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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第一部分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理论思考
一、信息技术课程的本质与目标
关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开设,一般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称之为“计算机课程”,这一阶段大致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才改称之为“信息技术课程”。
“计算机”作为一门课程在中小学开设,并非偶然,它与“计算机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
国际上有关“计算机文化”的提法最早出现在80年代初[1]。
1981年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三次世界计算机教育大会上,前苏联学者伊尔肖夫首次提出:
“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是第二文化”,这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如同一声春雷在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几乎得到所有与会专家的支持,从此以后,“计算机文化”的说法就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以学习程序设计语言为核心的计算机课程,也就随之在世界发达国家的中小学逐步开设起来。
我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也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并向我国政府呼吁应在中小学逐步开展计算机教育。
根据这些代表的建议,1982年原教育部作出决定:
在清华、北大和北师大等5所大学的附中试点开设BASIC语言选修课,这就是我国中小学计算机课程和计算机教育的起源。
到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的计算机教育专家逐渐认识到掌握计算机这种工具比掌握程序设计语言更为重要,因此植根在其基础上的“计算机文化”的提法曾一度低落。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多媒体技术、校园网络和Internet的日益普及,“计算机文化”的说法又重新时髦起来。
但是这时的“计算机文化”不论是其社会背景还是内涵和80年代初相比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原来的提法以外,又出现了“因特网文化”或“信息文化”这类与“计算机文化”有所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新提法,而且这类新提法,事实上正在迅速取代原来的老提法——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
因此,探讨一下这种变化的实质,深刻理解当前“网络文化”或“信息文化”的真正内涵,对于我们认清信息技术课程的本质和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进一步迎接21世纪的挑战,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能被称作“文化”的事物是不多的。
语言文字的诞生使人类逐渐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文字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
反之,若使用共同的语言文字则总可以找到共同的文化渊源,因此“语言文字”被人们公认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最基础的文化。
如上所述,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和日益普及,从80年代初开始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计算机文化。
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都把“计算机教育”引入了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为什么?
就因为计算机是一种文化,是每一个人从小就需要了解和掌握的文化。
那么,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是一种文化,或者,要具备哪些属性才能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呢?
所谓文化,通常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认为只要是能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事物都属于文化,例如“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电视文化”、“汽车文化”……等等。
第二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解,认为应当具有信息传递和知识传授功能,并对人类社会从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到生活方式都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事物才能称得上是文化,例如语言文字的应用、计算机的日益普及和Internet的迅速扩展,即属于这一类。
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属性:
第一,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应体现在两个方面:
既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又涉及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应用领域。
第二,传递性。
这种事物应当具有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功能。
第三,教育性。
这种事物应能成为存储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手段。
第四,深刻性。
这种事物的普及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极为深刻,即不是带来社会某一方面、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的改良与变革,而是带来整个社会从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到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按照上述观点来考察文化现象,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无线电广播与电视(尤其是电视)尽管社会上也有一些人称之为“广播文化”、“电视文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并没有像计算机那样被全世界各阶层的人所认同,也没有一个国家,把这两种文化作为中小学必修的基础课程。
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广泛性只涉及到每一个人和每个家庭,而不象计算机那样还涉及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应用领域;它的深刻性也主要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而不象计算机那样将带来整个社会从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到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
因而,广播和电视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化。
现在,再来看看“程序设计语言”是不是一种文化。
显然,作为计算机的某种程序设计语言,它并不具有文化的上述四种基本属性(广泛性、传递性、教育性、深刻性),因此它肯定不是一种文化。
当然,通过学习程序设计语言的知识,我们可以掌握编程即程序设计的能力,这种语言知识与编程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人的计算机知识与水平(甚至是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大多数计算机教育专家的意见,衡量“信息文化”或“网络文化”素质高低的依据,应当是与“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和信息利用”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实际能力(而不是“程序设计语言知识与程序设计的能力”)。
其中:
l信息获取包括信息发现、信息采集与信息优选;
l信息分析包括信息分类、信息综合、信息查错与信息评价;
l信息加工包括信息的排序与检索、信息的组织与表达、信息的存储与变换以及信息的控制与传输等;
l信息利用则包括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来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这种与信息获取、分析、加工、利用有关的知识可以简称之为“信息技术基础知识”,相应的能力可以简称之为“信息能力”。
这种知识与能力既是“信息文化”水平高低和信息素质优劣的具体体现,又是信息社会对新型人材培养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达不到这方面的要求,将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生活与竞争的需要,就会被信息社会所淘汰。
体现这种文化的知识与能力,在信息社会中已和体现传统文化的“读、写、算”方面的知识与能力一样重要,不可或缺。
换句话说,“读、写、算、信息”已成为信息社会中文化基础的四大支柱。
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缺乏信息方面的知识与能力就相当于信息社会的“文盲”。
——这就是“信息文化”的真正内涵。
可见,最充分地反映信息文化的这种内涵就是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本质;努力培养学生获取、分析、加工和利用信息的知识与能力,为学生打好全面、扎实的文化基础就是在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根本目标。
二、实现信息技术课程目标的两种模式
要实现信息技术课程的上述目标,通常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独立开设专门的信息技术课,另一种是不单独设课而是将信息技术内容整合到中小学各学科的课程中去,使信息技术基础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和各学科的教学过程紧密结合起来。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9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为了实现信息技术课程的目标,基本上是采用第一种模式——单独设课;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一些国家开始试用第二种模式——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例如,1998年7月日本教育课程审议会发表的“关于改善教育课程基准的基本方向”的咨询报告中,就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2]:
首先是在小学、初中、高中各个阶段的各个学科中都要积极利用计算机等信息设备进行教学;与此同时,要求在小学阶段的“综合学习”课上要适当运用计算机等信息手段,在初中阶段则要把现行的“信息基础”选修课改为必修课,在高中阶段则开设必修的“信息”课。
美国著名的“2061计划”则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信息技术应与各学科相整合的思想。
“2061计划”是美国在1985年启动的一项旨在提高全体美国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宏伟计划[3]。
众所周知,1985年是哈雷慧星最接近地球的年份,这时人们可以用肉眼看到它。
对于1985年入学的儿童来说,经过76年以后,即到了2061年将能再次看到这颗彗星。
在他们的这一生中,在科学与技术上他们将看到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今天的教育应当如何为他们的一生作好准备?
使他们能更具有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对社会更加热爱、更富有责任感,对周围世界有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他们生活得更有意义、更丰富多彩呢?
为了能对这类重要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在有关机构的资助下,从1985年开始,从国内外聘请400余位专家、教授、中小学教师和部分教育、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历经4年时间通过多次讨论、修改终于完成了一份很有价值的报告“2061计划:
全体美国人的科学”。
该报告于1989年正式发表。
如上所述,这项计划的目标是要大力提升全体美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按照该报告所给出的定义,“科学文化素质”特别强调应具有善于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与能力。
为了着重培养这种能力素质的要求,“2061计划”将现行中小学12年应学会的科学文化知识重新归纳为“科学本质”、“数学本质”、“技术本质”、“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人体结构”、“人类社会”、“技术世界”、“数学世界”、“科学史观”、“综合概念”、“智力技能”等12类。
在这每一种新的学科分类中,都力图渗透上述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信息技术三者结合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中,你看不到纯粹的物理学、化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地理和历史这类传统的学科分类。
尽管“2061计划”并没有通过行政命令强制各地实施,只是通过“2061计划”专家组研究开发的各种教材、评价资料及有关教学资源,用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两种形式提供给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老师,供他们在教学中作为参考,促进他们自觉地进行学科课程整合,从而发挥“2061计划”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因特网的普及,“2061项目”的教材、资料和有关教学资源,除了上述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两种形式以外又增加了网上“在线发布”形式——使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老师都可以方便地从因特网下载这类教材、资料及资源,因而大大扩展了“2061计划”的影响。
应当指出,“2061计划”尽管在1985年即已启动,但是由于1989年才正式公布,加上制订课程评价标准及其它准备工作等原因,“2061计划”所要求的教材及教学资源直到1996年才着手开发,97年4月才开始提供第一批教材和资源,因此“2061计划”真正产生影响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
加拿大在这一领域也不甘落后,自9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实验不断增加,并取得良好效果。
如1998年2月温哥华学区的“信息技术报告”指出[4]:
“信息技术可以创设一个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并与广泛的社区相联系的学习环境。
”该报告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可有效地改进对课程的教学,即能实现下述目标:
①增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合作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②使信息技术的运用成为学习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便于学生掌握信息的收集、检索、分析、评价、转发和利用等技能;③不仅促进了班级内学生的合作交流,而且还促进了本校学生与全球性学习社区的合作交流,从而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对深化教学改革的重大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实现信息技术课程目标的上述两种模式中,目前仍是第一种占主流地位,第二种仍是少数国家的部分地区或部分学校进行的试验性探索。
但是这种状况正在迅速改变,第二种模式已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除了上面所列举的日、美、加三国以外,其他国家也有愈来愈多的学校正在积极加入这种试验探索的行列。
这是因为信息技术与各学科课程的整合,对于教学过程的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肯定,”整合模式”将会成为信息技术教育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下面我们就对这方面的意义作进一步的阐述。
1.当前教学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教学改革现状——忽视“教学结构”的改革
多年来,我国教学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工作做了很多,但是普遍反映整个教改并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在哪儿呢?
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这些教改只注重了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的改革,而忽视教学结构的改革。
比如说改革开放以来编了很多新的教材,这是教学内容的改革;各个学校增添了很多设备,象语言实验室、闭路电视系统还有其它的教学设施,这是教学手段的改革;方法的改革就更多了,仅以语文教学为例,就有二十多种,其中有的还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象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集中识字教学法和部件教学法等)。
这些改革确实是很需要的,因为对推动整个教学改革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这类改革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改革,这就是教学结构的改革。
所谓教学结构,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
它将直接反映出教师按照什么样的教育思想、理论来组织自己的教学活动进程,所以是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集中体现。
教学结构的改变必然会触动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与学的理论等根本性的问题,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改革则不一定会触动这类根本性的问题。
可见,教学结构的改革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教学结构改革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当然也困难得多。
那么,教学结构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应该怎样来创建比较合理的教学活动进程结构呢?
大家知道,传统的教学系统是由教师、学生和教材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在现代化教学环境下还要多增加一个要素,这就是教学媒体。
既然是一个教学系统,从系统论的观点考虑,几个要素就不是简单地、孤立地拼凑在一起,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所谓教学结构正是这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是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体现。
以多年来统治我们各级各类学校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进程结构为例,它的特点就是由教师通过讲授、板书以及教学媒体的辅助,把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或者灌输给学生。
老师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主宰,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老师灌输的地位。
在这样一种结构下,老师是主动的施教者,学生是被动的外部刺激接受者即灌输对象,媒体是辅助老师向学生灌输的工具,教材则是灌输的内容。
不管是文科、理科,不管是数理化还是语文、历史、地理,只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其中的四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就必定具有这种稳定的结构形式。
凯洛夫的五段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的典型代表,它是解放初期从苏联传来的。
它的优点是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控制;但是它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不能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很好地体现出来。
不难想象,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学生如果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肯定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更不可能培养出创造型人材,这就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教学结构的最大弊病。
但是多年来这种教学结构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屈指可数。
据报道,93~94年北京农大附中搞过一个称之为“主体参与型课堂教学模式”的试验研究项目,它是在没有计算机的传统教学环境下,研究如何让学生更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进程,从而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结构。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变革传统教学结构的较早探索。
我们强调教学结构的改革,不是要否定其他方面的改革,教学内容、手段、方法的改革也很重要,但如果整个教学活动进程的结构不改变,就等于教育思想、教学观念仍是老一套,即使内容、手段、方法改得再先进,仍免不了穿新鞋走老路,所以不会有突破。
这个问题多年来没有引起教育界的重视。
近两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教学结构的改革还是零星的、小范围的,和当年大张旗鼓推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规模还远远不能相比。
“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
多年来,教育界往往把教学活动进程的结构习惯地称之为“教学模式”。
我们原来为了尊重传统惯例,也采用了这种说法,但是随着教改试验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为了有利于教学过程的深化改革,必须从理论上澄清“教学结构”与“教学模式”这两个不同的重要概念,否则将无法对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蓬勃发展的教学改革实践作出正确的指导,因此在这里将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作出严格的论证。
让我们先来看看“教学模式”的内涵与特性。
在现行的许多有关“教育原理”和“教学论”的教材或专著中,关于教学模式的定义通常都是直接引用美国乔以斯和威尔在1972年出版的“ModelsofTeaching”(教学模式)一书中的观点。
乔以斯和威尔对教学模式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根据教学实践总结了四大类共25种不同的教学模式,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该书把教学模式定义为“一种可以用来设置课程、设计教学材料、指导课堂或其它场合教学的计划或范型”。
按照这种定义,教学模式的内涵是指导课堂教学或是其它场合教学的一种计划或范型(即有一定代表性、能起示范作用的教学方法与教学程式)。
这样,根据这种内涵所表述的特性应可以把教学模式划入教学方法或教学策略的范畴。
这是因为,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策略”是指行动的指导方针和工作的方式、方法。
而“方法”,众所周知,这是指解决问题的计划、窍门与程式。
目前国内教育界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教学方法是小方法,教学模式是大方法”,其根源盖出于此。
下面我们再看看“教学结构”的内涵与特性。
按照前面所定义的教学结构,其内涵应具有下列五种特性:
①依附性——它强烈地依附与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换句话说,用不同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就必然形成不同的教学活动进程结构。
策略与方法对于思想、理论不一定有这种依附性,同一种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有时可以在不同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不同教学活动中采用。
这种对理论的依附性是区别教学结构与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的本质特性之一。
②动态性——教学结构是“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这里强调的是“进程”,即必须是在教学活动进行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稳定结构形式才是我们所说的教学结构,脱离“进程”即无所谓教学结构,因而具有动态性。
而策略与方法就是不在教学活动进程中也能表现出来,例如教学内容的组织策略与组织方法以及教学媒体的管理策略与管理方法,就完全可以脱离教学进程而独立存在。
换句话说,教学策略与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
这是区别教学结构与教学策略、方法的又一本质特性。
③整体性——教学结构是由教学系统的四个要素(教师、学生、教材、媒体)在教学活动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稳定结构形式,离开教学系统的四个要素(哪怕是只缺少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就不可能具有这种结构形式。
所以教学结构是教学系统整体性能的体现,而不是系统局部性能的体现,更不是其中某个要素的个别特性或某几个要素的若干种特性的体现。
教学策略与方法则可以只与其中的一、两个要素相联系,而不必同时与四个要素相关联。
所以,与教学系统的整体性能相联系,这是区别教学结构与教学策略、方法的第三个本质特性,也是教学结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④层次性——由于教学结构是由四个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四要素中的“教学内容”则与学科有关,因此在不涉及学科具体内容的场合,我们可以讨论不同学科共同遵循的“总体教学结构”;若是要涉及学科的具体内容则应分别考虑不同学科教学进程的“子结构”,或同一学科内不同教学单元(例如中学物理中的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等不同教学单元)的教学进程、甚至是某节课教学进程的更低层次的“子结构”,从而表现出教学进程结构的层次性。
对于教学设计来说,通常是涉及某个教学单元或是某节课的设计,因此需要考虑的主要是某个教学单元或某节课的子教学进程结构的设计。
转贴于论文联盟⑤稳定性——尽管教学进程结构具有动态性,但它不是随意变化、不可捉摸的,而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形式。
之所以有这种稳定性则和教学进程结构强烈依附于某种教育思想、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有关。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们所定义的教学结构是教学论中的一个新的重要范畴,它是与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完全不同的概念,也与一般所说的教学模式的内涵及特性有原则区别,因此应当将它们严格加以区分。
忽视教学结构改革的根源——两个误区
既然教学结构如此重要,很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深层次改革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教育界的应有重视呢?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能怪校长、老师,也不能怪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教育理论界本身对于教学过程的研究就存在两个误区,从而影响了整个教育界对教学改革目标和方向的确定。
误区之一,是将教学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绝对化。
大家知道,教学过程是由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活动所形成的过程。
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即教学这对矛盾中的两个侧面,彼此对立而又统一。
只有教师没有学生,或者只有学生而没有老师都不能形成教学过程,即不可能构成教学这对矛盾。
教学总是师生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双边活动过程。
传统教学论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起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在教学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教师。
由于在教学过程的起始阶段,要依靠教师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在教学过程中还要依靠教师把当前所要学的新知识、新概念和学生关于当前所学知识的原有认知结构联系起来,以形成有意义学习,因此在这些阶段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即把矛盾的主要方面看成是教师,这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教学过程的基本性质的。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者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会互易位置,这是依靠事物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上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传统教学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偏差,它用片面的、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复杂的、运动变化的教学过程,将教师的主导作用绝对化,把教师应在教学过程的某些阶段起主导作用夸大为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也就是说,传统教学论认为,在教学这对矛盾运动过程的自始至终,其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教师而不是学生。
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事物运动的辨证法则,也与认知学习理论相悖。
按照认知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的认识不是由外部刺激直接给予的,而是由外部刺激和认知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产生的。
学生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器,而是主动地对外部刺激所提供的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的主体。
按照这种观点,任何教师都不可能把知识直接灌输给学生,只能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建立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办法来促进学生自觉地进行学习。
可见,对于教学过程这一矛盾运动来说,其主要阶段或者主要过程的矛盾主要方面应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
只有在教学过程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教师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起主导作用。
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才符合事物运动的辨证法则,才能说明教学过程的本质,才能反映人类学习过程的认识规律。
将教学过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绝对化的做法,不仅使学生在教学过程的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地位,学习效率低下;也使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进程结构有了哲学依据,使教师主宰课堂的地位难以动摇。
这是第一个误区。
误区之二,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取代对教学过程中认知规律的研究。
如上所述,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方共同活动所形成的过程。
其中存在着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这样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
从学生的“学”这一方面来说,它属于学习活动,应当遵循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
而从教师的“教”这一方面来说,它属于教学活动,正如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罗伯特·M·加涅所指出的,教学活动只是一种旨在影响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的外部刺激。
加涅正是由此认识出发,提出了“教学活动必须与学习者内部心理过程相适应”的观点,并在深入研究人类学习过程认知规律的基础上,把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内部心理过程分解为九个阶段。
为了使教学活动能对学习者的心理过程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促进有意义的学习,他把课堂教学活动进程也精心设计成与学习过程中认知心理活动相适应的九个特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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