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docx
- 文档编号:9426707
- 上传时间:2023-02-04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26.25KB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docx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
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意义
摘要:
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
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
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
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
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
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
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关键词:
杜甫;白居易;拾遗;谏诤心态;
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谏官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由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从不同的官制层级构成对王朝为政过程的规谏,从理论上来说是较为可行的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的完备,意味着谏官职能的制度化,这种制度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文人规谏时政的政治愿望。
然而,制度化的规定,又以一种固化的形态,削弱了文人谏政议政的人生使命感,将谏诤作为一种职务行为,当不担任谏职时,其职务行为也随之终止,而儒家政治观念赋予文人的谏诤使命也淡化了许多。
这是谏官制度给入仕文人所带来的另一种政治影响,这种影响将唐代文人的谏臣心态分成了使命性谏官和职务性谏官两类,杜甫和白居就是这两类的代表,他们任拾遗和不任拾遗时的不同表现,典型地体现了唐代文人谏臣心态的两种文化类型。
一
杜甫和白居易都曾官拾遗,在他们的题咏中,都曾对初唐时期亦任拾遗的陈子昂有过评述。
从他们对题咏陈子昂的诗歌中,人们不仅能读出杜甫和白居易对陈子昂的敬重,而且还能读出他们不一样的情感寄托,并从这种不同中感受他们对任“拾遗”的不同价值评判。
从人生经历上来说,杜甫与陈子昂的仕途经历相似,拾遗是其最高的官品,也几乎是他们政治人生的终点。
而白居易则不一样,拾遗虽然只是八品的低层级官阶,但却是无数士人通往更高官阶的清望之官,所以,历经校书郎、周至尉的白居易,拜受左拾遗,正是踏上了一个通往更高官阶的台阶,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起点。
这种差异,使得他们在诗中所对陈子昂的政治命运及遭遇的认识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遇”与“不遇”的感觉和表述上。
杜甫对陈子昂的评述,基本是从“士不遇”感慨出发的。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
”然而有如此才华,却沉沦下潦,虽然“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而他却只能以拾遗终身,所以才有开篇的“拾遗平昔居”的叙写,杜甫用笔讲究,以官职开篇,决非平常意义上的以职相称,而是包含着别一层怀才不遇的深意。
其实,他以这种方式颂扬陈子昂,同情陈子昂,也暗含着对自我才能和命运的感伤,是对自己怀才不遇人生的悲叹。
而白居易在诗中对陈子昂和杜甫的评述则有异于斯。
“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
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
”仅从这四句人们似乎很难理解白居易的真实心态。
因为他已陷入了一个难以自圆的矛盾表达中。
如果从传统的士不遇的标准来论的话,陈子昂和杜甫以“括天地”之才名,才得八品微职,才与位不匹,显然是不遇者,这就是“尚不过斯位”所包含的情感。
但这种明明是“不遇”的经历,白居易却称他们“非不遇”。
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这首先得从诗歌呈示的对象来分析。
杜甫的暮年飘泊,避乱梓州,以伤悼陈子昂来悲自己,是写给自己的。
而三十多岁的白居易授拾遗之时,志得意满,此诗与《初授拾遗献书》一样,是写给宪宗皇帝的,所以诗歌抒情的重心在后半部分。
杜甫陈子昂的遇与不遇,其实并非白居易关注的焦点,他们只是因为“拾遗”之官职而成为白居易向君王陈情的比较对象,通过这种比较,他想表达两层意愿。
其一,自己是幸运的;其二,君王是英明的。
应该说,白居易初授拾遗的这种心态是文人政治思维的一种定势,在帝王政治权力垄断的环境下,授受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受官者的感激甚至阿谀式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杜甫和白居易对陈子昂的不同评述中,我们却能读出他们生命价值的另一种感悟,这种感悟则体现了他们对行政官职与生命价值认识的差别。
二
拾遗“掌供奉讽谏”的职守,十分契合士大夫以天下家国为怀的政治心态,进而激发其讽谏时弊、积极为政的政治热情。
所以,从初唐到晚唐,谏诤意识强的诗人,其诗歌大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
但由于政治经历的差异,当诗人将这种谏诤意识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时,其对现实的关注度以及用诗歌表达这种关注的表现形式也会有较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杜甫和白居易这里尤为明显。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姑且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称为谏臣之诗,而将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歌称为谏官之诗。
谏臣之诗是一种基于人生使命感的政治关怀,谏官之诗是一种基于官职责守的参政行为。
二者的不同在于,谏臣之诗不全产生于谏官的职位上,在诗人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有这种讽谏之诗;谏官之诗产生于谏官的职位上,是谏官践行职守的产物,而当诗人不在其位时,这种讽谏之作便减少甚至消失。
换言之,对陈子昂和杜甫这样具有谏臣心态的诗人而言,拾遗只是其作为谏官的政治符号,并不是谏臣人生的全部,所以,以讽谏政治为主的文学创作带有一种诗性的自觉;而对白居易这样具有谏官心态的诗人而言,拾遗似乎成了其获取更高官位的起点,他只有投入全部心血,才能让自己在拾遗的官位突显其才华,这种心态使得他以讽谏政治为主的文学创作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正是出于这种功利性的政治诉求,白居易给其讽谏诗提出了这样的目标:
“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
这种基于对儒家“采诗”传统的文学要求,在白居易任拾遗的为政经历中,更是落实到了以诗代谏的操作层面上,因而,在白居易的文学理论建构中,问题的核心便是如何让“天子知什么”和“如何让天子知”。
如果仅仅将“以诗代谏”作为一种谏官的职务行为,那么,怎么强调其政治功利性都不为过,但“不为文而作”,虽然是一个响当当的文学旗号,可文学作品如果“无文”,那它是无法既完成其政治使命,又具有艺术魅力并成为一种人人都能接受和传播的作品的,所以,尽管作为谏官的白居易很重其“讽谕诗”,但时人却更重其有情有文的“感伤诗”。
这种现象他不解,但艺术就是这样。
杜甫对现实的讽喻和关注,是一种植根于诗人人格操守的生命实践,他视诗歌为生命,也自然在诗歌中去验证这种人格操守,以诗歌的现实关怀完善其谏臣品质。
其实,如果从时间段上来说,白居易所列举的杜甫的那几篇符合“风雅比兴”的诗歌和句子并不作于其任谏官时,而是他经历着从难进堂庙和走出堂庙之时,其诗歌所设置的阅读对象不是天子,而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更包括其所书写的对象本身。
如果套用白居易的诗句,白诗重在“天子知”,而杜诗则重在“歌生民病”。
杜甫的歌生民病,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仁者情怀;而白居易的歌生民病,是一种扶弱济溺的官员心态,这种差异,使得杜甫在如何歌生民病方面,较简单模仿《诗经》、追求直接政治效应的白居易的新题乐府有着更深厚的情感,更精湛的艺术,更恒久的魅力。
如果我们将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题乐府”的叙事特征进行比较的话,还能更明确地感受谏臣之诗与谏官之诗的不同。
首先,杜甫和白居易诗中所记述事件的存在形态不一样。
“三吏”“三别”中之事,存在于战乱中的乡间,如果不是杜甫因出任华州司功参军时往返于此是不能感受得到的,它们只是杜甫个人的经历,不是尽人皆知的,具有杜甫本人所历的唯一性。
而白居易《新题乐府》中所叙之事,是唐德宗贞元年发生的诸多社会政治事件,如“宫市”、“宫女”、“农夫之困”等,这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当时就有人进谏过。
如关于农夫之困事,据《资治通鉴》卷236载:
贞元十九年(803)“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
‘今天岁虽旱而禾苗甚美。
’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空至坏屋瓦木、麦苗以输官。
-----监察御史韩愈上疏,------坐贬阳山令。
”而白居易任拾遗期间,这类社会问题依然存在着,对这诸种白居易只是从谏官的职守出发,将这些朝官皆知的事件用乐府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他所言之事,很大程度上并非亲历,而是用文学形式进行再叙或转述。
显然,虽然杜甫和白居易都依循“感事而发”的古训,但杜甫所感之事类乎“振铎乡里”所得,更近于采诗精神,而白居易所感之事类乎“朝野皆传”所得,更近于言事职守。
其次,杜甫和白居易诗中叙事者的情感指向不一样。
杜甫“三吏”“三别”所涉及的人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吏”,一类是下层民众。
对下层民众之同情,已无庸赘言。
这里谈谈其对吏的情感。
新安之吏、潼关之吏,作者都用“借问”的口吻,“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问答之间,表现了这类小吏在战乱中的作为以及对战局的思虑。
只有石壕之吏,作者未与之谋面,仅有“有吏夜捉人”和“吏呼一何怒”的表述,似乎刻画了一个凶悍的暴吏形象。
其实,这是皮相之见,作者以较多的笔墨写“妇啼”,而较少写吏怒的情形,真实地再现了相州兵败之后军情紧急,下层官吏应差的无奈和下层百姓被驱的痛苦,“公详述之,已默会到此矣。
[1]他只所以少写吏,就是因为理解“吏怒”的动机,通过少写其言语,隐含自己复杂的心情。
总之,作者在“三吏”“三别”中的情感指向是事件中的人,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官员和百姓代言,甚或为作者自己代言。
严格地说,白居易《新乐府》篇中,除《杜陵叟》《卖炭翁》诸篇人物形象较鲜明,有叙事特征,其余的诗歌均以言事为主,“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刺封疆之臣也”、“鉴前王乱亡之由也”等等小序清楚表明,作者在这类诗中的情感指向不是民,也不是己,而是君。
他以一个臣子的身份,揣度君王的需要,以治国之术为目标言事,以规谏或颂美之心言事。
所谓“一吟悲一事”,只是其《秦中吟》的叙事情感,《新乐府》并非如此,《新乐府》的情感指向是言事官的讽谕理性。
要之,杜甫是在以诗人之心作诗,感事言志,缘自自身之经历,以诗言怀,人我合一。
白居易是在以谏官之职作诗,感事言志,缘自时已有之时弊或自古为政者皆晓之理,以诗代谏,事我相离。
三
杜甫和白居易虽然都曾任拾遗,置身谏官行列,并且都以关注现实的人格特质为时为所称道,但是他们在现实人生中所表现出的谏诤精神还是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就体现为政治角色转变后的政治意识的不同,换言之,这种区别不体现于任谏官时是否忠诚履职,而表现为离开谏职之后的政治情怀是否依然强烈。
杜甫和白居易离开谏职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杜甫因疏救房琯受牵连而由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白居易则是左拾遗秩满后,转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
二人再受参军的心态,一悲一喜,从二人移官后的诗题及诗中就可见一斑。
杜甫有《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干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
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
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
”白居易有《初除户曹喜而言志》。
“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
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客。
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心。
苟免饥寒外,余物尽浮云。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拾遗是杜甫政治的颠峰时期,华州之后,杜甫便远离了政坛,“近侍”的经历,既是他生命的痛苦,也是他政治骄傲,在此后的岁月里,拾遗生涯也便成了他政治生活的回忆,成了他人生不变的政治情怀。
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
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
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
孤城此日堪肠断,愁对寒云雪满山。
[2]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
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锁点朝班。
[3]
第一首作于干元二年(759年)离谏职一年后,第二首作于大历元年(766)诗人离谏职已七年之久,但两首诗所描述的上朝细节多么具体,“侍龙颜”、“识圣颜”的情感多么深厚,“孤城”、“沧江”的飘泊多么伤感,多年不变的情怀,让世人看到了拾遗经历给杜甫心灵烙上的深深的烙印。
相对于杜甫,白居易是政治上的幸运儿。
尽管他曾从太子左赞善大夫任上贬为江州司马,但当他悟得“安时顺命”[4]的处世哲学之后,白居易的仕途便十分通坦,官职的升迁和俸禄的增加,给白居易人生带来了惬意和知足。
一路升官的风光,让白居易几乎没有回望谏职的经历,所以他离开谏职之后,没有像杜甫那样对谏官生涯充满深情,而是留下诸多除官感想。
其《初着刺史绯答友人见赠》《初除尚书郎脱刺史绯》《初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去岁罢杭州今春领吴郡惭无善政聊写鄙怀》《初授秘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所怀》《六十拜河南尹》等,既记录了他升迁的轨迹,又留了他得意的吟唱。
拾遗,是白居易政治高台下一个被遗忘的台阶。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政治情怀中,与对谏职的铭记和遗忘相对应的是文人谏诤精神的坚守和淡漠。
杜甫之所以被宋人推为“一饭不忘其君”的儒者,不是因为他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以及弃官西南行之后与朝廷保持着多紧密的联系,而是他一直保有着谏臣的政治关怀,以尽谏职的心态关注国运,忧心天下。
这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
其一,与官员唱和中的谏臣式的劝勉。
其二,对时事的敏感和明显的态度。
其三,植根于灵魂深处的悲悯情怀。
这三个层面其实是一种精神,即尽谏职,求太平。
早年杜甫就有“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而“见时危急,敢爱生死”[5]则是他尽职为官的基本态度,这两种品质,杜甫一生未变,尽管经历政治挫折,个人的功名梦破灭了,但“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却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一遇合适的时机便吐露出来。
如严武入朝他有《奉严公入朝》诗: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即使他晚年飘泊潭州(今湖南长沙)、与人唱和时,这种表述依然执著:
“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
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6]可以说,杜甫虽然离开了谏职,但他身上一直存有着“莫爱身”[7]、“思捐躯”[8]的谏臣品质。
与杜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居易离开左拾遗一职后,也遭遇了政治坎坷,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次经历让白居易对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则是“悟前非”:
乡国仍留念,功名已息机。
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
[9]
白居易所言之“前非”是什么呢?
不是功名之心,而是敢言时病,不惧杀身的谏臣精神。
正如他自己所言:
“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
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
”“进士粗豪寻净尽,拾遗风彩近都无。
”[10]因而,同样的“报恩”意识,当年,其弟白行简初授拾遗时,他曾这样写诗相勉:
“近职诚为美,微才岂合当。
纶言难下笔,谏纸易盈箱。
老去何侥幸,时来不料量。
唯求杀身地,相誓答恩光。
”[11]“醒悟”之后,白居易则以知足之心“报恩”,其任中书舍人时,感叹道:
“遇圣惜年衰,报恩愁力少”,力少如何报恩呢?
量能私自省,所得已非少。
五品不为贱,五十不为夭。
若无知足心,贪求何日了。
[12]
显然,白居易离开谏职之后,谏臣心态已随着政治的风云变幻而消失。
谏官职守上的尽职,让他深感“杀身”之地的危险,同时似乎更明白“杀身”尽职是一件愚蠢的事,所以,“悟非”之后的他变得聪明和圆滑起来,不再有拾遗风彩,也就不再有政治锋芒。
于是,在官场上的白居易过的是“游山弄水携诗卷,看月寻花把酒杯”[13],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享受高官厚禄带来的舒适和闲在。
杜甫和白居易离开拾遗一官之后的诗歌内容的最大区别是,杜甫诗中充满着忧和苦,“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而白居易则自得地称:
“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
”[14]然而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于个人生活,透过其个人生活的表述,人们更能看到他们不同的政治胸怀。
仅以其“卜居”诗即可见一斑。
杜甫一生飘零,短暂的安宁只在成都和夔州,所以他的卜居诗也作于这两个时期。
他的卜居虽然有一种知足的心理,但这种知足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经历艰难之后的欣慰: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15]“归羡辽东鹤,吟同楚执珪。
”[16]其二是贫困中的自嘲。
从杜甫营草堂的一系列诗,如《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遗营草堂赀》《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冯何十少府邕觅桤木栽》《又从韦处乞大邑瓷碗》等,可以看出杜甫卜居之艰难,他几乎一无所有,全靠友人的资助。
所以,杜甫形象地道出了他的这种自足感:
“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
”[17]所以,杜甫卜居自乐的内心,依然隐藏深厚的伤己忧时的愁苦。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感叹自不待言,其在夔州所写的《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四、五所抒更为强烈:
壮年学书剑,他日委泥沙。
事主非无禄,浮生即有涯。
高斋依药饵,绝域改春华。
丧乱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
不息豺狼斗,空惭鸳鹭行。
时危人事急,风逆羽毛伤。
落日悲江汉,中宵泪满床。
杜甫的卜居,只是一个漂泊者所获得暂时安闲,几间草屋,让他躲避了自然的风雨,却无法安抚他忧时伤己的心,诚如《杜臆》所云:
“落日增悲,终宵流泪,则草屋亦非其安居之地矣。
”时未平,民未安,杜甫难卜安居之所。
眼前的战火、军声让他痛心伤感,曾经的“鸳鹭行”(朝班)使他难忘谏臣的职守,所以,杜甫无论是卜居中还是卜居之后,依然保有着谏诤的精神,用诗歌去表达自己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情怀。
应该说,白居易写居所的诗歌很早就有,但几首以卜居标目的诗主要作于其结束忠州刺史任期之后,也就是经历了贬谪而再还朝之后。
这些诗歌从生活层面揭示了白居易的精神追求,形象地体现了白居易在官职晋升、俸禄增加、生活富足之时的知足心态,他把叹贫作为一种风度,把淡泊作为一种享受,“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18]。
官主客郎中知制诰时,他于新昌坊买一住所,心情是“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19]而晚年的白居易虽然秉持“但问适意无,岂论官冷热”[20]的超然,但依然享受着高官厚禄,他洛阳时期的两首卜居诗,不再叹贫了,而是抒写远离器尘的闲适和潇散,《洛下卜居》写他卜居的动机是当年从杭州带来了天竺石和华亭鹤,特意选中了“有水宅”:
“东南得幽境,树老寒泉碧。
池畔多竹阴,门前少人迹。
未请中庶禄,且脱双骖易。
岂独为身谋,安吾鹤与石。
”而《香山下卜居》更是表达了白居易息心人间、深藏静寂的释然:
“乱藤遮石壁,絶涧护云林。
若要深藏处,无如此处深。
”白氏卜居,是一种功名圆满者的精神自慰,他的仕途避开了朝廷党争的风云而顺坦,他的谏诤精神也因这种回避而完全消失。
民生关怀,除了“惭愧”之心[21],再无“唯歌生民病”的胆气。
可见,作为谏官的白居易确曾尽过职守,是一个称职的谏臣。
但离开谏职之后的白居易,则没有像杜甫那样以谏臣的姿态面向政治。
杜甫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而白居易则是身在魏阙,心存江湖。
结语
从杜甫和白居易任谏职与不任谏职的心态和作为的考察可以看出,唐代谏官制度的设置,从制度上完善了对以君权为主的朝廷政治的监督和规谏,确定了任谏职的官员的政治职责,在一定程度上对朝政有干预和较正作用。
然而,制度的设置,容易滋生狭隘的官位意识,淡忘文人士大夫关注民生、救济天下的社会使命。
白居易是职务性谏官,而杜甫是使命性谏官,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表现,演绎了在不同人生际遇中的文人的政治情怀,显现了使命性谏官和职务性谏官的精神追求,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人生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注:
[1][明]王嗣奭。
杜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卷三《石壕吏》。
[2][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卷六《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之二
[3][清]杨伦。
杜诗镜铨[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排印本,卷十三《秋兴八首》其五。
[4][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与杨虞卿书》。
[5][清]浦起龙。
读杜心解[M]。
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卷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
[6][清]浦起龙。
读杜心解[M]。
中华书局1961年排印本,卷二《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因寄递呈苏涣侍御》。
[7][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卷十一《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8][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卷二十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9][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十八《除夜》。
[10][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十六《早春闻提壶鸟》。
[11][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十九《行简初授拾遗同早朝入合因示十二韵》。
[12][明]王嗣奭。
杜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卷四百三十四《西掖早秋直夜书意》。
[13][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五十六《忆晦叔》。
[14][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一《序洛诗》。
[15][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卷九《卜居》。
[16][明]王嗣奭。
杜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17][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卷十八《赤甲》。
[18][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五《感兴二首》之一。
[19][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十九《卜居》。
[20][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
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再授宾客分司》。
[21]白居易《岁暮》:
“洛城士与庶,比屋多饥贫。
何处有炉火,谁家甑无尘。
如我饱暖者,百人无一人。
安得不惭愧,放歌聊自陈。
”(见[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卷第六十二,四部丛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杜甫 白居易 谏诤 心态 差异 文化 模型 意义
![提示](https://static.bdocx.com/images/bang_tan.gif)