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关系资源.docx
- 文档编号:9468288
- 上传时间:2023-02-04
- 格式:DOCX
- 页数:23
- 大小:35.62KB
社会经济地位与关系资源.docx
《社会经济地位与关系资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社会经济地位与关系资源.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社会经济地位与关系资源
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
胡荣
Basedonthe1999surveydatainXiamen,thispapertakestheleadinChineseliterature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socialeconomicstatusandsocialnetworkresourcescomprehensively.Theresearchfindsthatsex,age,income,education,andhouseholdregistrationstatusarethemainvariablesinfluencingindividual’ssocialnetworkresource,whilethePartymembership,ownershipoflaborbytheworkunit(danweisuoyouzhi),andgovernmentjurisdiction(zhenfuzhuguanbumen)havenostatisticalsignificantinfluenceonsocialresources.TheauthorarguesthatthefindingsreflectcharacteristicsofChinesesocietyinthetransitionperiod.Ontheonehand,moreandmoreimportanceisattachedtoeconomicfactorandhumancapitalsuchaseducationintheaccumulationprocessofsocialresources,whilefactorssuchaspoliticalbackground(zhengzhimianmu),ownershipoflaborbytheworkunit(danweisuoyouzhi),andgovernmentjurisdiction(zhenfuzhuguanbumen)arefadingaway,whichindicatetheobvioustrendofmarketizationinoursociety.Ontheotherhand,householdregistrationstatusistheimportantsymbolofstatusandstillplaysanimportantroleinaccumulationofone’ssocialresources,whichshowsthattheimprintofthedualityofoursocietyfromplanedeconomyhasnotdisappeared.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网络社会资源社会转型
作者,胡荣,1962年生,博士,厦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电子邮件:
hurong@。
社会网络理论是在对传统社会结构理论的补充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网络理论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没有否定社会地位的作用。
尽管西方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社会经济地位对网络资源的影响,但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的一些研究都把重点放在弱关系与强关系在人们求职过程中的作用,较少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关系资源。
本文依据1999年在厦门市进行的就业调查资料,试图较为全面地从诸如性别、年龄、收入、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文化程度、个人政治面目等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标志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人的网络资源的。
一、理论背景
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力图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社会行为。
这种地位结构观使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是按其属性而分类的的,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用其所属的类别来解释的。
社会网络理论是在反对传统的地位结构观的片面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社会网络理论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网络理论虽然强调社会纽带关系的重要性,但它并没有否定地位因素的作用(参看边燕杰,1999)。
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是社会网络理论中较具代表的一种观点。
根据林南(Lin,1982)的社会资源理论,资源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个人拥有的资源,另一种是社会资源。
资源是被社会认为有价值的而且能够促进个人福利的东西,它既包括诸如性别、种族、年龄等先赋性的因素,也包括诸如声望、权力等成就性因素。
林南把那些“嵌入”于个人的社会网络之中的资源叫做社会资源(Lin,1982:
132)。
社会资源不是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个人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社会联系而从他人那里涉取的资源(参看Lin,1982;Lin,Vaughn,andEnsel,1981;Lin,2001)。
社会成员因其拥有的资源的多少的不同及其重要性的不同而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
在这种根据成员拥有资源而排列的结构中,位置越高,占据这些地位的人数越少;位置越高,可供支配的资源也越多。
位高权重者所能够支配的资源不仅包括个人自身拥有的那些资源,也包括通过社会关系从他人那里涉取(access)的资源。
因此,根据社会资源理论,在个人的地位与其对其它位置较低者的影响力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
位置越高,对其它位置较低者的影响力也越大,具有更多的渠道获得关于资源分布的信息,更有可能利用其他人的资源实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
尽管关于地位与社会关系的联系、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源理论的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林南以及其他人所进行的实证研究都把重点放在关系人的地位如何影响求职者的的地位获得上,强调关系人的地位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多的帮助,而较少关注个人的地位与其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参看Lin,1982,1999,2001)。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作为社会网络理论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更通过提出“弱关系假设”研究关系本身是如何使求职者获得较好的工作的(Granovetter,1973)。
他在波斯顿郊区的一项调查显示:
被访者中57%的人在最近一次职业变动中是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了解职业信息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正式市场渠道。
由于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是联系不相似个体之间的纽带,因此弱关系作为沟通不同群体的信息桥在求职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引发了市场经济中职业获得过程领域富有成效的研究,不少学者对其“弱关系假设”进行了理论上的扩展与修正(如Coleman,1988;Burt,1992)。
而边燕杰在中国的研究却表明,在计划经济下强关系对于求职者更为重要:
中间人与就业者的关系越熟,最终帮助者的资源背景越高,对就业者的工作安排也越有利(Bian,1997)。
尽管目前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在关系人的地位如何使行动者成功地实现工具性目标,但也有一些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之间的关系。
在英文文献中,有关教育、职业声望、收入等因素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方面,有坎贝尔等人(Campbell,MarsdenandHurlbert,1986)的文章。
坎贝尔等人从网络的范围和构成两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源,研究表明,个人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职业声望与个人的社会资源呈正相关。
在性别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方面,菲希尔(Fisher)等人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具有规模相当的网络(Fisher,1982;Marsden,1987)。
不过,这些人的研究也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网络构成有很大的差异:
女性与非亲属的联系较少,而与亲属的联系较多;而男性的网络中同事则占相当大的比例(FisherandOliver,1983;Wellman,1985;Marsden,1987)。
这些研究表明,女性较少能够运用网络资源达到工具性的目的,而男性则在求职和升迁的过程中受益于广泛而多元的网络资源。
穆尔(Moore,1990)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了造成男女个人网络差异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发现在控制了与就业状况、家庭以及年龄相关的变量之后,男女之间个人网络的大部分差异消失或减少,不过女性在交往对象中亲属居多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一些学者还对婚姻以及家庭状况对社会网络构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Fisher,1982:
253;Wellman,1985;Gerstel,1988;HurlbertandAcock,1990)。
这些研究者认为,家庭中有未成年的孩子显然限制了各种关系的建立,尤其是与既非亲属又非邻居的联系。
已婚者与与亲属和邻居的联系较多,而未婚者与非亲属和非邻居的联系相对较多。
在年龄与网络资源的关系方面,一些研究表明年龄与网络资源也有很大关联,在生命的不同周期社会网络的性质有很大不同(AntonucciandAkiyama,1987;Morgan,1988)。
有的研究则发现非亲属网络在三十多岁时达到高峰,随后非亲属网络减少(Fisher,1982:
253;FisherandOliker,1983;Marsden,1987:
128-129)。
老年人不仅交往的圈子小、相互联系少,而且其交往对象多半限于亲属(Ajrouch,Antouncci,andJanevic,2001)。
另有一些是有关种族与网络资源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强调美国黑人内部网络的力量和相互依赖性(如Sack,1974),而最近对黑人与白人的比较研究表明黑人之间支持交换的脆弱性(参看Hogan,Eggebeen,andClogg,1993;SilversteinandWaite,1993)。
与白人比较,黑人的网络较小,与网络成员的互动较频繁,而且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比例较大(Ajouch,Antonucci,andJanevic,2001)。
在中文文献中,目前主要有边燕杰和李煜(2000)根据上海、天津、武汉、深圳四个城市的调查资料,从社会阶层角度分析了不同家庭的网络资本。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文化专业人员是具有网络优势的社会阶层。
而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个体户却没有网络资本优势。
另外,台湾学者熊瑞梅(1994,2001)也从性别的角度分析男女之间的网络资本的差异。
鉴于目前有关社会地位与网络资源研究的现状,特别是中文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本文打算从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社会地位与网络资源的关系:
第一,把英文文献中得出的结论与我们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如前所述,英文文献的研究中已经发现教育、职业声望、收入与社会网络资源呈正相关,而年龄、婚姻因素则对个人的交往网络产生负面的影响,年龄的增大和婚姻都会减少与非亲属的交往。
那么,在中国这些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又是如何对社会网络资源的累积产生作用的呢?
是与西方社会一样,还是有所不同?
第二,根据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地位标志测量其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
长期计划经济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一些不同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些特点。
例如,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把社会成员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等级,单位办社会的结果也使得单位所有制类型以及单位主管部门成为一种重要的地位标志,而党领导一切的政治体制又使得社会成员的政治面目(是否中共党员)与个人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关联。
因此,本文还试图从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些地位标志,包括户口类型、单位主管部门、单位性质、政治面目等,来测量其对个人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试图弄清在转型时期这些独特的地位变量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个人的网络资源的。
二、研究设计
本文根据1999年10月至12月在厦门进行的“就业过程与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
厦门是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全市共辖七个区,1999年总人口117万人,外来人口36万。
厦门市区共有四个行政区,即思明区、开元区、鼓浪屿区和湖里区。
市区常住人口为41万人,外来人口约13万人。
本项调查的范围为厦门市区的从事非农工作的就业人口,样本总数为1002人,其中常住人口的样本为700人,平均每586人抽1人/户,外来人口的样本数为302人,平均596人抽1人。
抽样分厦门市区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两部分进行。
厦门市区常住人口按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
厦门市区的四个区共有13个街道,先根据每一街道人口数确定应抽样户/人数,而后从上述四个区的13个街道中随机抽取3至4个居委会(应抽样本数在40户以下的街道一般抽取3个居委会,应抽样本数在40户以上的街道适当增加抽取居委会的数量),共抽取54个居委会,最后从每个居委会中随机抽取所需调查户数(每个居委会约抽10户至15户)。
外来人口样本也按随机原则抽取。
先根据每一行政区外来人口的数量确定抽样数:
思明区16人,开元区76人,湖里区210人。
然后从每个区中抽取若干外来人口的聚居点,最后抽取所要调查的对象。
样本的构成情况详见表1。
表1样本构成情况
N
%
性别
男
女
合计
572
430
1002
57.1
42.9
100
户口
本市户口
非本市户口
合计
679
315
994
68.3
31.7
100
年龄
29岁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合计
463
216
160
162
1001
46.5
21.6
16.0
16.2
100
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
研究生
合计
122
281
204
124
130
118
17
996
12.2
28.2
20.5
12.4
13.1
11.8
1.7
100
本文分析的变量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二是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变量。
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包括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收入、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政治面目等变量。
西方学者已经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来测量社会地位,并对此作过研究(参看Campbell,MarsdenandHurlbert,1986;AntonucciandAkiyama,1987;Morgan,1988)。
在中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结果,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的地位标志。
本文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从这些独特的地位变量来考察其对网络资源的影响,它们包括:
第一,政治面目。
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领导一切。
因此,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是否中共党员对个人的地位升迁都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户口。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成员被户籍制度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参看林国光,1994)。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别不象过去那么大,农民也可以进城打工,但户口仍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志,例如进城打工的农民不能把户口迁入城市,他们被称作“农民工”,以区别于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
第三,单位所有制和单位主管部门。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不仅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也使单位所有制成为地位的一种重要标志(参看路风,1989;李路路、李汉林,2000;Bian,1996;Walder,1986)。
因此本文把调查对象的单位所有制与单位主管部门也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重要变量。
在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方面,把春节期间相互拜年的人数和对象特征作为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指标。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是维持和发展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方式。
边燕杰、李煜(2000)曾从用春节拜年来测量家庭的网络资源,他们请调查户登录除夕到初五的拜年交往情况。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也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人数来测量社会网络,但与边燕杰和李煜不同的是,我们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测量每户的拜年网,而是以个人为单位测量社会网络的范围和构成。
我们在问卷中提出的问题是:
“今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相识大概有多少人?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测量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资源:
第一,网络规模。
我们用在春节期间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以及相识的人数表示。
在所调查的1002人中,有回答这一问题者882人,平均每人与自己的亲属、朋友、相识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人数达41.5人(标准差为46.71人),其中亲属15.75人(标准差20.59人),朋友15.43人(标准差16.96人),相识10.21人(标准差23.59人)。
正如俗话所说的“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网络规模越大,网络资源也越丰富。
第二,网络密度,用春节期间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占交往总人数的比例测量。
亲属的比例越高,网络密度也越大,说明被访者的交往对象多局限于同质性较高的人群内,网络资源有限;亲属的比例较低,网络密度也低,说明被访者的交往对象较广泛多元,能够在亲属之外去拓展自己的社会网络空间。
边燕杰、李煜的研究(2000)也证明网络密度与网络资本总量呈负相关。
本项调查表明,调查对象互相拜年交往的对象中亲属所占的平均比例是43.52%(标准差21.21%)。
第三,网络多元性,用春节期间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相识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表示。
林南的研究表明,资源的异质性是衡量社会网络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Lin,2001)。
我们在调查中列出十九种职业,我们统计被访者的拜年交往对象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
如有,则被访者在该种职业上的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某种职业有一个以上的交往对象或某种职业中既有交往的朋友也有交往的亲属,结果也只记1,因为一个职业只代表一种职业地位资源。
统计结果表明,被访者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和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识中的职业类型的平均数为8(标准差5.56)。
另一方面,我们还列出十一种类型的单位,看被访者的拜年交往对象中是否有属于这些类型单位的,计算方法与计算职业种类相同。
统计结果表明,被访者的拜年交往对象的平均单位类型数为4.7(标准差3.12)。
第四,拜年交往对象的职业声望总分和单位声望总分。
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仅仅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被访者交往范围的多元性。
但是,不同类型的职业和不同类型的单位所拥有的资源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大学教师所拥有的资源显然不同于一个餐馆服务员拥有的资源,而党政机关的影响力也不是一般的私营企业能够相提并论的。
那么,如何测量不同职业和单位的资源呢?
边燕杰和李煜曾在津、沪、汉、深四地请被访者对20种职业和12种工作单位类型进行评估。
他们按照“非常好”和“较好”两项的百分比作为地位得分,将20种职业和12种单位类型分别进行排列。
这20种职业的声望分数依次是:
科学研究人员(95分)、大学教师(91分)、工程师(86分)、法律工作人员(86分)、医生(86分)、中学教师(81分)、政府机关负责人(80分)、小学教师(73分)、党群组织负责人(73分)、企事业单位负责人(71分)、经济业务人员(64分)、经济业务人员(64分)、会计(58分)、行政办事人员(53分)、民警(52分)、护士(48分)、司机(25分)、厨师炊事员(24分)、产业工人(20分)、饭店餐馆服务员(11分)、家庭保姆计时工(6分);12种类型单位的声望分数依次是:
党政机关(86分)、国有事业单位(75分)、外资企业(73分)、中外合资企业(66分)、股份企业(45分)、私立事业(41分)、国有企业(41分)、私营企业(39分)、联合企业(30分)、集体事业单位(30分)、个体经营(29分)、集体企业(24分)。
参照边燕杰和李煜的调查所得的职业地位分数和单位地位分数,我们计算出被访者拜年交往对象职业声望总分和单位声望总分。
职业声望总分和单位声望总分反映了不同职业和单位的差异性,可以更全面反映出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源。
三、研究发现
本文分别用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在表2中,我们分别从性别、户口、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所有制以及单位主管部门几个方面比较网络规模、网络密度、拜年交往对象的职业类型数、拜年交往对象的单位类型数、拜年交往对象的职业声望总分、拜年交往对象的单位声望总分。
在表3中,我们用性别、户口、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单位所有制、单位主管部门作为自变量,分析这些自变量对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多元性以及职业和单位声望分数在内的网络资源变量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第一,男性的社会网络资源明显优于女性。
从表2可以看出,男性的平均网络规模是44.47人,高于女性的37.65人,男性的的交往对象中亲属的比例是42.23%,女性的交往对象的亲属比例则高达45.14%。
表3的回归分析也表明,男性不仅网络规模大于女性,而且在网络密度上也低于女性。
西方学者(Fisher,1982;Marsden,1987)的一些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的网络规模是一样的,但我们的结果却说明中国女性的网络规模要小于男性。
不过,有关男性的网络密度低于女性的发现是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进一步证实了西方学者(FisherandOliver,1983;Wellman,1985;Marsden,1987)的观点。
台湾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女性将生活重点放在家庭私领域,网络中亲属人数较多;男性生活主要嵌入于工作等公领域,故网络成员同事朋友较多(熊瑞梅,1994)。
另外,台湾学者还证实,即使在控制了结构变量后,男女之间的网络差异仍然存在(熊瑞梅,2000)。
这说明男女社会网络资源的差异在不同的社会中都有相当的一致性,女性的交往对象中亲属占的比例较高,而男性则更倾向于与亲属之外的同事、朋友交往。
第二,年龄与网络资源呈负相关。
从表2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在就业人口中,年龄越小,交往的对象也越多,29岁以下年龄段的拜年交往的人数为48.54人,其次为40至49岁年龄段(拜年交往人数为38.49人),50岁以上仅为33.22人。
从拜年交往对象的职业类型看,29岁以下年龄段的平均职业类型达9个,而30-39岁和40岁到49岁年龄段分别为7个,50岁以上只有6个。
表3的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年龄对拜年交往的职业类型数、拜
表2社会地位与关系资源:
平均数
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相识的人数
相互拜年交往的亲属占全部拜年人数的比例
相互拜年交往者中所具有的职业类型数
相互拜年交往者中所具有的单位类型数
相互拜年交往者所具有的职业类型的声望分数
相互拜年交往者所具有的单位类型的声望分数
性别
男
女
N
44.47(55.67)
37.65(31.17)
882
.4223(.2085)
.4514(.2156)
840
8.32(5.63)
7.60(5.45)
1002
4.89(3.25)
4.45(2.91)
1002
426.85(325.91)
408.19(320.44)
1002
248.59(169.14)
225.98(151.06)
1002
户口
本市
非本市
N
43.78(50.74)
35.76(34.74)
874
.4323(.2136)
.4433(.2108)
832
8.55(5.90)
6.74(4.47)
994
5.04(3.25)
3.93(2.64)
994
449.14(335.62)
313.36(259.41)
994
256.56(166.42)
198.78(143.07)
994
年龄
29岁以下
30-39岁
40-49岁
50岁以上
N
48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社会经济 地位 关系 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