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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
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
【摘要题】专史研究
【正文】
环境史是在战后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次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各种社会关系。
由于研究对象非常复杂,环境史的兴起,就为从事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传统上,人文社会科学以人和社会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则以自然为研究对象。
环境史的出现,则为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融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合作搭建了桥梁。
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
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
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
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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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
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
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
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
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
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
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
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
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
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
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
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
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
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
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
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
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
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
“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
”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
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
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
美国着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
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
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
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
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
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
”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
恩格斯指出:
“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
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
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
”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
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
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
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
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
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
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
”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
国际生物学规划(IBP,InternationalBio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
人与生物圈计划(MAP,ManandtheBiosphere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
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
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InternationalGeosphere-Biosphere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HumanDimensionsof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
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
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
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
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着作和文章之中。
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
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
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
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
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
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
这主要表现在:
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
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
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
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
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
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着作。
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
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
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
“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
”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
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
“我会付给您双薪。
”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
”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
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
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
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
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
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
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
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
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
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
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
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
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
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
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
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
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
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
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
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
“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
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
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
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
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
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
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
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
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
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
沃斯特曾着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
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
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
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
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着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
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
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着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
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
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
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
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
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
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
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扞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
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
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
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
正如有学者指出:
“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
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
”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
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
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
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
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
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
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
沃斯特提到:
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
沃斯特最近还提到:
“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
”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
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
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
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
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
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
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
又比如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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