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结构性差异问题分析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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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结构性差异问题分析研究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决策性指导思想。
科学的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的根本性内容。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开展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通过市场行为加以货币化实现,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也相应成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持续、快速、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课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地看,经济现象的总量及结构问题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从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结构性问题、矛盾更加突出,更应引起重视。
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样也涉及绝对量及居民收入消费结构性差异问题,特别是因为建国以来的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二元化"体制造成的城乡巨大差别使得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结构性差异非常突出。
虽然现阶段城乡居民之间收入支出差异所带来的诸多矛盾并未突出性地激化,但合理的居民收入消费结构的意义依然是相当深远及重大的,其意义甚至超过居民收入消费总量本身。
合理的结构不仅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这正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五个统筹"中把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的意义所在,而统筹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发展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也非常突出。
一、长沙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结构性差异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简况
近年来,随着长沙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沙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增长,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9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47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8330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3172元。
居民收入支出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2000-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递增速度为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递增速度为7.4%,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递增速度为5.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平均递增速度为7.1%。
近五年长沙居民收入消费变化情况如下图:
在全国相比较而言,长沙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居中等偏上水平。
2003年,在全国三十五个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的排名中,长沙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第13位,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排第9位;农民人均纯收入排第15位,农村居民生活费支出排第9位。
<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结构性差异状况
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9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47元<农村居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1993-1994年的收入水平),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之比为1:
2.72,相差6286元;而2002年两者之比为1:
2.66,相差5636元;2001年之比为1:
2.60,相差5054元;2000年之比为1:
2.56,相差4589元;1999年之比为1:
2.45,相差4075元;1998年之比为1:
2.31,相差3563元;收入差距呈快速扩大的趋势。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也拉开了一定的距离,2000年以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递增速度为9.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递增速度为7.4%,两者相差2.3个百分点。
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330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为3172元<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相当于城市居民1993-1994年的消费支出水平),农村与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之比为1:
2.63,相差5158元;而2002年两者之比为1:
2.64,相差4882元;2001年之比为1:
2.73,相差4692元;2000年之比为1:
2.73,相差4466元;1999年之比为1:
2.63,相差3942元;1998年之比为1:
2.29,相差3143元;消费支出绝对量的差距呈快速扩大趋势,两者之比差距在经历扩大以后稍有回落。
消费支出增速差距相对于收入增速而言较小,2000年以来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递增速度为5.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平均递增速度为7.1%,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平均递增速度反而比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递增速度高1.4个百分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支出差距变化不同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的不同变化,2000年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为0.94,2003年下降为0.84,4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为0.88,2003年为0.87,4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从反映生活水平的消费结构看,城乡差距也非常明显。
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食品消费2629元,比农村居民多1246元,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1.6%,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3.6%,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
从恩格系数这一普遍认可反应居民生活水平高低及消费结构优化的指标看,长沙城乡居民之间差异相当之大,2003年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相当于城市居民1997-1998年的水平。
从城乡居民衣着消费的角度看,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衣着消费为778元,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为146元,城市居民衣着消费是农村居民的5.33倍,且城市居民对服装的材质、款式、色泽、时尚、美感等方面要求普遍较高,而农村居民因为受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影响,购买的档次相对较低。
从城乡居民居住消费的角度看,2003年长沙市城市居民家庭居住人均消费支出为792元,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505元,两者相差287元,城市居民为农村居民的1.57倍。
从城乡居民家庭设备耐用品消费的角度看,长沙市城市居民家庭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已基本饱和,家用电脑等现代信息产品已快速进入居民家庭。
2003年末,城市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空调106台、电冰箱97台、彩色电视机134台、照相机55台、微波炉60台、热水器82台;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38台,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空调27台、电冰箱54台、彩色电视机123台、照相机12台、微波炉10台、淋浴热水器28台;每百户拥有家用电脑5台。
因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加上城乡消费观念的不同,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城市居民许多耐用品已经进入了新的更换周期,更新的品质、档次都比较高<例如,同样是电视机,城市居民的品质档次要高得多)。
农村居民的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处于需求增长期,普及率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从品质的层面上看,农村居民还处在相对较低层次,城乡差距比较明显。
从城乡居民交通和通讯消费的角度看,近年来长沙城市居民在交通、信息资源消费等方面的支出呈现出大幅度提高态势,2003年人均交通与通讯消费支出达到1115元,年末移动电话每百户拥有量为109部。
农村居民人均用于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为310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7.8%,年末农村居民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83部,农村居民交通与通讯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
娱乐、文教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是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文教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消费已经成为居民家庭的重要支出项目。
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娱乐、文教服务支出为1575元,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608元。
农村居民人均娱乐、文教服务支出为461元,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48元。
两项支出城市居民分别为农村居民的3.42倍、4.11倍。
<三)全国部分有代表性城市的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结构性差异现状
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异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但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其结构性差异所处的状况也有所不同,其总的趋势是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差别相对较小,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城乡差别相对较大,部分有代表性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比较情况如下表。
1、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2、中西部内陆地区
二、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生活水平结构性差异原因及对长沙城乡差别的概评
城乡收入消费生活水平差别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别根本性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贯穿中外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城市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聚集效应的必然结果。
城市拥有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生产要素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充盈的基础,市场竞争又为生产力发展从客观上施加了压力,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差别。
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必将导致社会物质、精神产品产出的不同,城市居民个人获得收益相应也会较多,城乡居民收入支出生活差异也由此而产生。
城乡差别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所不同的是这种差别受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有所差别,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在市场规律的有效调节下,城乡差别相对于经济落后地区而言要小得多。
中国的城乡差别是比较突出的,除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等原因以外,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性矛盾
我国城乡差别矛盾突出关键性、根本性原因就是城乡"二元体制"。
建国以来<准确的讲是1958-1978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全面强化了城乡差别,这个时期,因为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党和政府为增强国力,度过难关,采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加快国家原始积累,采取"剪刀差"等办法从农业抽取资金,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
这种"二元体制"在特定时期虽然比较有效地保证了加速国家工业化需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数量与速度,但这一方面阻碍了城市化的发展,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被行政手段固化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低效劳动,农民长期处于普遍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导致了全社会的生产要素人为地向城市集中,农村、农民付出了巨大的贡献支援城市建设。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生产、生活资料进行统一调配,城乡居民收入支出生活水平有差距,但差距不太大,随着计划经济成为历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的巨大差别所带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支出生活水平差异就很快地爆发出来,同时,城乡巨大的物质精神生活差异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又反过来加剧了农村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全方位地向城市迁移和聚集,循环反复,进一步加剧差别的扩大。
二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一方面农户小规模分散生产经营,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另一方面农户驾驭市场能力普遍较低,抵御风险能力弱,面对竞争激烈、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民往往无所适从,所受到的冲击与损失也比较大,这种先天性不足给农民收益的有效提高带来了根本性的负面影响。
三是劳动力超量供给与就业不足的矛盾
从供给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早以远远超过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客观上存在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压力;从需求角度看,一方面城市下岗职工增多,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在寻找就业岗位,各方面素质相对较差的进城务工农村人员越来越难找到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步履艰难,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下降,也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困难。
具体的讲,中国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城乡投入的巨大差异。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投入、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投入及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支持,此外,还包括部分工商资本和外资。
但较长时期以来,不仅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份额较低,金融资金对农业的信贷支持不断弱化<全国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份额1995年仅为5.97%,到2001年更是下降到5.09%),农户生产性现金支出中用于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大量资金转而投入二、三产业),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农业大发展的"瓶颈"。
具体到长沙而言,农业投入也非常小,在财政支出中,2003年长沙市农业、林业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仅为4.1%;在固定资产投资领域,1980年第一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0%;1990年第一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0.9%;2000年第一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0.7%;2003年第一产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0.5%,从整体上看,农业固定资产投入不仅绝对额非常小,而且所占比例还呈不断减小的趋势。
前面所述城乡对比数据可以说明,长沙作为中部省会城市,城乡收入支出生活水平的差异相当大。
这种差异是全方位的,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农村居民物价指数普遍高于城市居民物价指数,以及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性补贴等因素,那么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扩大。
研究长沙城乡收入支出生活水平差异还应联系长沙的一些特定的社会经济特点:
其一,人口结构状况。
长沙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相当大,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2003年长沙户籍总人口为601.7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95.93万人,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为65.8%,经济发达地区的广州、南京、杭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2.0%、31.6%、59.0%,与长沙同处中西部的武汉、南昌、西安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分别为39.2%、56.6%、56.3%,长沙的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不同程度地高于其他城市,而同样的经济社会环境,农村人口基数越大,解决城乡差别的难度也相应加大。
其二、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对比资料可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城乡差别越小,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城乡差别越大,城乡差别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虽然近年来长沙经济飞速发展,但长沙整体经济实力在全国先进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化、农村产业化<市场化)水平还不高,缺乏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足够的物质基础。
提高长沙整体经济实力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所在。
虽然现阶段的城乡居民之间这种全方位的收入支出生活水平差异在很多人看来尚能接受,并未到矛盾激化的程度,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城乡差异的迅速扩大趋势应是不可接受的。
客观的讲,在很多地方,现今的城乡差别已经不只是量的问题了,在很多方面已经逐渐显现出质的差别趋势,在很多方面城市领先农村已达10-15年,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10-15年何尝不是一个时代?
城乡差别的影响涉及很多层面,有长期的影响,也有近期的影响,有经济领域的影响,也有政治领域的影响,这些影响已经逐步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去年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方针措施。
三、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优化长沙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结构的相关思路及探讨
谈到优化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结构,人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效。
但城乡居民之间收入消费差距却并未缩小,反而呈扩大的趋势,这就不得不让人进而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开展从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通过市场行为加以实现,也就是说,居民收入消费状况实质上是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货币化表现,如果不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次、根本性体制矛盾、问题,城乡居民之间收入支出的结构性问题也不可能得到长久的、根本的解决。
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性目的在于通过城乡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通过改革化解体制矛盾,使各种矛盾得到缓解,农村居民实际利益得到根本性提高,城乡收入支出结构得以优化。
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建立城乡统一制度,实现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公平、公正原则,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作用,充分调动城乡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转变"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局面。
<一)深化对建立城乡统一制度的认识
建立城乡统一制度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也就是说要树立公平意识,真正认识到现有的城乡差别的不合理性,认识到城市的现有繁荣离不开建国以来农村居民超凡的贡献,认识到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应对农村经济相应倾斜的必要性,这些认识看似顺理成章,但在现实工作中相当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农村居民)已经习惯于现有城乡状况,认为城乡存在较大差别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他们在相当多的领域对"三农"问题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对"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缺乏认识,这种认识状况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统一制度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另一种应该统一的认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不可避免。
从市场经济的实质上看,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其精髓,任何的偏废都会带来诸多的政治经济问题。
从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看,市场经济发展与城乡差距扩大、贫富分化绝对没有本质的联系。
进一步讲,我国现在城乡存在巨大差距的根本性原因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只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城乡差距的矛盾才逐步激化、放大,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城乡差别与市场经济本身并无太大的关系。
<二)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制度应重视的几个方面
1、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
我国目前的城乡产权制度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城乡土地产权制度,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在城镇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现有城市不断向郊区农村扩张,另一方面原有部分农村逐步演化为新兴城镇,两种土地所有制不断产生冲突,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高效使用。
城乡产权制度的不统一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面临巨大障碍,使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难以顺利进行,阻碍城乡协调发展。
因此,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产权制度。
2、建立城乡统一的价格制度
建国的前期阶段,因为国内外的种种原因,我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采取"剪刀差"等办法从农业抽取资金,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从而人为地通过行政手段对价格体系进行控制,基本上谈不上以价值规律来决定价格高低这个概念。
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各种经济规律开始逐步对价格体系进行调整,但因为积垢太深,现有的价格体系仍然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性亟待解决。
城乡不统一、不自由的价格制度,扭曲了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不利于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
即使是表面上看起来对农民有利的农产品保护定价,事实上因为其本身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并不能长久地真正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实践证明对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所带来的利益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的部分相当有限<中间商往往获得其中大头)。
因此,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通过价值规律决定价格体系,实行城乡统一、自由的价格制度,彻底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而促成社会财富向农村的合理流动。
3、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我国现有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产物,因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差别很大,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享有一系列福利保障待遇甚至特权,而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居民则不仅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待遇,而且要承担比城市居民更重的税收和各种非税负担,这样一来,通过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将全国人口划分等次,诸多的不公平由此而产生。
这种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背离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制造了巨大的障碍,甚至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要尽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有计划地加快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从而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别。
4、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
我国就业领域长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就业制度呈明显的城乡分割状况,国家只负责城市居民的就业安排<包括下岗再就业安置)和就业登记,而基本不负责农村居民的就业安排和就业登记,农村居民基本上处于自发就业状态。
进城民工一般情况下未实质性地纳入城市劳动就业管理体系,不能享受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劳动保障等待遇。
这种城乡不统一的就业制度,极大地阻碍着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严重地伤害了农村居民的利益。
因此,要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利用行政手段将劳动力分割为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以及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管理体制,统一城乡就业制度,承认和实现劳动力的择业自由和选择工作地点的自由;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规定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并落户后,在住房、参军、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等。
5、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二元经济",实行的是城乡差别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改革开放至今在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比较滞后。
医疗、养老、住房、最低生活保障、劳动保护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惠及城市居民,国家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大大少于对城市的教育投资。
这种城乡不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对农村居民整体基本医疗健康水平的维护、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造成了极大的限制,这也是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当中处于劣势的根本性理由。
这种制度甚至导致许多城市为了维护本市城市居民的福利保障和教育特权,对农民进城就业、子女上学和落户进行排斥。
因此,要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凡是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保障和教育待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农民也应同样享有。
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消除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与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的巨大差别。
6、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
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商业、农民和城市居民本来只是分工不同的两类区域、产业和职业,在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它们是受国家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所约束。
但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农村和城市所采取财税金融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
农民要承担城市居民并不承担的许多非税负担<如统筹、提留、摊派等)和无偿劳动<如义务工等);国家财政支出大部分年份将80%以上支出用在只占总人口不到4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能获得很小比例的财政支出;农村的金融机构基本是城市金融机构的下属和派出机构,不具有独立性,在利益及风险避免的驱动下,农村金融资金大部分被转移到城市等。
这种城乡不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使农民承担了过多的负担和责任,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益,扩大了城乡差距。
因此,要统筹城乡发展,就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财税金融制度,如统一城乡税制,统一城乡居民的非税负担,使城乡的财政支出与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适应,对农村金融资金的转移进行适当的限制等。
考虑到农民过去做出了较多的奉献和牺牲,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今后国家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应主要用于农村,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以上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侧重于制度方面,侧重于体制的根本性改变,是全局性战略方针的改革,它不同于局部、地区性的补救措施,其意义深远。
现阶段,包括长沙在内的各地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在诸如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投入、拓展劳务经济、加速农村产业化进程、加速农村小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一系列的成效往往都是局部性的,成效体现需要的时间较长,成效持续时间短,这些措施解决的往往都是一些浅层次问题,时间一长反弹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出现这些局限性问题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体制矛盾未得到有效的解决,最终反映出来的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的快速、持续扩大,统筹城乡发展任重而道远。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全局性、根本性体制问题的解决需要非常高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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