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辛亥革命始末及现实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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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辛亥革命始末及现实意义
宝鸡辛亥革命始末及现实意义
宝鸡市社科联课题组
第一部分宝鸡辛亥革命始末
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作为湖北邻省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首先响应,在省城西安发动起义并建立陕西军政府。
西安起义成功后,陕西各地纷纷响应,地处陕西关中西部的现宝鸡地区亦高揭义旗,成为陕西乃至全国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辛亥革命前夕宝鸡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以盐斤加价所导致的矛盾为主体
辛亥革命前夕,宝鸡地区与陕西其他地区一样,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其中以清政府因推行盐斤加价而导致的矛盾最为突出,成为以后宝鸡地区响应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盐税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也是对人民进行盘剥的一项主要手段。
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巡抚李绍棻以支付陕西所摊派的庚子赔款为名,奏请凡入陕西之山西潞盐每斤加价四文,甘肃花马池盐入境若持有甘省厘票者每斤加价八文,无票者每斤加价十六文,其他杂项附加尚不包括在内。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继任巡抚升允在省城西安设立督销局,凤翔、汉中二府设置分局,委任候补直隶州李显诚总办凤翔盐务,所属各县分设官盐专卖机构,名义上是“官督商卖”,实则官方垄断,禁止私商贩卖,食盐开始由拥有权势的官吏勾结地方劣绅包办经销,随意抬高盐价,如凤翔府“在没有成立官盐局以前,盐由商卖,驮盐的人由甘肃把盐驮回后,就由商人整驮的买下,再零售给群众,每斤盐售价二十几个钱,群众买一斤盐实际就能买到一斤几两”,而凤翔官盐局成立由李显诚和西安抚标右营游击刘琦包销后,盐价“由每斤二十几个钱涨到六十几个钱”,扶风官盐则由当地劣绅马林太分包,“把扶风盐价抬高得比邻县武功每斤贵十四文”。
不仅如此,食盐官卖后,官府“用大秤买回,小秤卖出,暗掺沙石、明减分两,还严禁人民向其他盐价低的地方去买,以致贫苦的劳动人民相率淡食”。
更有甚者,为维持这种暴利残民的官卖制度,官府还豢养为数不少的盐勇,四处为非作歹,并对所谓食盐“私运者”进行迫害。
官府实行盐斤加价,宣称仅增加了商民的负担,但广大的贫苦农民做为食盐的主要消费者,“无论盐税如何增加,都会通过盐价上涨而转嫁到农民身上”。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盐斤加价是对平民百姓的重利盘剥,自然会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和激烈反抗,由此引发了凤翔、岐山、宝鸡、郿县、扶风等地反抗盐斤加价的群众性斗争。
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领导人民焚毁了位于凤翔府城东关的官盐局,晁黑狗、王摇摇为此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一月遇害,李猪娃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被官府杀害。
此案影响较大,因江南道御史王诚羲提出参奏,后奉光绪帝谕旨,以陕西盐改官运流弊较大,予以停止,李显诚、刘琦被革职。
可见,人民的反抗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官府又决定对入陕之山西潞盐、甘肃花马池盐每斤各加价四文,对百姓的盘剥故态复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更大义愤,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继续持续高涨,预示着革命即将到来。
在凤翔府官盐局被焚毁的同时,设于郿县齐家寨、岐山蔡家坡、高店等镇及宝鸡虢镇等处的官盐分局也被愤怒的群众所捣毁。
光绪三十二年(1906),扶风县群众在张化龙等人的带领下,也掀起了反对盐斤加价的斗争,事后张化龙因不愿累及他人而被捕,为营救张化龙,扶风、武功、岐山、郿县集合十多万群众,曾一度包围扶风县城,显示了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
除反对盐斤加价外,在辛亥革命前夕,宝鸡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掀起了抗捐交农、反对铁路路捐等群众性的斗争。
以上斗争形成了较大的声势,成为以后宝鸡地区响应辛亥革命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宝鸡响应辛亥革命概况
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于1911年10月22日(辛亥年九月初一日)响应革命,省城西安光复,西安起义成功后,宝鸡地区纷纷响应,以下就此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武昌起义后,陕西各地同盟会会员曾秘密聚会于五味十字义聚楼,磋商起义事宜,凤翔籍同盟会会员杨荟桢应召与会。
义聚楼会议约定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在陕西各地同时举义,但届期各地行动未能一致。
到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夜,杨荟桢与另一隶籍凤翔的同盟会会员刘鋕联合当地哥老会成员黄发、杨凤德、陈德胜、赵大柱等发动群众1000余人攻打凤翔府城,在城内差役张三保等人的配合下于次日黎明破城,清朝参将王志英兵败身死,知府德祜及知县彭毓嵩亦被杀死。
凤翔起义发生后,因群众并不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加之缺乏组织和纪律观念,导致秩序混乱,杨荟桢无法控制局面,于是以帮会组织为依托设立同志会,邀请当地哥老会大首领秦凤山山主马秉乾出面维持,混乱的局势稍有改观,但秩序仍不稳定。
当时,设于西安的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鉴于陕西各地起义后秩序纷乱,决定派遣省城学堂学生回原籍兴办民团以维护地方秩序,同时协助革命军队与清军作战,陕西省优级师范毕业生王丕卿、高季馥与西府地区同学十余人受命以宣慰使之名义回凤翔办理民团事宜。
王丕卿等人到凤翔后与马秉乾合作,为安抚群众出示军政府之文告:
“各省皆变,排除满人,上征天意,下见人心。
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
特此晓谕,其各安心。
”并与其启蒙老师李振初、同学刘治洲等筹办民团、组织城防总局以共同维护地方秩序。
当时已有清军企图从甘肃进攻陕西的消息,凤翔作为关西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确保凤翔以屏障西安,刘治洲专程赶赴省城请援,陕西军政府决定以副大统领万炳南率领2500名民军坐镇凤翔,并委任赵乃普署理凤翔府事,胡树人署理凤翔县事,经过如此部署,凤翔的社会治安得以稳定。
万炳南等人进一步策划城防事宜,以备清军来犯。
凤翔作为陕西西部门户很快响应革命,对于陕西辛亥革命意义重大。
西安光复后,扶风县人王诚斋率领由其亲自组建的革命武装“猎虎队”响应革命,扶风不战而克,宣告光复。
西安起义成功后,宝鸡县哥老会会众积极响应,以鸡毛传帖的方式召集群众,广为宣传,革命一触即发。
宝鸡县知县雷天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遂招募数十名县勇,以号称擅于飞檐走壁的王明海为县勇队队长,以备不虞。
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午后,哥老会头目王清明、周瑞林发动群众约300余人发动起义,首先焚毁了位于渭河南石坝河的天主教堂,之后进攻宝鸡县城,包围了东、南、西三座城门。
雷天裕仓皇从北城墙缒城出逃,逃至县城以西40里之秦弓寨,王清明等率众入城,释放囚犯,焚毁县署西华亭、县立高等小学堂和南关天主教堂,捣毁盘剥百姓的西街当铺恒生当,之后出城驻扎于东关神农庙、大山庙。
数日后,马云山、白福顺等哥老会首领率800余人由凤翔来到宝鸡,驻东关李公祠,公推马云山为首,整顿秩序、严肃军纪,为此出示晓谕,规定起义军公买公卖,商民不得哄抬物价,起义军不得扰民,宝鸡县城和附近农村的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
九月下旬,赵皖江以宣抚招讨使之名义由西安来宝鸡,在省师范学堂就读的宝鸡籍学生何雪堂、郭灵甫、杨仁初、容玉璋、惠从周等随同前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阐发革命的重要意义。
不久,赵皖江改任秦陇复汉军第三十五标标统,马云山为第二营管带,白福顺为第三营管带,第一营管带由帮统罗谋兼任,当地青年踊跃应募从军,以防范甘肃清军的进攻。
西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陇州后,当地哥老会成员王生义、吴正标等人联络城内民团团头权永平,密谋起义夺取州城,以响应革命。
原定于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夜间由王生义等率众由城外发动进攻,城内民团内应配合,但消息不慎泄露,陇州知州孙传琦当即收买了权永平,因此当王生义率众攻城时,权永平不但不进行接应,反而带领民团帮助官府守城,致使攻城未能成功。
之后,革命群众多次谋攻州城,但均未能成功,王生义、吴正标不幸遇害。
直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告退位,陕西西路经略使陈滋生率革命军进驻陇州,陇州至此正式光复。
综上,西安起义成功后,地处关中西部的宝鸡地区积极响应,对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东部革命军民的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配合和支援作用,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抵御清军之进犯,守卫关中西大门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原本希望以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为基地,一举扑灭革命,所谓“藉陕甘新数千里疆土为国家根本重地,即可恢复东南”,但陕西率先响应武昌起义,且有波及甘肃之势,清廷大为震惊,认为“陕甘兵事不独为全省治乱所关,实为国家存亡之所系”,于是调遣军队从东、西两路合击,企图扑灭陕西革命,以挽回西北局面。
为了粉碎清军的猖狂进攻,陕西军政府在东、西两路组织军民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其中在西路战场,宝鸡革命军民在抵御清军疯狂进犯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谓厥功至伟。
西安起义发生之时,卸任闲居城北草滩的升允逃往甘肃,在陕甘总督长庚的推荐下,清廷“起用升允为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命兰州道彭英甲为陕西藩台,兼办陕西军营务处,克日出兵收复陕西”。
清军遂以甘肃为基地,大举进犯陕西。
十一月初三日,甘肃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北路由升允亲自督率,经长武、邠州进攻乾州,南路由固原提督张行志、甘军副将崔正午带领,两面钳击凤翔:
张行志率壮凯军自甘肃灵台南下,经天堂进驻凤翔城东北之水沟大相寺,前锋进抵北沙凹堡;崔正午率骁锐军由甘肃平凉取道汧阳,进驻凤翔城西20里之柳林镇,前锋行抵亭子头。
张、崔两军分西、北两路,呈犄角之势,进逼凤翔。
当时,集结于凤翔城下的清军约有16个营,兵力达12000之众,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而守城民军及地方民团则兵力单薄、装备落后,坐镇凤翔的万炳南鉴于形势吃紧,遂请援于陕西军政府,军政府迅速做出部署,命令王荣镇、杨汝林、王镇海各率约一营兵力驰援凤翔,同时调临潼士绅曹树勋新组建的敢死军约1200人继续西援,曹树勋又会合扶风王诚斋及武功焦易堂所部,并以王诚斋组建的“猎虎队”为骨干沿途招募新兵共约3000人,直趋凤翔增援。
凤翔城守力量虽然获得增援,与敌人相比仍处劣势,但军民团结,革命意志坚定。
在援军陆续到达后,万炳南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兵分三路主动攻敌:
西路由王荣镇指挥,北路由朱汉庭指挥,东路由王镇海指挥,结果西、北两路皆获战果,惟东路失利,王镇海不幸被俘遇害。
十一月二十二日,万炳南出奇兵突袭柳林镇,崔部骁锐军猝不及防,纷纷溃退,崔正午负伤逃至汧阳,此战鼓舞了凤翔革命军民的士气。
十一月二十七日,杨汝林等率军进攻凤翔城东北之水沟,毙敌约300余名。
十二月十二日、十三日,不甘心失败的崔正午由汧阳督率所部兵分三路进攻凤翔,守卫凤翔的敢死军以铡刀为武器奋力迎战,敌军大败而退。
十二月二十七日,张行志又率北路清军六、七营之众攻城,结果同样被敢死军击退。
翌年正月十五日,万炳南趁佳节之际敌方不备,大破崔正午所部,收复柳林镇,崔正午辎重尽失,逃窜至汧阳、陇州一带,从此不敢再进犯凤翔。
总之,从辛亥年十一月至翌年正月,凤翔军民在城外西、北两面与敌军多次交战,大小战斗达20多次,粉碎了清军占领关中西部门户凤翔以扑灭陕西革命的阴谋,凤翔保卫战的胜利解除了设于西安的革命军政府的西顾之忧,稳定了陕西的革命局势。
除凤翔保卫战之外,在宝鸡县附近,革命军民也同进犯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位于宝鸡县西南山区内的黄牛铺距县城约百里,半属宝鸡,半属凤县,秦陇复汉军第三十五标标统赵皖江闻知清军有谋犯宝鸡之举,遂令罗谋率第一营至黄牛铺设防,但在与敌交战时失利,罗谋阵亡,余部退守大散关。
县功镇位于宝鸡西北,距县城40里左右,为防卫宝鸡县城的战略要地,赵皖江以第三营管带白福顺驻防该镇,以防备清军的进攻。
十二月十五日黎明时分,清军突然发动袭击,白福顺所部伤亡惨重,白福顺率残部退回县城。
当时第二营已开往凤翔,第一营驻守大散关,第三营又损失较大,宝鸡城防空虚,形势紧张,赵皖江打算弃城退守渭河以南,依山布防,正在准备实施时,援军适时赶到,革命军民士气大振,很快收复县功镇,清军败退,宝鸡县城得以转危为安。
岐山县也是当时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张行志鉴于凤翔久攻不下、旷日持久,崔正午所部又遭受重创、不复能战,于是改变战法,图谋袭扰凤翔后方。
在侦知岐山县城防守空虚的重要军情后,张行志于1912年农历正月十八日派分统王甲三率千余清军由凤翔城东北之水沟出发,夜袭岐山县城,是夜适逢岐山县长李谦吉婚期,守城军官因聚于县衙宴乐而疏于防范,竟被敌军攻破县城,李谦吉惨遭捕杀,负责守城的万炳南部下标统崔贵亭出逃,不知去向。
清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掳掠,军民死难人数约在1000人以上,可谓满目疮痍、灾难深重。
岐山之战由于革命军方面疏于防范而导致失败,在宝鸡地区抵御清军进犯的过程中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幕。
张行志攻占岐山后,得知宣统皇帝已经宣布退位,陕甘停战,升允也已退走,于是率所部退回甘肃,同时命令崔正午部从陕西撤军,西路战场宝鸡革命军民抵御清军疯狂进犯的战斗至此胜利结束。
综上所述,在辛亥革命前夕,以盐斤加价为主体所导致的激烈社会矛盾成为宝鸡地区迅速响应辛亥革命的重要基础,由此而引发的群众性反抗斗争堪称革命之前奏曲。
当西安起义成功、陕西军政府成立后,宝鸡地区积极响应,推动了陕西辛亥革命进一步走向高潮。
清廷为挽回西北局势,图谋从东、西两路进犯陕西,企图将陕西革命扼杀于摇篮之中,宝鸡革命军民在西路战场组织了以凤翔保卫战为主体的防御战事,经浴血奋战,最终粉碎了清军的猖狂进攻,捍卫了革命成果,不但稳定了陕西的革命局势,而且对于西北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部分辛亥革命的启迪
辛亥革命虽然已经过去100年,但是它对中国历史及现实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现在和未来仍将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
“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而且带来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进步,是中华民族一次伟大的历史觉醒和文化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帝制已走过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程。
在这种腐朽制度的统治下,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与进步的潮流。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封建制度的落后性以及腐败性已经十分突出,外不能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内不能处理好复杂的国内局势,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
就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革命党第一次提出了“推翻皇权,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振兴中华”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主张“今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把革命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并最终实现了目标。
纵观中国历史,辛亥革命前的所有革命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皇权的争夺而展开的。
辛亥革命则彻底冲破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堤坝,成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是中华民族思想观念的历史觉醒,影响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也带来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大解放,推动了国家、民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辛亥革命中所诞生的民族危机意识、民主共和意识、社会革命意识、社会改良意识、“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世界眼光在后来历次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作为开启中国进步闸门的革命运动,终结了君权神授观念和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快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其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重要背景。
回顾辛亥革命百年历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启迪是:
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与保障。
一、解放思想是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
所谓思想,是指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简言之,思想即观念。
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创造了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人类文明成果以固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整个社会成员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文明成果的熏陶,久而久之,在人的大脑深处形成了一种观念:
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
于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观念油然而生;僵化体制、守旧势力大行其通,导致社会陷入毫无生机的沉寂之中。
然而,人类渴望新生活的天性决定历史不可能永久停留在已有的现状之中。
生机取代腐朽、暴发冲破沉寂是永恒不变的法则。
改变现状依靠革命行动。
而“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
”(列宁)任何革命行动无一不是从思想革命开始,这已为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之前,将写有“陈胜王”的帛书塞入鱼腹中,又装狐鸣“大楚兴、陈胜王”,收到了拥陈反秦的良好效果。
黄巾军起义前,广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舆论,促成了黄巾起义的暴发。
这可看作是最原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萌芽。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通过在海内外华人和华侨中广造舆论,抨击清政府的腐朽腐败,宣传救亡救国的道理,从而激发了国人的斗志,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舆论基础。
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
资产阶级革命暴发前,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从理论上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并提出了一整套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从而在欧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
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更是雄辨的证明了这一点。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迅速的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尔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一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解放思想是开创历史发展新阶段的前奏曲。
社会需要变革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打破已有的陈腐观念,冲破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束缚,用新的、革命性的思想观念取代旧有的、保守的陈旧意识,并把新思想、新观念落实到行动中。
经过新与旧、革命与保守的激烈斗争与冲突,最终实现历史的跨越。
二、解放思想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取得成功的前提和保障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决定着社会的面貌。
积极进取的思想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必将使社会充满生机,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使社会发展充满活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反之,则使社会发展迟缓,人民生活困苦,国家积贫积弱。
政治上腐败无能,经济上落后衰败,社会领域民生凋弊,思想领域万马齐喑。
进入近代社会的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幅状况。
此情此景,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忧心如焚,奋起抗争,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方式,挽救民族危亡。
考察他们的斗争轨迹,我们发现,无一不是从解放思想入手,启迪民智,唤醒民众,以求得革命成功。
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带来了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奴役命运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唯一能使民族得到振兴的正确道路。
延安整风运动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思想得到空前统一,为争取抗战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面临着百费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
经过十年浩劫,国家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冤假错案亟待平反昭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歪曲;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发展缓慢。
但党的指导思想却沿袭了错误的方针。
此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发动、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了错误的指导方针,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形成,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开始起步,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
改革开放以来,宝鸡同全国一样,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宝鸡实际,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跨域式的发展。
1978年至2007年,全市生产总值均以17.6%的高速度增长,2007年达到580.16亿元,是1978年的58倍;全市人均GDP1.54万元,是1978年的44.6倍。
2007年,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8856元,是1978年的30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887.9元,是1978年的23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88.82亿元,是1978年的390倍。
回顾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历史,解放思想必须具备以下要素:
首先,解放思想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敢于提倡并实践解放思想者,必须具备“胸怀天下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迈壮志,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自觉与民族共进退,与国家共荣辱,与人民共患难。
只有具备如此胸怀,才能吼出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并将这一强音一直呼喊不绝,直至达到唤醒群众的目的。
中共宝鸡市委第十一次党代会再次提出在全市开展“六扫除六确立”思想大解放活动,这是我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着眼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重大部署,是实现宝鸡发展宏伟蓝图的保障工程。
必将对全市各级党政组织、党员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务实创新,服务全市项目建设,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次,解放思想需要睿智的目光。
这里所谓的目光,是指胸襟与思维。
提倡解放思想,需要丰富的知识,开阔的视野、活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善于发现社会的主要弊端,然后选择最佳的时机和最佳的突破点,登高一呼,达到“从者如云”的功效。
改革开放以来,宝鸡发展本身就是一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史;面对建设关天副中心的艰巨任务,依然要解放思想。
因此,只有各级党政组织要自觉将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四个转型”、“六个走在前列”等大局上来,才能为宝鸡经济社会跨越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解放思想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敢为天下先,就是要有创新思维、突破常规,以实现跨越式发展。
宝鸡市委市政府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突破发展的措施之一,也取得了一些硕果,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很大,与周边地市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解放思想不够。
推进招商引资,本质上就是展开区域营销,必须以现代营销理念为指导,要在充分了解客商投资动机和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可能的营销策略和手段,组合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战略,全面提升招商引资的效率和水平。
在招商方式上,可以尝试利用国际风险投资,或者积极利用创业投资,同时不断扩大“并购投资”,积极引入融资租赁等新方式。
可以尝试推进招商引资主体企业化、运作市场化、队伍专业化,组织独立运营的专业化招商公司,并选配一支懂市场、懂专业的专业人士专门从事招商工作,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主要是搞好引导和调控,制定规范和激励招商的政策。
只有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才能制订出超前的招商引资政策和策略,才创造出机遇,赢得招商引资的重大成果。
最后,解放思想要与实践相结合。
解放思想不是为解放而解放,其目的是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
从宝鸡市的实践看,每一次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都是思想大解放推动的结果。
面对关天副中心城市建设这一宏伟目标,宝鸡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实现跨越发展,走在西部前列,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全市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地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全市深入开展“六扫除六确立”活动,聚力大突破,推动大跨越”。
提升精气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有效手段。
今后五年,是宝鸡加快发展的黄金期、转型突破的攻坚期、大有可为的机遇期,把“六扫除六确立”思想解放活动贯穿抓好“十件大事”、加速“四个转型”、实现“六个走在前列”的各个方面,抓住了“打造关天副中心,建设和谐新宝鸡”思想的桎梏问题,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必将推动宝鸡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三、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是推动宝鸡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解放思想必须从实践的需要出发,从解决实践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最终以思想智慧之花结出实践丰硕之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宝鸡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全面发展,但也存在着兄弟城市竞相发展、西咸新区强力推进的外部压力。
为此,宝鸡新一轮思想解放活动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紧紧围绕“建设关天副中心,打造和谐新宝鸡”的总体要求,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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