在生命價值之外了。
憑著這樣的信念,循著先聖先哲的腳步,恪遵孔孟遺教,文天祥果真實踐了成仁取義的人生價值,樹立民族氣節的人格典範,一片丹心照亮史冊,此生的確無愧所學了。
参、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文天祥堅持「不事二姓」,拒絕威脅利誘,因此被囚於土牢之中。
〈正氣歌〉序文中對於囚居生活有如下的描述: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
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
汙下而幽暗。
當此夏日,諸氣淬然:
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
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
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
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或毁屍,
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惡氣。
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
以孱弱,俯仰其間,於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致然爾。
然亦
安知所養何哉?
孟子曰:
「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彼氣有七,吾氣有
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
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
〉一首。
文天祥困居在土牢兩年多,土牢裡空間狹小,門窗低矮,地勢低漥,光線陰暗。
每當萬物勃發的夏日,諸氣匯集,例如:
雨後積滯的水氣、爛泥蒸發的土氣、乍晴暴熱的日氣、簷下炊飯的火氣、儲糧腐敗的米氣、腥臊汙垢的人氣、糞便腐屍的惡氣;這七種惡氣足以使人染病喪命,但是一向羸弱的文天祥竟然安然無恙。
於是文天祥歸因於自己內在的浩然正氣,戰勝這致命的七種惡氣,而這股浩然正氣正是平時涵養所得,它來自於天地之氣的散佈流行。
因此以「正氣」為題,寫下這首千古絕唱的五言古詩。
何謂「正氣」?
文天祥〈正氣歌〉開宗明義便說: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他認為天地之間有一股正氣散佈在各種形體,散佈在地面就形成山嶽河川,散佈在天上就形成日月星辰,散佈在人身上就形成浩然正氣,這股浩然正氣充沛到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
換言之,浩然正氣來自於天地宇宙,只要它充沛不竭,就可以與天地一體流行。
天下太平的時候,這股正氣呈現出一派和諧,臣子們就秉持這和諧之氣來報效朝廷,當時局危急的時候,它就轉化成臣子的節操,寫就可歌可泣的故事,保留在史冊當中,為後人所傳頌。
接著文天祥以平時記憶所及,列舉史傳中的十二位哲人來說明「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文天祥前八句用四種器物(簡、筆、椎、節),四種人身器官(頭、血、齒、舌)來描寫八位哲人的氣節;後八句用另外四種器物(帽、表、楫、笏),來書寫四位哲人的節操;總共使用十二種器物來描寫十二位哲人的浩然之氣。
利用具體事物,來呈現抽象不可見的內在氣節,這是象徵筆法的運用,不僅對仗工整,音節也鏗鏘有力,就文學筆法來說,辭章造詣極為出色。
但是此處運用象徵筆法,除了表現文學修辭的用心之外,也呈現出文天祥在文字背後所要傳達的哲理。
文天祥用太平盛世和窮困亂世來對照:
太平盛世之時,人的浩然正氣含藏不顯,只是一派祥和,所以說: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危急的亂世,浩然正氣就表現而為氣節操守,人格的光輝照亮了歷史,保存在史傳裡而為後人所傳頌,所以說: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乃」是才的意思,亦即若非「時窮」,浩然正氣是不輕易呈現的,它是凝聚於內的,在太平盛世是「含和」的狀態,「含」是不外現的,「和」是和諧暢達、不盲動的。
這說明了氣必須平時涵養,使其飽滿充沛,必要的時刻才能「沛然莫之能禦」地爆發出來,凝聚在某一時刻、某一事件、某一事物上,所以簡、筆、椎、節、頭、血、齒、舌、帽、表、楫、笏,都是浩然正氣的凝聚焦點,這些凝聚點蘊藏了當事人內在澎湃的豪情氣節。
所以這些凝聚點,既是文學象徵,也是心靈的窗口:
經由它們,吾人得以窺見哲人平時隱而不顯的內在涵養。
簡冊、史筆展現了齊國太史、晉國董狐不畏強權,一心伸張正義、捍衛史實的節操;雖然伏擊事敗,鐵椎顯現了張良對抗強秦的勇氣;蘇武的節杖,展現了他堅守大漢使節的忠誠;嚴顏頭可斷的誓言,展現了誓死不降的決心;晉惠帝袍服上的血跡,展現了嵇紹謢主的忠心;張巡的落齒、顏杲卿的斷舌,展現了他們守城護國的志節;管寧的皁帽,展現了他不慕富貴的節操;諸葛亮的〈出師表〉,展現了他報效蜀漢的忠心;祖逖的船楫,展現了他誓師北伐的慷慨壯志;段秀實的笏板,展現了他痛責叛賊的忠勇。
列舉了十二位哲人,說明浩然正氣的不同表現方式之後,進而歸結岀浩然正氣具有如下的特質:
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這股浩然之氣當它廣大充沛的時刻,可以亙古長存,貫穿日月,當然個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這說明了浩然正氣的廣大無邊;天柱、地維、人倫都依賴它來維繫,這說明了浩然正氣的重要;但這樣充沛無窮的浩然之氣,卻是以「道」、「義」為根源動力的。
也就是失去道義的涵養,浩然正氣便無法凝聚,無法展現,終將無根四散,或盲動暴亂。
這個觀點大體是承襲了孟子的修養論。
《孟子‧公孫丑篇上》: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
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
『持其志
,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今夫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
「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
「難言
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
不慊於心,則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
這一段是孟子與公孫丑的對話,可以看出孟子的修養論是:
心、氣交相養。
志是氣的主導;氣是血氣,散佈在身體之中,是生命的能量所在。
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就說明了「志」和「氣」是彼此牽動的,所以養氣和養志是一體通貫的,養志才可以引導血氣生命,不致盲動而無方向,所以說「持其志,無暴其氣」。
志要「持」,氣不可「暴」;但是,志如何持,氣如何不暴呢?
公孫丑又問孟子:
何謂浩然之氣?
孟子說:
所謂浩然之氣是極浩大極剛正的,只要用正道去涵養它,就可以充塞於天地之間。
所謂「直養而無害」,就是用正道去涵養且不去妨害它,就是要「配義與道」,就是要「集義」,因此善養浩然之氣的工夫就在「直養」,就在「配義與道」,就在「集義」。
反之,失去「道」、「義」的涵養和支撐,氣就會因為失去根源和方向,以致於虛無、黯淡、消散。
何謂「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養氣的工夫必須配義與道,也就是配合天理正道,透過日積月累的工夫才能照顧全體之義,豁然貫通,因此「集義」不是頓悟,而是不斷地「集」,才能與天理正道相通。
反之,只是執取一義來養氣,犧牲了其他的義理,於是氣便有所窒礙而不能周遍暢通,所以「義襲而取之」反倒妨害了氣的涵養,如同「揠苗助長」,適得其反。
前文提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心」以道義為「志」,「志」專一了,會牽動血氣,以道義方向,於是血氣生命可以轉化為浩然之氣;氣專一了,也會牽動心志,心志沒有道義的涵養,則氣不是「餒矣」,而是盲動暴亂,沒有了道義之志,心必然不辨禮義,必然違反天理綱常,那麼充沛的血氣生命也會化為邪氣暴行。
那真是血氣生命的耗損虛擲,自暴自棄其實是生命的悲哀。
所以先要「持其志」,才能「無暴其氣」,讓「志」成其「氣」的主帥,「氣」才不會成為盲動的小兵,才不會橫衝直撞,無所歸依。
總之,養氣以養志為先,以天理道義來涵養,透過日積月累的積漸工夫,
使血氣生命有了天理道義的涵養,志氣專一,以天理道義為方向,終能與天地大化同其流行,至大至剛,充塞天地了。
倘若不能用天理道義來涵養血氣生命,最後不是「氣餒」,就是「暴」亂盲動,違反道義了。
所以孟子的養氣工夫是建立在養志,心氣一體通貫,心志充沛,血氣飽滿,這就具備了浩然之氣。
所以說:
「志至焉,氣次焉」。
曾昭旭先生說:
孟子直以志、氣並稱(是一貫之體的兩端),絲毫沒有貶抑氣的意味
,這便和後世儒者尊心賤氣,常將氣之影響心說成無明之蠢動,人欲
之挾持,直將生命看作罪惡根源的偏見大異其趣。
此所以說孟子於孔
子之道,是十字打開而不是一字打開,不止是在心上確立道德創造的
方向,也更在氣上開岀道德實踐的力量。
由上述引文可知:
心是道德創造的方向,氣是道德實踐的動力。
以天理道義涵
養的血氣生命,化為浩然之氣,它便成為道德實踐的力量。
所以文天祥說:
「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暢達無礙,可以充塞天地,也可以亙古長存。
所以文天祥說:
「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
當個人生命與天地通貫,與大化同其流行,個人的形軀生命便顯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文天祥說: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既然說: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行」,那麼浩然之氣本應人人皆有,亂臣賊子的浩然正氣何在?
為何他們會危害國家,違法亂紀?
由此可見,浩然正氣必須透過「養」的工夫,才能具備。
如何養?
那就是「直養而無害」,「配義與道」,反之,無養而又害之,所以當血氣專一,能量充沛之時,卻沒有「道義」作為方向、主帥,自然就會無所不為了。
就像崔杼、司馬穎、安祿山、史思明、段秀實等人,因為心中沒有天理道義,就會「氣壹而動志」,作岀傷天害理、違反道義的邪僻惡行來。
由此看來,「無養而害之」的結果是:
亂臣賊子「暴」其氣而害其志,於是倒行逆施;叛國降臣則是「氣餒」而志衰,於是自暴自棄了。
文天祥將孟子的「浩然之氣」稱為「浩然正氣」,就是強調「正」,強調「道義」,因為有天理道義作為根原動力,所以危難時刻,個人血氣便化為驚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氣」,將生死富貴置之度外,實踐了志士仁人的忠義節操。
上述十二位哲人正是經過「配義與道」、「直養而無害」的修養工夫,才能在危難而關鍵時刻,展現出磅礡凜然的浩然正氣。
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價值就定在道德,因此終其一生所要完成的生命是道德生命,而非血氣生命。
養志所以養氣,養浩然之氣,就是將血氣生命涵養成道德生命。
人生價值既然是在追求道德生命的完成,生死富貴都是屬於血氣生命,所以志士仁人當然會不計生死富貴,在必要的時刻選擇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了。
文天祥就是效法孔孟之道,將人生價值定在道德生命的創造與開發,最後以道德實踐為生命歸趨。
實踐了孔孟成仁取義的遺教,所以他的生命價值完成了,一生便可以無愧。
肆、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正氣歌〉末尾,文天祥以這樣的心聲來總結全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在陰暗充滿死亡陰影的土牢,他竟然不憂不懼,安然度過惡氣的襲擊,反而將低濕的土牢當成安樂窩,他說:
「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
因為胸懷磊落如窗外的白雲,因為心中有浩然正氣,他可以平心靜氣地在有風的簷下讀書,忘了土牢的溼熱陰暗,克服了環境的限制。
雖然「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與死囚重犯共棲共食,無損於他千里馬般的豪邁特岀,掩蓋不住他鳳凰般高超的心志,在他的心中只有書中的古聖先哲與他相伴。
雖然哲人早已遠去,血氣生命早已消失,但是透過典籍的記載,在開卷展讀之際,他們的人格光芒早已躍然紙上,照亮了眼前,也輝映在他的容顏。
讀到這裡,便深深明瞭,是道德意志支撐文天祥對抗疾病、威權,是哲人典範引導他找到生命的方向。
當他寫下這樣的結尾,他的生命抉擇便昭然可知。
讀聖賢書,接通了古人、今人;讀聖賢書,前人的生命光輝,照亮了後人,指引迷茫黯淡的生命,找到前行的方向。
古人指引了後人文天祥,也可以指引當今的青年,這就是讀書的意義,教育的功能。
讀聖賢書,孔孟之道早已化成他的人格志向;讀聖賢書,哲人的人格典範,指引他的人生歸向。
只要讓書中的哲人、經典的蘊義「活」過來,文化薪傳便可以永續不絕,後代子孫也可以獲得滋養與指引。
如何安頓血氣生命,是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通過的考驗。
孔子早已關注過這樣的生命課題,《論語‧季氏篇》: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
朱熹在這一段經文之後引述范氏的註文:
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
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
無時而衰也。
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鬥
、戒於得者也,志氣也。
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
高而德彌劭也。
范氏明白指出血氣和志氣的不同:
血氣是有限的,志氣是無限的;聖人和一般人不同之處,就在於養其志氣,不受限於血氣生命,所以才不致因為歲月的流逝,生命能量只有消耗沒有累積。
年高德劭的君子就是在歲月進程中,專一心志,累積了道德修養。
一般人往往將生命定在血氣,隨著少年、壯年、老年的歲月遞增,生命能量卻遞減了。
歸而言之,一個君子應該致力於「養其志氣」,才能年益增,德益進。
王邦雄先生說:
「戒」是人生的關卡,有待修養教化,以志氣來化成血氣,那是由少
壯到老大的一生進程。
如何將血氣轉化為志氣,就是要通過「戒」的工夫:
血氣未定的少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色,才不會沉迷於五光十色的感官欲求,使生命能量虛耗而失去定向;血氣方剛的壯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鬥,才不會耽溺於名利權位的追逐爭鬥,將充沛的能量虛擲在逞能鬥氣之中;血氣已衰的老年,要通過的關卡是戒得,才不會耽溺於既得的權位,戀棧不捨,使原已衰殘的生命能量消耗殆盡。
可見得「戒」就是一種「止」的工夫,就像老子說的「知止不殆」,不能知止,只知將生命虛擲消耗在徒勞無益的事物上,是生命的危機,也是人生的悲哀。
老子的「知止」轉向自知知常的明照智慧,和虛靜無為的修養工夫;儒家講「三戒」則是要透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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