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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略说
文学分三项论之:
一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有别;二论骈体、散体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论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
一、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
著作之文云者,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也;独行之文云者,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也。
准是论文,则《周易》、《春秋》、《周官》、《仪礼》、诸子,著作之文也(《仪礼》虽分十七篇而互有关系);《诗》、《书》,独行之文也。
孔子删诗,如后世之总集,惟商初、周初诸篇偶有关系,然各篇不相接者多,与《春秋》编年者异撰,或同时并列三篇,或旷数百年而仅存一篇。
自尧至秦,一千七百年中,商书残缺;夏书则于后羿、寒浞之事,一无记载。
盖书本各人各作,不相系联。
孔子删而集之,亦犹夫诗矣。
后人文集,多独行之文;惟正史为著作之文耳。
以故著作之文,以史类为主;而周末诸子,说理者为后起,老、墨、庄、申、韩、孟、荀是也;惟《吕览》是独行之文编集而为著作者也。
著作之盛,周末为最。
顾独在诸子,史部不能与抗。
至汉,《太史公》继《春秋》而作,史部始盛。
此后子书,西汉有陆贾《新语》(真伪不可知)、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后人归入经部)、桓宽《盐铁论》(集当时郡国贤良商论盐铁榷沾事)、扬雄《法言》;东汉有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全书不可见)、荀悦《申鉴》、徐干《中论》。
持较周秦诸子,说理固不逮,文笔亦渐逊矣。
然魏文帝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干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类。
王充谓:
“司马子长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因成前纪,无胸中之造。
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助思,极窈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
”(《论衡·超奇》篇)此为抑扬太过。
《史记》虽袭前文,其为去取,亦甚难矣。
充又数称桓君山,谓说论之徒,君山为甲。
今桓谭书不可见,惟《群书治要》略载数篇,亦无甚高深处。
而充称为素丞相者,盖王、桓气味相投,能破坏不能建立,此即邱光庭《兼明书》之端也(东汉人皆信阴阳五行,五充独破之,故蔡中郎得其书,秘之账中。
中郎长于碑版,能为独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
至于三国,《典论》全书不可见。
刘劭《人物志》论官人之法,行文精炼,汉人所不能为,《隋志》入之名家,以其书品评人物,综核名实,于名家为近也。
其论英雄,谓“张良英而不雄,韩信雄而不英。
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
故英可为相,雄可为将。
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
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
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
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
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而智者不归也。
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
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
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语似突梯,而颇合当时情理。
晋世重清谈,宜多著作之文;然而无有者,盖清谈务简,异于论哲学也。
乐广擅清言,而不著书。
《世说新语》云:
“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
‘至不?
’客曰:
‘至’。
乐因又举麈尾曰:
‘若至者,那得去?
’于是客乃悟服。
广辞约而旨达、皆此类。
”故无长篇大论。
其时子书有《抱朴子》等(《抱扑子》外篇论儒术,内篇论炼丹),颜之推讥之,以为“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
《颜氏家训》言处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
精于小学,故有《音辞篇》;信奉释氏,故有《归心篇》。
其书与今敦煌石室所出《太公家教》类似。
之推文学之士,多学问语。
太公不知何人,或为隋唐间老农。
学问有深浅,故文笔异雅俗耳。
李习之谓《太公家教》与《文中子》为一类,不知《文中子》夸饰礼乐,而《家教》则否,余故谓是《家训》之类也。
唐人子部绝少。
后理学家用禅宗语录体著书,亦入子部,其文字鄙俚,故顾亭林讥之曰:
“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矣。
”
史部之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皆一手所作。
《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亦然。
《隋书》,魏征等撰。
本纪、列传,出颜师古、孔颖达手(自来经学家作史,惟孔颖达一人);《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李淳风手。
《新唐书》,宋祁撰列传,欧阳修撰志,虽出两人,文笔不甚相远。
《晋书》出多人之手。
《旧唐书》,号称刘昫撰,昫实总裁而已。
《旧五代史》,薛居正撰,恐亦非一人之作。
欧阳修《新五代史》,固出一手,然见闻不广,遗漏太多。
辽、金、元三史,皆杂凑而成,惟《东都事略》乃王偁一人之作。
《明史》本万斯同所作,但有列传,无本纪、表、志。
余弟子硃逖先在北京购得稿本,体裁工整,而纸色如新,未敢决然置信。
然文笔简炼,殆非季野不能为。
王鸿绪《横云山人明史稿》,纪、表、志、传具备,而删去万历以后列传。
乾隆时重修《明史》,则又出多人之手矣。
编年史如《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国春秋》,真伪不可知)。
《通鉴》一书,周、秦、两汉为刘奉世所纂,六朝为刘恕所纂,隋唐为范祖禹所纂,虽出众手,而温公自加刊正。
“臣光曰”云云,皆温公自撰,亦可称一手所成者也。
大抵事出一手者为著作之文(史部、子部应分言之),反之则非著作之文。
宋人称《新五代史》可方驾《史记》,《史记》安可几及?
以后世史部独修者少,故特重视之耳。
《左》、《国》、《史》、《汉》中之奏议书札,皆独行之文也。
西汉以前,文集未著。
《楚辞》一类,为辞章之总集。
汉人独行之文,皆有为而作,或为奏议,或为书札,鲜有以论为名者。
其析理论事,仅延笃《仁孝先后论》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论》之属皆是设论,非论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笃之论为论之首也。
魏晋六朝,崇尚清谈。
裴頠《崇有》,范缜《神灭》,斯为杰构。
清谈者宗师老子,以无为贵,故裴頠作论以破其说。
《宏明集》所收,多扬玄虚之旨,范缜远承公孟(太史公云:
学者多言无鬼神),近宗阮瞻,昌论无鬼,谓形之于神,犹刀之于利,未闻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
是仍以清谈破佛法也。
此种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后不可见。
近世曾涤笙言古文之法,无施不可,独短于说理(方望溪有“文以载道”之言,曾氏作此说,是所见过望溪已)。
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说理。
古人之书,《庄子》奇诡,《孟》、《荀》平易,皆能说理。
韩非《解老》、《喻老》,说理亦未尝不明。
降格以求,犹有《崇有》、《神灭》之作,何尝短于说理哉?
后人为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说理耳。
然而宗派不同、门户各别,彼所谓古文,非吾所谓古文也。
彼所谓古文者,上攀秦汉,下法唐宋,中间不取魏晋六朝。
秦汉高文,本非说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说理。
韩、柳为文,虽云根柢经、子,实则但摹相如、子云耳。
持韩较柳,柳犹可以说理,韩尤非其伦矣(柳遭废黜,不能著成一书,年为之限,深可惜也)。
盖理有事理、名理之别。
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笔;名理之文,惟晚周与六朝人能为之。
古文家既不敢上规周秦,又不愿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说理矣。
要之,文各有体。
法律条文,自古至今,其体不变。
汉律、唐律,如出一辙。
算术说解,自《九章》而下,亦别自成派。
良以非此文体,无以说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
上之周秦诸子,下之魏晋六朝,舍此文体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论事之辨,固已难矣。
然则古人之文,各类齐备,后世所学,仅取一端。
是故,非古文之法独短于说理,乃唐宋八家下逮归、方之作,独短于说理耳。
史部之文,班马最卓。
后世学步,无人能及。
传之于碑,文体攸殊。
传钝叙事,碑兼文质。
而宋人造碑,宛然列传。
昌黎以二千余字作《董晋行状》,其他碑志,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志,渐有长者。
子由作《东坡墓志》,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
晦庵作《韩魏公志》,文成四万,亦不能收束。
持较《史》,《汉》千余字之《李斯列传》,七八千字之《项羽本纪》,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语矣。
后人无作长篇之力量,则不能不学韩、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谓起伏照应之法。
凡为作长篇,不易收束而设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尔)。
是故即论单篇独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后世史须官修,不许私撰。
学成班马,持等屠龙。
惟子书无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载笔之士,率留意独行之文,不尚著作。
理学之士,创为语录,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
余皆单篇孤行,未有巨制,岂不以屠龙之技为不足学耶?
今吴江有宝带桥,绵亘半里,列洞七十,传为胡元时造;福建泉州有万安桥,长及二里,传为蔡襄所造。
此皆绝技,后人更无传者。
何者?
师不以传之弟子,弟子亦不愿受之于师,以学而无所可用也。
著作之文,每下愈况,亦犹此矣。
二、骈文散文各有体要。
骈文、散文,各有短长。
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
《周礼》、《仪礼》,同出周公,而《周礼》为偶,《仪礼》则单。
盖设官分职,种别类殊,不偶则头绪不清;入门上阶,一人所独,为偶则语必冗繁。
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为偶,《春秋》则单。
以阴阳刚柔,非偶不优;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
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则所谓辞尚体要矣。
骈散之分,实始于唐,古无是也。
晋宋两代,骈已盛行。
然属对自然,不尚工切。
晋人作文,好为迅速。
《兰亭序》醉后之作,文不加点,即其例也。
昭明《文选》则以沉思翰藻为主,《兰亭》速成,乖于沉思,文采不艳,又异翰藻,是故屏而弗录。
然魏晋佳论,譬如渊海,华美精辨,各自擅场。
但取华美,而弃精辨,一偏之见,岂为允当,顾《文选》所收对偶之文,犹末极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镂金错采,清顺之气,于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学(如温子升辈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极。
于是初唐四杰廓清之功,不可没也(颜师古作《等慈寺塔记铭》,有意为文,即不能工;杨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为当时之文,皆糅之金玉龙凤,乱之青黄硃紫,子安始革此弊)。
降及中叶,李义山始专力于对仗,为宋人四六之先导。
王子安落霞、孤鹜二语,本写当时眼前景物,而宋人横谓落霞,飞蛾之号以对孤鹜,乃为甚工(宋人笔记中多此语),其可笑有如此者。
骈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当时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风行耳。
欧阳永叔以四六得第。
虽宗韩柳,不非骈体(永叔举进士,试《左氏硃之诬论》有“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语,颇以自矜)。
东坡虽亦作四六,而常讥骈体。
平心论之,宋人四六实有可议处也。
清乾降时,作骈体者规摹燕许,斐然可观。
李申耆选《骈体文钞》(申耆,姚姬传之弟子,肄业钟山书院,反对师说,乃作是书),取《过秦论》、《报任少卿书》,一切以为骈体,则何以异于桐城耶?
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
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
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辩。
或语季刚:
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
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
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
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
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邹阳,纵横家也。
观其上书(《邹阳》七篇,《汉志》入纵横家。
《史记》,邹阳与鲁仲连同传。
周孔之作不论,论汉人之作,相如、子云之文非有为而作,故特数邹阳),行文以骈。
而文气之盛,异于后之四六。
是故谓骈体气弱,未为笃论。
宋子京《笔记》谓作史不应用骈语;刘子玄亦云:
史文用骈,似箫笛杂鼙鼓、脂粉饰壮士。
此谓叙事不宜用骈也。
不仅宋子京、刘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无用骈语者。
唐诏令皆用骈体,而欧阳永叔撰《新唐书》,一切削去,此则太过。
夫诏令以骈而不可录;罪人供状,词旨鄙俚,莫此为基,何为而可录耶?
后人不愿为散体者,谓散体短于说理,不知《崇有》、《神灭》之作,亦非易为。
若夫桐城派导源震川(尧峰亦然),阳湖略变其法,而大旨则同。
震川之文,好摇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长之语。
曾涤笙讥之曰:
“神乎、味乎?
徒辞费耳。
”此谓震川未脱八股气息也。
至于散之讥骈,谓近俳优,此亦未当。
玉溪而后,雕绘满眼,弊固然矣。
若《文选》所录,固无襞积拥肿之病也。
今以口说衡之,历举数事,不得不骈;单述一理,非散不可。
二者并用,乃达神旨。
以故,骈散之争,实属无谓。
若立意为骈,或有心作散,比于削趾适屦,可无须尔。
骈散合一之说,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
然晋人为文,如天马行空,绝无依傍,随笔写去,使人难分段落。
今观容甫之文,句句锻炼,何尝有天马行空之致;容甫讥呵望溪,而湘绮并诮汪、方。
湘绮之文,才高于汪,取法魏晋,兼宗两汉。
盖深知明七子之弊,专学西汉,有所不逮;但取晋宋,又不甘心。
故其文上取东汉,下取魏晋,而自成湘绮之文也。
若论骈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绮乃成就耳。
然湘绮列传碑版,摹拟《史记》,袭其成语,往往有失检之处。
如《邹汉勋传》云:
“如邹汉勋者,又何以称焉?
”此袭用《史记·伯夷列传》语而有误也。
夫许由、卞随、务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实,故作此问。
若邹汉勋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来文章之盛。
论历代文学,当自周始。
孔子曰: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周初之文,厥维经典,不能论其优劣。
春秋而后,始有优劣可言。
春秋时文体未备,综其所作,记事、叙言多而单篇论说少。
七国时文体完具,但无碑版一体。
钟鼎虽与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
故正式碑版,断自秦后起也(任昉《文章缘起》,其书真伪不可知,所论亦未可信据)。
概而论之,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
六朝之后,亦有新体,如墓志,本为不许立碑者设;后世碑与墓志并用,其在六朝,墓志不为正式文章也。
又如寿序,宋以前犹未著。
然论文学之盛衰,固不拘于文体之损益。
自唐以来,论文皆以气为主。
气之盛衰,不可强为。
大抵见理清、感情重,自然气盛。
周秦之作,未有不深于理者,故篇篇有气。
论感情,亦古人重于后人。
《颜氏家训》谓: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
”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为东郡,云:
“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
”数行泪下。
非独爱别离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于感情者为然。
何者?
爱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
今以《诗经》观之,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皆可谓甚真。
至于《楚辞·离骚》之忠怨,《国殇》之严杀,皆各尽其致。
汉人叙战争者,如《项羽本纪》、《李陵列传》,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迹之奇也,乃其文亦极描写之能事矣。
此在后世文人为之,虽有意描写,亦不能几及。
何也?
其情不至也。
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于小说。
然自唐以降,小说家但能叙鬼怪,而不能叙战争攻杀。
此由实情所无,想像亦有所不逮。
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变,后世小说,类能道之。
然人之爱情,岂仅限于男女?
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无不有爱情焉。
而后世小说之能事,则尽于述男女而已。
汉人之文,后世以为高,然说理之作实寡。
魏晋渐有说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
今人真欲上拟周秦两汉,恐贻举鼎绝膑之诮。
明七子李空同辈,高谈秦汉,其实邯郸学步耳。
后七子如李沧溟文,非其至者,而诗尚佳;王凤洲文胜于沧溟,颇能叙战争及奇伟之迹,此亦由于情感激发尔。
如杨椒山之事,人人愤慨,故凤洲所作行状,有声有色。
顾持较《史》、《汉》,犹不能及。
以《史》、《汉》文出无心,凤洲则有意摹拟,着力与不着力,自有间也。
抒情说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说理如《七发》之类者亦然(《七发》亦赋类)。
《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启》、《七命》即大有径庭。
相如、子云之赋,往往用同偏旁数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觉其重。
何也?
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
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
然《两都》、《两京》以及《三都》,犹粗具规模,后此则无能为之者矣。
此类文字,不关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与体气有关。
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
今人发古墓,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证也。
武梁祠画像,其面貌虽不可细辨,然鼻准隆起,有如犹太、回回人,此又一证也。
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
又汉行征兵制,而其时歌谣,无道行军之苦者。
唐代即不然,杜诗《兵车行》、《石壕吏》之属可征也。
由此可见,唐人之体气已不逮汉人,此又一证也。
以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
不特文章为然,见于道德者亦然。
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
情即有关于气体。
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
德行亦衰。
孔子曰:
“仁者必有勇。
”知无勇不能行仁也。
《吕氏春秋·慎大览》称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史记·仲尼弟子传》云:
子路性鄙,少孔子九岁,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
孔子设礼诱之,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今观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奋袖抽剑,雄鸡之冠,与《史记》所言符合。
知孔子之服之路,非仅用礼,亦能以力胜矣。
后世理学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为无孔子之力故耳(澹台灭明之斩蛟,亦好勇之征也)。
夫并生一时代者,体格之殊,当不甚远。
孔子、墨子,时代相接。
孔子之勇如此,则墨子之以自苦为极,若救宋之役,百舍重茧而不息,亦可信矣。
自两汉以迄六朝,文气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
《世说新语》记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
尔时膏梁子弟,染于游惰如此,体气之弱可知矣。
有唐国势,虽不逮两汉,犹胜于六朝。
故燕许大手笔,文虽骈体,气骨特健,自此一变而为韩柳之散文。
宋代尚文,讳言武事,欧、曾、王、苏之作,气骨已劣于韩、柳。
余常谓文不论骈散,要以气骨为主。
曾涤笙倡阴阳刚柔之说,合于东人所谓壮美、优美者。
以历代之作程之:
周、秦、两汉之文刚,魏、晋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犹著,故其文虽不及两汉,犹有两汉遗风;宋代国势已弱,故欧、苏、曾、王之文,近于六朝;南宋及元,中国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兴,驱逐胡虏,国势虽不如汉唐,优于赵宋实远。
其异于汉唐者,汉唐自然强盛,明则有勉强之处耳。
明人鉴于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
凡外夷入贡,表章须一律写华文,朝鲜、安南文化之国,许其称臣;南洋小国及满洲之属,则降而称奴。
天使册封,不可径入其国城,须特建大桥,逾城而入;贡使之入中国者,官秩虽高,见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称大人。
外夷称中国曰天朝者,即始于此。
诸如此类,即可见明代国势之盛,出于勉强。
国势如此,国人体气恐亦类此。
其见于文事者,台阁体不足为代表,归震川闲情冷韵之作,亦不足为代表,所可代表者,为前后七子之作。
彼等强学秦汉,力不足以赴之,譬如举鼎绝膑,不自觉其面红耳赤也。
归震川生长昆山,王凤洲生长太仓,籍贯同隶苏州,而气味差池。
震川与凤洲争名,二人皆自谓学司马子长,然凤洲专取《史记》描摹之笔及浓重之处,震川则以为《史记》佳处在闲情冷韵。
盖苏州人好作冷语,震川之文,苏州人之文也。
震川殆知秦汉不易学,而又不甘自谓不逮秦汉,故专摹《史记》之冷语欤?
由此遂启桐城派之先河。
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顾其主平淡、不主浓重则同。
姚姬传学问之博,胜于方望溪,而文之气魄则更小,谋篇过六七百字者甚罕。
梅伯言修饰更精,而气体尤不逮矣。
曾涤笙以为学梅伯言而以为末足,颇有粗枝大叶之作,气体近于阳刚。
此其故关于国势、体力。
清初国势之盛,乃满洲之盛,非汉族之盛。
汉人慑伏于满洲淫威之下,红营兵丁大抵羸劣,营汛武职官俸薄,往往出为贾竖,自谋生活,其权力犹不如今之警察,故汉人皆以当兵为耻。
夫不习戎事,则体力弱;及其为文,自然疲苶矣。
曾涤笙自办团练,以平洪杨之乱,国势既变,湘军亦俨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风骨遒上,得阳刚之气为多。
虽继起无人,然并世有王湘绮,亦可云近于阳刚矣。
湘绮与涤笙路径不同,涤笙自桐城入而不为八家所囿;湘绮与涤笙路径不同,涤笙自桐城入而不为八家所囿;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
惟明人见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讲其他学问。
昌黎云:
作文宜略识字。
七子不能,故虽高谈秦汉,终不能逮。
湘绮可谓识字者矣,故其文优于七子也。
由上所论,历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国势及风俗,其彰彰可见者也。
文之变迁,不必依骈散为论,然综观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骈文。
秦汉尚武,故为散文,骈句罕见。
东汉崇儒术,渐有骈句。
魏晋南朝,纯乎尚文,故骈俪盛行。
唐代尚武,散体复兴(唐人散体,非始于韩柳。
韩柳之前,有独孤及、梁肃、萧颖士、元结辈,其文渐趋于散。
惟魄力不厚。
至昌黎乃渐厚耳。
譬之山岭脉络,来至独孤、萧、梁,至韩柳乃结成高峰也)。
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
作散文者,仅欧曾王苏数人而已(姚姬传云:
论文章,虽硃子亦未为是。
大抵南宋之文,为后世场屋之祖。
吕东莱、陈止斋、叶水心,学问虽胜,文则不工。
《东莱博议》,纯乎场屋之文。
陈止斋、叶水心之作,当时所谓对策八面锋,亦仅可应试而已)。
余波及于明清。
桐城一派,上接秦汉、下承韩柳固不足,以继北宋之轨则有余,胜于南宋之作远矣。
唐宋以来之散文,导源于独孤及、萧颖士辈,是固然矣。
然其前犹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
《文中子》书,虽不可信,要不失为初唐人手笔。
其书述其季弟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作《五斗先生传》(见《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见。
以意度之,殆拟陶渊明之《五柳先生传》。
其可见者,《醉乡记》、《负苓者传》,皆散漫而不用力,于陶氏为近,不可不推为唐代散文之发端。
又马、周所作章奏,摹拟贾太传《治安策》,于散体中为有骨力。
唐人视周为策士一流,不与文学之士同科,实亦散文之滥觞也。
大凡文品与当时国势不符者,文虽工而人不之重。
燕许庙堂之文,当时重之,而陆宣公论事明白之作,见重于后世者,当时反不推崇。
萧颖士之文,平易自然。
元结始为谲怪,独孤及、梁肃变其本而加之厉。
至昌黎始明言词必已出,凡古人已用之语,必屏弃不取,而别铸新词。
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孙樵,无不皆然。
风气既成,宜乎宣公奏议之不见崇矣。
然造词之风,实非始于昌黎。
《唐阙史》云:
“左将军吐突承璀(昌黎同时人)方承恩顾,及将败之岁,有妖生所居。
先是,承璀尝华一室,红梁粉壁,为谨诏敕藏机务之所。
一日,晨启其户,有毛生地,高二尺许,承璀大恶之,且恐事泄,乃躬执箕帚,芟除以瘗,虽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
承璀尤不欲达于班列。
一日,命其甥尝所亲附者曰:
‘姑为我微行省闼之间,伺其丛谈,有言者否。
’甥禀教敛躬而往,至省寺,即词诘守卫,辄不许进。
方出安上门,逢二秀士,自贡院回,笑相谓曰:
‘东广坤毳可以为异矣。
’甥驰告曰:
‘醋大知之久矣,(原注:
中官谓南班,无贵贱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
’谓左军为东广、地毛为坤毳矣。
”易左军地毛曰东广坤毳则与称龙门虬户无异,以言之者无碍,闻之者立悟。
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习。
故樊宗师作《绛守居园池记》,而昌黎称为文从字顺也。
今观其文,代东方以丙、西方以庚,亦东广坤毳之类。
昌黎称之者,以其语语生造,合于已意也。
盖造词为当时风尚,而昌黎则其杰出者耳。
欧阳永叔号称宗师韩柳,其实与韩柳异辙。
惟以不重四六为学韩柳耳。
永叔《题降守居园池记》,诋呵樊氏,不遗余力,可知其与昌黎异趣矣。
宋子京与永叔同时,皆以学昌黎为名,而子京喜造词,今《新唐书》在,人以涩体称之,可证也。
夫自作单篇,未尝不可造词;作史则不当专务生造。
夫自作单篇,未尝不可造词;作史则不当专务生造。
子京之文,有盛名于时,及永叔之文行,趋之者皆崇自然;于是子京之文不复见称道。
故知文品不合于时代,虽工亦不行也。
唐末迄于五代,文之衰弊已极。
北宋初年,柳河东(开)、穆伯长(修)、稍为杰出。
河东文实不工,伯长才力薄弱,而故为诘屈聱牙。
于时王禹偁所作,实较柳穆为胜,惟才力亦薄弱耳。
禹偁激赏丁谓、孙何,《宋史·丁谓传》云:
谓与何同袖文谒禹偁,禹偁重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三百年始有此作。
二人之文,今不可见。
穆伯长弟子尹师鲁(洙),文颇可观。
苏子美(舜钦)亦佳,师鲁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师鲁简炼,永叔摇曳为异。
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
苏子美仕不得志,颇效柳州之所为,永叔亟称之。
此二家较柳穆王三家为胜。
又永叔同时有刘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马温公文亦醇美。
今人率称八家,以余论之,唐宋不止八家。
唐有萧颖士、独孤及、韩愈、柳宗元、李翱六家(皇甫湜、孙樵不足数),宋则尹洙、苏舜钦、刘敞、宋祁、司马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苏门如秦观之《淮海集》、苏过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山东坡之窠臼,故不取。
元结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称唐宋十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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