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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看上海陷落时期的掌故
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看上海陷落时期的掌故热
符静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史【专题号】K4【复印期号】2010年06期【原文出处】《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6期第152~157页【英文标题】HistoricalAnecdotesResearchfrom193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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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并培植傀儡政权。
在近八年的陷落时间里,上海的文史类期刊上飘起一股“清谈掌故”之风,并在太平洋战争迸发后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掌故文章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内容和写作特点,展现了历史研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局部文人学者在特殊历史时期不甘附日、又不敢反日,乃至最后走上歧路的复杂心态。
中心词汇:
上海;陷落时期;掌故;《孽海花》
1937年11月,上海陷落,日军控制了上海华界并培植傀儡政权实行高压统治。
在近八年的陷落岁月里,上海的杂志陆续刊登一些“清谈”“掌故”文章。
这一现象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迸发,日军随即“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后,更为清楚。
或许由于“掌故”文章给陷落区带来了消极“清谈”气,或许由于主要刊载地——《古今》杂志不声誉的背景《古今》:
上海陷落时期的一份文史刊物,发行时间从1942年3月起至1944年10月终刊。
《古今》的兴办与汪伪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
主办人朱朴在办刊之前曾先后担任汪伪交通部政务次长、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刊物在12期以前由李世群掌管的“国民旧事社”印刷发行;周佛海曾捐资资助《古今》,为其提供经费来源;而刊物上也时常刊登周佛海、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文章。
),更或许由于局部研讨者与汪伪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往研讨这一群人及其“掌故”作品时,往往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注:
以往在研讨上海陷落时期的史学和文学作品时,也有学者对掌故类文章有所触及,但多从文学史的角度停止零散引见或复杂罗列。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是目前所见论及较多的,书中专设一节:
“散文的‘清谈风’与‘忆旧热’及周黎庵、文载道、周越然等的作品”。
作者主要从写作作风的角度对作品及作家停止分类梳理,也简明提及这些作者的写作心态。
该书研讨重点在文学史及散文作风。
)。
评价时要么将它们复杂地看做是“清谈风月”、“无病嗟叹”的消极之作,更多的则是干脆将其打入“汉奸”言论的另册。
而关于这些文章终究研讨些什么,作者的生活背景怎样,他们能否仅仅是消极清谈,其中表现了怎样的复杂心思等效果却没有具体而准确的答案。
上海陷落时期触及谈“掌故”的文章数量很多,仅目前搜集到的就有近百余篇,且大少数公布于太平洋战争迸发以后。
史料众多,固然能展现历史的全貌,但逐一剖析也轻易流于空泛。
因此,本文希望借助事先热烈讨论的话题——关于《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人物调查——从微观角度停止剖析,同时结合其他掌故文章的内容与写作背景,找出作者们“说什么”、“不说什么”面前的缘由,总结其特点,以回答上述效果,并就教于方家。
一、对《孽海花》与《续孽海花》的关注
上海陷落时期,一些文人学者自称“掌故喜好者”,对历史旧事、人物逸闻尤感兴味,甚至经常从历史角度动身,对同一个文学作品或历史事情展开讨论,抒发自己的慨叹。
此时较为集中的研讨对象,有如李慈铭和他的《越缦堂日记》、沈三白和《浮生六记》等,而其中影响最大、触及研讨者最多的,莫过于从历史角度对清末小说《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剖析。
从1943年7月到1944年7月,仅仅一年时间,《古今》就延续刊登了十余篇剖析《孽海花》及《续孽海花》的文章,作者有纪果庵、冒鹤亭、瞿兑之、周黎庵、文载道等,其中除瞿兑之身处北京外,其他人都是事先沪、宁地域的文史掌故名家。
《孽海花》是清末人曾朴(1872—1935)所作的长篇小说。
曾朴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充溢动乱与革新的时代,他阅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等历史大事,并与局部亲历其中的晚赃官员、文士有所往来,这些都成为他创作《孽海花》的生活基础。
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影射洪钧和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描写事先官僚、文士的活动,反映了清代同治中期至光绪后叶近三十年的政治和文明变迁。
由于作者的阅历复杂,对历史事情的描画既有一定的真实性又富兴趣性,惹起了读者的共鸣,使该书滞销一时。
抗战时期,曾朴的好友燕谷老人(即张鸿)在此基础上创作了《续孽海花》一书,主要描画清末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两大历史事情。
1943年底,上海真善美书店将原来在《中和月刊》上连载的《续孽海花》,由瞿兑之校订后,集结成书出版,并由古今出版社代售。
《续孽海花》的广告称“手此一编,不啻一部清末稗史也”[1]22,其影响虽没有《孽海花》大,但也惹起了人们的关注。
关于两书的讨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二、“谈”与“考”
《孽海花》及《续孽海花》两书的人物原型及事迹是研讨者们考证、讨论最多的效果。
幽默的是,这些文章的标题大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个“谈”字,如《〈孽海花〉人物漫谈》[2]、《〈续孽海花〉人物谈》[3]、《〈续孽海花〉人物琐谈》[4]等,其他如《〈孽海花〉人物世家》[5]也可算是“谈”的扩大。
这些剖析历史人物的文章无一例外的没有用“考”作标题,这与同时期其他史学文章如《司马相如著作考》[6]、《洪大全考》[7]来说,显然不同。
为什么会有这一差异?
我们无妨看看掌故文章里都“谈”了些什么。
纪果庵于1943年7月公布了《〈孽海花〉人物漫谈》一文,是《古今》杂志较早触及这一效果的文章。
文章首先引见《孽海花》的主人公金雯青,其人物原型即为清末洪钧。
纪果庵对洪钧“因中俄接壤图失官”一事,“颇堪同情”。
文中援用清人笔记《国闻备乘》中关于洪钧出使俄国的记载:
事先洪钧“任兵部侍郎”,“方出使俄国,亦好谈舆地”,俄国“乃诡为一图,悉圈我瓯脱,阑入俄界”。
洪钧不了解实践地形状况,“见俄图大喜”,还以为是“海外秘本”,“出重金购之,译以中文,自作跋语,名曰中俄接壤图”。
俄国遂借机依照地图所标边界收兵侵占中国领土,英国对此有意见,俄国便“旋割帕米尔南疆与英和”。
中国的领土被英俄瓜分,却还“不能与争”,“遂丧地七百里”。
这一争界事情使洪钧为难不已,他“闻边事棘,始知受欺,且惧谴,疾益剧,遂卒”。
关于正史笔记中记载的这一段往事,纪果庵又援用《清史稿》中的相关记载加以佐证,说明白有其事,并以为《孽海花》中的相关描画“当是理想”。
文章还谈及张謇参与科举的轶事。
张謇“文名宿著,翁潘两相国久欲得为门下士”。
纪果庵援用张謇的儿子张孝若为父作的传记,叙说张謇“屡于会试时误认试卷”的趣事:
张謇于“光绪十五年”参与会试,“总裁是潘公,他满意要中我父,哪知道无故的误中了无锡的孙叔和,事先懊丧得了不得”。
第二次会试,“场中又误以陶世风的卷子当作我父的中了陶的会元”。
到了第三次会试,“错的越发迂回新奇”,考官满场找寻张謇的试卷,最后却误中了“常州刘可毅的卷子”。
纪果庵指出《孽海花》一书中谈到误判刘可毅试卷一事,却把主考官误作潘伯寅,实践上潘伯寅此时曾经逝世,小说中的描画并不契合理想。
而书中大写误判时潘伯寅的“愤怒之状”,纪果庵推测能够是由于当年会试,曾朴“与张同遭误卷之事,或颇有所感而故将刘可毅丑角化邪?
”(注:
以上引文均见纪果庵:
《〈孽海花〉人物漫谈》,《古今》第27•28合期,1943年7月。
)除上述人物外,该文还结合晚清社会政局的变化,引见了《孽海花》中其他人物原型如张荫桓、赛金花、吴愙斋、宝竹坡、文廷式及张佩纶等人的阅历及趣闻。
在此基础上,纪果庵又于1943年10月至11月,在《古今》上分三期延续公布了《〈续孽海花〉人物谈》,专门引见《续孽海花》一书中的人物原型及故事发作的历史背景。
周黎庵则将《孽海花》人物原型的讨论进一步扩展。
他于1943年12月在《古今》上公布《〈孽海花〉人物世家》一文,调查书中人物原型的“若子若孙”辈,如书中吴愙斋的先人吴湖帆、吴颂皋,以及张佩纶的先人张爱玲等等。
1944年3月,他写下《记〈孽海花〉硕果仅存人物》[8]13一文,引见冒鹤亭的生平轶事。
冒鹤亭因自己就是《续孽海花》中的“顿梅庵”的原型,且熟习晚清的社会变化,遂陆续公布《〈续孽海花〉人物琐谈》[4]1-4、《〈孽海花〉人名索隐表》[9]10-14等,对两部小说中人物原型的真名、籍贯、出身、职业以及事迹等加以具体考证,并列出人名索引。
这些文章与前述剖析的纪果庵的文章,在写作方式及作风上大体相类。
从上述研讨《孽海花》及《续孽海花》人物的文章中不难发现事先掌故文章的几个特点。
其一,研讨者往往知识丰厚,有很好的旧学功底,且熟习清末旧事。
实践上,这群“掌故喜好者”在同时期还写了少量的关于清末民初人物和逸闻的“掌故”文章,如《记章太炎及其轶事》[10]、《谈纪文达公》[11]等等。
他们之所以钟情于清末历史与其生活阅历分不开。
一方面,文人学者们大多在战前拥有比普通人更好的生活环境、更多接触下层人物的时机,有些人还是世家大族子弟,又有家学渊源。
如纪果庵自称与纪晓岚同族,冒鹤亭是明末冒辟疆的先人,周越然既是晚清秀才又兼长西学等,他们在写作时经常文白夹杂,喜用甲子纪年,展现了他们深沉的旧学功底。
另一方面,他们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有所了解甚至亲身阅历,因此在作品中总不知不觉地流显露对清代盛况的思念,对清朝消亡的态度是痛其不幸,怒其不争。
如周黎庵在文章中就经常流显露对清代社会的留恋和对旧日文士的向往之情,难免给人一种消极复古的印象,他为此解释道:
我为了喜欢谈过去,若干年前很遭一些人的咒骂,以为是骸骨的迷恋,大大要不得。
实则并不甚然,我无论怎样落伍,也决不会坚持了现代的文明而去倾慕豚尾补褂。
理想上是同光之际,确有使人值得回想与缅怀的中央。
那时分的制度,当然在近日是不值得一文了,独一可以推崇的,便是那时的人物,诗酒风流,不用说了;即使论傻气与憨劲,也是古人所望尘莫及……现代中国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还不能不归功于那时的一些人们所撒下的种子,因之,我确乎有倾慕他们的热忱。
但是,同光风流,已邈若山河了,倘然无时机能和那时硕果仅存的遗老谈谈,那是如何使人快乐的事!
[8]13
虽然周黎庵一再声明自己不是要“坚持现代文明而去倾慕豚尾补褂”的“落伍者”,但言语中对前代文士的“推崇”与“倾慕”却无法遮掩,且认定:
“昔日之视同光,犹同光人物之视乾嘉朝士,而流风遗韵,邈不可复得,为之掷笔三叹!
”[5]20这也许正是他在太平洋战争迸发后写的文章给人以“遗老”气的缘由之一。
纪果庵也以为昔日知识分子的专业水准不及清代,“吾见昔日之好为名士者,徒以片纸只楮,一诗一词自鸣,记问既丑,基础毫无”,因此收回“以较同光,相去远矣”的慨叹[2]20。
其二,在研讨方式上,经常对传说、佚闻加以收录甚至作为论据,使文章较之专业的学术研讨而言带有更多的传奇性和兴趣性。
文人学者们会对“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载”[12]46格外关注,正源于他们对正史的疑心态度。
如纪果庵曾在《〈续孽海花〉人物谈》一文中说道:
余虽嗜史,而深恶正史,翻阅清史,殆团体之履历表,官阶表耳,其他特性,固无所描画,即理想之肯綮,亦不愿明言。
昔人称墓志碑铭,为谀墓之文,披览史书,诚不知相去几许。
(《清史稿》尚不如《碑传集》等所刊之文能尽委曲)所幸私家记载,往往详官书所不详,纪正史所不纪。
而数十年来,以时势为背景之说部,迭出不穷……掌故之学,未窥门径。
徒事挦扯獭祭,草为此篇。
[3]24
纪果庵以为“正史”无非是团体的“履历表”、“官阶表”,既不能反映历史人物的性情,也缺少对历史真实性的剖析。
而“私家记载”有时反而“详官书所不详”,能更逼真、生动地描画历史细节,这也是他喜看“闲书”,爱谈“掌故”的缘由之一。
正由于运用正史笔记杂谈,使掌故文章更具兴趣性。
纪果庵于1943年公布的《谈纪文达公》[11]一文,即表现了这一特点。
作者经过先人谈纪晓岚的几则佚事,提出故宫收藏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非纪晓岚笔迹的说法。
关于这一效果,史学界其实早有考证。
王钟翰先生于1937年4月23日在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已公布过《辨纪文达手书简明目录》一文,具体考证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不是纪晓岚的笔迹。
由此看来,纪果庵的观念并非新论,也缺乏严谨的论证,但值得一定的是,他的文章能以说“故事”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另一种历史知识的来源,使历史研讨效果也能为普通人所接受,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界,这也正是其不同于具有严厉学术规范的历史研讨的中央。
其三,在研讨进程中,掌故文章很留意多种资料和证据的结合,但同时也由于研讨者喜欢以正史笔记、甚至晚辈师友的追述记忆作为考述依据,给研讨带来了不准确要素。
一方面,掌故学者们对研讨的真实性要求很高,以为文史掌故虽然经常以街谈巷闻为题材,但“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街谈巷语’可比”的[12]46。
瞿兑之对此曾说过:
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践运用情状。
要到达这种目的,则必需关于各时期之活动人物熟知其世袭渊源师友亲族的各族关系与其活动之理想经过,而又有最重要之先决条件,就是关于许多重复参错之琐屑资料具有综核之才干,存真去伪,由伪得真……所以既称治掌故,则必需依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
但是仅有方法而无实际的阅历,也是不行的……所以掌故学者之职务,乃是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辞典。
[13]9-10
瞿兑之以为掌故学看似只是网罗前代的遗老轶事,但要求研讨者必需对事先的社会状况、人物关系、生活方式等有较为片面的了解,在考述的进程中,“存真去伪,由伪得真”,运用“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将书本知识与实际阅历结合起来,这样才干使掌故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历史的开展进程,成为“治史者所不能离手的一部活辞典”。
瞿兑之的看法代表了事先陷落区相当一局部文人学者的意见:
研讨掌故的人既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又要有仔细剖析的肉体;“掌故”文章并不是复杂地叙说历史风闻,还要经过调查剖析去伪存真,这样才干有裨于历史研讨。
经过对《孽海花》人物原型锲而不舍的考证,甚至用多家说法相互印证,确实可以看到掌故研讨者为让读者看到历史真实而生动的一面所做的努力。
正如周黎庵所说:
普通对《孽海花》说部有兴味的读者,大都寄重心于主角赛金花,即十年前逝世于故都的刘半农先生也是如此,而我们则不然,完全关于说部中的人物发作兴味,关于赛金花,不但没有什么兴味,而且还要从各家的记载中,指出原著人的荒唐,证实书中关于赛金花的种种风流绮事,都不大靠得住,这固然是大煞景色的事,但为了一点胡适之所谓“历史考证癖”的存在,便顾不得许多了。
[8]13-14
另一方面,资料的来源及研讨方式的特殊性决议了文史掌故的缺陷。
如周黎庵在《〈孽海花〉人物世家》中重点调查小说中人物原型的后代,他从冤家处得知:
“近顷有一女作家名海上者,有张爱玲女士”,系“南海人,方返自香港,其祖先为《孽海花》说部中人物”。
周黎庵客观以为,“晚清政局粤人而张姓者,舍张樵野侍郎荫桓无他人,即《孽海花》中庄小燕(焕英)”,由此推测张爱玲是张荫桓的先人。
所幸,周黎庵不久即见到张爱玲自己,“乃询其籍贯,则河北也;询其父之外家,则合肥也”,这才“恍然”明白,张爱玲是张佩纶之女而非张荫桓先人[5]22。
[1]
周黎庵的误差很快失掉了纠正,而周越然在《辛亥文献》中的小过失更清楚地表现了掌故研讨的缺陷。
《辛亥文献》辑录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几分文告,文章最后的“附录”局部影印了1912年“同盟会及国民党之收据”,其一为同盟会于1912年4月收到某人捐款的收条,其二是国民公党于1912年5月收到某人捐款的收据。
周黎庵专门就第二份收据的落款:
“国民公党理财科”,停止了解释:
“事先之国民党,自称‘国民公党’,吾人应留意之。
”[14]53这一解释实践上是不对的。
1912年5月,国民公党还是一个独立的中间党派,同年8月,宋教仁为攫取国会少数议席,组织政党内阁,牵制袁世凯,遂以同盟会为基础,结合事先的一致共和党、国民公党等中间党派,共同组成了国民党[15]153-161。
因此,第二份收据应是“国民公党”收到的捐款收据,而非“国民党”,更不存在作者所说的国民党曾“自称”国民公党一事。
周越然早年曾支持辛亥革命,也与革命党人有所交往[16],对武昌起义的历史深有感受,他认定“国民公党”为“国民党”显然是记忆误差。
当然,并非一切的掌故研讨都有不准确的中央,我们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虽然研讨者力图真实、片面地再现历史,但掌故的这种研讨方式给它自身带来了不准确要素。
从上述研讨特点中,不难了解为什么文史掌故常用“谈”为题了。
其实,“谈”与“考”的区别正是掌故文章与历史学术论文的区别所在,异样是考述历史事情、评论历史人物,异样以反映历史真实相貌为目的,但二者在写作作风、研讨方式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
“谈”更为随意,更具兴趣性,也更易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对生活的态度。
三、“慢声低唱”与“大声疾呼”
瞿兑之曾慨叹到:
在陷落区“与其说空话不如说些真实的事,与其大声疾呼,不如慢声低唱,如其浓渲重染,不如轻描淡写”,而这“慢声低唱”正是备受批判的文史掌故的作风。
选择了“慢声低唱”,终究是要唱靡靡之音还是官方小调,要顾影自怜还是唱出自己的心声?
瞿兑之为之道来:
“昔日的‘今’便是未来的‘古’”,“回想也不是迷恋过去,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不能了解过去,便不能了解如今,不能了解如今,便不能发作未来的希望。
”[17]27掌故研讨者要在“慢声低唱”中表达自己对理想、对未来的看法,这一思想在《孽海花》的研讨中可见一斑。
纪果庵曾慨叹道:
吾辈中年读此书[按:
《孽海花》],所喜者不在其文笔之缜密瑰奇,而在所写人物皆有实事可指,兴衰俯仰,味乎碱酸之外,自与专留意赛金花之风流放诞,而为之考索身手,有见仁见智之分也。
[2]13
又有:
若《孽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续书恣纵,虽不逮正,唯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矣。
[3]24
这两段自述正说明纪果庵剖析历史风闻,是为了考述皆有“实事可指”的人和事,从“兴衰俯仰”中看到历史变迁、吸取历史经验,而不是香艳猎奇、挖人隐私。
瞿兑之“热心”《续孽海花》的缘由就更清楚了:
我为什么热心于这部书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关头都在我的终身阅历了。
垂老而逢此地变天荒之世,抚今追昔,履霜坚冰,然后知光绪朝史事之关系重要……试想光绪初元清流的纠弹权贵,抨击阉竖,培植纲纪,排挤佞谀,是何等义正词严,凛凛有生气。
虽然动机不尽纯真,虽然直言不被采用。
但是这种气概,是叫人有所忌惮的。
国本所以不坚定,就靠在此……终觉得士大夫的公论不能随便抹杀,士大夫的身份不能随便摧残……大伟人在政治组织中,必需有所畏,畏公论,畏国法,这是最好的……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论,庚子更是使人不畏国法。
不得已倒有一样,就是怕洋人……辛亥以后,一切的革新总不能抓住中心。
虽然若干中央有些提高,总抵不过破坏之多而且大。
……我们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这三十年中国的国民意思的变迁。
[18]5
瞿兑之之所以注重《孽海花》及其续作,是由于它不只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在于它能反映“三十年中国的国民意思的变迁”,这与前述纪果庵的“于戊戌以来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轮廓”如出一辙。
可见,从历史小说中调查历史理想、总结历史经验是掌故研讨者们共同的动身点。
瞿兑之以为要使中国提高,即要维护“士大夫的公论”、尊重“士大夫的身份”,让人们“畏公论”、“畏国法”,才干使政治环境好起来,才干动摇“国本”。
他的议论固然有书生意气,但维护文人的言论环境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瞿兑之以为辛亥革命的提高“抵不过破坏之多而且大”,近几十年的社会远比不上嘉道、同光时期,这一重古轻今的观念与徐一士、周黎庵等人有相仿之处。
文载道在评价《孽海花》时,则以为它“最提高的特征,就是对辛亥革命的同情与表扬,又因作书时还正处于清廷积威之下,故益感大胆而难能”,并且关于“修正版”中“对这些民族革命的渲染都删去了”表示遗憾,由于原本“保管了作者事先的最保守的思想”[19]24。
显然,文载道的观念较之前述研讨者来说是积极提高的。
由此可见,“慢声低唱”是要唱出作者心中所想,心中所系,而非复杂的为考述而考述。
他们在历史研讨中经常流显露自己的思想感情。
带着这些复杂的感情写作,自然不再是“清谈”了。
给这些人扣上一顶“清谈”的帽子,称他们给陷落时期的上海带来了一股“清谈掌故”风,这样的评价不够准确。
而最后的要害效果是,上海陷落时期的“掌故”文章,在事先就经常被人批判是对时局无用的“清谈”,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要选择备受批判的“慢声低唱”、“轻描淡写”?
瞿兑之自己回答道:
“这些年来的世事却抚慰我们太多了,悲欢离合各种滋味逬上心来。
……无论何处的人,无论在何种环境,都觉得不需求抚慰而需求冷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似乎还是清茶淡饭最能养人最有真味。
……凡是自然的伟大的一草一木一石在往常不值一顾的,在这时便都是我们所需的抚慰”[17]26-27。
这段话或多或少道出了掌故研讨者的心声:
之所以要选择“慢声低唱”,显然遭到事先环境的影响。
纪果庵也谈到自己钟情于掌故的缘由:
“我所乐者不在狐鬼,而是掌故佚闻,也许是生丁乱世,未尝享过一天静福,所以喜欢听听古人的事以当大嚼耳。
”[11]12-13与其说“生丁乱世”、“苦于人世尘氛”,而不得不投身于历史,享一享“静福”,是纪果庵、瞿兑之之流自动的选择,不如说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环境的险峻让他们自感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们感到只要小人最风险……忠呢,十九是被杀,不忠或逢迎,更难免乎罪,说来说去,路子是很窄的。
所以许多人只好做了不说话不做事的隐士……但恨以昔日之米价,要想采菊东篱也不能够了。
[20]20
文人由于生活所迫,要想在以后做“不说话不做事”的隐士,显然是不能够了。
既然必需靠文字营生,就只能投入到故纸堆里去。
从上述对掌故文章内容的剖析来看,很多研讨者在文中都隐约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显然他们希望用这种借古喻今的文字委婉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免去许多理想政治的困扰。
而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最基本的缘由还是来自于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死观:
在这儿我又想到史书外面的义烈义民诸传之在理,封疆大吏可以捐款逃走,而老百姓却尽着为国舍身的义务,……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兵的固多傻瓜,老百姓中痴人亦不少!
近来似乎好一点了,但是大家又跑到屯五洋米面一途上去,等于驱天下人入饿死天堂,此辈不死,则天下人也许要冷静而毙了。
友人来信主张平民大可贪生,官吏不当畏死,即是上述一段意义。
[21]23
[1][2]
“贫民大可贪生,官吏不当畏死”,是纪果庵针对“封疆大吏可以捐款逃走”,却让老百姓“尽着为国舍身的义务”而收回的气愤之声。
纪果庵在文中虽高度赞扬秋瑾、杨继盛等晚辈先烈“冷静牺牲”的豪情,但也不时表达自己不敢“就死”的心境。
正是环境的逼迫和不敢“就死”的心态,形成了陷落前期文史掌故的兴盛。
租界受日军掌控后,连仅有的言论维护伞也消逝了,此时要想在上海公布反日言论、要想有保守的“大声疾呼”已是不能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文史掌故的研讨队伍中。
如周黎庵,他在抗战之初本是积极的抗日爱国史学家,曾写下许多反日妥协的文章。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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